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19 中华文库

世人于可爱之物，必欲得为已有，转眼便属他人。此身尚不得有，又何者为吾有？此吾儒至粗道理。佛家却以此呼嗬人，总由愚者多也。康节于此见得最透，程子乃讥其于学全然不识。至横渠，虽讥其力索强探，然谓自孟子后，都无他见识。其所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实话，非属夸大。若只晓得《剥》、《复》、《否》、《泰》自然之理数，非人力所得与，便超然自了，何赖于人之立命邪？果见得横渠与康节不同。大抵此心虽要撒脱放下，又要振作扶起，方是圣贤之学。

光坡问：““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祇说“宁”字，到底是何归宿？若说不消散，像个不安宁的；若是消散，又似与常人无别。”曰：“但以人生行事念之。这事做得不惬心，翻来覆去只在心头，睡着亦不安帖。若做得妥便放开，明日又好做别事。圣贤生顺死安，便是如此，虽似消化，却是长存的。如吃饭一般，无病时，饮食都消化，腹中一无所有，又好吃那一顿。前此所吃者俱已无存，然毅内之精液补益血气，精生气，气生神，何尝不存？若是吃一颗米，存在肚里，饮一口水，亦存在肚里，像件件为我所有，却饮食不纳，气血日损，形神枯瘠，而日就灭亡矣。”

《通书》可继《中庸》，《正蒙》可继《孟子》，祇是《正蒙》略高些便差。其曰：“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极精。朱子尝见群鸡出卵，就中有一艰难者，提他一提，虽然出得容易些，后来竟长不成。以此见助长不得，只有顺其气候而已。人没神彩，是着意强不来的，惟存之久，则神明充足，自有威光。问：“存神即是存心否？”曰：“是。”

佛家何尝不有所见？他见万物皆有人性，故云皆有佛性。岂独禽兽、草木皆有？岂独草木、土石皆有？既与人同此性，如何杀害他？不杀生，何尝不是？祇是非天下之达道，便行不去。但为之节制，无故不杀，所全活已多矣。蜂蚁之君臣，不能通之父子；虎狼之父子，不能通之君臣。即鸡彘初生子，如有人伤其子，其母便向前来辟，曾不怕人，何尝无父子之亲？其子自为一群，何尝无兄弟之好，如何渐大渐不认得，又让自己的子，不知认他鸡豕的子？惟人知道终身慕父母，又知推之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异于禽兽。若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什则慕君，把父母渐渐忘了，便与禽兽何异！所以孟子说：“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经书后，果友《太极》、《西铭》两篇极好。《西铭》是一部《孝经》缩本，缩得好。《太极》是一部《易经》缩本，亦缩得好。《孝经》是就孝上说全了为人的道理，《西铭》是从孝上指点出一个仁来，知乾坤一大父母，则天十一家，生意流通矣。所以孟子说扩充，说善，推其所为，即人异于禽兽处。

季方言“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两句，似是一意。诸友方在肄难反复间，迎宾宾至，因质之。寅实曰：““无忝”是荡涤其邪秽，“匪懈”是充长其天良。《易》曰：“闲邪存其诚”，虽闲邪；正所以存诚。然闲邪止是打叠教干净，至乾乾不息于城，却大有事在。”先生闻之，大以为然，〈清植。〉

有称“神化”二字，张子宫以“仁义”，朱子言以“中和”，可谓实体。曰：“然以爱子言之，只此爱心，一神也。而或饮食之，或教诲之，则一神而两在也。然饮食此爱也，教诲亦比爱也，均之一爱，所谓两化而推行于一者。〈光坡。〉

“故神，两故化。”如呼吸、语嘿，皆是两个。呼来则吸化，吸来则呼化；语来则嘿化，嘿来则语化。其实化即生之根，两即化也。然呼吸总是一气，语嘿总是一心，此之谓神。神非太极，太极理也，非神也。虽神亦由于理，然却有界限。人多将心性混说，以性为心，将性说成知觉；以心为性，将心说向虚寂。大抵理、神、气、形，原有分际。形是至粗的，运于中者气也，气之精者神也，神亦由于理。如心之不息，亦理之不息，毕竟说不得心即是理。问：““一故神”， “神”是不测之谓，似非实字。”曰：“是实字。妙万物而为言，静而无静，动而无动，神也。即说神妙不测，何故不测？亦由于神。”

