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家列传六十一

宋十一

苏轼上

按《宋史》本传：“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试礼部。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寘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母忧，五年，调福昌主簿。欧阳修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轼始具草，文义粲然。复对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自元昊叛，民贫役重，岐下岁输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吏踵破家。轼访其利害，为修《衙规》，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自是害减半。治平二年，入判登闻鼓院。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且与修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会洵卒，赙以金帛辞之，求赠一官，于是赠光禄丞。洵将终，以兄太白早亡，子孙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属轼。轼既除丧，即葬姑，后官可荫，推与太白曾孙彭。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恶其议论异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诏两制、三馆议。轼上议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庆历故尝立学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废民力以治官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讼狱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若乃无大更革，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谓今之学校，特可因仍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人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之长短，其议决矣。”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愿陛下留意于远者大者，区区之法何预焉？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此岂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于放而乐于诞耳，陛下亦安用之？”议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可指陈也。”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 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安石不悦，命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敕府市浙灯，且令损价，轼疏言：“陛下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愿追还前命。”即诏罢之。时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农夫之有田，商贾之有财，失之则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 “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今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难。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遂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妄庸轻剽，率意争言。官司虽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视“可否，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靡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单丁女户，盖天民之穷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柰何复欲取庸？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计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不还，则均及邻保，势有必至，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谓至矣，今欲变为青苗，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及！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霍光顺民所欲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日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费已厚。纵使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臣窃以为过矣。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富与贫。人主如此，则知所轻重矣。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 “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盗，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问。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高丽入贡，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轼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徙知密州。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语，并媒蘗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寘之死，锻链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圭、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圭有难色。神宗曰： “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安石笑而不言。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 “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邪？”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 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乱之渐。”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 “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拔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暧昧单词，诬以为罪，轼尽奏逐之。四年，积以论事为当轴者所恨，轼恐不见容，请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未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之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轼出郊，用前执政恩例，遣内侍赐龙茶银合，慰劳甚厚。既至，杭，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复得赐度僧牒，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春，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𫗴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轼曰：“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杭本近“海，地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水无几矣。漕河失利，取给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为民大患，六井亦几于废。”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馀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取《救荒》馀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杭僧净源，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净源死，其徒窃持其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来祭，因持其国母二金塔云祝两宫寿。轼不纳，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若受而不答，将生怨心；受而厚赐之，正堕其计。今宜勿与，知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为国生事，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贡使果至。旧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费二万四千馀缗，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民获交易之利，无复侵挠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诸水二十馀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险，人以为便。奏闻，有恶轼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轼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十桥，以汛江势”，亦不果用，人皆以为恨。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生作祠以报。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致陈亦多水。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轼始至颍，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颍地为患。轼言于朝，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劫杀人，又杀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家复惧其害，匿不敢言。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与母诀而后行。乃缉知盗所，分捕其党与，手戟刺遇，获之。朝廷以小不应格，推赏不及。轼请以己之年劳，当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不从。其后吏部为轼当迁，以符会其考。轼谓已许直方，又不报。七年，徙扬州。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近岁一切禁而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轼请复旧，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馀，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轼曰：“中丞职当肃政，不可不以闻。”之纯不敢言，轼于车中奏之。哲宗遣使赍疏驰白太皇太后。明日，诏整肃仪卫，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寻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遣使请书，朝廷以故事尽许之。轼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乎？”不听。八年，宣仁后崩，哲宗亲政，轼乞补外，以两学士出知定州。时国事将变，轼不得入辞。既行，上书言：“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愚忠。故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蚤，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定州军政坏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战法，众皆畏伏。然诸校业业不安，有卒吏以赃诉其长，轼曰：“此事吾自治则可，听汝告，军中乱矣。” 立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轼命举旧典，帅常服出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轼召书吏使为奏，光祖惧而出，讫事无一慢者。定人言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契丹久和，边兵不可用，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籍守边，因俗立法，岁久法弛，又为保甲所挠。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不报。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还，提举玉局观，复朝奉郎。轼自元祐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洵晚读《易》，作《易传》未究，命轼述其志。轼成《易传》，复作《论语说》。后居海南，作《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赠资政殿学士，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寘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历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

