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八十六卷目录

　春秋部总论四

　　汉书〈五行志〉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篇〉

　　王充论衡〈定贤篇　正说篇　书解篇　案书篇　对作篇〉

　　唐啖助春秋纂例〈春秋宗指〉

　　刘知几史通〈春秋　左传〉

　　丘光庭兼明书〈刘子元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善者信矣　卫桓公名　荆

　　败蔡师于莘　金鼓以气声也　葛藟庇本根　文马　姞吉人　敝邑之幸　两观〉

　　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春秋类〉

　　郑樵春秋传〈看春秋须立三节　褒贬　例非春秋之法　论始隐　终获麟

　　三传各有得失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喜言诗书易　公谷二传　论左氏解〉

经籍典第一百八十六卷

春秋部总论四

汉书

《五行志》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 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 《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㨫仲舒 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 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荀悦申鉴

《时事》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 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 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 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 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

王充论衡

《定贤篇》

“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 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 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圣，同轨而殊名，贤 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 《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 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 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 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 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寔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 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 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 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 寔矣。论文以察寔，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 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 同一寔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 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 之迹，存于新论者也。

《正说篇》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 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 《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 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 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 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 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 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 寔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 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 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 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 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 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 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 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 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 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 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 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 矣。寔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 义耶？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 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 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 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 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 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 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 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 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寔也。二百 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 有数矣。年据三世，日月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 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 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 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 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之说，春者 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 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 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 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 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 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 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 《公羊》《穀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夫平常之事，有 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 秋》实及言夏，不言夏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书解篇》

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 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 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 官，故能成《太元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 卿子云为相，赋元不工。

《案书篇》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 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 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 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 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 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寻 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馀力矣。陈元言 讷，范叔章诎，左氏得寔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 怪”力相违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左氏之外 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 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 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 秋》会一也。

《对作篇》

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 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与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 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 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 《春秋》不作。

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 奏记是作也。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人事各 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扬氏之元卜，气号不均 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 也。

唐啖助春秋纂例

《春秋宗指》

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 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 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 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 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 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穀梁》者则曰：“平王 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 《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 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甯穀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 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旨？可谓宏纲 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周之弊， 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 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 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 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 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 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 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 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言天王狩于河 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用忠》道：“原情为本，不 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冶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 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 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 也。”古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 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 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 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 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 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 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 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 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 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云用忠道原情〉而 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德 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 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 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 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 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 云然〉“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 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 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 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 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 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主。及麟出见伤， 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 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 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 馀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用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 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大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 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 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作春秋以救之〉

刘知几史通

《春秋》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 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 《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璅语》又有《晋春 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 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 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 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按《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 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 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 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 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 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 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辞，隐晦其文，为不 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 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 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 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 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 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 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尔”，安 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 援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观《左传》 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 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 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 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 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始以周贞王绩 前传鲁哀公，后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 于二世之灭，合成卅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 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 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 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 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 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 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丘光庭兼明书

《刘子元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刘子元《史通》云：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 仪，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正月”，年即鲁君 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考所纪书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妄为解释，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颁朔 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诸侯而用夏家正 朔？”按文十七年《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云：“二年 六月壬申，朝于齐。”杜注云：郑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鲁 庄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诸侯奉行周正 之明文也。而子元不精鲁史，妄斥先儒说经典之玷， 不可以训。或曰：《春秋后序》是杜因晃所书。

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 所书是魏国。史记魏本周之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 魏国之兴，在周之末，时称“战国”，鲁不臣周，自造史书， 追书前代，称王改朔，用夏正。而子元执战国之史，而 论《春秋》之制，以末正本，无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隐六年《左传》云：“‘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 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 者信矣。”明曰：“信’当读为屈伸之伸，古者多用信字为 伸。《易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类焉。传言‘善 者信，善者谓嘉谷之苗也。恶者常盛则嘉谷之苗屈， 恶草除则嘉谷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卫桓公名》

隐四年，“‘卫州吁杀其君完”，即桓公也。诸侯读皆如字。 明曰：非也。“完’当作儿。”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实，终将讳 之，故既葬而为谥。若卫侯名完，岂得谥之桓乎？故知 完当作“儿。”按《字书》“容貌之儿，从白下八。”俗书“完”作“儿”， 与“容儿”之儿相似，是桓公本名儿，传写误为完也。

