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四卷目录

　书经部总论四

　　宋郑樵辨伪〈古文今文辨　读书当观其意　中星辨〉

　　王应麟玉海〈十例〉

　　马端临文献通考〈论古文今文尚书〉

　　元金履祥尚书表注〈论伯益　西伯戡黎辨　微子不奔周辨　论处殷

　　民　论三监〉

　　陈栎集传纂疏〈读尚书纲领　中星考〉

经籍典第一百二十四卷

书经部总论四

宋郑樵辨伪

古文今文辩

伏生之书所以艰深不可通者，伏生，齐人也。齐人之 语多艰深难晓，如《公羊》，齐人也。故《春秋》语亦艰深，如 昉于此乎？登来之者，何休注云：“齐人语。”以是知齐语 多艰深难晓者。或者又云：《盘诰》。�“牙，自是书之本体。 《典》《谟》《训》《贡》《范》《汤誓》《泰誓》等书，同出于伏生，而明白坦 亮如彼，岂齐音使然？”详二说皆是，然未有的论。后见 《朱文公语录》云：“《典》《谟》之书，必是经史官润色来，《尚书》 诰命皆分晓，亦是当时制诰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盘 庚》《酒诰》等篇，皆是当时与民说话，正如今之榜文晓 谕，方言俚语，随时各不同。后来追”录而成此言，实为 的论。

读书当观其意

“典、谟、训、诰、誓、命”，孔安国以为《书》之六体。由今观之，有 一篇备数篇之体。如《大禹谟》曰“禹乃会群后誓师”，则 是谟亦有誓也；《说命》曰“王庸作书以诰”，则是命亦有 诰也。以至《益稷》《洪范》本谟而不言谟，《旅獒》《无逸》本训 而不言训，《盘庚》《梓材》本诰而不言诰，《引征》不言誓，《君 陈》《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论《书》之文，不可论《书》之旨。 大扺五十八篇之中，圣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 于治乱兴废之所由者，如《典》《谟》《训》《诰》《汤誓》之类是也。 有世不得以为治，君不足以为贤，而有取其言以传 远者，如《五子之歌》，《君牙》《冏命》之类是也；有取其事者， 《引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吕刑》是也；有特记其时者，《文 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劝者，《费》《秦誓》是也。大扺上古 之世，风俗淳厚，初未有奇杰可录之事，故史官所存， 不过君臣之间忠言嘉谟，与夫国家兴亡大致而已， 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为无益于治，皆所不取 焉。使后世之君读其书，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 之，则为尧、舜、禹、汤、文、武矣；有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则 为启、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强而行之， 则为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极于危亡，则为太 康、桀纣矣。其所示劝谕告戒之言，与《三百篇》之美刺， 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贬者无以异也。唐李翱曰：“其读 《春秋》也，若未尝有《诗》；其读《诗》也，若未尝有《易》；其读《易》 也，若未尝有《书》。其知六经也哉！”

中星辩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时。如此，则《六经》之 书，凡言“见”者，见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 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于戌 也。中星之说，虽经传无明文，要之其说有二：有正于 午者，谓之中。〈方位〉有中于未者，谓之“中”；〈星宿之见伏〉《尧典》四 仲迭建之星，则以午为中；《月令》昏旦之星，则以未为 中。以午为中者，谓人君南面而听天下，考中星以正 四时，故以午为中。若夫论星辰之出没，则又不然。天 倾西北，地不满东南，天势东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 之运，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 于未焉，故以未为中。且以火星论之，惟其以午为正， 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月〉惟其以未为中，故 《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 流火。”惟其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 伏而蛰者毕。”不特火星为然，诸星亦然。如《诗》曰“定之 方中”，亦以十月取中于未也。《大扺》巳午未皆南方，则 以午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为火见，伏之始终，则以 未为中，两言尽之矣。《尧典》则举四时之正而言之，《月 令》则举十二时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尧典言分

