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语录/卷20 中华文库

《管子》“士乡十五”。士乡，郎农也。朱子谓：“若民皆为士，则无农，故乡止十五。”非也。工商之子，俱不许出仕，惟农之子得为士，故谓之“士乡”。

《管子》有“畏成如疾”之言，未必脱略，规矩定须精严，但根本旷阙耳。〈自记。〉

《管子》云：“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句句都好，若再加一句“千年之计树德”，更完全。问：“管子不解道此，想即是他器小处？”曰：“然。他见处只到得树人而止。”

《武经七书》，《孙子》外，馀者皆伪。子书如天禄合，乃明代苏州一秀才所作，何友具知其名姓。

自汉以来，荀、扬郡与孟子并称，惟韩文公断为“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至司马温公、邵康节，又推尊扬雄，几在孟子之上。后来一被程子点落，而人翕然信之者，实见得到也。

见得性善，则人我一也，便能感化人，成就人，故曰尽己性，则能尽人、物性。荀卿当日声势大于孟子，孟子日渐尊崇，荀卿日就消歇。至今孟子为吾教宗祖，而搐苟卿如路人别派以此。

荀子文字，比扬子还条畅。其论事甚精采，但说性恶太可厌。

董江都后，韩昌黎前，惟《法言》、《中论》、《中说》三书表表，中多名言。

扬子仕莽固可罪，但《法言》中殊有可采。且当其时，遂知推尊孟子，亦必有见。未可以其人而废其书。〈锺旺。〉

《太玄》中显然颂莽功德，所云“汉公”，分明是安汉公，温公注云：“公与功同。”不知下面“阿衡”字如何解得去，岂汉天子之功如阿衡耶？注书若此等最不可，朱子断无此病。

王氏盛时，天下皆知其将变。梅福幺麽远吏，尚知逃避，扬子云自谓心通造化，独濡滞不去。看来亦非全为利禄，特以京师闻见广，好读书，观于外夷来朝，必细问其土俗风物可见。又其人呆，见莽谦恭下士，郎实以为周公。到后来，事已决裂，便是怕死，不复敢与之异。

司马文正谓扬雄过于孟子，曾、王又推服之，以为箕子。至程朱出，而论始定。其实扬雄罪过，不必到事莽，就是作《太玄》，将羲、文、周、孔一齐都做了，罪已不容于诛。王荆公罪过，亦不必到行新法，只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之，罪亦已不容于诛。这都是心病，可见其无忌惮。

偶看谭子《化书》，极有名理，第说到尽头处，祇说得神气。惟孔子，说天地，便说他的德。扬子云著《太玄》，思刃х云，实亦祇说到神气而止。《皇极经世》荆ǐ妙，程子谓其“泄漏天机”，尚不离此窠臼。圣人言道祇说理，言天地祇说德。

《洪范》“五福”首“寿”，伟长《中论》中有说：“一系得之于天者，一系得之于王泽者。得之王泽，是帝王养育出来的。”此段议论极好。子书自《法言》、《中说》之外，如《中论》、《申鉴》，尽有好语。

文中子说“公旦为周”一段甚精。周公之风雨绸缪，似欲使子孙相继，天下永远属之我家，迹近于私。不知世无贤圣，既不可行尧舜之事，若子孙之世及者，又不为启沃辅翼，使称其位，则害及于人矣，故曰：“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人心、道心，本在一区，要人简别。后世便是宁天下者，所以安家也；厚苍生者，所以存我也。周公谓宗社安而天下安，子孙存而百姓治，有何不好？若是子孙不贤，不如速亡。故迁都之议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郎如人家子孙，果能继述祖宗之志事，便使科名接踵，岂非好事？若罔上贼下，惟利是视，要他富贵何用？倒不如使他贫贱困苦，既不至害人，或者动心忍性，反有向善之机。道理原是如此，此条比韩子对禹问，谎得更详尽。

《中说》“问圣人有忧”一段，程子讥其“心迹之判”一句果然有弊，祇是曲为弥缝。亦自有说。如天有一阴晴，倘或淫太，何尝不咨叹忧苦，祈祷纷纭？至其上一层太虚穆清，有何雨晴？天下皆忧，圣人亦忧；天下皆疑，圣人亦疑。至于乐天知命，穷理尽性，有何忧疑？如此说，亦未为悖缪也。

文中子谓：“天统元气，地统元形，人统元识，邵子宗之。不善读者，便谓天地祇是形气，惟人有知识，是天地无知识也。连“人者，天地之心”一语，都错会了。谓天之心全在人，如天之视听全在人之视听。其实人之视听，皆天之视听，人之心，郎天之心，非天无心，惟人有心也。

朱子于文中子推许不小，荀、扬不足比，郎韩文公尚不如其恳恻而有条理，此是何等地位。祇是世人将他与扬雄并斥者，为其僭拟夫子也。文中子《元经》是假的，《中说》内有几条假的。

