三礼

《周礼》看来无可疑，我深信之，确有以见其为周公之书也。当漠武帝时未出，令得见之，不知何如？帝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兒宽为帝授一篇，终弗好也。此似不可解。〈孙襄。〉

冢宰之官，以其规模言之，则总理五官，遥制四海也，以其总领言之，则调燮王身，肃清宫闱也；以其职事言之，则司食货、制入出尽之矣。或曰：“教，司徒职也。‘八统’亲亲、敬故之类，舆‘九雨’师、儒之文，若疑于教焉，何也？”曰：“司徒之敷教也，亲奉教法，而颁行之日，讨斯民而谆谕之，故以教命官也。冢宰所掌，皆所以治在上者之事，不曰辅导天子，则曰综核百官。事皆揽其大纲，而未尝有所专主，故不可以一职名焉。此其所以异也。〈锺伦。〉

司空所以居五官之末者，家君子之论审矣。盖三代以后，水土事平，度地居民，经画颇易。若夫百工备用之职，于礼乐兵刑诸官，轻重异次，故曰：“殷、周之损益可知也。”〈锺伦。〉

小宰职具八法，据注，尚少官常、官刑。家君子谓：“官刑即小宰职末，令于百官府，所谓‘国有大刑’。官常即小宰职首，官府之六叙，盖尊卑以叙，乃官府之常法也。治官府以大体为先，有官属，所以优大官而集众事也，故首之。治官府，以明察为要，有官职，所以使六属条其类，而百执事得其理也，故次之。属固，所以举邦治矣。有一属所不能举者，则必会他属而举之，故继以官联。职固，所以辨邦治矣。然六职之中，有尊卑错综，又必以其序而听之，故继以官常。此四者，正治官府之法也。官成，治民事也；官法，治朝仪之事也。民事为切，故先官成，次官法。比二者，皆官府治事之法也。官刑、官计，皆所以督课其成功，故终焉。刑以纠其不称职者，计以断其或称或否。官刑逐时行之，官计则待岁终而断之，故计又后于刑也。”〈锺伦。〉

“驭”者，上操其权，以制其下也。“驭其神”者，厘正祀典，无僭举也。凡治民者，皆曰吏。“禄位以驭其士”，谓未出仕者贤，则进而禄位之，如乡有宾兴之礼是也。祭祀、法则、废置、禄位，皆施于在上者。赋贡、礼俗、刑赏、田役，皆施于百姓者。先治神而后治人，故祭祀为先，法则次之，此二者辨等威之事。吏已出仕者，士未仕者，故次废置，次禄位，此二者定功罪之事。赋贡，下之所以供上；礼俗，上之所以化下，先理财而后施教也；刑赏，所以威民；田役，所以用民。其平日畏威而远罪，故一旦有事而可用也。八则所条，已备君民规模者；都鄙有立国之义也。〈锺伦。〉

八柄所列，实不过爵禄生杀四者，故首言爵，次言禄。予者，非常之禄也；置者，不次之爵也；生者，可杀而犹生之也；夺者，去其禄也；废者，去其爵也。诛以施小过，杀以致大罪。举一而可。此内史所以变诛言杀，互文见义也。〈锺伦。〉

八统所谓“上行之下效之”者，如上进贤斯，下兴于贤；上使能斯，下进于能；上保庸斯，下勉于功。此其义也。“达吏”、“礼宾”，家君子谓：“吏亦庸也，宾亦贵也。”天下之治，亲亲、贤贤、贵贵而已。三者之中，亲亲为重，故先之。“进贤”、“使能”，贤贤也；“尊贵”，贵贵也。“敬故”是“亲亲”之推也；“保庸”、“达吏”是贤贤之推也；“礼宾”是贵贵之推也。达此三治者于天下之民，此谓“上行下效之”也，此谓“诏王驭万民”也。〈锺伦。〉

农者，民之本业，故为先。园圃、虞衡、薮牧，地利之所生也；百工、商贾、嫔妇，人功之所成也；次及臣妾，微者也；最后闲民，无常职者也。或曰：“司徒颁十二职，此举其九，何也？”“意主于颁赋法也，出赋者唯有此九等民也。”〈锺伦。〉

嫔贡，未织之物，必经妇功而后成者；服贡，织成之物，中衣服之用者；器贡，成器可用者；币贡，疑是充筐篚而未必中服用者；货贡，可当财布之用者；斿贡，轻微可当玩好之用者。祀贡为先，嫔贡、器贡、币贡、材贡，皆用物也，故次之。货贡，异物也，故又次之。服贡，王私用之物也，故又次之。斿贡、物贡，非切用且微物也，故又次之。〈锺伦。〉

牧言地，长言贵，互文也。师、儒皆乡学之师。《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疏》曰： “致仕贤者，使教于乡里”，谓之师儒。据此，则师儒非“师氏”、“保氏”。然彼师儒连言，此离而二之，或大夫致仕者为师，或士致仕者为儒，亦一说也。故《大传》曰：“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师曰贤，儒曰道，亦互文也。至涣者：天下之民，先王所以协比联属，而不使之离异者，教养而已。牧、长，君也；师、儒，师也；宗法，亲也；此教之属也。主与吏，道民以利者也；友与薮，使民各得以安其利也；比养之属也。牧、主，联合有土，其所系者不止一国之民，故曰： “以地得民。”“以贵得民”者，天子畿外，其贵得伸，故内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等，以示贵也。都鄙之主不言贵，侯国之长言贵，以此矣。“以利得民”者，都鄙之主，民则理居，地则井授，是以死徒不出乡，地著而重本，乐其乐，利其利也。〈锺伦。〉