按《春渚纪闻》《东坡事实》：“先生尝谓刘景文与先子曰： ‘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冰华居士。钱济明丈尝《跋施能叟藏先生帖后》云：“建中靖国元年，先生以玉局还自岭海。四月，自当涂寄十一诗，且约同程德儒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决议为毗陵之居。六月，自仪真避疾临江，再见于奔牛埭。先生独卧榻上，徐起谓某曰：‘万里生还，乃以后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决，此痛难堪’。”馀无言者。久之复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因取藏箧，欲开而钥失匙。某曰：“某获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迁寓孙氏馆，日往造见，见必移时。慨然追论往事，且及人间出岭海诗文相示，时发一笑，觉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间，曰：“今日有意，喜近笔研，试为济明”戏书数纸，遂书《惠州江月》五诗。明日，又得《跋桂酒颂》。自尔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终。

薳，一日谒冰华丈于其所居烟雨堂，语次偶诵人《祭先生文》，至“降邹阳于十三世，天岂偶然；继孟轲于五百年，吾无间也”之句，冰华笑曰：“此老夫所为者。”因请降邹阳事。冰华云：“元祐初，刘贡甫梦至一官府，案间文轴甚多，偶取一轴展视云：在宋为苏某，逆数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汉为邹阳。盖如黄帝时为火师，周朝” 为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霅州莫蒙养正，崇宁间过余言，夜梦行西湖上，见一人野服髽髻，颀然而长，参从数人，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苏翰林也。”养正少识之，亟趋前拜，且致恭曰：“蒙自为见时诵先生之文，愿执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如是也？”先生顾视久之，曰：“是太学生莫蒙否？”养正对之曰：“然。”先生颔之曰：“某今为紫府押衙。”语讫而觉。后偶得先生《岭外手书》一纸云：“夜登合江楼，梦韩魏公骑鹤相过，云受命与公同北归中原，当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说载魏公为紫府真人，则养正之梦不诬矣。先生临钱塘郡日，先君以武学博士出为徐州学官，待次姑苏。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数日，约同刘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顾视湖山，意颇欢适，且语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叹今日之除，似是左迁。久之，复谓景文曰：“如某今日馀生亦皆裕陵之赐也。”景文请其说，云：“某初逮系御史狱，狱具奏上，是夕昏鼓既毕，某方就寝，忽见二人排闼而入，投箧于地，即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觉有撼体而”连语云学士贺喜者，某徐转仄问之，即曰：“安心熟寝。”乃挈箧而出。盖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诋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无深罪之意，密遣小黄门至狱中视某起居状，适某昼寝，鼻息如雷，即驰以闻。裕陵顾谓左右曰：“朕知苏轼胸中无事者”，于是即有黄州之命。则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补“报万一？后先君尝以前事语张嘉父，嘉父云： ‘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云。

先生戏笔所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薳，家所藏《枯木》并《拳石丛筱》二纸，连手帖一幅，乃是在黄州与章质夫庄敏公者。帖云： “某近者百事废懒，唯作墨木颇精，奉寄一纸，思我当一展观也。”后又书云：“本只作墨木，馀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前者未有此体也。是公亦欲使后人知之耳。

公在黄州，都下忽盛传公病殁，裕陵以问蒲宗孟，宗孟奏曰：“日来外间似有此语，然亦未知的实。”裕陵将进食，因叹息再三曰：“才难。”遂辍饭而起，意甚不怿。后公於哲庙朝表荐先子博士，《备论》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谟，盖尝当食不御，有才难之叹。其说盖出于此。