文中子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象山白鹿洞讲义利，闻者多挥涕。何以能尔？想他皆有许大精彩，耸动得人。〈锺旺〉

陆子静才本大，其为荆门州，至境内无贼，路不拾遗。又明敏于事，造一城，估计五十万人者，他用五千人，日而就。若不死，便大用，必有可观。故朱子谓：“渡江以来，惟我与子静八字着脚，做着己工夫。”子静亦称朱手为“泰山乔岳”，于立社仓法，劾唐仲友，皆称之不遗馀力。使子静为相，必用朱子；朱子为相，必用子静。若论学术道理，就使子静成掀天事业，到底朱子是，子静不是。

陆子静要人把心地打扫洁净，若一肚子熬糟，读书亦不相干。但只空空的无一点物事齐内，终日江、汉濯，秋阳暴，濯暴些甚么？毕竟朱子有把捉，孔子家法是如此。

问：“陆金溪不喜人说性，其意云何？”曰：“想是厌性中分仁、义、礼、智、信许多条项。但无奈性实心虚，心只空荡荡底，言性则道理凿凿实实，心方有凭据。”〈锺旺。〉

陆子静只在吾道上说得过些，王阳明方可谓之“诐淫邪遁”，子静祇是贤知之过。

或言：“朱子《与陈同甫书》，其理易明，似无容深辨。”曰：“是第一皮义利关头，速须痛与截断。”〈锺旺。〉

姚江所编《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罗整庵细查年分舆辨，姚江词屈，乃曰：“当时在留都，学者争闹，不得已以此权教一言虚诳，他皆无用。”天下后世如整庵者岂少？知此之为权教，无不疑为权教矣，谁肯从之？

明儒无及宋儒者，郎姚江亦不如象山远甚。象山是要仁义忠信，干干净净，祇是学术不是。姚江便有权诈习气，直是奸雄，故作用错处多。问：“可方张乖崖否？”曰：“不止，自当突过。合曹操、荀文若为一，庶其似之。”

张净峰极不张姚江，年廿五时，亲至其家与辨论。净峰曰：“如何言‘明明德，在亲民’？”姚江曰：“欲明吾孝之德，在亲吾之亲；欲明吾忠之德，在亲吾之君。”净峰曰：“如此祇说得‘明明德’省察一边，不可以该存养一边。”姚江笑而不答。净峰遂大喜，以为难倒姚江，其文集中，首载此条。不知到得亲亲、亲君，存养已在内，如何说该不得？特为姚江所不屑辨耳。当日只应就文义折之。《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未尝言明明德之道，在亲民也。且即其言而反之，言欲亲吾之亲，在明吾德之孝，有何不可？郎此便可穷之。姚江又分首节为生安，次节为学利，三节为困勉。佛家有上、中、下三根，姚江处处提阐，可笑。

姚江才气好，事起仓卒，驱市人而战，若使当风尘时，正未可测。问：“使他为相何如？”曰：“使不得。用其偏见私说，废蔑古人成法，害不可胜言。” 友云：“最可恶者，末年附会永嘉识礼，希望起用。”曰：“这却是悬断诛心，未免深文，或者他见解郎是如此，亦未可定。祇是杀迟仲容降贼三百人于宴席，却是为何？尝问施靖海以处置降兵之法，渠谓有老板成法，任他多少，编入吾军伍中可也。降贼即虑、其反复，殒厥渠魁足矣，尽数剿戮，可谓忍心害理。至桂萼辈深嫉其学，弹章诋毁，极其不堪，此却不可为据。”

淝水之战，虽属侥幸，然人气不动，便有胜理。阳明抚赣命下，季明德闻之，知其必立功业，人问之，曰：“某触之不动。”孙北海承泽，极恶阳明学术，尝举阳明与学徒讲论，其夫人忽闹出，掀其几案，抛其书帙，曰：“诸君勿信比老厮诳”，因枚数其平居奸私事。门人窃窥阳明，颜色和霁，如不闻者。久之夫人入，阳明徐整书案，复理前论，若无中间一段事者。以为非人情。某曰：“恐即此已足以擒宁王矣。”北海为失笑。北海又时举《正德实录》中，人参阳明与宁王交通，及闺门秽事：某曰：“吾辈评其学术不正，只论学术可已，此等谤诬，恐不足凭。贤豪岂能免此？”

所恶于姚江者，为其以《四书》、《六经》皆是闲账，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其流毒无穷，王龙溪已不像样，万历以后，鬼怪百出，姚江作俑也。读书人不思经义，株守传注，字字胶执，牵经合傅，甚至并傅意亦失之。姚江因厌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不思此等固陋处，但就其说以破之足矣，何至大决藩篱而不顾耶？