“至之中” ，《月令》言昏旦之中。

王应麟玉海

十例

《书》为例有十：曰：“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

马端临文献通考

论古文今文尚书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 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 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 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 以为纪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 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诵，乃” 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 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 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可见。 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 出于鲁共王所坏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 生书后传欧阳歙、鲁共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 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 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辩。他经专门，每辄 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 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于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 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 篇者，虽当时大儒扬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 《鲁共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 不同者尢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 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扺简质渊悫，不可遽 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 箕子、召“公，后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 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 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 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 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间矣。是以其文则平易明白， 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尔。 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 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縢 作于周公没后，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 氏灾异之说，去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 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 记》《孟子》《荀子》，间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 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 证《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 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 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 《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由，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 绎多“亡”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 于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于千载淆乱之后，岂不甚 难而不可忽哉！

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孔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次第 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元 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虽曰 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 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 《大禹谟》《五子之歌》《引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 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后出，或云 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 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 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惟传孔学二十三篇，即伏生 《书》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 孔《传》，故于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 书》于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 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 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明帝时，有姚 方兴者，得于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 得其篇。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 列学官而散在民间故耶。

先公曰：〈按端临称先公谓其父廷鸾也〉欧阳公《日本刀歌》云：“传闻其 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 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 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 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沥短刀何足 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 始流传于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 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 大典独存夷貃，可叹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经书，往往 有外国本云。〈锈沥一作绣涩〉

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元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 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隶书，秦汉间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于学官。东京而后，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间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隶书，而未尝改以从“俗” 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 存者五十八篇，而其间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于俗，传于汉者为《科斗书》，传于唐者为“隶书” ，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后，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元金履祥尚书表注

论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声以入为去，故谓益为翳也。字有 四声，古多转用，如益之为《翳契》。〈去声〉之为《卨》。〈入声〉《皋》之为 咎。〈去声〉君牙之为《君雅》是也，此古声之通用也。有同音 而异文者，如陶之为繇，垂之为倕，鲧之为鲧，“虺”之为 儡，纣之为“受”，“冏”之为臩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 公见书，《孟子》之言益也，则《五帝本纪》言益；见《秦记》之 为翳也，则《秦本纪》从翳，盖疑而未决也。疑而未决，故 于《陈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龙，不知所封”，则遂谬 矣。胡不合二书而思之乎？夫《秦记》不烧，太史所据以 纪秦者也。《秦记》所谓“佐禹治水”，岂非《书》所谓“随山刊 木，暨益奏庶鲜食”者乎？所谓“驯服鸟兽”，岂非《书》所谓 “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鸟兽”者乎？其事同，其声同，而独 以二书字异，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谓误矣。唐、虞功臣， 独四岳不名尔，而姜姓则见于书传甚明“也。其馀未 有无名者。夫岂别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见于《书》？ 又岂有驯服鸟兽者，孰加于伯益？虽朱虎熊罴，亦以 类见。果又伯翳才绩如此，而《书》反不及乎？”夫以伯翳 不得为伯益，则卨不得为契，咎繇不得为皋陶，倕不 得为垂，鲧不得为鲧。它如仲儡不得为仲虺，纣不得 为受，臩不得为冏，君雅不得为“君牙”乎？《史记》本纪、《世 家》及总叙之谬，如此者多，不惟叙益为然也。重、黎二 人合而为一，则楚有二祖也。四岳为齐世家之祖，而 总叙齐人伯夷之后，则齐又二祖也。此其前后必出 于迁、谈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罗氏《路史》因之，真 以益、翳为二人，又以伯翳为皋陶之子，则嬴、郾、李三 姓无辨矣。且楚人灭六之时，秦方盛于西，徐延于东， 赵基于晋，使伯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 不祀”乎？又以益为高阳氏之才子，𬯎敳至夏启时，则 二百有馀岁矣。夫尧老而舜摄，舜耄期而荐禹，岂有 禹且老而荐二百岁之益，以为身后之计乎？皆非事 实，不可以不辩。