《注疏》释“始和”，谓始调和典、法、则已下之事，又谓建子之月始和而布之，建寅之月乃县而观之。愚意布之与县非有异时，且据《凌人》十二月斩冰，是夏十二月，冰坚而斩之。若周十二月，乃建亥之月，非可斩冰。十二月既是夏十二月，则正月自是夏正月，安得以正月系之于周，十二月系之于夏？岂有正月建子，十二月建丑者乎？“始和”者，阳气开动和熙之始。“布治”，即县治象，施典、法、则是也。治象之法，凡太宰所掌者也。此治象之法，非专施于万民，其县而使万民观之，浃日而后敛之者，欲令传布相闻，自近及远。牧、长、殷、辅之属，皆所以奉行典、法、则而布之者，故施典、施则、施法，即是将牧、长、殷、辅之属，更申饬之，建、立、陈、设等义勿泥可也。上文由官府都鄙而及邦国，此文由邦国都鄙而及官府，或先近而后远，所以尊内；或先远而后近，重有国也。〈锺伦。〉

凡治谓施典、施则、施法之类，六典、八法、八则、八成、宾礼，各有条目，见于《周礼》者，或但举其大纲。如“禄位，以驭其土”，必有都鄙取士之法；“赋贡，以驭共用”，必有都鄙财赋之法；“田役，以驭其众”，必备都鄙出师之法。他事皆然。在当时，必载之成书，太宰藏之，若颁施于邦国都鄙之等，则依此书所载，考而行之，故曰：“以典待邦国之治”云云。上文无宾客事，惟“八统”有“礼宾”之条，其文不详。此言“以礼待宾客之治”者，祭祀、宾客、丧纪皆大事，故行人之官，虽隶于司寇，而冢宰犹必关与之也。〈锺伦。〉

或曰：“《小宰》陈列八法，其序异于《冢宰》，何也？”曰：“冢宰之治官府，义主于邦治者也；小宰之治官府，义止于官府者也。主于邦治，则以设官分职为大；主于官府，则以叙次尊卑为体，故其叙不同也。”“官法之后于官计何也？”曰：“计所以考定功罪，官成以上，皆所当计也。法也者，先时以令于百官，当其事则训其法，百官废法，则有常刑，不待稽察功过之日而始断之，故离而后之也。”“终之以官刑何也？”曰：“经文凡有数可纪者，皆在于前，官刑无数可纪，且其辞曰：‘修乃职，考乃法，待乃事’，是不过取上文诸法而申亻敬之。亦如《冢宰》先次六典，以至九两，正月以下，则所以颁施前法者。此《周官》立言之例也。”〈锺伦。〉

邦国、都鄙官府之治有能否，小宰考察之以告冢宰，冢宰以诏王废置。均财者，均其所入，谓贡赋有恒经。节用者，节其所出，谓式法有定制。小宰稽其籍以诏冢宰，量入为出，制国用。〈锺伦。〉

《小宰》“六叙”，家君子谓：“即‘八法’中‘官常’是也。以其官之尊卑，秩次有常，是之谓‘官常’。‘进’，如‘呼昭穆而进之’之进。‘进其治’者，进而授之以所治之职。谓施法于官府之时，六者皆先尊后卑，所谓叙也。次位列者于朝，颁治职者亦当于朝类也。事以服勤，食以报功类也。会定功罪，情弊曲直亦类也。”〈锺伦。〉

从，谓供其使令，听其教戒。官各有长，总言之治。官以太宰为长，又分之。食官以膳夫为长，推此义可见。〈锺伦。〉

司空主兴事任力，使土不旷，民不游，则百物以生。典，王者所操；职，当官所掌。故典言官府，而职不言官府，以其皆官府之事也。“平邦国”，谓执典、法、则以权衡中外；“均万民”，谓均其赋贡。其馀言邦国、万民，虽文异而义同。“政典”言“均万民”，而“政职”言“正万民”。均，犹齐也；正，犹整也，整齐一也。“节财用”，“怀宾客”以下，典不言而职言之者，典举其义，故其文括；职举其辨，故其事详。〈锺伦。〉

听，谓听其治，或有狱讼，则亦听之。“听禄位以礼命”，谓兴贤能之治，万民中有德行道艺者，进而礼命之。若欲授禄制爵，则以礼命之书考之。〈锺伦。〉

仁心为质之谓善，材力可任之谓能，畏威勤事之谓敬，刚直不挠之谓正，道守成式之谓法，审察精详之谓辨。敬舆正，皆善之类也；法与辨，亦能之属也。〈锺伦。〉

宫刑，此宫中之宫刑也，以其在王宫故，但表县之。〈锺伦。〉

当官所守谓之职，国家所定谓之法，此统“六属”之“官”、“刑”也。此一节，家君子以为“八法”中“官刑”之事。〈锺伦。〉

《大府》节，家君子谓：“‘九功’者，畿内九职之民所贡，闾师所掌者也。内诸侯亦应各以九职所出为贡，皆所谓‘九功’也。但其贡甚轻且微。盖王几千里，自农田、关市、山泽、杂税，兵车、牛马、征役之外，复有此数，以其轻微，故《冢宰》不载，而于《大府》载之。稽其所入，亦但以充府库而已，国之经费不借此也。”〈锺伦。〉