孔子之教，自与天壤相敝，除是不以君为君，不以父为父，孔子之教便无用处。欲坏孔子之教，先破君父之说。佛氏不随世法，是无君；父母反拜，是无父。此乃出来欲壤孔子之教者，而卒之忠孝根心，如何坏得！杨止无君，墨止无父，而佛氏兼之。此事前人辟之已尽，吾需但当自反，把我们这边做得好。

孔子教弟子，只以仁为宗，又复发挥孝道，都是从根上说，正与佛家对针。佛氏无根，故先从父母妻子上断绝，一路差去。

孟子叙道统，曰见知、闻知。道岂不贵行？而云知者，正派要紧。如领路人，领差了，行更有害，当下不觉，到归宿处便大坏。

杨、墨被孟子指著病痛深切处，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故其书遂无传。范蔚宗《西域传赞》、宋景文《李霨傅赞》，皆是搜佛之根，其人其书，多是中国人假托增饰。有凭有据，并不与他端辨道理，所以中其膏盲。

庄、老灭教，佛灭道，禅灭性，其所见一耳。议论则以渐而深入。〈自记。〉

佛氏善言心，老氏善言气，都视得精。吾儒言性，他那两作便都包在里面。佛以心法观天地，老谓开口气便泄，皆吾儒所当资取者。

问：“桃源中了热文物，不几于禽兽之食息乎？”曰：“彼中有纯气，自有人伦。淳朴恩爱，与禽兽别，若有文物，纯气便有发散之意。”问：“有人岂能不争？无主焉能和辑？”曰：“若争，便是纯气将散矣。文物固是气之发露，然气既潍，又须以此维持之。如人受参芪之补，便是元气有亏，然元气已损，又须以此补之。老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知世既生盗，圣人虽死，又焉能止？老子所云，说了一截，脱了一截。”

《老子》生十有三，死十有三，出生入死十有三。“有”字不是“又”字，解者都指出十三种以实之。如《周礼》息伪十有二，亦枚举以实之，支离牵强不可通。十有三者，十分中有三分，实三分三，去零数耳。十有二者，十分中有二分，亦二分半，去零数耳。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不欲露体耳，非斋服也。半此身之长，短衣也。朱子谓长视身而又得半，亦太不便矣。三分天下有二，幸而有其字，不然亦将谓三分之外又有二分乎？

《老子》惟“贵大患若身”难解。祇是生于忧患之意，《易》所谓“贞疾，恒不死”也。“宠辱若惊”者，以宠来辱我，故若惊大患来，便贵之若爱其身者。以为有此，便可不放逸怠傲，以至于死也。却是爱其身，不是要害其身。然又不是以平常之养身、奉身者为爱，又要不有其身，所谓“外其身而身存”也。圣人看得道理熟，平平常常说出来，他们窥见些子，便以为秘妙，又做奇文字楦出精彩来。

《道德经》虽亦有意理，其却不甘为之发明。初意欲与《参同契》、《离骚》为三奇书合刻，今看来非二书匹也。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声口总不正。又如“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总流为机权阴谋口角。若《参同契》便无此恶态。《阴符经》撮《道德》五千言为三段，不是没见解人。《握机经》亦是传古阵法者，非泛作，大约是战国《鬼谷子》之流。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为恶”两字太险，岂教人恶亦可为，但莫近刑乎？尝与泽州陈先生论此，以为“为善得无近名乎？为恶得无近刑乎？祇是缘督以为经”，泽州大喜。数日后，又得一解云：“为善何必郎有近名；湮没者不少；为恶何必郎有近刑，漏网者亦多。不因么而为善，不畏刑而不为恶，祇是缘督以为经耳。”泽州又大喜，以为更好。

至尊常谕：“朕看《参同契》，恐俱是说人身上的话，未必是说别项。”地奏曰：“臣向来正是如此说。如《阴符》说‘绝利一源，用师十倍’，‘绝利’，是将诸般利欲都断绝了，只在源头上专一用工，便如‘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是说工夫不断，刻刻相续，便如‘用师万倍’。”复蒙谕云： “正是如此。”又奏：“臣有一亲戚好道家说，臣尝问之云：‘铁亦好物，可以定子午，道家总不贵重，祇说丹、砂、铅、汞。岂以其为皑鼎之用，烹炼大药，可以服食耶？’他应曰：‘然。’臣曰：‘以愚观之，殊不尔。盖铜铁炼到底，祇是铜铁，惟砂里有金，铅里有银，都非从外得，可以炼出宝来。以喻人血肉之躯，有至宝存焉，天之明命在其中，可以炼得出来，祇是要不断火。如所谓‘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长’也。”又蒙谕云：“如此方是他本意。”因说“绝利一源” “源”字好，不然便向别瓦砾中寻宝，如何能得？但须“三反昼夜”，不断工夫方好。“绝利一源”，吾儒之“持敬”也；“三反昼夜”，吾儒之“集义”也。时甲午四月十六日。

