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部总论四

明朱载堉律吕精义三

《辨陈旸之失》

《序》曰：“陈旸知声而不知音，故辨之。”

陈旸《乐书》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浊，迭相为经，而清浊之声，未尝偏胜也。”孰谓十二律之外，复有四清声乎？为是说者，非古也。其隋唐诸儒傅会之说欤？彼其所据者，唐之《正史》《通礼》《会要》《令式》《通典》《义纂》《义罗》之类，特一人之私说，非有本于圣人之经，天下之公论也。世之广其说者，不过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钟磬之虡，以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蔟为角。无射，君也，管长四寸九分；黄钟，臣也，乃长九寸；太蔟，民也，亦长八寸。若用正声，则民与臣声皆尊，而君声独卑。必须用黄钟四寸五分、太蔟四寸之清，以答无射之律，则君尊于上，臣卑于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黄钟为君，非所以为臣也。今夫黄钟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于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与之抗矣。是君声常尊，而臣民之声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与民相避以为尊卑之理乎？彼谓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至于论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为十二清声，是十六律之说，果不足以胜十二月矣。况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旨哉？臣窃观圣朝尝命有司考正钟律，遍问大乐诸工，佥言每朝飨祭祀，唯传旧法，用正声十二，其四清声多不能考击，是太常之乐，名用四清，实用十二律也。李照据《周礼典同》而论之，谓十二钟之外，其馀四钟皆是清声，非中声，乃郑、卫之乐也。若去四清之钟，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何知乐之深耶？

又曰：“五声者，乐之指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骈拇枝指出乎形而侈于形，存之无益也，去之可也；二变出乎五声而淫于五声，存之亦无益也，削之可也。盖五声之于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说必不行矣。先儒必为是说者，盖有原焉。《左氏传》曰：“为之七音，以奉五声。”《周语》载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语》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时之务当之；《书大传》述圣王巡十有二州，论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统当之。汉焦延寿、京房、郑康成之徒谓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是谓七始。班固又从而傅会之，谓“舜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是其说始于《夏书》，而蔓衍于《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征也。《左氏》为七音之说，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音皆虚其土，犹大衍之数虚其一也。大衍之数虚其一，无害为五十；七音之数虚其土，无害为八音也。若以七音为二变在焉，是以五声奉五声，岂其理欤？臣尝读《后周史》，武帝时，有龟兹人白籍入国，最善为胡琵琶，听其所奏之调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五曰加滥，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箑，以应七律之音，合为八十四调。又知二变之声，出于裔音，非华音也。苏夔素号知音，尝援《韩诗外传》乐声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闻更加变宫、变征，是欲以夏变裔，不欲以裔音变夏乐也。若夔者，可谓知五声之本矣。今夫天无二日，土无二君，宫既为君，而又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声，声本无而为有。故五声之别，宫为上平声，商为下平声，角为入声，征为上声，羽为去声，知此可与言声律矣。”先儒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征、五征、六羽、七变宫之说，一何妄耶？

臣谨按《乐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谓之乐。” 唐杨收谓“二变亦曰比。” 盖变与比名义皆出《乐记》，非始于近代也。夫乐有所谓声者，有所谓音者，何也？单出曰声，宫、商、角、征、羽是也。

“杂比，曰音，变宫变征” 是也。声音二义相兼，所谓乐也。然声之为义，浅而易解，音之为义，深而难解，故曰“惟君子为能知乐。” 诚哉言也！古者旋宫之法，必用二变四清，而后成均。宋李照之为乐，既黜四清，而陈旸之著书，复挤二变，此古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也。旸著《乐书》，凡若干万言，而无丝毫裨补于乐，纷纷饶舌，徒欲沮坏旋宫之法而已，此所谓“不知音而不可与言乐” 者也。先儒唯朱熹最知乐，其次则蔡元定，所论皆有理。今载二家成说，以破陈旸之谬。