家君子曰：“邦都之赋，以待祭祀；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关市之赋，以待膳服，皆赋之最多者也。邦县之赋，以待币帛；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皆赋之次多者也。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币馀之赋，以待赐予，皆赋之差少者也。盖邦中以外，其地渐远渐大，自甸、稍、县、都以内，其赋渐近渐轻。至于关市、山泽、币馀，皆逐末趋利者，故又增重赋焉。然王城之内，人民聚集，故赋虽轻而得亦多。先王之世，专利有禁，故斥币虽赋重，而得亦少。其所待不同以此也。历观《周官》之职，凡祭祀、宾客、丧纪诸大事，自邦中以至郊野，莫敢不供。然则某赋以待某事者，计其所出，约略足以供之耳。读《周礼》者宜善观之。”〈锺伦。〉

《大司徒》“土会”节，家君子曰：“山林积草，故其物毛；川泽积水，故其物鳞；邱陵多树，故其物羽；贲衍多石，故其物介；原隰积土，故其物赢。毛肖草之茎，鳞肖水之文，羽肖木之叶，介肖石之体，赢肖土之形。各感其气而成其类。盖毛物生于山林者，金生于土也；鳞物生于川泽者，木生于水也；羽物生于邱陵者，火生于木也；介物生于贲衍者，水生于金也；裸物生于原隰者，原隰备燥湿高下，土寄旺于四行也。‘皂物’、‘聂物’，刚之属也；‘膏物’、‘荚物’，柔之属也；‘丛物’，和气之属也。亦各感其气而生也。‘毛而方’者，得金土之气；‘黑而津’者，得水木之气；‘专而长’者，得木火之气；‘晰而瘠’ 者，得金水之气；‘丰肉而痹’者，得土之气也。盖五地应乎五行，而民物之生不离五行之化，形体既异，性情亦殊。先王因物以施教，盖由乎此矣。”〈锺伦。〉

“土宜”节，家君子曰：“五地者，经也；十二土者，纬也。十二土各有五地焉，故以土宜之法辨之。任土事者，即稼穑树艺之事也，以其事重，必察其物而知其种，故又特言之。”〈锺伦。〉

“土均”节，家君子曰：“均，平也。土地有肥硗之异，而贡赋有多寡之殊，所以均之也。”〈锺伦。〉

“土圭”节，家君子曰：“此所谓地中及东西南北之偏，就九州以内言之耳。如今南方多暑，北方多寒，近海处多风，近山处多阴，故惟中州气候为得其正。而其日景，则夏至之日，与上圭齐，故取以为准。是日景以上中而定，非上中因日景而得也。经云：‘正日景以求地中’者，求之为言，犹标识之义耳。‘景短多暑’，谓景短时多暑也；‘景长多寒’，言景长时多寒也；‘景夕多风’，言景夕时多风也；‘景朝多阴’，言景朝时多阴也。景短谓夏，景长谓冬，景夕谓午后，景朝谓午前。”〈锺伦。〉

“卿大夫之职”节，家君子曰：“五物即射中之事。和，内忘正也；容，外体直也；主皮，中也；和容，其节比于乐也；兴舞，其进退揖让比于礼也。《大司乐》‘王大射’，则‘诏诸侯以弓矢舞’，注谓：‘舞者，执弓挟矢，进退揖让之仪。’”〈锺伦。〉

“舞师”节，家君子曰：“鼓人隶于司徒者，司徒掌徒役，凡师田行役，鼓用为多，舞师不隶于宗伯者此。四祀当是民间之祭，舆师乐所掌不同。社稷即上州社，山川、四方，盖亦各于其地。旱叹，恐亦民自祈祷。若天子‘大雩帝，用盛乐’，岂特‘皇舞’而已也？”〈锺伦。〉

“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如以为田税，则惟近郊正合中制，远郊、甸、稍、县、都多者，乃至十三，断非周初取民之制可知。故《郑注》以为口赋，而朱子以为并杂税而算之也。考《冢宰》“九赋”，邦中、四郊、甸、稍、县、都之外，尚有山泽、开市、币馀之赋，而此不言之，则朱子听谓并杂税通数者，确矣。盖《冢宰》“九赋”，分田赋、杂税言之也。“载师”远近郊、甸、稍、县、都之征，合田税、杂税言之也。近郊无杂税，故止于十一。郑氏口赋之说，恐非三代之制也。但《禹贡》冀州王畿无贡，而《周官》“九贡”、“九赋”之外，尚有“九功”之文，则畿内九职之民又皆有贡。其职之所出，为不可晓。然意其贡，当亦甚少，故不属于天官。〈自记。〉

“载师”节，家君子曰：“里布乃布帛之布，盖不毛则出布，不耕则出粟，无职则出征。征者，力役之征。皆各以其类。”〈锺伦。〉

“闾师”节，家君子曰：“闾师所掌贡，即九功之贡也。盖自国中及四郊六乡之地，闾师所贡，其馀则食采之君贡之舆？”〈锺伦。〉

“泉府”节，家君子曰：“‘凡国之财用龋躩’，谓当需布者，非国用尽取具于泉府也。”〈锺伦。〉乡吏主教，遂吏主耕，互见也。〈自记。〉

“大师乐”节，家君子曰：“周兼立四代之学，举成均为尊也。其法则乐德、乐语、乐舞之类。立师教之抬，而祀之于学，所谓释菜于先师也。”〈锺伦。〉

“大合乐”，乃肄习于学之事，其用则格鬼神，动民物，乐之效也。律以为声之和，声以为音之节，故其立文之序如此。自“鬼神示”以及“动物”，其序则自尊而卑，自近而远也。〈锺伦。〉