某因《参同契》悟得《易经》道理。《参同契》祇说一身，其实一身即天地。凡阴皆魄也，凡阳皆魂也，阴以阳为本，阳以阴为基。天之神气，包乎地外，然离地便散漫无归，却要贯注地中，以成岁功。地若不资天之神气，便成顽块，何能生物？如人之形体，不禀命于心之神明，则五官百骸，皆不得所。然心神若不宅此形体，何以为寄托之地？故魂守魄，郎魄拘魂，初无二候。

“乾坤合撰，天地同符。”但看世间凡气所贯，皆天也，地在天中，初非截然天为一物，地为一物也。说《易》者皆以干为君，坤为臣，郎以君臣论，君要留心臣民，所谓“天道下济”也，亢则有悔矣；臣要一心王一室，所谓“承天时行”也，否则有咎矣。其理亦是如此。《参同契》以人身言乾坤，则神魂其干也，体魄其坤也。神不得形，何所附丽？故为“游魂”；形不得神，何所作为？故为“滞魄”。惟刻刻相守，合而为一，形即神；神郎形，则“丹还”矣。比即“天地交寨，水火既济”之理。从来说《易》者，却不曾说到。又发明出《先天图》位，故知其传授必有端绪。

《参同契》取象龙虎，是窃用《周易》龙马而变共号。龙取变化飞腾，却潜藏千渊，以譬人心骛八极，一收便在腔子里，是魂也。虎伏于山林，人不能见，然一啸风生，却威猛不过，是魄也。但马比虎更觉稳妙，马本是干，而坤为牝马，如牡马行到那里，牝马亦行到那衷。本是一物，但有牝壮之分。更精。

《参同契》向日分章段颇不错，今又见得明白些，其警发于吾身心者甚切。大约先黑，方白、方黄，而终于红，是谓之丹。日之出也，先红而白、而黄、而黑。人与草木之生也亦然。而道家工夫反之，所谓“顺则为人，逆则成仙”也。他的黑，是收视反听不说话，将耳目口三宝闭塞了，直使形如桥木，心如死灰。久之，黑中生出明来，便是白，所谓“虚室生白”。到得“魂守魄”，“魄拘魂”，魂不游而魄不昧，便是黄。后来一团纯阳真火，阴邪之气都烧化了，所谓“童颜” 是也。这便是红，红则丹成矣。吾需工大亦然。以《中庸》言之，“戒惧”，黑也；“慎独”，白也；“致中和”，黄也；至“天地位，万物育”，红也。佛家工夫亦同。其云“发大愿力”，郎吾儒之“立志”；其云“悟”，郎吾儒之“致知”；其云“修”，郎吾儒之“力行”。明儒说三教源头本同，但工夫各别。却反说了。工夫却同，祇是源头不同。发愿力同，为甚么转愿力便不同？吾儒是大公的，从天地万物道理上起见。道家却只为一己，祇要神气常存。佛家看这个犹粗，祇要此心光明，照彻乾坤，亦是为一己。不特佛、佬，就是市井人，亦必先发愿要做财主，方讲求取利之法，然后经营力作。所以“元亨利贞”四字，夫子作四项说，极当。亨与贞都是同的，元与刊邢不同。徘、老与百工技艺，俱有做到亨通之时，祇是问他太不大耳；俱有守之而不变处，祇是问他宜不宜耳。吾儒便大、便宜，所以五性最重仁教。问：“道家如此用工，杲能使此身常存否？”曰：“亦不知如何，想必神气久长些。他并不是糊糊涂涂傲神仙，他尽千思万想，天地阴阳，万物变化，人身形神，都要知其故。亦不是寻常人。”问：“‘魄拘魂’，‘魂守魄’，如何月工？想亦不过定心。心不放，则魂魄俱安矣。”曰：“‘魂守魄’，即‘魄拘魂”，无两层。心定自是主宰，亦要明魂魄之理。”问：“他亦千思万想，岂不耗心气？”曰：“他所思想者，即是他的事，不是游思妄想。如一想魂，即如见自己的魂；一想魄，即如见自己的魄，与寻常思想不同。若是心如顽石，只像劳山上人，嫩久神气足，不须饮食。年岁长远，一无所知，不过如土石、龟、鹤耳，有何足取？”问：“他祇说黑白黄赤，是水金土火，何为不说青？”曰：“想是怕人恋住生气。他结末却说丹成后，须要在人世立功，功行圆满，方能升天。吾儒将仁放在头上，他将仁放在尾上。”

《参同契》道理，就是吾儒亦用得着一半。其要在慎言语，节饮食，惩忿窒悉而已。慎言语与微忿为一边事，惧耗气也；节饮食与窒欲为一边事，惧损精也。至那一半成仙事，却用不着。如孙、吴兵法，亦有一半用得着。整行阵，严纪律，卫民保境，是所用也。其说得疑鬼疑神处，便为吾儒所不道。

