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汇编 学行典 第八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理学汇编 第九卷
理学汇编 学行典 第十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

     第九卷目录

     理气部总论三

      邵子皇极经世二观物内篇之六 观物内篇之七 观物内篇之八 观

      物内篇之九

    学行典第九卷

    理气部总论三

    邵子皇极经世二

    《观物内篇之六》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 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 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 文而下,孙五霸也。”

    《易》《书》《诗》《春秋》,皇帝王霸,圣人之事业,尽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孙五霸,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宪章文武而不及五霸,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则兼举之矣。然圣人作《春秋》,虽五霸犹或取之,以其有功于一时也。故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圣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圣人之刑赏也。五霸虽得罪于圣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呜呼!治天下者赏善刑恶,能如圣人之心以公天下,则四海之内,无思不服;傥徇好恶之私,则刑赏滥矣。刑赏滥而天下未有不乱者也。

    祖三皇尚贤也,宗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 帝尚贤以德。子三王尚亲也,孙五霸亦尚亲也。三王 尚亲以功,五霸尚亲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贤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 ;三王五霸之治,皆尚亲者也,而三王以功,五霸以力。以道则为化,以德则为教,以功则为劝,以力则为率。道德则无亲疏之闲,功力则有违从之异。然而力率天下而亲之,则狭矣。此皇帝王霸之所以分也。

    呜呼!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亦亿千万年。仲 尼中闲生而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孙之多邪?所以 重赞尧、舜,至禹曰“禹,吾无闲然矣。”

    时之既往,时之未来,皆有亿千万之数,所以为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闲,何祖宗之寡,子孙之多?谓治世少而乱世多,圣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时,虽不同,然固已鲜矣。后世不止杂乎霸,而霸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赞尧,则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赞舜则曰:“君哉舜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至禹,则曰:“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禹,吾无间然矣。文王则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 汤武则曰:“顺乎天而应乎人。” 呜呼,文王之德与舜禹并,可谓至矣。

    仲尼后禹千五百馀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馀年, 虽不敢比仲尼上赞尧、舜、禹,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 尼乎?”

    仲尼后禹千五百馀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馀年,盖道之相传,无古今之异。《仲尼》传尧、舜、禹者也,《孟子》传仲尼者也,吾先君子盖学孔、孟者也。

    人谓仲尼惜乎无土,吾独以为不然。独夫以百亩为 土,大夫以百里为土,诸侯以四境为土,天子以九州 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若然,则《孟子》言“自生民以来 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为之过矣。

    独夫之土,百亩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穷极者矣。仲尼之道,通万万世而无弊,万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万世为土,非特万世也,亘古今,穷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与其富然后能富;人不能自 贵,必待天与其贵然后能贵。若然则富贵在天也,不 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系乎天 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则不 得,是非系乎天也,系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 贵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 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则谓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 而失之”,则谓其人之不与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 以能得,人之所以能与,则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富贵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修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修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务修其所可至,而务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则患得之,既得之则患失之。得之则矜夸,失之则怨怼。苟能知己得之,人与之皆。

    “天也。” 如是,则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贵也,岂可妄意求而得之也?虽 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圣君艰难以成之,庸 君暴虐以坏之。是天与?是人与?是知人作之咎,固难 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积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 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谓“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 馀事于其间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语命也 已。

    “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实命之。” 故尧命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舜亦以此命禹。天位岂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乱臣贼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积功累行,人之所当为,君子岂有求而然,必自积功累行以得之。不积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终亦必亡而已。积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谓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汤以功有天 下,殷纣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 天下。三者虽时不同,其成败之形一也。

    夏禹、商汤、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创法垂统至矣。后世子孙,虽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业,谨守其法度,兢兢业业而勿失,虽百世可也。夏则太康已失邦而其后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后有纣;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后有幽、厉。《诗》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盖周至幽、厉,虽曰未亡,其实亡矣。独以文、武之泽未斩,国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后失之。其祖宗之艰难,积累以得之,其后亡国败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涂。《书》曰:“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此之谓也。

    平王东迁,无功以复王业;赧王西走,无虐以丧王室。 威命不逮,一小国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 道哉?