《荆败蔡师于莘》

《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国， 贬之若荆州之人然也。”《穀梁》曰：“荆，楚也。何为谓之荆？ 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无此解。 杜元凯曰：“荆，楚本号也。”谭、赵取《公》《谷》为解，明曰：“杜说 是也。”且一国两号，其国有三：殷、商、唐、晋，并此楚、荆，著 在经典，坦然明白。按《礼记》云：“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 又《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荆为楚之本号，亦已 明矣。故庄四年传称“荆尸而举”，又曰“楚武王荆尸”，皆 谓举其先代之军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国，贬曰“荆”， 则楚入卫，吴入州来，何故不举州名以贬之乎？按：禹 四海之内，都置九州，而执玉帛万国，则是州大而国 小也，岂加大于小而为贬乎？且庄二十三年荆人来 聘，又何罪而曰“荆楚败徐于娄林”，又何功而书楚？但 当时史官承告而书，不以此为褒贬也。按《春秋》之例， 但举国不称人即为贬，未有去其国号而举州名为 贬者也。或曰：“既不以荆为贬，经书荆而传称楚，何也？” 答曰：“当此之时，楚国实名荆，左氏为传之时，近书之 为楚耳。”推此诸文，则记事之义为得其实矣。

《金鼓以声气也》

僖二十二年“《左传》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 杜元凯曰：‘金鼓以佐士众之声气也’。”明曰：“非也。按：上 文云‘三军以利用’，下文云‘声盛致志’，则是金鼓所以 佐士众之气。若谓‘佐士众之声，则于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乐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 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 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荫之多也。且庇荫者，自上及下 之辞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马》

《宣二年》，“‘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 杜注曰：‘画马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说非也。文马者， 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难得。若画为文，乃是常马， 何足贵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传》云：“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 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 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论‘姞’字之义。当时姞从‘人’作 ‘佶’，后代改之从‘女’。若当是从女，安得吉人之语乎？故 是从女者，失其义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齐宾媚人对晋人曰：‘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 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杜注 曰：‘言完全之时，尚不敢违晋，今若不幸，即从命也’。”明 曰：“杜注误也。今寻其辞意，言背城一战，战若幸胜，尚 当从晋命；若不幸而败，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战而获 胜，非谓完全之时也。”〈按媚人注国佐也〉

《两观》

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赵 子曰：“‘复作两观，讥仍旧也’。其意言诸侯无两观，有者， 僭天子也。今因天灾，宜废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诗》《礼 记》，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灵台者，别地为之；观台 者，因门为之。凡台望云物，知灾祥，水旱，逆为之备，不 可无也。《左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礼运》曰：“天子诸侯台门，大夫不台门，此以祟为贵也。”

曰：“若后者复作是也，又何讥乎？”又曰：“非讥，何以书也？” 答曰：“《春秋》之义，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 者，有非褒贬讥而书者，有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即此 “新作雉门”及“两观”，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之类也。于 法自当书，非由讥也。且两观与雉门同文，岂雉门亦 不当作邪？据此诸文，则《赵子》言非也。

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

《春秋类》

昔周法坏而诸侯乱，平王以后不复雅，而下同列国。 吴、楚、徐夷，并僭称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 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诸侯，极陈君臣 之理。诸侯无能用者，退而归鲁，即其旧史，考诸行事， 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书，一用《周礼》，为《春秋》十 二篇，以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既久，其说遂殊。公羊 高、穀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为五家。邹、夹最微，自 汉世已废，而三家盛行。当汉之时，《易》与《论语》分为三， 《诗》分为四，《礼》分为二。及学者散亡，仅存其一，而馀者 皆废，独《春秋》三传并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经之书， 独于《春秋》，欲以礼法绳诸侯，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 隐。学者不能极其说，故三家之传，于圣人之旨，各有 得焉。太史公曰：“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岂非王者 之法具在乎？

郑樵春秋传

《看春秋须立三节》

郑樵曰：“看《春秋》须立三节，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 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五霸威 公为盛，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则威公之 有大功于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纲解纽， 强陵弱，众暴寡，当时之人思大国之正己也，如《褰裳》 之诗，此时威公出来，统集天下之势，整顿天下之事”， 岂非有大功于当时乎？然五霸未出，先王之遗风馀 泽，犹有存者，霸主一兴，则天下之人见霸者之功，而 无复见先王之泽，岂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业，相 为消长。《春秋》之始，齐僖谓之“小霸”，见于《春秋经传》，与 诸侯会盟，征伐稍多，此便是霸之始。方周末东迁，未 尝无方伯连率之职，然当是时，尚禀王命，故不谓之 霸。东迁以来，王者自无总合系属人心道理，诸侯稍 有才智，必自出来会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当僖公 之始，当时之势亦不易做得，所以凡书盟不过三四 国而止，到威公时，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其馀莫 不尽从，霸业盛处，便见王道消亡。