《参同》不取铜、铁之类，而取丹、砂、铅、汞者，取其中有至贤，以喻人躯壳中有至宝耳。丹，朱砂也，中有白金。砂，即披砂见金之砂，中有黄金。铅、汞中皆有白金。四者不加淘洗烹东，不过是丹、砂、铅、汞，一加淘洗烹鳏，便有至宝。人不去修练，不过是一皮褒，与草木朽腐，一经修练，便可成圣贤。岂非至宝？问：“‘还丹’何义？”曰：“丹原非一件物事，不过是赤色。谓之‘还丹’者，初丹，后不丹复归于丹，故曰还。人初生本红，故曰赤子，后长大渐白，由白而黄，死而黑。凡草木之芽，先红，后青白，后黄落，后枯黑。日初出红，后白，晚黄，夜黑。仙家当人红白时，他只守黑，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到得人死时，他活起来；人黑时，他亮起来。一直复还婴儿之赤，故谓之‘还丹’。”

《参同契》言甚简易，其言天地阴阳，郎吾身之阴阳也；其言黄老清静而天下治，如吾身之虚静，水火调伏而寿命长也。其下手工夫，不过“魂守魄”， “魄拘魂”。魂者，灵明动作，但任其浮驰，则为“游魂”；魄者，寂嘿坚定，但任其昏颓，则为“滞魄”。当魂放逸时，须把心捉来，不许妄为纷杂，是为“魄拘魂”；魂为魄所拘，则魂常精明不散，而魄亦不颓然昏惰，是为“魂守魄”。问：“《参同契》之说《易》，与吾儒合否？”曰：“彼不过仍汉儒之言耳。汉儒言《易》，以六十四卦，配合年月日时、七十二候、二十四气，虽逐日之阴暗，皆为豫定。又不是推得一年，便可印板凿定，明年又有活法。又参之以人事，如人事变易，象亦应之。《参同》之言《易》，仍是如此。”问：“修炼工夫，何以与此相应，”曰：“有死子午，有活子午。死子午者，天之子午也。自子至午为阳，宜饮食动作；自午至子为阴，宜闭户守中。活子午者，吾身之子午也，但倦怠时，是子也，便宜吐气运行，不使冥昧；觉得有放逸荡散意思，是午也，便宜收视反听，寂然不动。”问：“与七十二候、二十四气有相应处否？曰：“亦相应。到那节气换时，比常时工夫又加谨。若后来道家‘炉丹”及‘守庚申’诸说，皆诞漫不经，《参同》无是也。妙在与吾儒说工夫处，都是一样。郎佛家亦是如此。大约三教工夫，都是从收放心做起，而吾儒看得一草一木，遂生得所，无一不与我性分相关。佛、道两家，连自己父子、兄弟、夫妇，亦视为膜外。此处道理大不相同。”

《参同契》首尾武，中间文，与吾儒工夫一样。初时立志，要勇猛直前，及末后直达天德，竿头更进；又要武。中间勿忘、勿助，却要文。

道家从汉便分两路，魏伯阳修心性，张道陵讲符法。佛教兼此两种。大约释道二教，其初亦是隐居修道人，因他枯槁清寂，岩居穴处，恐招异物之害，故学些术法以御之。及其苗裔欲为表章，遂说玄说怪，张皇附会，无所不有，却失了他本来面目。

“致命遂志”，致吾之祸福寿天于命，而必求遂吾志也。如“致其身”，亦是利害生死，悉置度外，非以殒身为致也。古人说“命”字，都是指天命，今以属人，如身字一般。经书中无是也。此想起子道家，道家以心之灵明、元神谓之性，身之元精、元气不死者谓之命，“修性”。“修命”是两样工夫，两者俱进，是性命双修。“命”字属人矣。问：“‘修命”者，务一切不管，心死而后气足。倘‘修性’，则必穷理致知，苫思劳心，岂不有碍于‘修命’之说？”曰：“观《参同契》说‘千周万遍’，可见穷理致知他都有。祇是穷他‘修性’、‘修命’之理，致他‘修性’、‘修命’之知耳。如此焉得有碍于‘修命’乎？”

某深信得人有长存之理，万物之生人为贵，草木有数千年不死者，禽兽亦有千年者，岂人之寿止于百年乎？盖人之不死者，在神明，而不在形骸。闻山左劳山、湖广武当山，皆有数百年不死之人，不饮食，不水火，身轻体健，如鸟兽然，蹑峻跳涧，如履平地。然此乃道家所贱，彼言修炼，亦重神气，不贵比也。由此观之，圣贤自有长存不敝者，神明耳。

李文节闭户多年，做一部《百链草》，许多软调，不见精采，何也？友曰：“他只在那里链自己的，若读前人书，而链之便佳。”先生曰：“是可知道家修炼无用。”