西伯戡黎辩

商自武乙以来，复都河北，在今卫州之朝歌。而黎，今 潞州之黎城。自潞至卫，计今地理三百馀里耳。则黎 者，盖商畿内诸侯之国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迁 以文王伐耆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传注皆 以为文王，失之矣。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是为至德。”而《传》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则《戡 黎》之役，文王岂遽称兵天子之畿乎？然则文王固尝 伐邢、伐崇、伐密须矣，而奚独难于伐黎？盖诸侯赐弓 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自文王献洛西之地，纣赐 弓矢斧钺，得专征伐，则西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专 讨之。若崇若密须率西诸侯也，自关河以东诸侯非 文王之所得讨，况畿内之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汉以南风化所感，皆归之尔，文王固未尝有南 国之师也，而岂有畿甸之师乎？前儒谓孔子称文王 为至德，独以其不伐纣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己为之。 诚如是也，则观兵王疆，文王已有无商之心矣，特畏 后世之议，而于纣未敢加兵，是后世曹孟德之术也， 乌在其为至德？昔者纣杀九侯而醢鄂侯，文王闻之 窃叹，遂执而囚之，而况于称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 如是其急也。以纣之悍，而于此反迟迟十有馀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诸儒，皆 以为武王。然则《戡黎》盖武王也。昔者商纣为黎之蒐， 则黎、纣济恶之国也。武王观政于商，则《戡黎》之师，或 者所以警纣耳，而终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师与？观 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 阽，危亡无日矣。故胡氏遂以为戡黎之师在伐纣之 时。盖以其辞气观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 则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谓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 书》，以商观周，盖西伯尔。殷之制，分天下以为左右，曰 二伯。子夏谓殷王。帝乙时，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瓒秬 鬯之赐。果尔，则周之为西伯旧矣，非特文王为西伯 也，文王因之受专征之命尔。武王之未伐商也，袭爵 犹故也。故《传》记武王伐纣之事曰：“西伯军至洧水。”纣 使胶鬲候周师而问曰：“西伯将焉之？”曰：“将伐纣。”然则 武王之为西伯，见于史传者，有自来矣。

微子不奔周辩

读《西伯戡黎》微子之书，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 王也。夫祖伊之辞在于警纣，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 箕子诸公，在于叹纣之必亡，而未尝忌周之必兴。盖 祖伊、箕子、王子比干与武王、周公皆大圣贤，其于商、 周之际皆可谓仁之至，义之尽，其有以知纣之必亡， 商之泃不可以不伐，审矣。诸子岂舍理而论势，武王 岂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间哉？然观微子之所自 处，与箕子之所以处微子者，不过遁出而已，而孔氏 遂有知纣必亡而奔周之说，何微子叛弃君亲而求 为后之速也？此必不然也。而《传》又有“武王克商，微子 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之说，是尤《传》之讹也。夫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遁，则面“缚衔璧”，亦非其 事也。且如孔氏之说，则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 说，则微子面缚请降矣。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纵其 时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业已伐商，无复拘废昏立 明之节，然宾王家，备三恪，何不即以处微子而顾首 以处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见却，可羞 之甚乎？故于王子谓“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后世失其 传也。武王为生民请命，其于纣放废之而已，必不果 加兵其颈也。既而入商，则纣已自焚矣。武庚为纣嫡 冢，父死子继，则国家乃其责，故面缚衔璧，衰绖舆榇， 造军门以听罪焉。武王悼纣之自焚，怜武庚之自罪， 是以释其缚，焚其榇，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绝纣也。若 微子，则遁于荒野，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 之获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 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日奔周之说，毋乃躁 谬已甚乎？至比干、箕子，俱以死谏，比干偶逢纣之怒 而杀之，箕子偶不见杀而囚之为奴耳。囚而为奴，如 汉法髡钳为城旦，舂论为鬼薪是也。而说者又谓箕 子之不死，以道未及传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将生 以传道”，则异日扬雄之美新拟《易》，可以自附于箕子 之列矣。且箕子岂知它日之必访己，而顾不死以待 之哉？此皆二千馀载间诬罔圣贤之论，故予不可以 不辩。