“分乐”节，家君子曰：“上言祭、享、祀三事，而比乃有六乐者，盖有祀日月星辰不系于天，祭岳渎山川不系于地，特祭宫分享群庙之时然。其曰祀、曰祭、曰享，则仍蒙上文、其实三事而已。四望，日月星辰也。黄锺，阳辰之始，而大吕合之，天主大始，故以祀天也。应锺，阴辰之终，而太簇合之，地居成物，故以祭地也。姑洗，阳辰之终，而南吕合之，四望次于天，故以祀四望也。函锺，阴辰之始，而蕤宾合之，山川次于地，故以祭山川也。夷则西方，而小吕合之。夹锺东方，而无射合之。人事始于卯，终于申，故以享先妣、先祖也。天主奏，地主歌，妣反主奏，祖反主歌者，周尊姜原，故以妣为先。每二律歌奏，则别为二调。然通谓之一乐者，所用同也。凡此二律者，特以之起调毕曲耳。其间五声，盖各以其律，从而为八音之节，故曰：‘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锺伦。〉

变犹更也，乐成则更奏，故一成亦为一变。此条通论为乐感召之理，以起下六变、八变、九变之端也。羽物轻清，得气之先；其次则裸物，为其近于人也；其次则鳞，次毛，次介，以动静之性为别也。川泽之窍大，山林之气疏，其次邱陵，次贲衍，次土示，以气之通塞为序也。象物聚而成，象不可常者，六变而致 “象物，及天神”，故下云乐六变，则天神“可得而礼”也。由此而八变以兴地示，九变以来人鬼，不究言之者，省文也。注以此为大蜡之乐。特因经文及于百物，故缘以起义。不知蜡祭则吹豳颂、击土鼓，乃龠章氏掌之，非大司乐之事。且据《注》，四方之蜡各用其律，是四乐也，反蒙六乐之文，何哉？〈锺伦。〉

“圜锺为宫”数节，家君子曰：“上六乐者，用以祭、享、祀，各有二焉，此则合二者而一之。盖阳生而郊天配以日月星辰，阴生而祭地配以岳渎山川，大事于太庙，配以群后之时也。所用之律，与前文同，但错互黄锺、圜锺之文，又误小吕为南吕耳。其云某律为宫者，即本律为之；其云某律为角、为征、为羽者，非本律为之，乃谓本律之角、之征、之羽也。且若圜丘之乐，宫固黄锺也；黄锺之角，则姑洗也；太簇之征，则南吕也；姑洗之羽，则大吕也。方丘、宗庙莫不皆然。盖合天神四圣之乐，以奏于圜丘；合地示山川之乐，以奏于方泽；合先妣先祖之乐，以奏于太庙也。无商者，祭祀吉礼，商，杀伐之声，故去之。人鬼之乐，卯与戌合，当用无射，而复用南吕者，戌为干，维金气之盛，故亦去之，而用卯街焉。盖去商者，去其调也；去无射者，去其律之调也。至于调中之声律，则虽商与无射，未尝不用也。其必月黄锺、林锺、圜锺为宫者，天气始于子，终于辰；地气始于未，终于亥；人事始于卯，终于申，故以三始者为宫也。义既有取，气亦相应。冬至祀天，自当用黄锺，冬至之律。夏至祭地，午为阳律，取未与午合，自当用林锺为宫。宗庙之祭，以春为首，自当用圜锺，春分之律。夫阳始于子而终巳，阴始于午而终亥，人统始于寅。今日阳终于辰，阴始于未，人始于卯者，盖阳终于巳，而巳为阴律，阴始于午，而午为阳律。惟子、寅、辰为阳中之阳，是阳终于辰也，故以子、辰之合祀天神、四望；惟未、酉、亥为阴中之阴，是阴始于未也，故以亥、未之合祭地示、山川。寅虽人统，然人之六辰固欲兼天地而用之，自卯至申，各用阴畅之半，故曰人始于卯。其用六代之舞，亦与前异者，在天则统以天神之舞，在地则统以地示之舞！在人则以古乐为尊，故用《大韶》焉。音有八，而仅举鼗、鼓、管、琴、瑟者，堂上举琴、瑟，堂下举管与鼗、鼓，为诸声之纲也。其三乐之变数多寡不同者，天动而地静，动者速，静者迟；天地伸而人鬼屈，伸者易求，屈者难致也。上六变者，五土之示皆已毕至，而此谓‘乐八变，地示乃出’者，前所致是山川之类，经别地示于山川，故八变而出也。注家以此为大祭降神之乐，以上大合乐为大祭行礼时乐。不知合乐者，惟肄习于学宫为多，若用之宾祭，盖无考焉。《春秋》吴季子观六代之乐，亦陈而观之耳。且别以一乐降神，又合乐以祭，其说亦有所不通也。又按乐所歌奏，必有其文，如《礼记》‘升歌清庙，下而管象’，以舞《大武》，及此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神示》乐章当亦有之，盖经偶不及之耳。”〈锺伦。〉

“凡乐事”节，家君子曰：“祭祀用乐，说见前文，但正学之外，复有此《三夏》以赞出入也。乐之诸工，各有所属，而国子六舞，乃大司乐所教，故特言之。”〈锺伦。〉

不入牲则不奏《昭夏》，但王出入、宾出入，奏《王夏》、《肆夏》而已。其宿县展声命舞，亦舆祭祀同也。凡五礼用乐，惟祭祀飨燕为盛。其乐有升歌，有笙管，有间歌，有合乐，各有乐章，以歆鬼神，以娱宾客。而又奏《九夏》，以出入于有司彻而歌《雍》，及乎《燕乐》、《缦乐》，莫不陈而观之。他若大射、大食、大献之属，各随其事用乐而已，则不若祭享之备也。〈锺伦。〉