《阴符经》著语太险，不如《参同》平易浑穆。其书只虚说在这里，随人用，用他修道亦可，用他行兵亦可，用他治国亦可。分那一段是说道，那一段是说兵，那一段是说治国，便呆了。祇是以阴为主，便露杀机，乃黄老之指，非圣贤之道也。

阴符者，以阴为符，得阴则可以招呼群有，指挥如意，郎阳亦为用矣。杀机正其所取，犹吾儒言克己之意。故曰：“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都是说杀之为用大，今人都解作杀机不好，大失作者之旨。

傅弈辟佛，语亦谛当，但却笃信老子。至戒子孙，犹以道教当从，与圣人之书当读并举。不知佛氏郎脱胎于老子，故韩子《原道》、《新唐书李爵传赞》，皆从老子说起。佛精于老，禅又精于佛，其实禅学何尝是西域来？就是中国人替他妆点，《李爵传赞》最说得透。朱子《释氏论》，文笔虽不古，精当第一。

辟佛几篇名文，该汇在一处：范蔚宗《西域传赞》，傅弈《表》，韩子《原道》、《佛骨表》、《与孟简书》，宋景文《李款傅赞》，朱子《释氏论》。佛氏无所逃匿矣。

《四十二章经》，是佛家原文，尽有名理。如“磨丐驴，身虽行道，心道不行”；“无礼来犯者”；如“对风扬麝，持梃击空”，皆是妙论。次之《佛遗教经》。他皆中国人傅会为之。

佛子从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清净虚无，一切皆空。其视世儒驰逐于功名富贵，缘饰于名迹语言，直与众生一道看。所以高明之士，被其煽诱，湛溺而不返，只觉得他的是，不知吾儒原是如此。但既有了涤士己私这一边，又要有推以及人那一边才好。圣人之道，本末兼该，物我一体，平平正正，万古不磨。直到向、程、张、朱，此理绕说明，把向来推有ю教那一边的道理，都收回来，所以其功大。

人心、道心，本在一区。爱，私也，我必自爱其亲，乃加人皆爱其亲，推其爱亲之心以及人，则公矣。货财，利也，我必自资于货财，乃知人各资于货财，推共文于货财之心而不相夺，则养矣。佛家弊病在断截此心，事皆无根，焉能有物？

譬喻最难。佛家说：“心性之体，如明镜一般，物来必现，随物见形。”然镜内空空的，一然了有，冷冰冰全无意、惟程子“心如谷种”一喻，褪妙。盖壳种内，根菱、枝叶、花实，无所不全，而其中一点生理则仁也。心属火，仁属木，是滚热发生的，与金之寒冷不类，所以镜取十不得。凡阳一边都暖，阴一边都冷，佛家以镜喻心性，所以断绝身累，齐向空灭，好说鬼神，厌烦人事。

“息心”不是人心当息，道心不当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亦“息心”也。朱子云：“有灭息之息，而后有生息之息。”甚妙。寒冬闭藏，来春发生之气，全在此时蕃养。就是禅家，亦破枯禅，云：“不可有恶心，不有善心，亦不可无记，无记竟枯灭矣。”但他所不欲枯灭者，心之神明。吾儒所云不可枯灭者，天命之性也。佛家不是一概灭绝其心。朱子说告子“冥然无觉，悍然不顾究其归自是如此。他做工夫，亦不如此。

儒者心安理得，静亦定，动亦定，各止其所。佛家忍心害理，强行割截把捉，岂独空为顽空？即明亦是顽明。

问：“佛教说不去，行不去，如人尽从他，一世人类便绝。”曰：“他原说不要人尽不婚娶，就是这样亦巍不去。圣人教人，是自己行了教人行。如说婚娶是好道理，他就该从人。若说是不好道理，如何又教人行？天地间无比道理教法。”

和尚说来说去，总是为自己。吾儒讲的事，都是世上用得着的。郎此便分公私。

释氏之“发大愿力”，是吾儒之“立志”也：“要常惺惺”，是吾儒之气主敬”也：“遍参历扣”，是吾儒之“致知”也；“戒律精严”，是吾儒之“力行”也。但他之立志、致知、力行，都是他的事，与吾懦绝不拟似。凡吾儒之所宜有事者，他都以为大戒。如人从父母而生，故笃爱之。他便不认父母，是断爱根；挟拯难处一刀两断。他以为人之爱，都是生于习染，郎爱父母，亦是私心，不过贪其乳哺鞠养之惠而已。假如自幼无知时，养于他姓，受其鞠育，亦便爱之，可见都是有缘之爱。不若从无我中，发大慈悲，普度人天，方是无根之爱，其爱也真而大。孔孟却说世上岂有无根主人，郎从权上爱起。吾儒与释氏不同处本易见，不知前辈何以都说不透，见得祇是不分明。