论处殷民

殷自中叶以来，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货慢令，风俗浸 不美，《盘庚》一尝正之。历高宗诸贤君，风俗固尝正矣。 至纣又以淫酗骄奢倡之，一时风靡，而又为天下逋 逃主，聚诸亡命，是崇是长，凡亿兆之心，如林之旅，计 皆是物荡无廉耻，一旦周师至，则倒戈迎降之不暇 尔。武王入殷，固已虑之，曰：“若殷之士众何？太公亦已” 有诛斥之意矣，独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 之意得气满，终不若在纣之日。故其后从武庚以叛， 于是分迁畿甸而处之，而诱之亦殊劳矣。昔子王子 谓：“迹商民之所为，自秦汉言之，坑戮诛夷之而已矣。” 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为周家之忠 厚也。然观于《多士》《多方》《君陈》《毕命》诸书，大抵殷民之 为顽，自其染纣之恶，于是有淫放之习；自其从武庚 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习而行思商之 心，奚为其不乱也？周公之时，洛邑虽迁，而思商未释 也；《君陈》以后，思商之念释，而化纣之习未除也；思商 之心未释，故《多方》《多士》开谕之辞详；化纣之恶未除， 故《君陈》《毕命》“简别之”政，肃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 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于生厚之 迁，保釐之册，汲汲于馀风之殄，噫是时为风俗人心 计耳。前儒谓东迁之后，卫之俗淫，郑之俗诽，魏之俗 啬，齐之俗诈，独东周之民忠厚之风，历数百年而不 弊。及其亡也，九鼎宝器皆入于秦，而周民遂东亡。先 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论三监

“武王、周公伐殷，诛纣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监 殷，管叔以殷畔。”虽《孟子》亦认为周公之过，而苏氏又 盛称武王之疏。以成败之迹言之，过则诚过，而疏则 诚疏矣。而圣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于此略可见。然以处事之理言之，固亦未为疏也。君 臣之际，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汤伐桀则放之，武王克 殷而纣死矣。武王为天下除残而已，固不必加兵于 其身也。圣人恶恶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诛绝其子孙 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论之，诛其父而立 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复反乎？虑其反而不立与立之 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已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 都，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之监以监之。夫天子使其大 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亦殷礼也。况所使 为监者，又吾之懿亲介弟也，武庚何得为乱于其国？ 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挟武庚以叛哉？圣人于此， 亦仁之至、义之尽矣。不幸武王则既丧，成王则尚幼， 而天下之政则周公摄之，是岂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国家之谓何，又因以为利。彼固以为周之天下或者 周公可以取之，己为之兄而不得与也，此管叔不肖 之心也，而况武庚实嗾之，于是倡为流言以撼周公， 既而成王悟周公归，而遂挟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瞰 周室之内难，亦固以为商之天下 或者可以复取之， 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 实藉之，于是始为浮言以诱三叔，既而三叔与之连， 遂挟三监、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其叛而不 同其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复商；三叔之叛，意在于得 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过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则外 乘应商之声，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鲁。三叔 非武庚不足以动众，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间周公，淮 夷非乘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此所以相挺而起，同 归于乱周也。抑当是时，乱周之祸亦烈矣，武庚挟殷畿之顽民，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东至于奄，南及 于淮夷徐戎，自秦、汉之势言之，所谓“山东”大抵皆反 者也。其他封国虽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御之，故邦 君御事有艰大之说，其艰难之势诚大也。有“民不静， 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说，是欲闭关自守也。《大诰》一 书，朱子谓其多不可晓。以今观之，当时邦君旧人固 尝与于武王吊伐之事，非不知殷之当黜也，特以事 势之艰大，故欲违卜自守耳。是以《大诰》一篇不及其 它，惟释其“艰大”之疑与其违卜之说。自“肆予冲人”以 下，释其“艰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释其违卜也。“尔惟旧 人”以下，释其艰大也；“予曷其极卜”以下，释其违卜也。 若夫事理，则固不在言矣。抑《大诰》之书曰“殷小腆”曰 “殷逋播。”臣于三监，则略而不详，何也？盖不忍言也。不 忍言则亲亲也。其卒诛之，何也？曰“亲亲尊尊，并行不 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亲亲焉，于国曰君臣焉。”《象》之 欲杀舜，止于乱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杀周公， 至于乱国，故成王得以诛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 管叔而可以无诛，则天下后世之为王懿亲者，皆可 以乱天下而无死也；可以乱天下而无死，则天下之 乱相寻于后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义也；诛 管、蔡，亦天下之公义也。夫苟天下之公义，圣人不得 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陈栎集传纂疏