“所过者化”，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所存者神”，却是意之所动，人便觉寤；心之所注，人便感应。“见而民莫不敬，言而面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所过者化”。“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是“所存者神”。张子又不如此解，以“合一不测为神”，“推行有渐为化”。化是过去的便要消化。如暑遇，热气消了，寒便成；寒过，冷气消了，暑便成。如吃饭然，若先吃的积在肚里，断不能再吃，消了前面的，方好吃后面的。又不是消了就没有却有在那里，其精英具存也。阴阳、寒暑，相反而实相成。万物若不经历过，必不能成就，如是者何也？原是一个，不是两个，故曰“两在不测”，又曰“推行于一”。所以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翻书人翻《性理精义》，至“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照常解，言有一物，便有一天在里面作主，如“体物而不可遗”一般。至尊云：“这道理极深微，恐未必是如此。朕意将此“体”字，作“体恤”、“体贴”的意思说，如何？”地初闻之，未能即领会，再对下文一想，确是如此。若照常说，下引《诗》就该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如何却引“吴天曰明，及尔出王；吴天日旦，及尔游衍”，竞是说“无曰高高在上”，“日监在兹”一般？天刻刻在人身上检点，《大雅》原是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且“体物不遗”，亦未必不是如此说。你说不见不闻，他却体察万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如在上，如在左右。下所引《诗》，亦是言：“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观。”乃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东铭》洗发“君子不重则不威”意，极是要紧。戏言岂徒伤德，且多贾祸。〈以上张子。〉

耶《易》似从《太玄》悟出，故甚重其书。如元首八十一、策三十六，邵子便说：“卦八八而著七七。”〈自记。〉

明道谓：“尧夫之数，祇是加一倍法。以比知《太玄》都不济事。”洵所谓“一言以蔽之”者。又搜根及《太玄》，是能捉百原底真脏。盖《先天生卦造图》，法全用《玄》，却是出蓝之青。〈自记。〉

朱手尊崇邵手，祇是重《先天图》。比图自是有传授，至他所说《易》，却是教外别传。故明道说他学全不识。有问《击壤集》于朱子者，答曰：“比他《皇极经世》好些。”可见程朱皆不甚尚其所学。大抵孔孟不讲的，便可不学。

邵子把天地间物事，都配合作四件，却是仁义礼智、喜怒哀乐、近里著己之处，署而不讲。所以某子《中庸馀论》中补之，此却是天人相关至切至要处。

问：“《经世》何故分四件？”曰：“原是四件。《易经》开口说元亨利贞，祇是圣人所言皆精髓，邵子所言却是羽毛鳞甲耳。若再搜根归到仁义礼智上，便更好。”

邵康节“有水园亭活，无风草木间”二句极好。人心存在这里，如有源头活水，无处不灵动。自己心里不作风波，自然所遇皆安静，所谓“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也。

“隐几工夫大，挥戈事业卑。”似儒家大言，却是实事。如汉祖、唐宗，熊虎百万，开数百年基业，就一时论，视儒生学究，何啻天渊？然周、邵、张、程、朱子，虽寂寞一室，一编研摩，却道通天地，思入风尝，由今看来，汉、唐事业可能与比否？大抵当前之与后世，似隔壁一般。如邻家宴享宾客，笙歌乐舞，自其亲寅、仆婢观之，华盛无比，自隔墙人闻之，了不在意。假如有一书生，贫苦不能自存，却在那里书声朗朗，若奏金石，便生羡慕。隔了一壁，身在局外，便各自一好尚。

康节之数，不如程子之理精。张炳问曰：“理数一也，岂有离理之数，无数之理乎？”曰：“固是。但内外精粗，毕竟有别。如一果子，皮果也，肉果也，心亦果也，毕竟皮肉与心不可说是一般。康节将五行参错配搭，大而天地人，细而昆虫、草木，形形色色，无不融贯联合。要之将以何为？不过要见得透，得以安静快活，不犯手耳。程子便不须此，祇是讲理，所谓理者，祇是吾身喜怒哀乐与天地通。其性仁义礼智，其道君臣父子，内而天德，外而王道，天地位，万物育，何等功用！何等精义！便觉数为皮壳，无所用之。”问：“邵子前知，另有学问否？”曰：“他看得世间物事零碎处，俱丝丝有条理，心又虚明静细，算数又精熟，更以所值时势参断，自然不差，非别有奇怪也。”

吴张温为权所杀，武侯初闻，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我得之矣。其清浊太明，善恶太分。”此极有学问语。清浊善恶，胸中岂可不分明？但外面不要见出来。文中子曰：“心迹之判久矣。”此语未必不是，邵子特赞为造化之言。如“内健而外顺”、“内文明而外柔顺”、“德容貌若愚”，皆是程朱讥之者。以说在答忧疑之后，竟似悲天悯人，都是外面幌耳。问：“邵子取之，何意？”曰：“邵子竟是胸中快乐，一毫不挂，看当时政事之得失，贤否之进退，一点浮云过太虚。其遇祸患而不怡者，如避霎时风雨，不得不然耳，心中实不相关。”

程子不肯穷究邵子《易》学，朱子谓“孔子便不如此”，极是。邵子谓程子，若学，“须二十年工夫”。此语亦不是。朱子教人，当下便予人一条路，不如此吓人。

邵子不能文，《观物外篇》乃陈莹中所记。

邵子学问有弊，其立言太夸。程子虽亦有自负语，然却有着落。如言：“绝学不传，却还他有个绝时。”邵子则曰：“得不谓之至神、至圣者乎！”此语尚虚，或者不是说自己。至谓生于冀方，长于豫方，自号太极，天地尚不足道，这是何说？