    “平王东迁,文、武之业尽矣,故无功以复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势极矣,故无虐以丧王室。皆不足道也。” 窃尝论之,桀、纣、幽、厉,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虽殊,皆足以亡其国。然暴君身为不善,其亡也速,其为天下害也浅;庸君未必能为大恶,而天下之为恶者皆得以肆其恶,其亡也缓,其为天下害也深。故桀、纣身为不善,汤、武诛放而天下宁,幽、厉亦可谓暴矣,独以文、武之泽未泯,止亡其身,而国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无显著之恶,而其庸则甚矣。其后有五霸,有战国,有暴秦,民遂涂炭,五百馀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汉而后始定。考之历代,亦莫不然。西汉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乱,幸天下未厌,汉光武中兴,东汉自桓、灵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乱,而后有三国,有南北朝,又分而为十六国,民坠涂炭。又四百馀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后始定。隋炀帝,暴君也,身为不善以亡,其国不旋踵有唐以兴,而天下宁。唐自肃宗而下,多庸君也,当时藩镇固已暴横于外,宦竖又且擅权于内。其后有五季,又分而为十国,皆得以肆其恶,民坠涂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后大定。则暴君之为天下害也浅,庸君之为天下害也深,概可见矣。

    但时无真王者出焉,虽有虚名,与杞、宋其谁曰少异? 是时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当是时也,天下无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礼法也,使之得位则行之矣。孟子告齐、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修经,周平王之时,《书》终于晋文侯,《诗》列为王国 风。《春秋》始于鲁隐公,《易》尽于未济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周平之时,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书》终于文侯之命。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文侯犹知尊周,有功于时,故圣人取之,始于典谟,终之以《文侯之命》与《秦誓》,则其时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颂》不作,周室之微,不绝如线,四郊之外,皆非己有,与一小国亦何以异?所存独王者之虚名耳。故《黍离》之诗列于《国风》也。《春秋》始于鲁、隐,鲁,周公之国,周公之礼乐典章,具在于鲁。至隐公之世,周公之业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隐,又当周平之时也。《易》终于《未济卦》,而一治一乱未始有穷也。

    “予非知仲尼者,学为《仲尼》者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而出自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 而出自幽、厉,文武之基息矣。由是外裔得以侮中国。 周之诸侯非一,独晋能攘去外裔,徙王东都洛邑,用 存王国,为天下霸者之倡。秬鬯圭瓒之锡,其能免乎?

    圣人人伦之至,能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之道,正心诚身以治天下国家,此盖孔子之志也。礼乐、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则人君之权移于下矣。盖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乱,其可得乎?周之幽、厉,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者也,盗斯夺之矣,故外裔得以侮中国。晋文侯独能攘外裔而迁周于洛,知有君臣之义,未同于外裔,其功亦可尚矣。此《书》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传》称子贡欲去鲁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 羊,我爱其礼。”是知名存实亡者,犹愈于名实俱亡者 矣。礼虽废而羊存,则后世安知有不复行礼者矣!晋 文公尊王,虽用虚名,犹能力使天下诸侯知有周天 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晋之衰也,秦由是敢灭周。 斯爱礼之言,信不诬矣。

    孔子之时,鲁国告朔之礼废已久矣,而饩羊犹存。子贡独见其礼已久废,饩羊徒有虚名,故欲去之。圣人用心深远,以为“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礼虽废而羊犹存,后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礼,循其名而求其实者乎?岂不愈于羊礼俱废,名实皆亡者也?故晋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时,所以圣人亦取之也。《孟子》谓“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 好名之人,于道虽为未至,已能让千乘之国,则与夫见利亡义,贪取苟得,无所顾藉者,盖有间矣。或曰:“好名之人,矫伪不情,乌足贵哉!” 愚独不然。矫伪为善,岂不贤于矫伪为恶者乎?窃尝论之,为人君者,能知尧舜之名为可好,则莫不愿为尧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弥久,是亦尧、舜而已。为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为可好,则莫不愿为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弥久,是亦稷、契而已。志于道者,能知孔、颜之名为可好,则莫不愿为孔、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弥久,是亦孔、颜而已。” 呜呼!名者,治世修身之具也,乌可一日阙于天下?但患不知所以好之耳,岂不贵哉!