读尚书纲领〈朱子说外附以他说〉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 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见事之首尾。意者当时 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 记之。若《二典》所记，上下百有馀年，而《武成》《金縢》诸篇， 其所纪载，或更岁月，或历数年，其间岂无异事？盖必 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

《尚书》初读似于己不相干，后来熟读，见尧、舜、禹、汤、文、 武之事皆切于己。

问：“《尚书》难读，盖无许大心胸。他书亦须大心胸方读 得。如何程子只说《尚书》？”曰：“‘他书却有次第。且如《大学》 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节次。《尚书》只合下 便大。如《尧典》自‘克明峻德’至‘黎民于变时雍’，展开是 何等大命！羲和定时成岁’，便是心中包一个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见得恁地。若不得一个” 大底心胸。如何了得。

书中易晓处直易晓，其不可晓处且阙之。如《盘庚》之 类，非特不可晓，便晓得，亦要何用？如《周诰》等篇，周公 不过说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当时说话，其间多 有不可解者，亦且观其大意所在而已。

书中不可晓处，先儒既如此解，只得从他说。但此一 段如此训诂，说得通，至别一段如此训诂，便说不通， 不知如何？

《盘庚》篇不可晓。如“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至“嘉绩于 朕邦”，全无意义。又当时迁都，更不明说迁之为利，不 迁之为害，何故说得都无头绪？且如今要告谕民间 一二事，做得几句如此，他晓得晓不得？中篇又说神 说鬼。若使如今诰令如此，好一场大鹘突！寻常读《尚 书》，读得伊训《太甲》一德，便著鞔过《盘庚》，却看《说命》。要 之，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

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难晓。如书中“周公之 言”，便难读“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无逸》中用字，亦有 “诪张为幻”之语。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样文字， 必当时有司润色之文。

“《尚书》只是虚心平气，阙其所疑，随力量看教浃洽，便 自有得力处。”又曰：“其间大体义理固可推索，但于不 可晓处阙之，而意义深远处，自当推究玩索之也。 某尝欲作《书说》，竟不曾成。如制度之数，祇以疏文为 本。若其他未稳处，更与挑剔令分明，便得。”

《与仲默帖》云：“书说未有分付处，《尚书》且须见得二帝 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诸说此 间亦有之，但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 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

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间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 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却有此处。若 后来人解《书》，则又却须要尽解。

“东坡《书解》，说著处直是好。他看得文势好，又笔力过 人，发明得分外精神。”问：“但似失之简？”曰：“也有只消如 此解者。”

伯恭解书自《洛诰》始，其文甚闹热。某问之云：“有难通 处否？”初云“‘亦无甚难通处’，后方云果有难通处”，今只 是强解将去耳。伯恭直是说得书好，但说不通处，却 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资太高，所以 不肯阙疑。后数年，再会于衢，伯恭始谓余曰：“《书》之文 诚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阙所疑也。”予惟伯 恭所以告予者，虽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论之，使读者 知求伯恭晚所欲阙者而阙之，庶得其所以《书》矣。