“日月食”节，家君子曰：“去乐者，去之不作。弛县者，释下其器弛县盖久矣。”〈锺伦。〉

“凡建国”节，家君子曰：“圜，诸侯之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则司乐因而禁之。”〈锺伦。〉

“乐师”节，家君子曰：“宗庙之舞，干羽并备，何尝专用人舞？盖舞器有此六者，其用之各以其宜，不必分事与地。舞师所称，盖谓民间民乐，故器不得备。其施于国则否。”〈锺伦。〉

“教乐”节，家君子曰：“此所教者，自王以下，非止国子乐仪。凡行趋、登车、周旋、拜跪及射，其节应乎乐者皆是。”〈锺伦。〉

《商书》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周官》大胥兼序宫中之事，意深矣。〈锺伦。〉

锺磐十六者，盖十二正律并四清声耳。乐惟五声得以为调，十二律旋相为宫，而自夷则以下少声，自夹锺以下少二声，自无射以下少三声，自仲吕以下少四声，故复为四清声，以具商、角、征、羽之调。此锺磐所以有十六也。二变不为调，故不登于县。疏以八风释之，恐非其旨。〈锺伦。〉

自大司乐、乐师及大胥、小胥，皆以教为职，而凡乐之政令纲纪属焉。自大师以下，则无舆国学之政，所司者器数声音一节之事，所教者其属而已。〈锺伦。〉

凡乐之歌奏，皆瞽者为之，择其贤智者为大师、小师而统率之。〈锺伦。〉

大师“教六诗”节，家君子曰：“言《风》即继以赋、比、兴，而后及《雅颂》者，《诗》以《风》为首，有《风》则有三者矣。”〈锺伦。〉

考之《仪礼》“升歌三终”。“笙入三终”，无所谓管者。盖管重于笙，重则以管，轻则以笙也。故“升歌三终”，“笙入三终”，乡饮酒及燕用之。至四方之宾客，则“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故曰管重于笙。天子则“升歌《清庙》，下而管象”。祭祀之乐也，《肆夏》繁遏，渠所以飨元侯也，所管未闻。〈锺伦。〉

瞽蒙不言“掌凡乐事”者，瞽蒙所习者，虽无事常肄焉，故举其业而已，用在其中也。〈锺伦。〉

“氐了”节，家君子曰：“此所谓𫷷者，谓瞽蒙所掌者。又此职既掌颂磬、笙磬，复掌大师之县，则锺磬之属亦必氐了𫷷之。故锺师、磬师不言𫷷器，其馀笙师𫷷竽笙，已下镈师𫷷晋鼓，龠师、司干典庸器，各以其职。𫷷作大旅，惟于氐了、笙师言之者，见例而已。”〈锺伦。〉

《虞书》“笙镛以间”，“颂”或作“镛”，谓歌与笙间作也。颂磬、笙磬，此编县也。其云：“掌大师之县一”，总言凡县皆掌之也。云：“宾射奏其锺鼓，”及“凿恺献”，此则特县者。又歌吹，大抵皆瞽蒙之事，故瞽蒙人数亦多。而其职有埙、箫、管之属，笙师所教者此也，特文详略异耳。然则小师既教之矣，而笙师复教之，何也？盖管笙器多，瞽蒙人众，大师、小师特为之审其音，通其理，设笙师以佐之，不亦宜乎？〈锺伦。〉

大师所掌者歌，锺师所掌者奏，然则四节者，盖歌而锺鼓以奏之也。氐了所奏锺鼓，其役于锺师者舆？〈锺伦。〉

“凡军之夜三鼜”者，行鼜也，故曰“守鼜’以别之。〈锺伦。〉

“韎师”节，家君子曰：“旄人、鞮鞻氏并掌四夷之乐，此乃特别东夷者，其乐盖优舆？”〈锺伦。〉

“旄人”节，家君子曰：“此所掌者，夷舞，鞮鞻氏所掌，其器与声。”〈锤伦。〉

“龠章”节，家君子曰：“此大司乐所掌，国所举用之乐，与鼓人、舞师所掌民间助祭者不同。迎寒暑则先击鼓，祈年则先吹龠者，土鼓，上古之乐也；《豳龠》，豳人之乐也；寒暑，天气尊也，别于人物，故所用不同。豳，诸侯之国，以其为受命之基，故不可夷于列国，而特以龠章氏掌之。其用之必于田事，不忘本也。然则不陈之庙中，何也？曰，王者功成作乐，《豳》非王者之乐也，故不得典《韶》、《夏》、《》、《武》陈之也。《燕乐》、《夷乐》其陈之何也？所以一风俗，示无外也。于豳不敢混而陈之，所以尊祖宗也。”〈锺伦。〉

“司干”节，家君子曰：“郑盖欲别司兵舆司戈盾，故于彼言干成而不言戈。又欲别司兵与司干，故于此言羽龠而不言干戚耳。疏解恐非其意。”〈锺伦。〉

“太卜掌三梦”节，家君子曰：“此与前三兆、三易分为三家者异，故下直云：‘其经运十，其别九十’，不言皆也。‘致梦’有以致之，画所思为，夜则成梦是也；‘奇梦’亦恩为所致，而诡异不测。卫介谓：‘梦有想有因。“致梦”、“奇梦”之谓也。’咸，感也；陟，升也。精神感而上通，与鬼神合其吉凶，以其无心焉，故曰咸也。及其占之，则以其时，日月星辰之运，如占梦所云也。”〈锺伦。〉