邵子惟推留侯、梁公，想他出世，亦近此等作用。至武侯从不提起，及伯温作论排之，始加嗬斥。大抵圣人仁智并尽，若智处太多，于道理上太占便宜，便微与圣人隔。看来圣人却不妨略带得些呆意。

古人成功后，人便以事傅会之。刘伯温何尝知明太祖起，己为之佐，果知之，何苦为元用，作两截人？此等即圣人亦不知。祇是圣人见理精熟，几未动必不轻应，人看来若前知耳。惟康节说不得他不前知。如上古广成子，后世陈希夷辈，皆另有缘故，乃是圣贤中又别出—小支。二程不喜邵子，正是此处。然亦只因见理之后，又以气机象数推其端倪耳。大抵人世所为，无非上帝作主，故其机动而事未形者，天已有象也。问：“既是上帝作主，何故有时使世乱而不治？”曰：“试问君有疾，岂君心所欲乎？既有此形体，即有阴阳五行之错杂。祇是当有病时，心之灵明尚在，或病甚时，语言颠倒，手足狂乱，并心之灵明亦失之。然病去而心依旧灵明，心未尝不欲一刻病去，调养而保复之也。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武王乃命于帝庭。既有帝，即有庭，即有左右。天之灵明，何处不在？然必有栖聚之所。如人之发明，遍体皆是，拔一毛即知痛，到底心在腔子裹。人与天地一个样，善言天者，必有念于人。”

尝疑元、会、运、世之说，如谓自开辟至尧时巳到巳，已历过数万年，此数万年中，人皆昏昧无知识，恐未必然。或曰：“当彼时，人都糊糊涂涂，殊大可厌。”先生曰：“是何言欺！譬如赤子，四五岁以前，虽无识解，却天机浑全，浩浩落落，无有坏处。视长成后，奸伪萌生，岂不较胜？即以人念天地，人长成后，所不记忆者，仅四五岁以前事，自六七岁俊，便能记忆。今尧舜时事，已有斑斑可考，想彼时上开辟不为甚远。人生百岁中，止四五年不明白，岂天地自开辟至混沌，十二万馀年中，遂有数万年不明白邪？就是十二万馀年一番混沌之说，亦大不经。想来小劫数，不过是水旱、疾疫、盗贼蜂起，继以明主数十年休养，便可复旧。或者经历万千年后，遭值大劫，凶荒兵火，重叠并至，竟致人凋物尽，率土为墟，只零星存得一二于山崖窟穴中，牝牡相生，延绵渐广，亦未可定。未必到彼时，便天翻地覆，日月山川尽数更换一番也。孔孟程朱祇说理，虽似把捉不定，看来倒准。邵子论数，却未必准。由尧至汤，汤至文，文至孔子，俱五百年，自孔子五百年至光武，又五百年至贞观，又五百年而生朱子，亦未大差。至尧、汤之间有禹，汤、文之间有武丁，文王至孔子中有宣王，而光武前亦有高祖，贞观前亦有孔明，朱子前亦有艺祖。自朱子后有洪武，至我朝又五百年。大抵天道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故《易》日三五以变。看来大概是如此。”

人祇要实见得到，某却见得康节说性理处，比程朱隔一层。其说元、会、运、世，恐未确。问：“以昼夜观之，或者混沌亦不能无？”曰：“便有，知到几时是如此？其一代不如一代者，如一年有春夏秋冬一般，到得这一年完，又从春来，亦不可知。总是圣人存而不论的，就不消论。”

康节说：“元、会、运、世，往而不复。”某却不信。孔子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自孔子来，其统归之于下。五代之后，孔孟之举澌灭尽矣，宋兴，风气忽然淳厚，生出许多大儒来。此岂人力所为？天恐比道遂微，生数公以发之，殆有所待而行也。〈以上邵子。〉

明道生平无著作，端在日用言行间着力，时时处处还他个道理，以单读书为玩物丧志。孔子却删定赞修，事事不放过。后来，朱子恰是孔子家法。十八岁成进士，已将韦斋所托三人之学，尽传将去，不厌其欲，又学于谦开善，后乃归依延平。生平事事不见他放过，即做古文，官爵、地名，必书见在；诗用改事，于古名号讲究甚悉；至字法，亦有几年工夫。而孔、孟、周、程之书，皆赖之以明。其居官，凡大小事，毫不厌烦，都有区处，虽几句文稿，亦觉得理足。周、程、张、邵不得他，恐不能如此炬赫。

