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

　第一百八十九卷目录

　春秋部总论七

　　宋朱子全书　〈春秋纲领二十二则　隐公十则　桓公三则　庄公一则　闵

　　公一则　僖公七则　宣公一则　成公二则　襄公四则　昭公六则　定公三则〉

经籍典第一百八十九卷

春秋部总论七

宋朱子全书

《春秋纲领》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 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 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 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 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 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 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 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丘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 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 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 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 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是卫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 孔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缘 其救卫，故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 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阔，圣人之 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细碎。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 以为鉴戒耳。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 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 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 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 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崩”、 薨、卒、葬，亦无意义。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 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 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 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 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 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 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著刀，榖树 汁出”者。鲁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著，何待于 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 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 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 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 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 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 后为可见，亦岂复可得也！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 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 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 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美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 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 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 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 “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 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 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说以诛人，未几又用此 说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 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 如此乎！”

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明道正谊、权衡万世典 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 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 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 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伯事业。不知当 时为王道作耶？为伯者作耶？若是为伯者作，则此书 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已 前《春秋》文字虽觕，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 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 不可不知。”

问：“《春秋》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 天下后世。”曰：“某实看不得。”问：“以先生之高明，看，如何 难？”曰：“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说不去。”刘曰：“六经无‘建子 月，唯是《礼记杂记》中有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见说建子月’。” 曰：“惟是孟子出来作闹，七八月之间，旱则苖槁矣。便” 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鹘突。岁十一月徒杠成，十 二月舆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做《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 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成圣经，却成 一个百将传。”因说：“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说 得圣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 国’句说尽一部《春秋》。这文字，不是今时方恁地。自秦 师垣主和议，一时去趋媚他，《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 此最是《春秋》诛绝底事，人却都做好说。看来此书自 将来做文字不得，才说出，便有忌讳。常劝人不必做 此经，他经皆可做，何必去做《春秋》！这处也是世变。如 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 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 《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 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 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使圣人作《经》， 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 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 “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 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 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 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或问：“伊川《春秋序》后条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 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 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 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霸，其 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 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 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 往都不曾见国史。”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 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 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 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 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 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 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从这理 上来。”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谷》、左氏 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 何凿空撰得！

问“《公谷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 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 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 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 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问：“《春秋》胡文定之说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说。且 如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 时文答策相似。”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龟山亦 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 而褒贬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 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 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子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唯刚毅特立。 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 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 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 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以上语类 十八条〉

《春秋例目》，拜贶甚厚。其间议论小国自贬其爵以从 杀礼，最为得其情者。顷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说， 非《春秋》恶恶短之义，今已释然。盖后来郑大夫亦有 郑伯男也，而使从诸侯之赋之说，则当时诸侯之愿 自贬者固多，但伯主必以此礼责之，故有不得而自 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请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经简 奥，立说虽易，而贯通为难，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间， 假以数年，未知其可学否耳。〈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经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先 须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令胸次开阔，义理贯通，方有 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说杀，正使在彼分上断得 十分的当，却于自己分上都不见得个从容活络受 用，则亦何益于事耶？大抵不论看书与日用工夫，皆 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 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著工夫也。此非独是读书法，亦 是仁卿分上变化气质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诵 《论》《孟》，及看《近思录》等书，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实 恐枯燥难见功耳！〈答黄仁卿〉

《春秋》之说，向日亦尝有意，而病于经文之太略，诸说 之太烦。且其前后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为必通之 计，而姑少缓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读也。来谕以 为他处皆可执其一说以为据，独即位之说为难通。 愚恐其所执之说未必圣人之真意，而非独即位之 说为无据也。若只欲为场屋计，则姑取其近似而不 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实为学。则不若即他书之易知 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答龚惟微〉

所谕《春秋》难读固然，大抵今所可见者。但程先生所 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然亦时有所谓隐之于心而 未能惬当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须异时别商量也。 〈答李守约〉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 故某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 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有以 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 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近刻《易》《诗》《书》 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绌《诗》《书》之序 置之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之旧，而不锢于 后世诸儒之说。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独念《春秋》大 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 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乃 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踵三经之后。其《公》《谷》二 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故不 能悉具。异时有能放吕氏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 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　以上文集五条〉

《隐公》

某亲见文定公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月， 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 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 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 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 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元年语类〉