秦少章言：“公尝言观书之乐，夜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然自出诏狱之后，不复观一字矣。某于钱塘从公学二年，未尝见公特观一书也。然每有赋咏及著撰，所用故实，虽目前烂熟事，必令秦与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

嘉兴李巨山，钱安道尚书甥也。先生尝过安道小酌，其女数岁以领巾乞诗，公即书绝句云：“临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娇痴笑柳娘。吟雪屡曾惊太傅，断弦何必试中郎。”又于陶安世家见为刘唐年君佐小女，裙带上作散隶书绝句云：“任从酒满翻香缕，不愿书来系彩笺。半接西湖横绿草，双垂南浦拂红莲。”每句皆用一事，尢可珍宝也。

先生在黄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颇知书札，坡亦每顾之喜，终未尝得公之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之久，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笑谈。坐客相谓，语似凡 “《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 一座击节，尽醉而散。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阳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语，恐下石者更启后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词呈公，公抚其背曰：“某常忧少游，复何言。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遂相与啸咏而别。初，少游谒公彭门，和诗有“更约后期游汗漫”，盖谶于此云。

先生在东坡，每有胜集，酒后戏书，以娱坐客，见于传录者多矣。独毕少董所藏一帖，醉墨澜翻，而语特有味，云：“今日与数客饮酒，而纯臣适至，秋热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无赃，任见大王。”既与纯臣饮，无以侑酒。西邻耕牛，适病足，乃以为炙饮。既醉，遂从东坡之东直之出，至春草亭而归，时已三鼓矣。所谓 “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与客饮私酒，杀耕牛。醉酒逾城，犯夜而归。又不知纯臣者是何人。岂亦应不当与往还人也。

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观，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预探公行游之所，多设佳纸于纸尾，书记名氏，堆积案间，拱立以俟公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至纸尚多，即笑语之曰：“日暮矣，恐小书不能竟纸，或欲斋名” 及佛偈，幸见语也。及归，人人厌满，忻跃而散。

先生临钱塘日，有陈䜣负绫绢钱二万不偿者，公呼至询之，云：“某家以制扇为业，适父死，而又自今春已来，连雨天寒，所制不售，非固负之也。”公熟视久之，曰： “姑取汝所制扇来，吾当为汝发市也。”须臾扇至，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偿所负也。”其人抱扇泣谢而出。始逾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后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胜而去，遂尽偿所逋，一郡称嗟，至有泣下者。

钱塘西湖寿星寺老僧则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与参寥子同登方丈，即顾谓参寥曰：“某生平未尝至此，而眼界所视，皆若素所经历者。自此上至忏堂，当有九十二级。”遣人数之，果如其言，即谓参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后每至寺，即解衣盘礡，久而始去。则廉时为僧雏侍侧，每暑月袒露竹阴间，细视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状，世人不得见也。即北山君谓颜鲁公曰：“志金骨，记名仙籍是也。”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时，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近观甚对，以方读《晋书》。猝问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如此。

晁丈无咎言，“苏公少时，手抄经史皆一通，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卒之学成而已。”迺知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尔。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书中《孟嘉》，自可点识也。

元祐三年，北虏贺正使刘霄等入贺，公与狄咏馆伴。锡燕回，始行马而公马小蹶，刘即前讯曰：“马惊无苦否？”公应之曰：“衔勒在御，虽小失无伤也。”