东迁之初，去三代未远，故《春秋左氏》所载隐、桓间事， 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谏郑庄公，封叔段于京，所谓先 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制也，见得成周筑城之遗制犹在。如石碏之谏卫庄 公，所谓“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 所自邪也，见得先王教子家传之法犹在。如师服之 谏晋曰：“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国。故 天子建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 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犹见得三代制度， 名分等衰，纤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乱。此《春秋》初老师 宿儒所传，先王之典法未泯，学者所当深考到后来 《春秋》中与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间若左史倚相之于 楚，叔向之于晋，子产之于郑，才能言，当时便谓之“圣 贤博物君子。”

《褒贬》

或谓“《春秋》其为褒贬之书欤？”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 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 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尊圣人。其说 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故学 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 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 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无褒贬者， 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载郑弃其 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 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尽泥也。泥 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 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 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也；泥于无褒 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 作经也。大抵《春秋》一经，书其善则万世之下指为善 人，书其恶则万世之下指为恶人，兹所以为褒贬之 书欤？故书事也亦然。书始作两观，“始”者，贬之也，言其 旧无也。书“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八佾也。圣 人虽未尝云是为可褒，云是为可贬，然而实录其事， 微婉其辞，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恶，不逃乎 万八千言之间，兹又所以为一字之褒贬者，欤如是 而已。

《例非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重事而轻人，详内而略外，无有所谓例也朝觐、会、盟，礼乐之本也；侵、袭、围、入，征伐之举也。鲁与 邻国有相交之义，则悉书之，外此则弗书也。君在则 书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则书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 在而大夫将事，然后大夫得书焉。盟所以纪信，烈𦈡 因盟莒而得书；聘所以讲礼，公子札因聘鲁而得书。 ‘乞师，大事也，故栾黡得书；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书； 以至荀林父之败狄，士鞅之会吴，又赴告而与鲁共 事得书焉’。”则《春秋》之书，因事以见人，而非因人以见 事。书于鲁国则详，季子叔肹之卒，延厩、郎囿之役是 也；于他国则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遗直，封洫刑 书之在郑，反坫塞门之在齐是也。《春秋》重事而轻人， 详内而略外，盖如此，乌有所谓例耶？善乎柳宗元之 言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 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真知言乎！

《论始隐》〈始隐实为东周四百始〉

文王、武王都丰、镐，是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为东周。 西周之书，有《诰命》存，其《诗》有《雅》《颂》存，盛德大业炳如 也。唯东周赏罚纲纪不可考，圣人欲为之书，则东迁， 周事也。天子陪臣有不当为，故用鲁以名其书尔。武 王克商，岁在己卯；隐公即位，岁在己未，其相去盖四 百一年也。周家之兴，历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载事， 托之《诗》《书》，以后四百载事托之《春秋》，而隐公元年实 为后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隐也。名虽始 隐，而意在周，故虽未尝尽录平王之政，而实承平王 末年；虽未尝记东迁之始，而实具东迁之末，则亦圣 人以此预示其期欤？说者以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 按平王三年，惠公即位，果如是说，则《春秋》当始惠公 矣。说者又以为《春秋》始隐，贤其逊国。按隐公生不复 辟，死不成摄，果如是说，则隐不当称公矣。然则《春秋》 始隐之意，断若是欤？

《终获麟》

或谓《春秋》成而麟至鲁，胡安国以为文成麟至，亦理 之常，不可谓无。或者又谓《春秋》感麟而作，以问于伊 川，伊川以为夫子之意，盖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 亦因此一事而终其书。《春秋》不害为获麟而作。然麟 不世出，《春秋》岂不作？因图书而画卦，使图书不出，八 卦亦须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绝笔于获麟”， 谓仲尼伤己之不遇而绝笔也。不知凤鸟不至，河不 出图，夫子之叹久矣，岂至是而后知之耶？左氏谓圣 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续经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获 麟而绝笔，为一经之主意。左氏于三家闻见最优，岂 不知此，况敢续经乎？大扺终于获麟，此史家之常事， 圣人初无意也。麟获于哀公十四年，《春秋》成于是年 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记录时事，必缺其 近数年，俟他日裒集所未闻而载之，非如后世日历 之所记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为春秋之祥，以获 麟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汉世经师推寻圣人太过， 适以启天下之疑，不知圣人初无意于此也。或者又 强为之说曰：“不书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书公，不使 麟，以公得也。”呜呼！以是而论，《春秋》，岂真知《春秋》也哉？ 如《史记》谓终于获麟，则非矣。