《朱熹文集》曰：“建乐立均之法，诸律相距，间皆一律，而独宫、羽、征、角之间各间二律，相距既远，则其声势隔关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犹幸其隔八之序，五声既备，即有二律介于宫、羽、征、角之间，于是作乐者因而取之，谓之二变，然后彼四声者乃得连续无间，而七均备焉。是亦律吕性情自然之变有如此者，而非人” 力所能为也。然非古之哲人机神明鉴，有以尽其曲折之微，则亦孰能发其精蕴，著为《明法》，以幸后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论也。

熹《语录》曰：“宫商角徵羽与变宫变征，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徵羽，又有变宫变征，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相连接处。”

蔡元定《律吕新书》曰：“按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远。故角、征之间近征，收一声比征少下，故谓之变征。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高于宫，故谓之变宫也。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 非正，故不为调也。

又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征不成征，不比于正音，但可以济五声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无二变，亦不可以成乐也。

臣谨按：《四清》二变，古今乐家为之说者众矣，然惟冯元、杨杰、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说得之。元之议《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陵谓之正，迭相陵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已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 杰之议二变曰：“律各有均，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馀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征；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征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征有变声。” 熹及元定所议亦然。陈旸独不然，谓：“雅乐只用五声十二律，不用二变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岂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与日月为七政，与炁孛罗计为九曜。五常之名，有礼无乐，有智无勇，有仁无孝，有义无忠，有信无恕” ，岂可便谓忠恕之类？皆如骈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龙白虎朱雀各一，而元武龟蛇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肾与命门为二。龟与肾属水，而蛇与命门属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变之不可去亦如此。然旸之谬说，今人多惑之，是所谓“不知音，不可与言乐” 者也。吁！旋宫之说尚矣，《大司乐》及《礼运》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辈，皆不敢非之。而近代为律吕之学者，乃舍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旸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

陈其愫经济文辑

《刘凤论律吕》

“夫律之候气，长则凌而先至，短则泄而不至。十有一月当冬至时，阳气距地九寸，故黄钟以九寸之管候之；十二月大寒，距地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吕律与之等；正月雨水，距地八寸，故太蔟律与之等；二月春分，距地七寸四分三釐有奇，故夹钟长与之等；三月谷雨，距地七寸一分，故姑洗长与之等；四月小满”，距地六寸五分八釐有奇，故仲吕长与之等。五月夏至，距地六寸二分八釐，故蕤宾长与之等。六月大暑距地六寸，故林钟长与之等。七月处暑，距地五寸五分五釐一毫，故夷则长与之等。八月秋分，距地五寸三分，故南吕长与之等。九月霜降，距地四寸八分八釐有奇，故无射长与之等。十月小雪，“距地四寸六分六釐，故应钟长与之等。”此一岁阳气所升之数，而律管应之者也。是虽圣人之精测，然亦何以及此也？曰：数尽之矣。夫三而降，一而复，虽阴阳之升降，气朔之进退，十二律之长短，有不由之者乎？故不齐之中有大齐焉。以一乘三为九律，起于九画，止于六律，声也；画，象也，自然而然者也。圣人以数而范围天地，天地之度可参而知者，三一之谓也。故径而寡失，细分之极于无穷，而皆得其纪焉者，举其要也。李文利不得于测候，由《寘管》之误也。然因阳气所升之度，而古今用尺之长短，是亦可验之一端。

十二律以调五声，然有不足者，应钟之宫，则征浊而宫清；夷则为宫，则商、角、羽无其调；中吕为宫，则十二律皆无所取，故谓旅宫至于三而止。若旋以十二，则有衍之六十以至三百六十者，律何以谐也？曰：此小分之说，误之也。《淮南子》所谓“铢积寸累，至丈石而谬径而寡失”，不在举其要乎？故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何以凿为也？若郑康成之说，本之《吕览》《淮南》，蕤宾重上生至于仲吕，而所生分等皆倍。刘向之说，隔七为上生，隔八为下生，至仲吕而孤，蕤宾而逾次矣。京氏以隔九相生，若准之长九尺，析之一寸之内，乘为分二干又为小分，以辨强弱。极离朱之明，且不能及，又须柱以拘弦，移动之间弥不能定。而欲以辨《六十律》，岂聪耳之所及哉。