刘贡父舍人，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晚年虽得大风恶疾，而乘机决发，亦不能忍也。一日，与先生拥炉于慧林僧寮，谓坡曰：“吾之邻人有一子，稍长，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岁，偶误质盗物资本，耗折殆尽。”其子愧之，引乃罪而请其父曰：“某拙于运财，以败成业，今请从师读书，勉赴科举，庶几可成，以雪前耻也。”其父大喜，即择日具酒肴以遣之。既别，且嘱之曰：“吾老矣，所恃以为穷年之养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学，傥或侥幸，改门换户，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记，或有交友与汝唱和，须子细看，莫更和却贼诗，狼狈而归也。”盖讥先生前逮诏狱，如王晋卿、周开祖之徒，皆以和诗为累也。贡父语始绝口，先生即谓之曰：“某闻昔夫子自卫反鲁，会有召夫子食者，既出，而群弟子相与语曰：‘鲁，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从夫子，辙环四方，今幸俱还乡里，能乘夫子之出，相从寻访亲旧，因之阅市否’？”众忻然许之。始过阛阓，未及纵观，而稠人中望见夫子巍然而来，于是惶惧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无一留者。独颜子拘谨，不能遽为阔步。顾市中石塔似可隐蔽，即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过。已而群弟子因目之为“避孔子塔。”盖讥贡父风疾之剧，以报之也。

先生元祐四年以内相出典馀杭，时水官侯临亦继出守上饶。过郡，以尝渡江败舟于浮山，遂画回江之利以献。从公相视其宜。“一自富阳新桥港至小岭，开凿以通闲林港。或费用不给，则置山不凿，而令往来之舟般运度岭，由馀杭女儿桥港至郡北关江涨桥，以通运河。一自龙山闸而出，循江道过六和寺，由南” 荡朱桥港，开石门平田，至庙山，然后复出江道二十里云富阳。而公诗有“坐陈三策本人谋，唯留一诺待我画”谓此。又云“石门之役万金耳，首鼠不为吾已隘。” 又云“上饶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块”者，知所议出于侯也。时越尼身死，官籍其资，得钱二十万缗。公乞于朝，又请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请，而公入为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为代。有谀者言“今凿龙山姥岭，正犯太守身。”因寝其议而迁用亡尼之资，遗患至今，往来者惜之。

先生一日与鲁直、文潜诸人会。饭。既食骨。�儿血羹，客有须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龙团遍啜。坐人或曰：“使龙茶能言，当须称屈。”先生抚掌久之，曰：“是亦可为一题。”因援笔戏作律赋一首，以“俾荐血羹龙团称屈”为韵。山谷击节称咏，不能已。已无藏本，闻关子开能诵，今亡矣，惜哉！

先生元祐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显见伪妄。公即呼味道前讯问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赆，以百千就置建阳小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窃计之，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味道遂伪假先生台衔，缄封而来，不探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视笑呼掌笺奏书史。公令去旧封，换题细衔附至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并手与子由书一纸付示，谓味道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来年高过当却惠顾也。”味道悚谢再三。次年果登高第，还具笺启谢殷勤，其语亦多警策。公甚喜，为延款数日而去。

按《扪虱新语》：东坡省试论刑赏，梅圣俞一见，以为其文似《孟子》，置在高等。坡后往谢梅，梅问：“论中尧皋陶事出何书？”坡徐应曰：“想当然耳。”至今传以为戏。按《闻见后录》：“苏东坡既贬黄州，神宗殊念之，尝语宰相王圭、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圭有难色。又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为检讨官，先进《太祖总论》，已不当神宗之意，未几罢去。东坡自黄冈移汝坟，舟过金陵，见王荆公于锺山，留连燕语。荆公曰：“子瞻当重作《三国书》。”东坡辞曰：“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 东坡既迁黄冈，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神庙闻之，对左丞蒲宗孟叹惜久之。故东坡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也。刘器之与东坡，元祐初同朝，东坡勇于为义，或失之过，则器之必约以典故。东坡至发怒曰：“何处把上曳得一刘正言来，知得许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则曰：“子瞻固所畏也，若恃其才，欲变乱典常，则不可。”又朝中有语云：“闽蜀同风，腹中有虫。”以二字各从虫也。东坡在广坐，作色曰：“《书》称‘立贤无方’，何得乃尔？”器之曰：“某初不闻其语，然立贤无方，须是贤者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东坡默然。至元符末，东坡、器之各归，自岭海相遇于道，始交驩。器之语人云：“浮华豪习尽去，非昔日子瞻也。”东坡则云： “器之铁石人也。”