    齐景公尝一日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是时也,诸侯僭天子,陪臣孰 国命,禄去公室,政出私门,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 欲其臣下奉己,不亦难乎?厥后齐祚卒为田氏所移。 夫齐之有田氏者,亦犹晋之有三家也,亦犹周之有 五霸也,韩魏赵之于晋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 其主,又专其国;田氏之于齐也,既得其禄,又专其政; 既弑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岂无渐乎?“履霜” 之戒,宁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达道,人之大伦,所以维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则治,舍之则乱,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纲五常绝矣,篡君弑父,无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能不僭诸侯?大夫既僭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虽管仲,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犹不知礼,况其馀乎?其甚,则鲁之三家以《雍彻》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于执国命乎?始于僭逾,卒于攘夺,势必然也。故田氏之于齐,韩、赵、魏之于晋,终逐其君而盗其国。向使齐、晋之君不敢僭周,则所谓田氏与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盗其国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尔者反乎尔,不思之甚矣。《易》曰:“履霜,坚冰至。” 君子方履霜之时,固已知坚冰之必至,宜辩之早也。

    《传》称:“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诸 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预中国会盟,仲尼始进爵为 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春秋书》曰:“楚子而僭王。” 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吴尝破越而有轻楚 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贪婪攻取,不顾德义, 侵侮齐、晋,专以外国为事,遂复为越所灭。越又不监 之,其后复为楚所灭,楚又不监之,其后复为秦所灭, 秦又不监之,其后复为汉所灭。恃强凌弱,与虎豹何 以异乎?非所以谓之中国理义之师也。

    吴、楚、秦、越,恃强凌弱,不顾德义,方之齐、《晋》有间矣。

    宋之为国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会不量力, 区区与诸侯并驱中原,耻居其后,其于伯也不亦难 乎?

    《宋襄公》亦尝主盟,而衰弱无术,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燕处北陆 之地,去中原特远,苟不随韩、赵、魏、齐、楚,较利刃,争虚 名,则足以养德待时。观诸侯之变,秦虽虎狼,亦未易 加害。延十五六年后,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为强大,与齐、赵相抗,苟不与诸国争胜负,而修召公之政以治其国,有可以兴王之理也。王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灭亡,可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 祚长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罪故也。自三代而降,汉、 唐为盛,秦界于周汉之间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 公,终于始皇,起于西夷,迁于岐山,徙于咸阳,兵渎宇 内,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虽不能比德三代, 非晋、隋可同年而语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杀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书。终于《秦誓》一事。其言不 亦远乎。

    秦穆公能改过自誓,伯之优者也。故序书上自《典诰》,下及《秦誓》,圣人犹取之而不废,是亦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之义也。王者不作,近于王道者,虽一善必录,圣人之心如此,然终于《秦誓》,则世之盛衰,道之污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称,宜乎国以盛强。其后始皇并吞海内,而乃尚刑好杀,止于二世,以“取灭亡。” 盖秦强暴之国,尚刑好杀,乃其所习,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贻谋惨刻,少恩有自来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杀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 以义,汉之好生也亦以义。秦之好杀也以利,楚之好 杀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义,而汉且不及;秦之好 杀也以利,而楚又过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 秦、汉、楚哉?择乎善恶而已。是知善也者无敌于天下, 而天下共善之;恶也者又无敌于天下,而天下亦共 恶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择于周秦汉楚哉?择于善 恶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杀。” 好生者王,好杀者亡。好生者,天佑之,人爱之;好杀者,天怒之,人恶之。周汉以好生而兴,秦楚以好杀而废。天之兴废,人之去就,在乎仁与不仁而已。

    《观物内篇之七》

    昔者孔子语尧舜,则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语汤武,则 曰“顺乎天而应乎人。”斯言可以该古今帝王受命之 理也。尧禅舜以德,舜禅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 也,然而德下一等,则入于功矣。汤伐桀以放,武伐纣 以杀。以放王也;以杀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则入于 杀矣。是知时有消长,事有因革,前圣后圣,非出于一 涂哉。