韦斋本托孤于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三人，其后，草堂以女妻朱子，屏山养朱子以至登第。后来朱子溯渊源，却单认李延平。延平亦韦斋交好，想因相去远，故未及相托。朱子年长，记得韦斋尝称延平如秋月冰壶，乃往事之。沧洲精舍祀七人：周、程、张、邵、司马及延平，意可见已。延平受学于罗仲素，仲素受学于杨龟山，朱子于杨、罗皆有微辞，独延平无间然。

朱子生于尤溪，故小字沈郎。其字从水、从尤，读如由。因“沈”字不多见，后人遂误作“沈”，某人所编《朱子年谱》，亦袭其讹。〈清植。〉

问：“学儒多叛而之佛，未闻有僧悔而归儒者。”曰：“朱子蚤年学仙，又师谦开善，及见延平，疑为非常人，始暂将旧学搁起，虚心请教。延平只引他向低处去，久之渐见得那边疏漏，又久之大见其破败，遂改师延平。此非夺佛而入儒者乎？若失此一豪杰，如何了得？延平夺统之功甚大。朱子因是曾从那边透过，所以身外之物，俱不足以动之。韩文公便是少比，故见大颠便心折。朱子既从心地上立定根基，又归于正学，所以妙。”

程子说书，都是将书返之身心，做起工夫，及实有所得，即将心得处说书。所以道理泡透了，融洽会通，触著即拈出。于书之精蕴，一丝不差，而于本文字义，却多不管。后赖生一朱子，阐发着实，不然遇不善读者，便可流为禅学，有“《六经》注我”之意矣。孔子教问却不尔。朱子正是孔子传派，其于经书躬行心得矣，而解说处，却字字依文顺义，不少走作，才无弊。

周子从来不辟佛、老，所以人将其《太极图》斥为道家之流。至朱子，一切门外议论都不管，就书论书，力归正统。

《榕村讲授》内，将扬雄、文中子、邵子语编在一处，他们都有要爬在人头上的意思。陆子静便不肯在先圣先贤脚底下盘旋。惟朱子只在孔孟脚底下盘旋，是孔子家法。孔子便只征尧、舜、文、周脚底下盘旋，所以云“下学而上达”。孔子只到患难，方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是实信得及，学者如何学这样话。门人传朱子，前面都不虚，只末语后有“作者弗可及已”便是闲话。天地长久，倘又生个孔子，亦定不得。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子贡、有若言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看曾子便不同，“江汉以涩之，秋阳以暴之，缟缟乎不可尚”，意味深长。颜子“仰之弥高”数句，又是从自己用功，说夫子善诱。此等处都好体会。

世有自厉风标，清风高节至不可攀，而无流风馀韵在人问者、无此段关切世道意思故也。敝嘟李文节公，家居十馀年，总只闭门，一人不接见。蔡虚斋便肯教道人，其流风馀思，至今末艾。有言某人及门无人材者，先生曰：“想是不肯讲。就是二程夫子，高简方严，多端坐，从之者便有弊。杨、谢都近禅，游定夫竟为僧。朱子便日日与门人讲说，成就了许多人，后来教人都正道，无一个差路的。”

事必帅古方好，若谓自我作祖，前无古，后无今，嗬佛骂祖，不挂一义，直是无忌惮。孔子教门，定从古人考来，心心相印，有凭有据，不尔宁阙也。朱子亦然，所以有根有蒂，摇池不动。近人事事苟且，其根都在不信古、不考古耳。

朱子平生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又留心天下事，大纲细目，无不讲究明白，斟酌妥当。

朱子居乡，待人以诚，接引后学，勤勤恳恳，与社仓以济人困，建阳风俗皆为之厚。后来，虽为仉胄所疾，卒未被祸，身后亦安全。则言忠信，行笃敬之效。

朱手看得明白，总不肯出仕，不得已应命，便办得生往死归。所以当官一毫不肯假借，直来直往，行不去便求退，浩然之气，塞乎天地。亦是宋朝规制、风气，尚可以进退自由然。今之传山、李颙终身不出，亦未尝不听许他。

朱子经济之才甚大。二十来岁主同安簿，尚是佐贰，便事事讲求，即祀典无不考订详明，闻一常人议论有可取者，即笔记之。有邻邑丞，自言当年奉秦太师量田令，因心未晓了，且不举行，闭户读之累日，督促者数至，丞不为动。及条理分明，乃集同事议之，彼此论驳之闲，事益有绪，于是僚属皆明。又集吏役、耆民，使纵讲之，为之剖析，至吏民皆洞晓，然后举行。丞不出署，不逾时而功成。当举行时，他属有将报竣者，及丞毕役，而他属尚推敲较正于诏令之合否，奏绩迄无有先于丞者。朱子遂记其事，及后自遇此等事，即仿而行之。所谓“闻一善言，若决江河”，自蚤年便任天下之重如此。其论事，酌古准今，无不可见之行。使当时有委任之者，功业当在诸葛忠武之上。