司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丧事，专用古礼。将视明堂，东坡自使所来吊，伊川止之曰：“公方预吉礼，非哭则不歌之义，不可入。”东坡不顾以入，曰：“闻哭则不歌，不闻歌则不哭也。”伊川不能敌其辨也。

晁以道为予言：尝亲问东坡曰：“先生《易传》，当传万世。” 曰：“尚恨某不知数学耳！”

《李》。�言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

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 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凿至此。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蚤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苏、黄”者，非鲁直本意。

东坡帅扬州，曾旼罢州学教授，经真州，见吕惠卿，惠卿问：“轼何如人？”旼曰：“聪明人也。”惠卿怒曰：“尧聪明，舜聪明耶？大禹之聪明耶？”旼曰：“虽非三者之聪明，是亦聪明也。”惠卿曰：“轼学何人？”旼曰：“学《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伦也？”旼曰：“孟子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按《挥麈馀话》，东坡虽窜斥于绍圣、元符，然元祐中黄庆基、赵君锡、贾易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训词中语，以为诋诬。后来施行，盖权舆，于是史册可以具考。元祐二年，东坡入翰林，暇日会张、秦、晁、陈、李六君子于私第，忽有旨令撰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口宣茶药诏，东坡就牍书云：“于赫神考，如日在天。” 顾群公曰：“能代下一转语否？”各辞之。坡随笔后书云： “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群公耸服。按《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就绪。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吾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按《冷斋夜话》：“东坡倅钱塘日，梦神宗召入禁，宫女环侍，一红衣女捧红靴一双，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中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雷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曰：‘百叠漪漪水皱，六铢縰縰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哲宗问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遣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后七年复官归自海南，监玉局观，作偈戏答僧曰：“恶业相缠。” �《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禅。却著衲衣归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时鲁直在黔南闻之，作偈曰：“子瞻谪海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亦相似。”寻又迁儋耳，久之，天下盛传子瞻已仙去矣。后七年北归，时章丞相方贬雷州，东坡至南昌，太守云：“世传端明已归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耶？”东坡曰：“途中见章子厚，乃回反耳。”

东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馀，时过慈云寺浴。长老明鉴魁梧，如所画慈恩然，丛林以道学与之。东坡作偈戏之曰：“居士无尘堪洗沐，老师有句借宣扬。窗间但见蝇钻纸，门外时闻佛放光。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却须重说圆通偈，千眼重笼是法王。”又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版，欣然从之。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为大笑。东坡亦悦，作偈曰：“丛林真百丈，嗣法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参玉版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长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东坡问：“长老欲何往？”对曰：“归西湖旧庐，即今出别候指挥。”东坡于是将僚佐同至石塔，令击鼓，大众聚观，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其词曰：“大士何曾出世，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戒公长老开不二门，施无尽” 藏。念西湖之久别，亦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稽首，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声。谨疏。予谓戒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东坡妙观逸想，托之以为此文，遂与百世俱传也。

按《清波杂志》：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

东坡初入荆谿，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继抱疾稍革，径山老惟琳来问候，坡曰：“万里岭海不死，而归宿田里，有不起之忧，非命也邪？然死生亦细故耳。”后二日，将属纩，闻根先离，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语毕而终。归老素志，竟堕渺茫一丘壑，天实啬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罢相回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颂帖》，乃考坡自元丰七年以后经从此地，月日本末为详，刻石具在。《楚颂》乃坡欲种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东坡南迁度岭，次于林麓间，遇二道人，见坡即深入不出。坡谓押送使臣：“此中有异人，可同访之。”既入，见茅屋数间，二道人在焉，意象甚潇洒。顾使臣：“此何人？” 对以苏学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学士始以文章得，终以文章失。”道人相视而笑曰：“文章岂解能荣辱，富贵从来有盛衰。”坡曰：“何处山林间无有道之士乎？”