    尧舜禅让,汤武征伐,其事则异,其道则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杀,时之消长,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于征伐放杀,非圣人之所欲,盖有不得已者焉。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故前圣后圣,非出于一涂,而圣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迹之所同。苟姑同乎迹而不同乎心,则为奸为恶,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谓“下一等者,孔子序《书》,赞尧、舜、禹,亦有详略,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圣人盖有深意焉。

    天与人相为表里。天有阴阳,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系 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则民用正,上好佞则民用邪。 邪正之由,有自来矣。虽圣君在上,不能无小人,是难 其为小人;虽庸君在上,不能无君子,是难其为君子。 自古圣君之盛,未有如唐尧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时 非无小人也,是难其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虽 有四凶,不能肆其恶。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纣之 世,小人何其多耶?时非无君子也,是难其为君子也, 故小人多也。所以虽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择 臣,臣择君者,是系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系 乎人也,系乎天者也。

    天与人常相须而成者也。天有阴阳,人有邪正。正为君子,邪为小人。君子小人,相为盛衰,犹阴阳之相为消长。圣人之于《易》《否》《泰》,言之详矣。且治世非无小人也,乱世非无君子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所以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内,所以为《否》,而天下乱矣。君子小人,无世无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则民用正,而君子进,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则民用邪,而小人进,君子退矣。唐尧之时,非无小人也,君子在内而众,小人在外而寡,则小人不胜君子也,故虽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纣之世,非无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内而众,则君子不能胜小人也,故虽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谓“内外” 者,不独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则为内,疏而远之则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则小人远矣,不必待屏绝诛窜而后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则君子远矣,不必待斥逐放弃而后为外也。所谓小人者,圣人亦未尝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则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则顺以从君子。如是则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恶而不能去,去恶而无其术者,适所以致祸乱之道也。” 呜呼!君子小人用与不用,实系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实系天下治乱,可不慎哉!

    “贤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滨,傅说 筑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贤,而百执事不为之举者,利 害使之然也。”吁!利害丛于中而矛戟森于外,又安知 有虞舜之圣而傅说之贤哉?河滨非禅位之所,岩下 非求相之方,昔也在亿万人之下,而今也在亿万人 之上,相去一何远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贵有名者 也

    唐尧之举舜,商宗之用说,盖有素矣。犹历试诸难,稽之梦卜,所以厌天下之心也。虽舜之圣,说之贤,苟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圣贤哉?故尧、高宗不得不如此,贵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险,往且有功,虽 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过 实者有之矣,其间有幸与不幸者,虽圣人人力有不 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责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 岂曰不忠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终 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间,其如嗣 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维 心亨”,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时,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于社稷,公于天下则可,虽曰“放君” ,所不避也。苟无其位、无其时、无其德、无其心,不忠不公,则为篡也,乌可哉!故必如《坎》之“维心” ,“亨行有尚” 而后可以济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刚健主豫,动而有应, 群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圣人不能使 人无谤,能处谤者也。周公居总己当任重之地,借使 避灭亲之名,岂曰不孝乎?则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 保嗣君成终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 之间,其如嗣君何?则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 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时,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于社稷,公于天下则可,虽曰诛兄放弟,所不避也。苟无其位、无其时、无其德、无其心,不忠不公,则是大恶也,乌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而后可以主豫也。

    夫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 也。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天 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是人必尚利也。尚 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