圣贤有似不近人情处。朱子断妓女，施以严刑，判使从良。其实罪不关妓女也，人至今以为口实。朱子彼时宁过于严。孔子将景公梨园子弟付之极刑，太公蒙面而杀姐己，何妨同道。

朱子《太极图注》，即以“正义”为静而主之，世多以此为疑。不知朱子晚年，将圣贤书义字字落实，如“戒慎”、“恐惧”两节，初年以静贯动，言虽纷扰于外，而中有不动者存，又遇物皆成三角。下平列善恶；而上有不可以善言之善；下平列动静，而上有不可以静言之静。至晚年不安此说，乃将动静划分，如与人言是有所闻，中间停息时即不闻，即是未发，即是大本。与人相对是有所睹，其不与人对，即不睹，即是未发，即是大本。不然一日之中，未发之时有几？问：“中间停息时，还须全无念虑方是未发，抑打点说话亦是未发？”曰：“但未出声，即是未发。如心气不激不躁，将所言之事，筹画简当，皆言中节之本也。推之于行，亦是如此。喜怒哀乐虽皆有未发，最是忧惧哀戚时，觉得万念灰冷，平生嗜好一时都提不起，故朱子状“敬”，惟畏近之。可知“戒惧”是归根复命之学，而“主静”即属“正义”一边，为密切也。”

读书须返到身上，见得果然如此方好。朱子图解“五行一阴阳”，五殊二实，无馀欠也。若在物上说，急忙不得明白，返之吾心，则了然矣。五行虽各成一件物事，实在只阴阳二者。如人之性，有仁义礼智信，其实只有仁义。仁是慈爱，似乎不分善恶，一总都爱；无义便愚，义却有分别。道理不出此二者。礼者仁之发，智者义之藏，三千、三百，是人心中相亲相爱发出来的。智非他，即义之分别处敛而入内者。信即理之实也，且如喜怒哀乐，实亦喜怒二者而已。乐者喜所成，哀者怒所深，二者已尽，无复馀欠。“阴阳一太极”，精粗本末，无彼此也，粗中有精，末之起根处便是本，有何彼此！“太极本无极”，“上天之载，无声臭” 也。质固有形，气亦有形，即神亦不可谓之全无。其昭召灵灵能为光景者犹是也。唯“上天之载，无声臭”之可言。

《太极图解》，美矣，善矣，尚何敢议？晷有疑者，“君子修之吉”，似当兼直内、方外说，朱子只提“敬”字，想是对上“主静”来。惟圣人始可言“主静”，故提“敬”字，使学者有可把捉。但细思，“主静”乃成功，非用功也，用功却在“无欲”二字。至注“原始反终”处，疑非周子本意。周子引此，或以开一篇《西铭》之理，干父坤母，物之始也；存顺没宁，物之终也。不足以父干母坤者，没必不宁。意极恳到，理极深切。朱子以仁义诠释，乃是从静悟中来。朱子见得塞天地间皆是仁，仁则盎然万物皆生；遇事截然处便是义，义则止而不动。其说至精，虽未必是周子本意，但此等处殊不可轻议。至《西铭解》，以“知化”节为乐天事，“不愧屋漏”节为畏天事，“恶旨酒”以下，遂都散去。恐未必然。某意欲照《孟子尽心章》分之。“知化”节，“知天”也；“不愧屋漏”节，“事天” 也；下数节，“立命”也。天生人，人承天，所以践形尽性，莫明切于此，故张子用为节次。“志”、“事”两字，是从“天地之塞”、“天地之帅”分顶下来，一为形一为性。形应乎物，故有事；性统于心，故曰志。“不愧屋漏”是事，“存心养性”是志。至“富贵福泽”四句，不善读者错会“将”字、“庸”字及注中“所以”字，便以“富贵福泽”，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为善也轻；贫贱忧戚，亦是天故意予我，以使吾之为志也笃。果尔，天何不尽予人以“富贵福泽”，却又予人以“贫贱忧戚”？谁是该当为善轻的？谁是该当为志笃的？大抵天有正命，因有真心。天将自己至精至妙处，尽数付畀与人，无一些留馀，这是正命。刻刻望人成就一个人，全受全归，完他生这人的本意，这是真心。但天以正命予人，不能不假阴阳五行以成形，既有阴阳五行，他便混乱拉杂搀和，以致贫富苦乐，万有不齐，天亦无可奈何。祇是你既“富贵福泽”，天之所喜也，却不是喜你得以恒舞酣歌，穷侈极欲。“将罕吾之生”，而使之为善也轻。你既“贫贱忧戚”，天之所矜也，却不是因你穷相，就不望你成就。乃望你安贫乐道，动心忍性，刻厉独立，如利刃淬锋，愈磨愈光，“庸玉成于汝”，而使为志也笃。“富贵福泽”、“贫贱忧戚”，四字须读断，不可将下句连读，便似天故意以此予人也。问：“若是天故意以此予人，天便不似父母。父母岂有要儿子贫贱忧戚者？如此看，天地真个与父母一般。”曰：“然。”