开占书而以占者，占人之事。卜师所掌，在于作龟，所谓“开龟”者，盖作龟也。“四兆”者，凿龟之四方，郑氏云：“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是也。方功、义弓之义未闻。〈锺伦。〉

“太卜”节，家君子曰：“‘氐高’者，仰视高处，盖高者神明所在，故‘作龟’、‘命龟’皆‘氐高’。今之术者犹然。古者迁国行师，必以龟从，‘贞龟’者，正龟位而以行也。祭飨有陈宝玉之事，而龟其一。《传》曰：‘龟为前列，先知也’。‘大旅陈龟”，义盖如此二者，非用以卜。注以轻重别之，可疑。丧事与祭祀同，后言之者，凡丧事多后之。”〈锺伦。〉

“占人”节，家君子曰：“言‘占龟’，蓍亦在其中矣。‘以八筮占八颂’者，以八命而占龟也；‘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者，以八命而占蓍也。各互其文，其实一也。”〈锺伦。〉

君大夫以下，虽以次而占，然占其吉凶，则亦占人之事。〈锺伦。〉

“筮人”节，家君子曰：“八事巳尽之矣，又有‘九筮’，何与？按《世本》‘巫’咸作‘筮’，由此推之，“九筮’其九家之法与？”〈锺伦。〉

“占梦”节，家君子曰：“此‘天地之会’、‘阴阳之气’，皆察之于日月星辰而见者也”。〈锺伦。〉

思，当为觉。梦中忽有所知寤者，忽有所见正梦、噩梦者，“咸陟”之类也；“觉梦”、“寤梦”者，“奇梦”之类也；“喜梦”、“惧梦”者，“致梦”之类也。〈锺伦。〉

“氐祲掌安宅”节，家君子曰：“降者，神之所下有吉有凶，安民之居而序神之所下，则可以使民避凶就吉矣。”〈锺伦。〉

先生见巫为人祈福，曰：“古之道也，祀天飨帝，有祝、有司之守。交于鬼以巫，以阴气接者也。女为巫，男为觋。”〈孙襄。以上《周礼》。〉

《仪礼》中惟有士大夫之礼，天子诸侯惟觐礼、聘礼，至于天子诸侯之冠昏、丧祭，总不存矣。

问：“士大夫家有舞如何？”曰：“祖宗既无功德可歌可象，则随其歌而用之耳。《仪礼》皆士大大所用，天子诸侯所用之礼乐，俱不传。汉、唐以后，皆以士大夫之乐增损之，用于天子诸侯耳。以《大武》六成合之《益稷》，则知虞廷之《韶》盖至四节：‘搏拊琴瑟以咏’，升歌也；‘下管鼗鼓’，笙入也；‘笙镛以间，’间歌也；‘合止敔’，合乐也。‘《箫韶》九成’，亦终以舞。季札观周乐，见舞《韶箾》者，箾即《箫》舞者所执之物。”

古乐有四节，元人曲四出尚有古意。盖乐贵人声，次人气。初起升歌三终，堂上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不杂众音。既毕，然后笙入三终，堂下笙《南陔》、《白华》、《华黍》。既毕，然后间歌三终，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既毕，乃合乐三终。《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𬞟》，盖歌《关雎》、《葛覃》、《卷耳》，即笙《关雎》、《葛覃》、《卷耳》也；歌《鹊巢》、《采蘩》、《采𬞟》，即笙《鹊巢》、《采蘩》、《采𬞟》也。所谓“《关雎》之乱”也。

问：“乐始堂上之歌，不知金声之后即歌乎？”曰：“朱子谓：‘先击镈锺以宣其声，俊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此说却无据。虽或出于《注疏》，考之于经，殊不合。盖观‘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及‘既和且平，依我磬声’，反似磬在先。盖堂上堂下，皆用锺磬节之，如今曲中之用板。与歌相应者，曰颂〈又曰镛〉锺、颂磬；与笙相应者，曰笙锺、笙磬也。至乐之舞，经无明文在何时，大约在合乐之时。如《大武》‘始而北出’，一人‘总干而山立’， ‘夹振驷伐’，但作此象，不知此为何人。旁或歌‘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之章，则人知其为武王大正于商，俟天休命也。‘再成而灭商’，一人‘发扬蹈厉’，又不知为何人。旁或歌‘维兹尚父，时维鹰扬’之章，则人知为太公也。‘三成而南’，所谓‘济河而西，马归之华山之阳，牛放之桃林之野’，使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四成而南国是疆’，所谓‘列爵惟五，分土维三’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陕而治也。’‘六成复缀以崇天子’，所谓‘垂拱而天下治’ 也。由此推之，则《韶》之九成，想见舜之功德，征庸、在位、齐政、巡守、命官、殛罪、封山、浚川诸事，遂至九成也。”