《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 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 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 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 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 通，幸更与晦叔订之，以见教也。〈元年　与张敬夫〉 《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 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 文定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证，以明周不 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 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 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候。〈国语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号， 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 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 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者，则其制度之阔略耳。〈注家 谓十月乃后人追改当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　答吴晦叔〉 前书所谕周正之说，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 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 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 熟未获”，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 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获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 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 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 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证，以彼之博 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 十月陨霜之异证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验也。盖 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 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 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据之明且审也。若尚 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说矣。〈诗中月数 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之类故某向者疑其并行也　元年　答吴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 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时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 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 而不改时。〈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故祭祀田猎犹以夏时为正〉以书 “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 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 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 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 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 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 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 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 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旧文〉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 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 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 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 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 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 亦更烦子细询考也。〈元年　答林择之　以上文集四条〉 《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 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即朋友之事也；书“郑 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元年〉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母。 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孙明复之说。〈元年〉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说，是否？”曰：“古人也是重 那盟誓。”又问：“《左传》于释经处但略过，如何？”曰：“‘他释经 也有好处。如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 这样处说得也好，盖说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 矣，立穆公，其子享之’，这也不可谓知人。”曰：“这样处却 说得无把鼻。如《公羊》说宣公，却是宋之罪脑。《左氏》有 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 说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说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 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 都是胡撰。他去圣人远了，只是想像胡说。”或问：“左氏 果丘明否？”曰：“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 七十年，决非丘明。”〈元年〉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云：“‘或谓矢如皋陶‘矢厥谟’之 矢’。曰，便是乱说。今据《传》曰‘则君不射’，则矢。鱼是将弓 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 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 何平白无事！陈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下个‘矢’字则 么？”遂往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说。据他上 “文，则无此意。”〈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渝平， 谓变渝旧盟，以从新好也。《公》《谷》作“输平”，胡文定谓“以 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输”，则渝之义自在其中。如 《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若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 只是“渝”字也。〈六年　以上语类五条〉

《桓公》

问：“洽寻常何如理会是胥命？”曰：“尝考之矣，当从刘侍 读之说。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僭之事由阶而升，然 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池录作如历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 力之相敌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僭也。齐、卫当时 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卫以方伯之事。 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 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 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候各有称王之意，不敢独称 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会于苴 泽以相王是也。其后七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 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 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窃之渐，势必至此。〈池录 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不行而诸侯僭窃之端也〉岂非其明证乎？曰：“然则《左 传》所谓‘胥命于弥’，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 也。”曰：“说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说者谓以喻时王不能赏罚。 若如是，孔子亦可谓太迂阔矣。某尝谓，说《春秋》者，只 好独自说，不可与人论难。盖自说则横说竖说皆可， 论难著便说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此是夫子据鲁史书之。佗之弑 君，初不见于经者，亦是鲁史无之耳。〈六年　以上语类三条〉

《庄公》

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桓公会，而不 复仇。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据事如 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弑之初，便合 与他理会，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 子，下告方伯，兴复仇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赴诉处。 庄公又无理会，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 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 以尊周室，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 是叛周。〈十三年　语类〉

《闵公》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 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谓：“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弑， 庆父出奔，季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僖公也。”先 生曰：“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今《春秋》不 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高子仲孙之徒，只是 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 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 叔孙婼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元年　语类〉

《僖公》

问：“‘齐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 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 氏》编，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而不载于《左传》？”曰：“不知二书作之先后。温公言：‘先作《国语》，次作《左传》。又有一 相识言：先《左传》，次《国语》。《国语》较老，于《左传》后看之，似 然’。”〈四年〉

壮祖尝闻长上言，“齐威公伐楚，不责以僭王之罪者。 盖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当时 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问之，只宜楚 即罪服。不然，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及闻先生言及， 亦以为然。〈四年〉

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 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取耳。后 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讨之也。然 克之罪则在中立。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中所 载甚详。”〈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 立奚齐，荀息便谓‘君命立之，臣安敢贰！略不能谏君 以义’。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郑谓‘从君之义，不从君之 惑’，所见甚正。只是后来却做不彻。”曰：“他倒了处，便在 那中立上。天下无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 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骊姬一许他中 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正如隋高祖篡 周，韦孝宽初甚不能平，一见众人被杀，便去降他，反 教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气闷。”或曰： “看荀息亦有不是处。”曰：“全然不是。岂止有不是处？只 是办得一死，亦是难事。”文蔚曰：“里克当献公在时，不 能极力理会。及献公死后，却杀奚齐，此亦未是。”曰：“这 般事便是难说。献公在日，与他说，不听，又怎生奈何 得他！后来亦用理会，只是不合杀了他。”〈十年〉