朱子处己、处人，何尝有一语藏匿，人称其《诗》、《易》诸注，曰：“吾之得力略在《四书》，至《诗》、《易》，所得如鸡肋然。”但即此鸡肋已勾了，都在大处见得到。

律历事，朱子自谓不知，《与蔡季通书》，言之不一而足。琼山定谓：“朱子若不知乐，则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无复知乐者矣。”这却不必。唐虞命官，典乐特推出后夔来。想是禹、皋亦未必精于乐，何害其为禹、皋？朱子即不知乐，不足以为病也。

纂书比自著为难，著书任著己意，随力量所至。纂书便要知前人的意思，又身分须与他相埒，方可着手。真西山《读书记》，门目便极繁乱。就是《近思录》，亦未停当。至《仪礼经传通解》，初欲以《仪礼》为经，《礼记》作传，无所归者汇附于后。极好。后乃变例，自分门类，竟作自己之书，欲尽将胸中所有吐出。大凡编书，欲自道其胸中所有，便不妥。

论封建，自班孟坚后，曹冏、陆机、柳宗元辈，各有佳处。某心毕竟歉然，为其祇说到利害，终非圣人心事。封建行，则久于其道，民与相习，不至朝更夕改。又以其国付之，是自己物事，便与之一体。孟坚诸人，俱无有从民人大公处著议论者。及读朱子之论，则某意仍是第二层。其曰：“封建者，圣人大公无找，逵君臣之义于天下者也。”妙极！天子于诸侯为君臣，诸侯于大夫为君臣，大夫于家宰亦为君臣，乃见得君臣为五伦之一。不然凡人所得有者，祇是四偷而已。汉、唐以来诸论，总是欲使天下长久为吾家物，圣人却无此意。尧舜当身便以与人，何尝要久？倒似至今还是尧舜的一般。

韩昌黎从来称扬雄，而不及董江都，说诗称建安七子，而不及陶靖节。至东坡，始推奖靖节。而朱子大表章之，至与张留侯并著。数千年人物，须得朱子出而论始定。其心公平，其论精正。如今人都说宋儒刻薄，几于古无完人，都是未曾细读朱子书。如冯道，温公以为仁先管仲，扬雄则更婵赫。此等人，宽之何补？诸葛武侯，排讥者颇多，程朱出而武侯、郭汾阳、陶靖节辈洗雪，与日月争光。即狄梁公为武氏宰相终身，五王皆身后之事，朱子犹予以复唐之功，何等宽厚！世论悠悠，不足与语。

朱子每事议论都当行，一点不错。如诗表章陶靖节，文推《史》、《汉》、《韩》、柳之类。

宋初有一等猖狂议论，如李泰伯之毁孟子，东坡之訾武王。就是周、程议论，亦似有过高处，张子尤高，邵子竟落数学。朱子出，将过当者一概驳落，其高远精微者，一裁之以平实，又气象生得好。

少时只见得朱子好处在零星处，却不知其大处之妙。如今见得他大处之妙，转见得他小处有错。可见知其小处，便不能窥其大，知道大处，便小处都识得。

《朱子语类》所标门目多不确。论为学，只当分四项：一日立志，一曰居敬，一曰穷理，一曰力行。儒先显然说有此四项，不可偏废，有合论处，则归之总论，庶几稍有条理。又所记皆出门人手，问有错听者，有措词不确者，竞有大相背谬者。

之说问：“《语类》有不稳字，可改否？”曰：“说是如此说，如何敢改？某平常说“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妙”字似不如“性”字为稳，细思，终是 “妙”字好。下面有“各一其性”，如何此处先道出“性”字？“妙”字，见得太极不是个呆板物事，又可联属“无极”，且与“诚”字相应。况前已有“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此处不说“性”字何害。”

朱子解书，虽有讹错处，不碍为表里光明。朱子几于孟子，但偶有滞处。孟子则浑脱浏荆，如琉璃屏，无丝毫障翳。

明道廿二岁作《定性书》，伊川十八岁作《好学论》，已到至处，真天授也。孔子、朱子又不如此。孔子自志学至不逾矩，逐旋精进。朱子少时遍参佛、老，廿馀岁始见延平，三十外已为人师，尚无卓见，至四十外，始通达，五十外始议论不错，六十岁自叹所学始透，至六十五、六岁，又复自云“不彻”。可见其疑而悟，悟后复疑，黑一阵复明一阵，明一阵又黑一阵，乃是日进无疆，自强不息，与天无极。欲立教于万世者，必须如此。故子贡不曰“天定之为圣”，而曰“天纵之将圣”。“纵”字妙，言不为限量，所至无涯。