    “治世务本故尚行,乱世务末故尚言。” 务本则君子之事也,故《笃实之风》所以行也;务末则小人之事也,故诡谲之风所以行也。“治世乐与故尚义;乱世乐取故尚利。” 尚义则君子之事也,故谦让之风所以行也;尚利则小人之事也,故攘夺之风所以行也。皆本乎王之所好,与夫君子小人之进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义也, “尚言”者,必入于利也。义利之相去一何远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实事,故“尚行。” 五霸用诡谲以假虚名,故“《尚》言。” 所尚不同如此,王霸之所以异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 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见之; 尽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聪明犹不可欺,况神之 聪明乎?”是知“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 若无愧于心。”“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 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吁!安得无心过之人而与之 语心哉?是故知圣人所以能立于无过之地者,谓其 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无事,尽子心者也。《孟子》所谓“舜由仁义行” 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者,虽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尽,故不若尽心之为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则一矣。言之于口,则人得而闻之;行之于身,则人得而见之;尽之于心,则神得而知之。所谓尽之于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则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 ,以神之聪明不可欺也。“无愧于口,不若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若无愧于心” ,谓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也。无口过《易》能慎言语,则无口过矣。无身过难,能践履则无身过矣。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既无心过,何难之有?所谓心过者,不必待见于事为之际,思虑一萌,苟离于道,是为过矣。既无心过,何思何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何难之有也?能无心过者,其惟圣人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何过之有?未至于圣人,则未能无过。故孔子谓颜渊为好学,则曰“不贰过” ,又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 ,始可以谓之无身过者也。及其问仁,则告之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至于非礼勿动,则使之进于无心过之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夫心一有所动,而在乎非礼,则远于仁矣。颜子至于“三月不违仁” ,则几于圣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传,学者当尽心焉。

    《观物内篇之八》

    仲尼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 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知武王虽不逮舜之尽 善尽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悬,则下于舜一等耳。桓公 虽不逮武之应天顺人,以其霸诸侯,一匡天下,则高 于狄亦远矣。以武比舜则不能无过,比桓则不能无 功,以桓比狄则不能无功,比武则不能无过。汉氏宜 立乎桓、武之间矣。

    此言帝王之异。霸之于王固远,然亦有功于时,故圣人犹取之。汉不纯乎王而杂乎霸者也。舜、武皆圣人也,所以异者,时不同故也。

    是时也非会天下,民厌秦之暴且甚,虽十刘季百子 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书》谓之“独夫纣” 也。

    且古今之时则异也,而民好生恶死之心非异也。自 古杀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厌之乎?夫 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也,而 又况以刃多杀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杀。以虐政杀之,以白刃杀之,其杀一也。然白刃之所杀,犹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杀,则无所逃矣。故虐政甚于白刃也。己杀之,使人杀之,其杀一也。己杀之,所杀犹寡,使人杀之,则所杀者众矣。故使人杀之,甚于己杀之也。使人杀之,谓以虐政杀之也。以虐政杀之者,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也,故虐政甚于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杀之,而又加之以白刃杀之耶?于是时也,天下之生灵坠于涂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万乘也,求为黔首而不能得。汉刘季,匹夫也, 免为元首而不能已。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间矣,然而 有时而代之者,谓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悬之耳。

    “利民则匹夫可以为元首” ;“害民” 则元首欲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间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祸万乘而福匹夫也,谓其祸无道而福有 道也。人之情,非去万乘而就匹夫也,谓其去无道而 就有道也。万乘与匹夫,相去有间矣。然而有时而代 之者,谓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悬之耳。

    天之祸福,视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视君之仁与不仁。君之仁与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则天降之福,害民则天降之祸。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祸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孙,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没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 难乎?其为光矣,能为其光者,不亦希乎?汉唐既创业 矣,吕武既擅权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难 乎?其为忠矣,能为其忠者,不亦希乎?