释氏说“三宝”，亦说得好。如我们古来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为宗仰，便是“皈依佛”；圣人留下几部经，孜孜诵法，便是“皈依法”；有周、程、张、朱几个儒先，视为榜样，便是“皈依僧”。

佛家轮迥之说，印循环始终之理，亦无足怪。祇是说得呆了，便不可信。春夏之发生，都是冬间闭藏之气；人记得书多，便会做文章；穷得理明，便论理不错；平素更事久，临事便谙缔；吃饭多，精神便强旺，受之于内的，郎是发之于外的。祇说得不呆，便不妨。

尝问僧说峰曰：“轮迥之说，无乃诞幻，”僧曰：“此有何奇？不必远求。佛法观天地，只以心法观之。生死如昼夜，昼夜相循环；心之起灭无时，其起者郎其灭者，岂有二耶？”又问：“人有恶，变为禽兽；禽兽有善，又变为人。信乎？”曰：“有此理，便有此事。但看人一日之间，念虑起伏，几番为人，几番为禽兽矣，输迥之说，以是思之，觉得比说殊有理。如我们起一善念，便觉光明正大，不独念头是人，耳目口体无一非人。他人看亦如此。若起一恶念，不独念头是禽兽，耳目口体无一非禽兽。造化在我，何必闰王。又问：“做工夫，以知识马先乎？修行为先乎，”曰：“‘发大愿力’为先。”问：“假如识见不到，阶行不到，空有大愿力可乎？”曰：“也好。菩萨不是一样，有初地菩萨，便是他愿力既坚，虽功夫未到亦不妨。既有此原力，识见才是真识见，修行才是真修行。”问：“愿力发来多不能久，是如何？”曰：“此有二病；一为从前不曾用功，觉得今日难从丰路做起；一为力小图大，恐后来工夫不能接续。须得此愿发时，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前后都要截断。”问：“罗汉与菩萨分别。”曰：“罗汉见人不善，发嗔怒心；菩萨见人不善，发悲湣心。”问：“所存心。” 曰：气亦不存于善，亦不存于恶，又不是昏然不酲。”比便似吾儒未发之中。又尝举公案，有人自许心能做得主了，僧曰：“醒时做得主，梦时做得主否？”其人曰：“也做得主。”僧曰：“有梦时做得主，无梦时做得主否？”其人便不敢自许。凡此皆彼教中之至精至粹语。

佛家说心亦好，祇是上不能通诸性，下不能通诸事。须知心如此，乃是实理如此，又要把此事处得当，方好。

佛家以佛为“转轮王”，盖以心转宇宙，实有比理。孟子云塞乎天地之间。人意思到那里，气郎到那里，不然如何充得？

林次崖《存疑》辟阳明数段，却不中其要害。他的病根，在“无善无恶心之体”。但观有道君子，于事物未交寂然端坐时，满腔无非善意，通身都是善气，岂得云无善？若无善，比等气象从何处来？问：“佛家说‘无善无恶’、‘善知识’，气象何如？”曰：“一看庄肃，细看冰冷，固无恶状，了无善容。郎与其‘无善无恶’相应也。”

或言佛教能使人外形骸，见危致命。然唐人多溺于佛，却沉没声利，不见其清廉节义者多于后世及朱子之学与，殉节者皆视死如归，宋、明以返，可以观矣。

圣人说“经纶大经”，是一段“肫肫其仁”所发，实是从化育中出来的。圣人所言所行，都是为此。吾辈闻有人呼风唤雨，却不生景仰心，闻得忠臣孝子，可师可法，便心悦诚服。郎此便见得天地之心，亦是如此。左慈、周颠仙、冷谦，杀亦杀他不死，岳武穆被秦桧一杀便死。然今却不羡慕左慈、周颠仙、冷谦，而景仰武穆。左慈果是手段大，何不除了曹操，别推个贤臣辅汉？颠仙亦不能作陈友谅，终须洪武动兵。可知此种毫无所用。就是画一道符，诵几句咒，拘得鬼来，亦祇是未散呆魂。问：符咒何以能拘鬼，”曰：“朱子说得好，‘公既信佛，鬼即公辈，如何不信？’今有一异状之僧，便倾城往观，施舍骈杂。这些人死了，如魂魄不散，自然还是如此。须知幽明、人鬼一也，看得椓平常，方是道理。高一边的人，说世无鬼；低一边的人，说是事皆鬼为政。圣人说道理，因拈‘中庸’二字，最妙。”

汉时，《六经》皆有《纬书》，光武因“刘秀为天子”一言，便尊为圣经。桓谭言其不足信，辄罪其非圣。直至隋文帝始烧除之。圣人极数知来，不过推之以理，如寒往暑水，乃感应之必然者。痴人以为，圣人于后世某一个人姓张、姓李，名甲、名乙，皆知之，不直一噱。圣人之训曰：“将兴致祥，将亡致孽。”确然实理实事。遇灾异则恐惧修省，不此之务，而耑以禳报为事，至终日在吉凶上作无益算计，势必为见物所愚，有当凶而反致祥者矣。