《三传各有得失》

或问：“三子传经，各有得失，孰优孰劣？”曰：“《公》《谷》曰《传》，而 《左氏》则笔录也；《公》《谷》解《经》，而《左氏》则记事也。体制不 同，详略亦异，未可以优劣判也。或谓《左氏》得之亲见， 《公》《谷》得之传闻，非也。或谓《左氏》有三长，《公》《谷》有五短， 亦非也。大扺党《左氏》者，以《左氏》为大官，以《公羊》为买 饼家；尊《公羊》者，以《公羊》为墨守，以《左氏》《穀梁》为膏肓” 废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义背经，属缀不伦，非一人 所为。右《穀梁》者，以为文清义约，多所发明，二子所不 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则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 《穀梁》善于经。”均取其失者，则曰“《左氏》失之诬，《穀梁》失 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尽废三传者，《春秋》三传束高 阁，《三传》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异而通 之，作为《春秋调人》七万馀言，以平其得失。是数说者 皆不足以尽三家之学也。大扺，三家之传，各有所长， 亦各有所短。如论其短，以“王正月”为“王鲁”，是《公羊》之 害教；以“获麟”为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会；以“尹氏”为 “君氏”，是《左氏》之误文也；所短者，若此之类是也。若论 其长，则三子之长非一端。《经》日蚀不书朔者八，《左氏》 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历 追之，俱得朔日，则日蚀之义，《左氏》为长。公如齐观社， 《左氏》曰：“非礼也”，《公羊》曰：“盖以观齐女也”，《穀梁》曰：“非常 曰观，‘致’”曰“有惧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齐之社稷，宋 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观之也”，则观社之义，《公羊》为 长。经书“盟于葵丘”，《左氏》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公 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国。”《穀梁》曰：“陈牲而不杀，盖明 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无 易树子”，则《葵丘》之义，《穀梁》为长。三子之长如此者众 也。至于三家背经以作传，犹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 《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 于晋灵公之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 盾也”，是赵穿也。于悼公之事，孔子书许世子止弑其 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也。其所 以异乎《经》者，盖《经》之义各有所主。孔子，鲁人也，因鲁 史以成《经》，固不必论也。然“官为正卿，返不讨贼，位居 冢嗣，药不亲尝”，非二子之罪而谁欤？三家之传，各有 所长，亦各有所短，取其长而舍其短，学者之事也。大 扺有《公》《谷》，然后知笔削之严；有《左氏》，然后知本末之 详，学者不可不兼也。使圣人之经传之至今，三子之 力也。汉时《公》《谷》既作，凡董仲舒、公孙弘之徒，皆引以 断大狱，饰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传圣人之经而已。 《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刘向之徒，著书立言，首尾倒错， 皆不待捆摭而自见其有功于世，又非特传圣人之 经而已。学者于圣人之经，苟能合三《传》而观之，亦足 矣，未可以是而议其失也。

《左氏非丘明辩》

刘歆曰：《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 在七十子之后。司马迁曰：“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 班固《艺文志》曰：“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 序《左传》亦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详诸所说，皆以《左 氏》为丘明无疑矣。至唐啖助、赵匡独立说以破之。啖 助曰：“《论语》所引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左氏》集诸国” 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为丘明，非也。赵氏曰：“公、谷 皆孔氏之后人，不知师资几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 贤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唯啖、赵立说以破之，未 有的论。然使后世终不以丘明为《左氏》者，则自啖、赵 始矣。况孔氏所称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断非左氏明 矣。今以《左氏传》质之，则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纪韩、 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则是书之作，必在赵 襄子既卒之后。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 十年，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 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今《左氏》引之，此《左氏》为六国 人，在于赵襄子既卒之后，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 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 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 庶长之号，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于秦孝 公之后，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 年初腊。郑氏、蔡邕皆谓腊于周即蜡祭，诸经并无明 文，惟《吕氏月令》有腊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则《左氏》 为六国人，在于秦惠王之后，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 衍之诞，而称帝王子孙。按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 始之运，其语不经，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 齐威王之后，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按韩 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 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时人，在三家分晋之后， 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辰将以公乘马而归。”按三代 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 万匹之语，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苏秦之 后，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 狙诈，真游说之士，押阖之辞。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 七也。《左氏》之书，序秦楚事最详。如《楚师》�“犹拾藩”等 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亦可以知左 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 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故不可考。”又问：“《左氏》可 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欤！