吴、楚盟会不书“王”，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 至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也。〈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尝书名，卫侯毁灭邢，说者以为灭同姓 之故。今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毁卒”， 恐是因而传写之误，亦未可知。又曰：“鲁君书薨，外诸 侯书卒。”刘原父《答温公书》，谓薨者臣子之词，温公亦 以为然。以卒为贬词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　以上语类六条〉 问“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边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 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从楚则一也。晋文不 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 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从楚，而得一 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 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 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 会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 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 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𢌿、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 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曰“有难言者。”〈二十八年　答万正 淳　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 楚人平。”《春秋》之责宋、郑，正以其叛中国而从夷狄耳。 中间讳言此事，故学者不敢正言。今犹守之而不变， 此不知时务之过也。罪其贰霸，亦非是，《春秋》岂率天 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国耳。〈十五年 语类〉

《成公》

问：“《胡氏传》栾书弑晋厉公事，其意若许栾书之弑，何 也？”曰：“旧亦尝疑之，后见文定之甥范伯达而问焉。伯 达曰：‘文定之意，盖以为栾书执国之政，而厉公无道 如此，亦不得坐视为书之计，厉公可废而不可杀也’。” 洽言：“传中全不见此意。”曰：“文定既以为当如此作《传》， 虽不可明言，岂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数百言而其” 意绝不可晓，是亦拙于《传经》者也。〈十八年〉

杨至之问晋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观。当初人 去周迎他时，只十四岁，他说几句话便乖，便有操有 纵，才归晋，做得便别。当时厉公恁他弄得狼当，被人 撺掇，胡乱杀了晋室，大段费力。及悼公归来，不知如 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积阴，忽遇天晴，光 景便别，赫然为之一新。”又问：“胜威、文否？”曰：“尽胜。但威 文是白地做起来，悼公是见成基址。某尝谓晋悼公、 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 一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　以上语类 二条〉

《襄公》

杨至之问：“《左传》‘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语， 抑古有此语？”曰：“或是古已有此语，孔子引他也未可 知。《左传》又云：‘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四字，亦是古 已有此语。”〈九年〉

问：“《左氏》驹支之辩，刘侍读以为无是事。”曰：“某亦疑之。 既曰言语衣服不与华同，又却能赋《青蝇》，何也？”又“太 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撺掇申生之死，乃数公也。申 生以闵二年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数公 议论如此。献公更举事不得，便有逆诈亿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书，都是这意思；文章浮艳，更无事实。盖” 周衰时自有这一等迂阔人，观《国语》之文，可见周之 衰也。某尝读宣王“欲籍千亩”，事便心烦，及战国时人， 却尚事实。观太史公《史记》，可见公子成与赵武灵王 争胡服，甘龙与卫鞅争变法，其他如苏张之辩，莫不 皆然。卫鞅之在魏，其相公孙痤劝魏君用之，不然，须 杀之。魏君不从，则又与鞅明言之。鞅“以为不能用我， 焉能杀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观孝公下令 数语，如此气势，乃是吞六国规模。鞅之初见孝公，说 以帝道王道，想见好笑，其实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 以坚孝公之心，后来迂阔之说，更不能入。使当时无 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观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 《史记》所载事实，《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问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辞国以生乱，温公又言其明 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无受。”〈十四年〉

问：“季札观乐，如何知得如此之审？”曰：“此是左氏妆点 出来，亦自难信。如闻齐乐，而曰‘国未可量’，然一再传 而为田氏，乌在其为未可量也！此处皆是难信处。”〈二十 九年　以上语类四条〉

《昭公》

或问：“子产相郑，铸《刑书》，作《丘赋》，时人不以为然。是他 不达‘为国以礼’底道理，徒恃法制以为国，故郑国日 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这里。观他与韩宣子争 时，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晰之徒挠他时，则度其可 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过。亦缘当时列国 世卿，每国须有三两族强大，根株盘互，势力相依倚”， 卒急动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论，便可逐去， 故当时自有一般议论。如韩献子“分谤”之说，只是要 大家含糊过，不要见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鲁以相忍 为国，意思都如此。后来张文潜深取之，故其所著，虽 连篇累牍，不过只是这一意。〈六年　语类〉