嫂叔有服，《仪礼》中固自有之。先儒何以不检点及此，而相沿无服之说，行之至今？此不可解者。〈以上《仪礼》。〉

或问：“孔子待康子礼谦，于其馈药，拜而受之。”曰：“古者席地而坐，终日百拜俯首而已。如今之百拜，则筋力竭矣。孔子未至委顿则不寝。坐之礼，屈两膝向后，而身偻坐于其上，即今之跪。危坐者，虽跪而停身不偻。长跪，则坐稍远，而伸一足侧身以就之也。前席，则移席使前，而安坐不动。故长跪视前席为卑逊。”问：“古人未有椅棹，故席地。”曰：“今满洲家犹用之，然满洲之盘坐，僧家之趺坐，两足相交，即原壤之夷礼中之所谓箕也。”问：“‘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是起立。”曰：“然。‘子夏历然而起，负墙而立。’”〈孙襄。〉

《王制》一篇，先儒谓多举历代之典，盖不尽周制也。然其本末次第，井有条贯，则非苟然编次者。盖首言封建、井田、爵禄之制，乃王道之本也。次言巡狩、朝觐、班锡、田猎之制，王者所以治诸侯也。次及冢宰、司空、司徒、乐正、司马、司寇、市官之职，而以告成受质终焉，王者所以理庶官也。然后及于养老、恤穷之典，使天下无不得其所者，则又所以逮万民也。庶官理于内，诸侯顺于外，万民得所于下，而王道备矣。然必自封建、井田始，故二事不还，则三代终不可得而复也。〈自记。〉

“爵人”、“刑人”及“不畜刑人”两条，旧说以为商制。以周制爵人于庙，有爵者刑于甸师氏；及墨守门，劓守关，宫守内，刖者守囿，髡者守积也。〈自记。〉

《礼运》记帝王礼乐之因革，及阴阳造化流通之理，疑出于子游门人所记。〈自记。〉

“礼器”“器”字有二义：一是毕礼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礼者明用器之制。〈自记。〉《大传》一篇，论祖宗仁亲之大义。〈自记。〉

“宵雅肄三”，童子初人学时，即使习《鹿鸣》、《四牡》、《皇皇者华》，言将异日为官，宾于王家而效忠勤也。

古乐疑多声音，乐舞之节，而无辞句可读诵记识，故秦火后无传。《乐记》一篇，乃河间献王所纂述，不过明其义耳。至器数之详，不可考矣。〈自记。〉

《乐记》自“魏文侯”以上，略分为八段。自“凡音之起”至“而出治道也”为第一段，自“凡音者”至“德者得也”为第二段。此二段言乐之生于人心而关乎政治也。自“乐之隆”至“则礼行矣”为第三段，言先王作乐，感人心之效。自“大乐与天地同和”至“故圣人曰礼乐云”为第四段，又推其制作之原，极其神化之妙，其精微所存，有不在区区器数声容之间者矣。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善则行象德矣”为五段，申乐之关乎政也。自“夫豢豕为酒”至“可以观德矣” 为六段，申乐之生乎人心，而感通之效也。自“德者性之端也”至“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为第七段，又以申其制作之精，神化之盛，诚不在气数声容之间也。盖统乐之本末而论之，则生于人心者，远足以感乎人心；成乎风俗者，远足以变乎风俗；本于天地者，远足以通乎天地。是以终篇反复推明，而大旨不过如此而已。自 “君子曰”至“礼乐可谓盛矣”为一段，本在子贡问乐之上，今按当依《史记》附于七段之后，盖乐之总论也。“魏文侯”一节，所以言声，“宾牟贾”一节，所以言舞，“子贡”一节，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则又声容之本也。戴氏之编，自《学》、《庸》外，未有若是之精神者也。留心礼乐者，其可不致思焉？〈自记。〉

礼乐率神，从天居，鬼从地，天地鬼神祇是一套事。但天地显而鬼神微，天地示不易之理，鬼神妙不测之机耳。〈自记。〉

按《祭法》曰：“王立七庙”，而以文、武不迁之庙为二祧，以足其数，则其实五庙而已，与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庙为七之文异。坛𫮃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坛𫮃，犹之可也。直谓有祷乃祭，则大袷升，毁庙何为乎？宗庙之制，先儒讲之甚详，未有举坛𫮃为言者。周公三坛同𫮃，非此义也。又按五祀之文，散见经傅者非一，此言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说，殊为可疑。《曲礼》“大夫祭五祀”，注言殷礼；《王制》注谓：“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详也。又庶殇全不祭，恐亦非礼。〈自记。〉

《孔子闲居篇》引汤之诗，以明无私之德，则三代皆可知矣。“天有四时”以下，即天地之无私也。“清明在躬”，圣人之无私，合于天地也，故能受命而兴，举文、武，而三代亦可知矣。故总之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闻也。”惟篇首“五至”、“三无”等语，不类圣人之言。〈自记。〉

《坊记》盖记者杂引孔子之格言，而结以己意。凡引《易》、《诗》为证，亦多记者之辞。不然不应夫子之言，而证体若是共颊同也。《缁衣》亦然，中间言语，亦有后人夹入者。

《儒行》所列条目凡十有七，多重复其辞理，且语气夸张，大不类圣人对君气象。盖多出于后懦附益之辞。〈自记。以上《礼记》。〉

春秋

《春秋胡傅》，动引《左傅》，有此事经何以不书？便搜讨一缘故，此大不然。夫子当初，止因鲁史之旧，当时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夫子岂得增减？祇是定义例而已。故知以《左氏传》为鲁之《春秋》原本，夫子因而作之者，非也。《左氏传》盖注《春秋》，而附益以所闻者。

《春秋》一书，游、夏不能赞一辞。后世大儒，如程朱皆不能理会到画一处，真是难看。胡康侯转不如啖助、赵匡等粗粗的讲，倒有着处。啖、赵等又不如《三傅》为有来历，祇是《三傅》又不能使是非有定处。