    忠臣之节,见于危难,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难。死天下事易,成天下 事难。”苟成之,又何计乎死与生也?如其不成,虽死奚 益?况其有正与不正者乎?“与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 正?与其生于不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与智者之一 择焉。”死固可惜,贵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败天下之 事,一死奚以塞责?生固可爱,贵乎成天下之事也。如 其败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易于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于成天下之事。” 故圣人贵成天下之事,而不计乎死与生也。生而败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尝有所择,所择者正与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无求生以害仁,不贵乎苟生以败天下“之事也。有杀身以成仁” ,“贵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于死,则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则死犹生也,故君子必死之。虽然,唯圣人无死地。” 无死地者,不独能知几,而又且见于未萌也。所以能见于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为象所害,孔子不为匡人桓魋所杀是也。凡能为人所害、所杀者,谓之仁,谓之难则可,不可以谓之圣也。然圣人非临难苟免,盖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见于未萌,不幸而至于难,权轻重而义有所在,死其所当死,亦圣人之所许也。若子路之死于蒯聩,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者也。故孔子谓:“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 孔子不以柴之来为非,则知由之死未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谓“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则知子路之死,圣人之所不取也。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女为死矣。” 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 使孔子死于匡,则颜渊必死之矣。若颜渊,可谓知所事,知所死矣。后世之人不明义理,不择所事,而死于其难者有之矣,是特犬马之忠而已。比之卖主以为利者,固有间然皆不得其死者矣。呜呼!君子之出处所与所事实,死生之所系,可不择哉!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汉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则汉唐之祚或几乎移 矣,岂若虚生虚死者焉?夫虚生虚死者,譬之萧艾,忠 于者不由乎其间矣。

    《留侯》《梁公》子汉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务为区区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于远者大者而已。

    《观物内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 也!自极乱至于极治,必三变矣。”

    变极乱为极,治亦必有渐,故必至于三变也。

    “三皇之法无杀,五霸之法无生。”霸一变至于王矣,王 一变至于帝矣,帝一变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 而何?

    古者谓“三十年为一世” ,天时人事,更一世则变。变极治而为极乱,变极乱而为极治,皆有渐次。世变至于三,则几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 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 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霸》,“春夏秋冬,其时如此。温燠凄冽,其变如此。”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时也;《易》《书》《诗》《春秋》者,圣人之经 也。天时不差,则岁功成矣;圣经不忒,则君德成矣。

    《天时》《圣经》,其道一也,“岁功君德” ,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时,圣有常经,行之正则正矣,行之邪则邪矣。 邪正之问,有道存焉。行之正则谓之正道;行之邪则 谓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则正,小人则邪。” 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则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犹天之有消息盈虚。消息盈虚,莫非天也。虽曰天,亦由乎人也。故圣人独责于人,尽人事而后可以言天也。苟一切归之于天,则人事废矣,是犹未尝播种耕耘而罪岁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

    尝谓“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 ,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 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

    道无形迹,故名之曰道。以谓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则已在乎形迹之间矣。然则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孟子曰:“万物莫不由之之谓道。” 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 圣人语道,止可至此,在学者潜心焉。既由乎道,则知所归矣。

    或曰:“君子道长则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则小人道长。 长者是则消者非也,消者是则长者非也。”何以知正 道邪道之然乎?吁!贼夫人之论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进退,犹阴阳之消长也。一阴一阳,一消一长,天之道也。然圣人未尝不助阳而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盖阳之与君子,助而进之犹不足;阴之与小人,抑而退之犹不能。人事不可以不尽。人事既尽,其成败则系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乱,天也。君子不谓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或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 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谓之 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 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谓之 邪道。”

    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谓之“正道。” 反此则乱矣,故谓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 世,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后世之慕三代之治 世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世之慕三代之乱世者, 未有不乱人伦者也。

    “所以谓之人伦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则治,失其理则乱;治则兴,乱则亡,自古皆然也。” 呜呼!人伦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三代之圣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以垂教于万世。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为我兼爱,岂不美哉!其弊则至于无父无君,为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始不由治而兴,乱而亡,况 其不盛于汉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伦而兴,其后世皆由废人伦而亡。汉唐不逮三代之盛,其兴也亦莫不由此而兴,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伦已不甚明矣,故其后世数致祸乱。” 呜呼!有天下者,人之大伦,其可废乎!

    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

    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 人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顺父,妻不从夫,小人之胜君子,皆乱之道也。

    “《噫》!二道对行,何故?治世少而乱世多邪?君子少而小 人多邪?”曰:“岂不知阳一而阴二乎?”

    “乱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 由天之阴阳,阳数奇而阴数偶,阴常多于阳,而阳常少于阴。故君子之进也常难,而退也常易;小人之进也常易,而退也常难,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与物乎?人者物之至灵 者也。物之灵未若人之灵,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灵 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灵,故特谓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 ,人灵于物者也,灵于物,故能宰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