书东莱书说后

〈以上并朱子语录及文集中摘出〉

鄱阳柴氏与尊己程氏书曰：唐、虞三代，圣帝明王，与 其良臣硕辅，精神心术之妙，推之天下，以为大经大 法者，尽在于《书》。尝谓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 论，如《诗》‘思无邪，礼无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于 《书》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论，愿蔽以一言，以为读书 之指南。”程氏答曰：读书必有纲领，自有纲领而提之， 则其间世变之殊，事为之异，皆可会而通之，一以贯 之。”《五十八篇》之所载唐、虞三代圣君贤相，抚世酬物， 殊时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于允执厥中”乎？是 中也，随事而有；圣贤之于是中也，当事而存。是故尧、 舜之禅受，尧舜之执中也；禹之传子，禹之执中也；汤、 武之放伐，汤武之执中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辅 成王，伊周之执中也。亲如瞽瞍而不克谐以孝，则非 为人子之中。顽如有苗，而不诞敷文德，则非格远人 之中。君如《纣》而不去、不囚、不死，则非微子、箕子、比干 之中。水土不平，亳不迁，洛不作，则非拯民定业之中。 其他如访箕子以传道，诛三监以安周”，董正治官、《居 丧》《出诰》《训夏》《赎刑》、“《攘戎悔过，与凡“修身任贤，奉天畏 民，保治遵法、纳忠辅德，因革废置，宽严久速，迹虽差 殊，理实一致，无非随时顺理，因事处宜，各当其可，各 适其宜而已。故尧之授舜，舜之授禹，自“执中之外无 他语，而汤武诸君所以相与继天立极，与其诸臣所 以相与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传，而易地皆然 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圣人而 不惑者也，然异乎“子莫之执中者，圣贤固有精一之 功，而非徒中之强执也。尧舜性之，虽不俟于精一，而 自然能合乎中。汤、武而下反之，则必由此而后造于 粹然之地焉。以是观之，则知〈书〉》之要，而唐、虞、三代之 弘纲要旨，虽不中不远矣。〈柴氏中行字与之程氏去华字实之〉 程氏又答友人问曰：“‘前辈谓读书要识圣贤气象’。某 谓读《尚书》亦当识唐虞三代气象。唐虞君臣，交相儆 戒，夏商以后，则多臣戒君耳。禹皋戒君，儆于未然，辞 亦不费；夏商以后，则事形而后正救之，如《太甲》《高宗》 《肜日》《旅獒》等篇，且反复详至，不惮辞费矣。观启与有 扈战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统六师，与一强诸侯对敌”， 前此未闻也。汤之伐夏，自《汤誓》《汤诰》外，未尝数桀之 恶，且有惭德。武王伐纣，则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 历历陈布，惟恐纣恶不白，己心不明，略无回护意矣。 伊尹谏太甲，不从而放之，前此无是也。使无尹之志， 则去鬻拳无几。然太甲天资力量远过成王，太甲悔 悟，尹遂可以告归周公，则谗疑交起，虽风雷彰德之 馀，宅中图大之后，不敢去国，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 辅佐，用力何其艰也！尧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 此岂细事，而天下帖然无异辞。盘庚以圮于耿而迁 国，本欲安利万民，而臣民讙哗至勤。三篇训谕而仅 济，然《盘庚》犹可也。周之区处商民，自《大诰》以后，《毕命》 以前，药石饮食之，一以为龙蛇，一以为赤子，更三纪 之久，君臣共以为国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讫于无 虞，视尧舜区处苗顽，又何甚暇而甚劳也！精一执中， 无俟皇极之烦言；钦恤明刑，何至《吕刑》之腾口。降是 而《鲁》《秦》二誓，见取于经，而王迹熄，霸图兆矣。世变有 隆污，风俗有厚薄，固应如此。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 读书者其毋苟乎哉。

婺源滕氏：〈和叔〉《尚书大意序》曰：《书》之大意，一“中”字而已。 “允执厥中”，书所以始。“咸中有庆”，书所以终。以此一字， 读此一书，迎刃而解矣。

中星考

《尧典》中星与《月令》中星，候之必于正南午位则同，而 其象与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略而 后渐详，一也；《尧典》以中气，《月令》以月本，而不专以中 气，二也；岁差，三也；昏刻之难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圆如弹丸，其覆地之形如 覆盂，其旋绕也如转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 八宿亦半隐半见，随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绕地一 周而过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绕地一周而比天为不 及一度。积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与 天会。故占天者，于节气初昏之时，候某星中于正午 之位，以审作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详略不同尔，不 必拘于“南面听治”、“视时授事”之说。今术家欲辨方位， 必先定子午针以为准，亦其遗法。中星无刻无之，特 白日不见，他时无准，惟于节气初昏之时，候之正午 为便尔。是故“中星”二字，始见于《孔传》历象日月星辰 之下，前此未见也。《尧典》候中星之法，历一月而中星 移次，历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 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运转不停，惟春分星鸟，南 星昴西星虚，北星火东，天位与地位合。春而夏则鸟 转而西，火转而南，虚转而东，昴转而北矣。所谓中星 移方者如此。仿此而推，他皆可见。《尧典》中星惟虚昴。