《春秋》正月者，四时原不改，祇是改正朔，以新人之耳目而已。如寅时人方起，不成子时半夜，黑洞洞的即教人起。亦不像万物发生于春，若十一月为春，则水冷草枯，冷冰冰的而谓之发生，可乎？夫子此书即有微意，便见时之春夏秋冬，不因王制而改天之序也。若是尊王，何不书王春正月乎？《豳风》凡夏时，皆书月，周时，便书日。“一之日”、“二之日”；“四月莠葽，五月鸣蜩”，固自有缘故。其实以此为岁首，亦不是。《尧典》劈头从“钦若昊天”、“敬授人时”，自然毕竟以兴作人事起头为岁首方妥。夫子云：“行夏之时”、“祖述尧舜”，删《书》断自唐、虞，固知孔子比周公又较妥当。

“夏时周月”之说，非之者辄引《泰誓》为据，胡文定援证自多。“大会孟津”，推长历者，以为十一月二十八日之事，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正使此篇不误，亦不能以寡敌聚。盖春夏秋冬、仁礼义智、木火金水、东南西北、晓午昏暮，各有定位，今以周之建子为春，则将迎春于东郊乎？迎春于北郊乎？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周之明堂将欹侧尖斜，而易其向巽方乎？秦书建国曰：“元年，冬十月”，固不改时矣。岂武王、周公反智出嬴氏之下耶？然则孔子何以乱之？寓“行夏之时”之意也。天有阳而无阴，有赏而无罚，则时阙焉而不书。程门之说，以为孔子以天自处。朱子自分此生不敢议此书，则固以俟之来世乎？〈孙襄。〉

《左传》左氏，自是子夏门徒。即史迁亦止言左丘，未尝言左丘明也。

读《春秋》也无难，以朱子《纲目》书法比照，则得之矣。固知善言《春秋》者，不言《春秋》也。〈孙襄。〉

“有年”、“大有年”，自古难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桓、宣书二次。程伊川谓为讥也，岂有二百四十二年止两次“有年”者？盖谓弑君之贼而何以亦有年乎？此论恐未确。若以此为贬讥，则书饥为褒美乎？圣人贵民命，责难得，故谨书之。明道先生和平，伊川说经，合下便有汉儒不知道，安能通经见解。正心诚意之学，汉儒果不知也，至于说经，岂无是处？合众人之是，皆所以明经也，岂可轻忽扫弃？

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次年，桓公二年，即书“滕子”。杜预以为周天子贬之为子。伊川言滕后属楚，故贬称子。无论滕侯封于先王，夫子不得贬之，且荆楚后数十年始见于经，岂有以子孙之从夷，而豫贬其祖父之理？况考《春秋经》从楚者陈、蔡诸国，滕从未服事楚国，伊川之言未确。胡康侯知伊川之论不确，因改一论，以为桓公乃弑君之贼，而滕子首来朝，《春秋》恶之，故贬称子，以示罚。夫桓公身为篡弑，绝无诛讥，而来朝小国，遂贬其爵，已属不伦。且即如此说，来朝者贬之，终《春秋》皆称“滕子”，此又何说？岂有弑君之贼，世世子孙称公，而来朝之人，世世子孙皆从贬罚？《春秋》如此用刑，尚为圣人之书乎？朱子不信两说，以为当时诸侯有自贬以轻赋者，故子产以邦本爵争供赋。此说亦不确。齐桓创伯，列国始有会盟征伐之事，此时尚相隔许多年。滕此时并未有索赋之苦，何遽自眨？况隐公十一年滕、薛来朝，尚晓晓争长，方自崛强，岂肯于一年间即自贬称子？断无此事。仔细思之，惟杜预注是。伊川以为东周，焉能贬诸侯？东周若能贬诸侯，则《春秋》可以不作。夫吴、楚借称王，齐、晋诸不法，天子不能问，而能贬者，惟滕、薛、杞之小国。楚子观兵于周疆，且使人劳之，此王政之所以不行，而《春秋》之所以不可不作也。薛贬为伯，杞贬为子，滕贬为子，无足怪者。况当时周虽微弱，体貌尚存，齐垣必待命之为伯，而后敢会诸侯。王人虽微，尚叙于诸侯之上，不特当时然也。数百年后，晋武公赂周以宝器，而得封；赵、韩、魏分晋，尚必禀命焉。故司马《通鉴》尚云：“初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岂有以东迁不久，而即不能以威命及小国乎？惟不敢问大国，而威只行于小国。如门祚衰薄之家，纪纲之仆尾大不掉，惟汲爨下役朝笞而暮榜之，适足以启轻侮。看书不熟，又不深思，遂凭臆见说经，如胡康候之《传》，其谬妄者多矣！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日卒。《春秋》于某国某君死，皆以原爵书卒，惟鲁称公，至葬，皆称某公，从时号。诸家纷纷不可通，不知即是眼前道理。其曰某国、某号、某名卒者，因其讣而记之于我史册中。彼不为政，我为政，则据其原爵而书之，不必因其僣而僣之，且示不喜之意，曰卒者彼哉彼哉。至于葬，则我国遣人会葬，往来之礼，以彼为主，非王非伯，岂有人人国行礼，而对其臣子贬其君父之理？此即日用常行庸近之所必然，人却以深求而失之。况葬既书公，而卒书本爵，互相印证，僣窃昭然，所谓“微而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