按《彦周诗话》：东坡受知神庙，虽谪而实欲用之。东坡微解此意，论贾谊谪长沙事，盖自况也。后作《神庙挽词》云：“病马空思枥，枯葵已泫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语。在元祐间获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将帅用命，争酬未报之恩；神灵在天，难逃不漏之网。”后人辄谓东坡以微文谤讪天乎？宁有是哉！

按《避暑录话》，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不出，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于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弟具金帛，遣人赒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审，当先书以问其安否，得实，吊恤之未晚。”乃走仆以往。子瞻发书大笑，故后量移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遍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按《退斋笔录》：蔡确之子懋，宣和末为同知枢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确南迁时事，云：苏轼有章救先臣确，臣家尝传录，因袖出章进上皇，云：“苏轼无此章。”轼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风册子手自录次，今在宫中，无此章也。懋怅然而退。

按《游宦纪闻》：“世南仕闽中，于忠定李丞相家见坡公一帖云：‘某顿首，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郁林，七日遂行。初约留书欧阳晦夫处，忽闻秦少游凶问，留书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笔。今行至白州，见容守之犹子陆斋郎云，少游过容留多日，饮酒赋诗如平常。容’” 守遣般、家二卒送归衡州。至藤，伤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启手足于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丧，仍遣人报范承务，范自梧州赴其丧。此二卒申知陆守者止于如此，其他莫知其详也。然其死则的矣，哀哉痛哉！何复可言。当今文人第一流，岂可复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论著，以晓后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尽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风，惟此一事，差慰吾辈意。某不过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详。续奉报次，尚热，惟万万自重。无聊中奉启，不谨。某再拜元老长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审为谁，当考。观此足见坡公笃爱交友，留意人才，为可敬叹。所谓奇俊之子，名湛，字处度者也。

按《随手杂录》：“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忽谓官家在此，子瞻曰：‘适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子瞻曰： ‘汝州团练副使，今为何官，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子瞻曰：“岂大臣荐论耶？” 曰：“亦不关大臣事。”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著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忽时而称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彻金莲烛送归院。子瞻亲语予如此。

子瞻自杭召归，过宋，语余曰：“在杭时，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楼上，迟迟不去，时与监司同席。已而中使未行，监司莫可先归。”诸人既去，密语子瞻曰：“某出京师辞官家，官家曰：‘辞了娘娘了来。某辞太后殿，复到官家处。引某至一柜子旁，出此一角，密语曰：‘赐与苏轼，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赐，乃茶一斤，封题皆御笔。子瞻具札子附进称谢。至宋，语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头出来，自家门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复为大臣谗逐，至贬海岛，命矣。

按《行营杂录》：东坡仁宗朝登进士科，复应制科，擢居异等。英宗朝判凤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之。如轼岂不能邪？”宰相犹难之。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神宗朝以议新法不合补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诗文有讪上语，下诏狱，欲寘之死，上独庇之得出。方在狱时，宰相举轼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此不臣也。上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推求？”时相语塞。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才，因曰：“轼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颇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累有意复用，而言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因量移临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为南宫舍人，不数月，迁西掖，遂登翰苑。绍圣后，熙、丰诸臣当国，元祐诸臣例迁谪。崇观间，京、卞用事，拘以党籍，禁其文辞墨迹而毁之。政和间，忽弛其禁，求轼墨迹甚锐，人莫知其由。或传徽宗亲临宝箓宫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诘其故，答曰：“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毕，始能达其章也。”上叹讶久之，问曰：“奎宿何神为之？所奏何事？”对曰：“所奏事不可知，为此宿者即本朝苏轼也。”上大惊，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词翰，一时士大夫遂从风而靡。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第073卷 中华文库

文学名家列传六十一

宋十一

苏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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