降而求之《汉》《晋志》《三统》《元嘉》等历，分至中星，不皆相 对。闻之先觉曰：“尧即位于甲辰，其二十一年为甲子。 甲子冬至，日在虚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间 贞元会合之运，旷数千载而一遇者也。《月令》视《尧典》 则渐详矣，其果精密与否，未可知也。《尧典》惟举四仲 初昏之中星，《月令》则十二月备举之。《尧典》中星举四 象十二次，《月令》专举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阔而别 举弧建以审细求之。《尧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则并求 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见中星去日远近之度焉。 朱子尝曰：“天无体，只二十八宿便是天体。”以是知中 星之转移，即天体之转移也。定一岁之运，实本于日 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气 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减每十八度。此法 之由来必已久矣。《尧典》虽略，然宾出日，饯纳日，冬夏 至致日，行之惟谨。且星鸟、星火、星昴、星虚，必冠之以 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 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牵牛中，冬昏 东壁中。郑氏曰：“《吕令》与《尧典》异，举月本也。”《汉志》亦引 《月令章句》，谓“中星当中而不中，或不当中而中，进在 节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证，《三统历》《后晋志》冬至中 星，皆在奎度，宋《元嘉历》方退至壁八度尔。岂有《吕令》 时仲冬已昏壁中，而汉晋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 唯举月本也，此所以昏东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 十二月，日之所在，或举月初，或举月末，皆据大略不 细，与历齐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 月之内，有中者，皆得载之二十八宿。其星体有广狭， 相去有远近，或月节、月中之日，昏明之时，前星已过 于午，后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见有早晚，明者昏 早见而旦晚没，暗者昏晚见而旦早没，所以昏明星 不可正依历法，但举大略尔。”长乐陈氏亦曰：“《月令》中 星，或举朔气，或举中气，互见也。”以此二家说言之，则 《月令》中星，亦未可断以为尽举月本也。兼之岁差之 说，尢所当知，而经解家之所鲜知，汉唐二孔皆不及 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论《经》。盖天度 于零分而有馀，“岁日于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运而 舒，日道常内转而缩，天渐差而西，岁渐差而东，此岁 差之由。古历简易，未立差法，但随时迁改，以合其变。” 至东晋虞喜、宋祖冲之、隋张胄元始用差法，率五十 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为百年。《皇极历》酌二家中数 为七十五年，虽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风不主差法， 一行力辨其非，谓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汉四 百馀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参之《大衍历》及近世《景 祐新书》，又谓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叙《会天历》者， 又谓今不及六十年，辄差一度。虽岁差、年数，难以一 说定之，而岁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 日长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后乃谓日未出二 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间，中星常过 三度半强，而昏明之刻乃争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 气有阴晴明晦之殊，则星之出没必有迟速难准之 异。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异，难矣哉！且是说也， 一行常虑之矣。其说曰：“何承天以月蚀冲步日所在， 又验以中星刻漏不定。汉世课昏明中星，为法已浅。 今候夜半星以求日冲，虽近于密，而水有清浊，壶有 增减，或积尘所壅，则漏有迟暮。臣等频夜候中星，而 前后相差或至三度。”愚读《唐书》至此，未尝不喟然叹 曰：“嗟乎！以昏难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凭，若可 定矣，而又病于水也、壶也、积尘也，以至于三度之差。 夫三”度之差，几一刻之差也。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 矣。历家有历书，有浑仪，且世掌天官，从事专且久，而 候中星之难尚如此。今吾侪仅据诸经史，而以方寸 之天，想象圆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异，信难 矣哉！《革卦》之《大象传》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历之必不 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 十年，历必一改，惟不免于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与 天合。使古历可胶固守之，则何取于治？历何足以明 时哉？由是言之，则吕令上距尧时，几二千年，仲冬日 自虚缩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无怪也。其 不能不异者，不特难辩，亦不必辩也，抑又有感焉。尧 甲子岁冬至，日在虚一度，“昏昴中。”历三代、秦、汉、唐迄 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尧甲子，三千六百四十 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营室中，日在虚，退至箕，凡 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岁差》中数，七 十五年差一度，约之，则二万馀年后，冬至中星始又 退至昴宿，而与尧时合矣。而谁其见之？论至此，岂不 曰俛仰终“宇宙哉。岂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