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问：“‘一友时看《智囊》，有益否？”曰：“亦好。大约读经要透，才见得后世情伪之变，无所不有，甚难。若读史，则易见，亦练达人情之事。《左傅》尚不能全备后世人情，若《前汉书》则备矣。汉人笔妙，又形容得出，后人则不能形容矣。若《后汉书》，却是学道成的人方看得。如盗贼皆知有仁义廉耻，此却是前后所无。繇此看去，见得三代可复。”

史书自古惟《尚书》纪言，《春秋》纪事。司马迁则一变而为纪传，因人以纪事与言，遂不朽矣。《史记》乃未成之书，班孟坚踵修之，遂为完备。人能熟此，再将杜祐《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郑樵《通志》二百馀本书，芟繁摘要，使大经大法，源流井然，因革损益，讲究至当。存廿卷，亦能熟记，便好。予颇有此志，惜无二年闲工夫，奈之何哉！

《史记》虽有偏驳，如孟坚讥其“先黄老而后《六经》，贵游侠而贱处士”，然称道“其事核，其文直，不隐恶，不虚美，故谓之实录。”自唐太宗看起居注，而后遂无良史，率皆不实，无足观者。《宋史》益可笑，惟有看周、张、程、朱言语文字，及轶事而已。

汉书中精核明备，居然可用以治天下。《左传》、《汉书》真有用书，人能讲贯明白，研究精熟，有王者起，便可佐命。《史记》却不可以治天下。何焯云：“《史记》列游侠、货殖，或亦有见，见得封建、井田、学校废，先法制荡尽，将来兼并吞噬，不在上而在下。嗣后，则侠猾货殖者出而持世矣。以今验之，果然。”师云：“如此，宜露其意以抑遏之，反为之扬其波，无是理也。”

《汉书》最是一部大书，若做圣贤尚不足，若熟此为诗文、经济，皆绰绰矣。再熟一部《左传》，经外通此，文坛中便所向无前。

班氏父子、姊妹、兄弟，自成一家之学。大家为后师，而闺范肃然，《天官》、《律历》反出其手，真非常人。

班仲升条陈，文亦斐然，即至班勇，尚亦通文，范蔚宗辟佛，尚引班勇。身至西域诸国，绿其山川风土，若有如此大法王尊峙西天，岂有略不一记者？此却是一大疑案。此等议论，蔚宗未必能及，此或是范武子搜求也。此如我中国文中子故事，其《中说》确不可废，至引当时将相皆出其门，司马温公已疑。其在唐初，公卿皆其弟子，岂无有一语道及之理？且《隋史》即魏郑公总其事，岂有受业其门，而《儒林》、《隐逸》中，不挂王通一姓名其中者乎？亦有以当时长孙无忌与王氏相恶，故当时修史者不敢入。魏郑公亦非怕人者，这也是一大疑案。大约吾辈只认定有一作《中说》之王通其人者在，至将相出其门，河、汾间以为圣人，作《六经》以续尼山，且略而不论可也。佛法只认定西国有一清修苦行、定空寂灭之释迦在，而神通无碍，变相万千，百万人天绕坐供养，且略而不论可也。《古文尚书》其大经大法，微言奥旨，只认定有一《古文尚书》在，而字句之琢饰，经魏、晋之手，则略而不论可也。

文中子论史，只取《三国志》，而不取班固，以为自孔子后无人物，虽董子皆不取。此意虽大贤不免。程伊川自以为接孔孟，作《春秋传》皆断以己意。如隐公元年不书即位，《左传》云“摄也”，穀梁子言“继故”也；他书即位，正也；继故而书即位，变也，与乎故者也。诸语本是，而伊川定不用。隐公末年滕称“侯”，桓公二年即称“子”，杜元凯以为时王贬之也，正是。而伊川不用。此皆未免有轻薄前人意。

东宫问张桐城英，《史记殷纪》祖甲、祖乙直下，许多年代不载一事，但有帝名而己，想是年代久远，无所稽考之故。张对曰：“固是如此。然许多年代无一事可纪，此天下所以太平也。”东宫亦然之。桐城如此等语，实平生可传处。

《唐书》叙事极不明白，然《宋子京传赞》议论极好。《韩文公赞》，又好，或欧阳公特地加意撰成也。

欧阳公以史才自命，几目空千古，今观其所作《五代史》，视班马尚远。即如子长论《龟策》极精妙，班固诸论皆有到处，欧公其中无有也，《怪竹辨》所言都解不去。韩退之笔下亦轻清而道理结实，如柳手厚所引论天处，皆韩子与戏语。韩子大顽皮，当时看刘禹锡、柳子厚、张文昌、李习之、皇甫持正、孟东野、贾浪仙辈，亦喜其能文，至正经大道理渠所心知者，却不与说。或时诙谐以乱其听，大有玩侮之意。

向日东海每推孝感，以为今之朱子，其实与朱子何干！大冶、北门欲倾孝感，遂先打朱子，岂知打朱子，孝感并不痛。说朱子做《纲目》，贬夷狄，尊中国，骂金人。皇上最不平是《续纲目》夺元朝之统，元主不书“崩”而书“殂”，天下反不书“反”而书“起兵”。余廷对时，说朱子并无此说，皆后人不善续《纲目》者之所为。至暴虐莫如秦、隋，秦、隋朱子何尝夺其统！天下无他主，不归之统而谁归？其分书者，各国皆称大号，而其不正同，其残暴又同，无可属只得分书。元大一统，至外国皆属，宋又亡统，不属元而谁属？且论元虽非中国主。尚不至如秦始皇焚诗书坑儒者地位，秦尚与之统，况元乎！舜东夷，文王西夷，岂限地位？惟其德耳。朱子之意与皇上同。皇上近来大信朱子，言朱子说佛、老一些不错，他各人修身养性，何必说他不是，但治天下一毫用不着。狠说得是。

余阁学时，上一日临轩，忽问中堂及学士，《续纲目》何如，时宛平、汉阳相公皆漫应云好。上转头问余曰：“何如。”余曰：“臣平生极不喜此书。朱子《纲目》义例所云：‘统者，以天下无主，有以主之者，便以统归之。’如秦、隋之无道，而又不久，亦不得不以统属之。惟五代，地无大小，国无常主，无统可归，必夺统也。《续纲目》于元而夺之统，不允。元已百年，君天下矣，宋之臣子若举兵起事，还可以忠孝解说。凡百姓有一作乱者，即谓之起兵，已为元之子民，而乃以叛民为义士，可乎？”余素持论如此，不谓与上意合。隔数日钩囚，问明中堂止廿馀件，他多者不过十馀件，问余五十七件。举朝震疏，以为殊异，遂升掌院。东海由此深嫉，而设法中之，又播言于上曰：“李某窃听余论而剿之。”其可笑如此。

问：“宋之天下，元已全得，尚以宋为正统，安乎？”曰：“《续纲目》许多不得朱子本意。金时，以宋为正统犹可议，宋已称反便难说。至元天下一统，凡贼皆曰起兵，尤不通。享国久，时皆元朝所生，又非宋之子孙臣子，其人又无大志，而曰起兵，是教人刻刻该做贼，如之何其可也！如今平心而论，金、宋只好分注，自然先宋而后金，不然朱子遂为陪臣，岂学者所安？如三国先主固是汉后，看孔明体面亦有一二分。”

《纲目》所谓“正统”，统者，相传之绪，非一之谓。正对偏安言，非变正之正。〈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