问：“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 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会盟十有三年矣。 楚子若以大义倡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 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 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会主也。以弑君之贼 会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 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 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 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　答万正淳

文集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作“形”字解者胡说。今 《家语》作“刑民”，注云“伤也”，极分晓。盖言伤民之力以为 养，而无餍足之心也。又如《礼记》中说，“耆欲将至，有开 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为是。盖“有”字似“耆” 字，“物”字似“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开”字“之门”， 必误无疑。今欲作有开解亦可，但无意思耳。王肃所 引证。也有好处。后汉郑元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 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十二年　语类〉 问，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读胡 文定公传，未足以破其疑。洽继而考之《左氏》《公羊》之 传自明。但后人因《穀梁》不尝药之说，遂执此一句，以 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考《左氏》曰：“许悼公疟，饮世 子止之药，卒。”《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也。”此可以见悼 公之死于药矣。当时之事，虽未有明文，而洽尝观近 世治疟者，以砒霜锻而饵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 反杀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类也。不然，当时所 进非必死之药，止偶不尝而已，则《公羊》何以谓之药 杀，世子何为遽弃国而出奔？《孟子》曰：“杀人以梃”与刃， 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进药而药杀，可不谓 之弑哉？其所以异于商臣蔡般者，过“与故之不同耳。 心虽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于君父， 不可过也。如此观之，似足以正近世经传之失，而破 欧公之疑，不识先生以为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 曾吉父说，如律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造御舟，误不 牢固之类，已有此意矣。但考之于经，不见许止弃国 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谓也。〈十九年　答张元德　文集〉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 此说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众？不过得游手聚 观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见《左传》，极有 首尾。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耳，何足为据？或者乃 信其说以解《春秋》，既为谬误。又欲引之以解《论语》“樊 迟从游舞雩”之下一段问答，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 发者，则又误之甚矣。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说，而 近世又增广之也。尝见徐端立《文说》，曾以苏说问尹 和靖，和靖正色久之，乃言曰：“解《经》而欲新奇，何所不 至？”闻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　偶读谩记　文集〉 《春秋》权臣得政者，皆是厚施于民，故晏子对景公之 词曰：“在礼家，施不及国。”乃先王防闲之意。〈二十六年　语类〉

《定公》

问：“夹谷之会，孔子数语，何以能却莱人之兵？”曰：“毕竟齐常常欺鲁，鲁常常不能与之争，却忽然被一个人 来，以礼问他，他如何不动！如蔺相如《秦王击缶》，亦是 秦常欺得。赵过忽然被一个人恁地硬掁，他如何不 动！”〈十年〉

圣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厌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 罗绍威，其兵强于诸镇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 兵又不驯于其主，罗甚恶之，一日尽杀之，其镇遂弱， 为邻镇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　以上语类二条〉 问太子蒯，聩得罪灵公，出奔晋赵氏。灵公尝游于郊， 谓公子郢曰：“我将立若为后。”灵公卒，夫人奉遗命而 立郢，郢以辄在为辞，于是国人立辄。辄立十二年，辄 出亡蒯聩人，是为庄公。庄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窃 详此事，妄意谓辄不顾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 义矣。蒯聩得罪于父而出奔，乃因竖良夫及孔悝母 “劫悝升台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遗命，父子君臣 之义俱失之矣。然则宗国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 当郢辞国之日，国人立辄之时，辄能逃去，则郢无得 而辞，蒯聩亦无复君卫之意。及夫蒯聩既入，良夫、悝 母相与劫悝，是时悝能守之以死，则蒯聩安得而立 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无“可奈何，此蒯聩 所以立也。虽然，天下岂有无父子君臣之国哉！宜乎 蒯聩未几而复奔也。”曰：“此论大概得之。但谓辄逃去， 则蒯聩无复君卫之意。及蒯聩既立而复奔者，非是。 盖辄自当逃去，非欲为是以拒蒯聩之来也。蒯聩脱 或能守其国，亦不可知，但义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 牵合也。”又问：“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为乱，及为卫 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贤，为其家臣，其事如 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见而如此？乞赐教。”曰：“圣人之门， 不使人逃世，避人以为洁，故群弟子多仕于乱邦。然 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择矣。此学者所当深戒也。” 〈十四年　答潘端叔　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