阴阳杂术，某阅历多矣，何尝有验？郎有验者，亦是说得多了，偶然撞著耳。惟圣人之教，一以人事为主，你学字会写字，学文章会做文章，如人吃饭会饱，不吃会饿一般，何等切实。大约人之精神魄力甚大，虽偏僻之学，逼出一段光怪，亦能惊动人。子云作《太玄》，口中吐出白凤，刘更生喜言神怪，藜火老人感之而至。若圣贤平正学问，却无是也，盖其气已与日星阿岳公矣。

友言：“明太祖曾遣人向天竺求经。又各王分封，皆以一僧傅之，姚奠孝则燕王傅也。”先生曰：“洪武亦不是信佛。大抵人不能无所畏，当其分争时，匹夫匹妇皆吾敌。至天下一统，无外患可虞，欲保社稷；长子孙，便惧鬼神。思以邀福而除祠，未有不为僧道所愚者。自非圣人，断不能免夹杂念头。惟圣人胸中了亮，道理看得透，知到我即天，天即我，坦然做去，有何畏惧？”

邓文洁说他不要学圣贤，亦不要学天地，不知要学甚磨？其刻苦至终日跪庭中，石上渍血斑斓，到底不见地怎样超妙。王凤州、季明德辈，后来做出文字，都通不去，所谓“自诐而淫，而邪、而遁，必至于穷而后己也。”

朱方旦初至京，倾动一时。猗氏卫先生在朝班，极诋之，适史子修联坐，色殊不悍，猗氏并责之。子修曰：“我非孟浪信从其教者，彼实能起死人而生之，虽欲不信从得乎？”猗氏询其详，子修曰：“吾妻病已三年，委床待毙。闻朱至，往叩之，朱曰：‘俟吾察其命尽有圀，君姑还，余郎至。’某问：‘先生能遽来耶？’朱曰：‘不须余来，病者自知。’是夜，妻竟安卧，又闻室中有异香。至鸡鸣时，妻欠伸而觉曰：‘汗透矣。’索衣易之，劝其少间，妻曰：‘我愈矣。适梦至一公廨，有大官命吏检簿，须臾吏白曰：‘史鹤龄妻寿限未尽，但灾厄甚重。’忽闻屏后有人曰：‘既寿限未尽，令其夫妇皈依道教，以禳解其灾可乎？’大官起立拱诺，曰：‘受朱先生教。’因命余归。’遂蹶然而起。”猗氏闻言悚然，遂与子修俱谐朱。朱曰：“余闭目见诸贤圣，开目见天，注想既久，自然与天及贤圣同归。公辈读书而不知其何义，‘顾提天之明命’，非此之谓耶！”猗氏遂亦大服，尝邀某同往修谒。某先索方旦所著书观之，得其《中说》、《质言》二种。书中别字无数，想来天上无不识字的神仙，遂坚辞不往。后方旦被罪，行刑于湖广市曹，监斩者郎其弟子工新命也。将斩前一日，尚慰其弟子曰：“毋怖，明日午时，当有赦至。”其怪诞至此。问：“当史家求祷时，何以能然？”曰：“妖术本不足论，但以吾道推之，何妨如是？当其清修苦行，或者鬼神亦甘死所驱役，逮至木拟王侯，骄淫过度，则鬼神弃之矣。至所云‘注想’，亦有可取。我辈平生何尝注想一件事，都是悠悠忽忽，老死而已。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有能昼夜不忘，念念不舍者，吾未之见也。”

有行取官许三礼者，放言高论，开口便说人莫要错了路头，一大圣，一大贤，一大儒。环极魏先生者，冲虚君子也，闻其言，为所悚动，乃谓某曰：“余不能测其学问高深，君当一见之。”及见顷，三礼言其宗旨云云，某间之曰：“所谓大圣者，必孔子也。若大贤，则颜子，大儒，则程朱也。”三礼曰：“然。”某曰：“程朱去孔子千五百年，不能得师，或至错了路头。颜子亲见孔子，孔子何不指以大圣路头，任其错走？岂颜子天姿仅可以贤，抑孔子秘而不宣耶？”三礼无以应。翌日，为环极述之，环极深为称叹。久之，某入朝班，犹闻三礼向人称说云云，可见其糊涂一世。

人言语不近情理，都是言妖。今见得佛、老果不足辨，虽不曾细读其书，但既不是我们的道理，便不是。此道理外，更无道理。曹武惠兵已过江，南唐始焚却佛经，曰：“今而知舍周公、孔子之道，无足以治天下者。”二氏说玄说妙，我们治天下，着他一点便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