《左氏喜言诗书易》

予爱《左氏》所载《春秋》，赋诗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 赵衰赋河水始，诗所以见志。然有一言不酬，一拜不 中，而两国之为暴骨者。有赋诗不知又不答，终有必 亡之祸者。则学者乌可不知诗之为寓意乎！又爱《左 氏春秋》列国之事，其引书据义者三十九，援《虞书》者 一，援《夏书》者十三，援《商书》者十，援《周书》者十有五，真 得古圣贤之用心，不胶不泥，不立新说，而事之大者 悉取断焉。予又爱《左氏》所载，言《易》者二十，“庄一，闵二， 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馀 则《连山》《归藏》与占筮者之《系辞》尔。予非取其占筮之 奇中也，取其通变而不滞也。吾于敬仲之《筮》，得互体 之说焉，又于毕万之《筮》，得变卦之说焉，“有卦无辞”，于 穆姜之筮得“动以静为主”之说焉；于南蒯之《筮》得“不 占险”之说焉；于秦伯之筮得《系辞》之异于今文者之 说焉。大抵言《易》而不拘于《易》也。《左氏》非惟解《经》优于 《公》《谷》，而又善言《诗》《书》，《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

《公谷二传》

或问公、谷二家师承所始。曰：吾何以论其始？刘歆汉 人，尚不能知，况后人乎？《公羊》本齐学，后世有以为名 高者，有以为子夏弟子者，有以为汉初经师者；《穀梁》 本鲁学，后世有以为名赤者，有以为名俶者，有以为 秦孝公时人者，皆无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载乐正 子之视疾，则《公羊》必出于乐正子之后；《穀梁》虽载《尸 子》之语，或出于汉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传矣，二家初皆口传，非如《左氏》之笔录，然《左氏》之传，又不如 《穀梁》之质也。《公羊》之书，有所谓昉于此乎？有所谓“登 来之”者，有所谓代者为主，代者为友，皆弟子记其师 之言，会其语音以录之也；有所谓“公羊子曰”，则其书 非《公羊》所自为可知矣。《穀梁》之书有所谓，“或曰有所 谓”，“传曰有所谓，《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启，曰，有所谓，谷 梁子曰”，皆弟子记其师之说，而杂以先儒之言，则其 书又非《穀梁》之所自为可知矣。此《穀梁》必出于沈子、 《尸子》之后，或者疑以为汉初人也。尝合三《传》而考之， 《左氏》之笔录，必出于焚《书》之前，《公》《谷》之口传，寔出于 焚书之后，何也？《左氏》兼载晋楚行师用兵，大夫世族 无所不备，其载《卜筮杂书》，与汲冢《师春正》同，则作于 焚书之前明矣。《公》《谷》设同左氏之时，二百四十年事， 犹当十得四五，不应尽推其说于例也，此《公》《谷》作于 焚书之后明矣。或曰：《左氏》之传既作于焚书之前，何 故隐而不宣？曰：“《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寔具于《左 氏之》传，隐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孔氏之壁，北平之 家，犹有存者，非尽隐也。公、谷、邹、夹之学，不与《左氏》合， 非尽宣也。惟其隐而不宣，此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 谷、邹、夹之学。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 惟公、谷独盛。自《左氏》兴，而公、谷之学又微矣，然亦终 不可得而废也。汉兴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学干。景帝 时，先立学官，而申公亦传《穀梁》学，受之瑕丘江公，故 《公》《谷》之学独盛于汉。善乎范甯之言三家之学，曰：“废 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武帝好《公羊》，公孙弘又 好之，而《公羊》之学遂兴。卫太子好《穀梁》，宣帝又好之， 而《穀梁》之学遂兴。此废兴由于好恶也。瑕丘江公讷 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 《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此盛衰 继于《辨讷》也。呜呼！自胡母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论罢 而《穀梁》兴，严氏之学泯而《左氏》彰，杜预之传晦而啖、 赵起，信矣夫！

《论左氏解》

杜预解《左氏》，颜师古注《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 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 后，后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 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者，如 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 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谓《书》 之理意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 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 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 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 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 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 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 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杜氏于星历地理之言，则必极其致，至于虫 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于训诂之 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 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