穷乡僻壤有一邪说，不知何以数年后便行之天下，信是妖言。此若有凭之者，然亦可见一种下地，必竟出叶开花。若是果有一立德立言，经德不回之人出，必竟有发露之日。某近来颇不信元、会、运、世之说，见得孔子下一大种，至今尚不曾用，难道生周、程、张、朱等，空衍其说，便算了事？夫子当日下种，意不如此。夫子虽不可得，但得朱子那样人，得志行道足矣。必有这一日。〈以上朱子。〉

解经在道理上明白融会，汉儒自不及朱子。至制度名物，到底汉去三代未远，秦所澌灭不尽，尚有当时见行的。即已不存者，犹可因所存者推想而笔之，毕竟还有些实事。不似后来礼坏乐崩，全无形似，学者各以其意杜撰，都是空言。此汉儒所以可贵。

董江都、刘子政学皆醇，其微疵处，是好言灾异，必推某事以实之，便有难通处。

董子应五百年而生，班孟坚度其时而为言，于史迁、董子、刘向、扬雄诸人，皆所指拟。看来似尤属意于刘，而终不能定。以今观之，则江都是。

董子不独深于《春秋》，亦深于《易》。其云：“道之大，原出于天”，非深于《易》，安能说得到此？

董子说得好，“到得天行肃杀，已是无物可杀。”试看雪霜严寒时，万物成实皆已收藏过了，祇是一片白地，全无所有。一交春，百物发生，天便全是和气。如人肃然整齐，却是在无事之时，到得与人相接，却不可如此。所以明道先生独坐时如泥塑人，至接物，全是一团和气。盖天道是如此，孔子所谓“严威俨恪” 以事父母，父母亦不安矣。然无事时，此一段肃然整齐，又不可少，所谓敬而后和，肃而后雍，有三冬之闭固，而后有三春之发生也。

《春秋繁露》自是赝作，江都所著尚多，今不传耳。然三策已足，何必多？其论性命云：“天地之性，人为贵”；论治道云：“阳居大夏，而阴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皆极精之语。

《汉书》不可少，许多三代遗制在其中。若《法言》，世间便无此书，亦不为缺欠。至康成注，却不可少，无此，《三礼》无从看起。

郑康成学问博，其说亦多自造，当时孔北海甚服之。然已谓其多穿凿矣。

王辅嗣注《易》时，计年方二十许，后来即以伊川大儒，眼空千古，自非大悖缪者，即不敢驳之。圣贤不忘本始，其厚如此。辅嗣之前，视《易》或作历日看，或作谶纬看，言理之窍，开门辅嗣，其功甚大。韩文公虽云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然未见其于经有所发明也。故某尝窃论，其人终是文章学问，聪明极顶，未尝思透义理。虽自言：“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似周公之继日待旦，孔子之不食不寝，而终归于陈言之务去。”是所用心，皆在立意造语。所读书，皆是观其文法，因天资高，遂见到古人作文意思义理上。生来又原自正直，故辟佛、老，立节概，不是单在道理上索求。故其评经，如“奇而法”、“正而葩”、“谨严”、“福蒧”等语，虽无一不当，而于诸经究不能有成书。

汉、唐以来，有议论不决者，当以董、韩为断。韩子不独学问文章好，其人亦不说欺人语，生平闻佛、老，只在日用伦常、礼乐文物上说。他岂不能作精微之论？只消如此说，而精微之论已尽在其中。《诗》、《书》所言道理、宗派，正是如此。四岳之称舜也。“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益赞之，亦惟曰：“号泣于曼天，于父母”，“夔夔斋栗”。禹之自叙，但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舜了不异于人，不过如匹夫匹妇哭泣依恋于父母之前；禹不过是要盖前人之愆，汲汲皇皇做些事功；即尧之大，至于则天，而《尧典》所载只寻常事，而其实感天地，格鬼神，至诚大圣，已立人极。老、佛淡玄说妙，都是人用不着的，何尝是道。

韩文公二十来岁数传道，多一扬雄，三十岁作《送文畅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识见未定。到四十岁作《原道》，便斩钉截铁云：“轲之死，不得其传”，卓有定见矣。至《与孟尚书书》，乃是晚年之作，耑提出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几幸续在后，荀、扬半字不提起。学识精进如此。孟子亦然。其先方自以为当名世之数，自疑自问，到晚年，才知得孔子便接尧、舜、禹、汤、文王之传，而己乃孔子之见知也。韩文公《原道》几句，开周、程、张、朱之端。周、程、张、朱如日中天，韩公则东有启明也。千秋万世，韩公之从祀，再推他不去。

唐时佛教盛行，不得韩公大声疾呼，再过些年，竟将正教矣。韩公胆气颇大，当时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又是国师，韩公一无顾忌，唾骂无所不至，其气竟压得他下。欧阳公亦辟佛，气便弱。韩公辟佛，虽不若程朱之精，然是先锋驱除。到程朱，便据有城池矣。

周子《通书》，三十岁便成。程子《易传》，至晚年尚不敢以示人。盖自写胸中语尚易，而发明经传最难。要不失作者之意，不及则漏其本义，过则溢于本文。文须简，简须尽。韩文公著述自命，终身注《论语》不成，真明白人。

柳子厚谓昌黎胜似子云，此是确论。陈梓云：“想于《易》义、历数，昌黎不及子云？”曰：“子云历数，承袭汉历，都是错的。吕黎《易》学，虽不知如何，但如“奇而法”，及《诤臣论》所引释，皆深知《易》者。又如“春秋谨严”，及“《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等语，便见其精于《春秋》。《春秋》之作，是孔子为万世人伦起见，绝不关那几个人，祇要大经大法常存天壤便是了。至所贬斥之人，其死已久，有何诛殛？后人呆将这几个人穷其本末，搜求毫毛，不直一笑。”

韩文公说他要做官，他并不曾入伾文党；说他不能耐贫，亦不见他受谁不义之财。而谏佛骨，使庭凑，曾无一毫亏折，至其文字中所见道理，直如日星河岳，千古推仰。将数百年尊尚之佛教，一旦出孤力以麾斥之，是何等见识！

人不近小人是大端，韩文公生平与当时权要、奸邪，臭味不投，绝不沾染。欧阳公生平帮靠，都是韩、范一边，直至濮议，方与司马温公异。欧阳公既自说不曾读过《仪礼》，如何便议大礼？后来张孚敬竟用之，而兴献之主直入太庙，压武宗之上。此千古未有之事，而永叔为之倡，但永叔止议尊以帝号，未谓便可入主也。孚敬因此将永叔从祀孔庙，可笑。

伊川谓退之却倒学了。大要韩子是理义与文章兼营，非如欧、苏专以文章为事。即曾子固，想亦是将此事略入思议，其《粱书目录序》，非曾用心者，安得有此？〈锺旺。〉

司马文正言忠信，行笃敬，终身无失，学者翕然服之。祇是聪明睿知少不足耳。

上蔡见识高明，说得精彩，想要打起精神，说高一层出来。故有“程门醉人”之诮。〈锺旺。〉

龟山终日坐在门限上，或说是门前石上，不是门阈。大约性情宽缓，看他劾王介甫，却摘其《凫章》解可见。〈锺旺。〉

以虚心与立志并言，北溪所见自是。心最要虚，方能容受得许多义理。不虚，则中自壅塞了，一切嘉言善行，皆格不入。〈锺旺。〉

朱子后儒者，真西山、许鲁斋气象最好。真醇正，许笃实。〈锺旺。〉

朱子之后，语录无有过于许鲁斋者。鲁斋说理大有警醒处，他语录不过二三十张，近闽中所刻，却将几条好的删去，可笑。

鲁齐不曾全见朱子各样好书，却是躬行精到，其见理已到透处。陆稼书不得谓其不壁立万仞，某督学至灵寿，见其生徒文字荒谬，问陆，则群瞪目如隔世人。古人到一处，凭他地方荒僻，人才鲜少，必定淘沙拣金，有些教泽。陆在灵寿七年，行取入都，何至使本治毫无流风馀思？鲁斋做几年祭酒，后来人才便多出其门。

河南怀庆府出韩文公，又出许鲁斋，山川灵秀，非他可比。人以龙门出子长，又出文中子，又出薛文清为盛，较之河南，未为过也。韩子胜子长，鲁斋可兼文中子、薛文清。

胡云峰在元时，极为有名儒者，说书专用巧，彼此钧搭，如今人做巧搭时文一般。最有可喜处，亦有可厌处。

文中子是要拟《论语》，故东说一段，西说一段。薛文清《读书记》，何故亦不以类成编？《论》、《孟》是门人汇集，亦略以类相从，间有相因而附者。若自己作书，自然要有条理。

吾乡蔡虚斋、袜次崖、陈紫峰先生，于《四书》、《易经》皆有数十年工夫，近来节改者多，久便磨灭。某尝欲去其支蔓，存其简要，为一帙书，而未暇。

宋未有善相者，一朝臣引至阁中，历相诸公。出云：“首座极显，末座凶不可言。”首座乃留梦炎，末座则文山先生也。闻留子孙以遗像求题于蔡虚斋，题云：“状元兼宰相，屈身事譬胡；遗容犹左衽，画工是董狐。”前辈直气如此。文集中又载一僧人以《三教图》求题，虚斋题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观此，则留题当有之。

昌黎纶一事，便一事透彻，此人煞有用。明朝人学问、事功都不透，想是读书专之过。只有蔡虚斋专精《四书》、《易经》，而年只五十七，又贫不能多得书，如《朱子语类》都不曾见，故到底不明白“理气”二字。然荐人于王三原，皆有成就，识宁王必反，便拂衣归，已不是无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