朱健古今治平略

《明律吕》

我朝以土德王声尚宫，初制乐时，冷谦议用四清声，故编钟编磬皆为十六成。一代完乐，岂非洞达音律者哉？嗣是探讨解悟，代不乏人。成化中，丘学士浚言： “乐无古今，宜用今世所奏之乐。”今日所歌之辞，度其腔调，按其节拍，先求世之所谓正宫、越调之类，以究古人清宫、清商之调，循俗法之所依换，寻古调之所 “抑扬，然后被之于丝，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俗器之调，而后古器合作于一堂之上，而有和应之美，不徒协奏者之心，而且谐听者之耳。然后按古人钟律之法，讲究其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筑室布灰如其法，截竹为筒，以求黄钟之声，繇是以制律均音而造器焉。”先试以歌声齐箫“声，以箫声定十六声，又以十六声而齐八器，使一器之中，声律自然均调，无有参错；合器而协之，使其众器之间自然翕合，无相夺伦，庶几得古人之仿佛矣。”是其意一本于蔡元定、朱晦庵之意而推广之。至嘉靖中，李教授文利实始祖《吕氏春秋》，三寸九分为黄钟，曰含少之文，辨黄钟九寸之误，以太极阴阳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见黄钟数少为极清，辨宫声极浊之误；以左右对待各得百二十九分，辨三分损益，上生、下生，至仲吕而穷之误。其法由十一月黄钟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吕则增六分；由大吕至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宾至六月林钟亦减六分；由林钟至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以复于黄钟，皆各减九分，而适合三寸九分之数。由此而如环无端焉以相生。其说曰：阳数始于一，成于三，终于九，故律之为数，三九尽之矣。黄钟一阳初升，气微数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阳数之少，九分乃阳数之成，以三函九，故黄钟之宫，命之曰“函少”，此其证也。十一律皆从以生，而增减亦皆以九分。惟黄钟之于大吕，蕤宾之于林钟，其增减视他律特异者，大吕当五阴之盛，一阳始生，则阳虽进而尚弱；林钟当五阳之盛，一阴始生，则阳虽退而尚强。其增减宜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长短，一本阴阳升降之气，所谓律历同道者也。作《律吕元声书》二篇。范副使辂等信其说，从受学。杨学士廉爱其书，以为天授。而王尚书廷相、韩尚书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谓其不然，以为乐律音调之承传在中原，依古往而来，非他方及知，非可以臆见卜度决也。廷相驳之。书言：“古人制为五音，非徒然无所本者，宫本喉，商本齿，角本牙，征本舌，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声，不论歌唱言说，必自宫而征、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气之平，声音之中也。故宫音始而浊，羽音极而清，落而收于角，清浊平焉。”此声气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者。今曰黄钟宫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于喉乎？出于唇乎？惟以宫为清，则黄钟之管九寸，重浊而不合，故有黄钟三寸九分之说。呜呼！大谬矣！夫上古钟律之调简矣，而不求备也。故《周礼》三钟十二律，皆足考击。若必欲尽五音之调，非加以十二子声不可。何也？清之分数少也。故古之编钟、编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设，盖通正声、子声并击之也。晋宋以来，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声，以补其不及，故作征调，终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数少也。声之道，顺而易，逆而难者也。故浊之役清也常有馀，清之役浊也常不足。故备清浊之调，非子律不可。今曰取声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调，终不可成。令平公欲听清商，虽师旷何自而击之？谓子律可废乎哉？夫正变二十四律，则五音各五之调略备，必如京房六十调之说，则清律极短，其声焦杀而不成调，虽有其名，初无实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说而衍之，况后学哉？曰：“然则十二律还相为宫”，果何谓乎？曰：“此非六十调之谓也。凡调以一律为主，其馀律皆比而和之，始终出入，不离首律，故曰‘旋相为宫’”，言各律旋，各自为首也。如黄钟为主律，则必以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 “洗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杂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浊凌犯而后已。”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调，合正与子，而二十四调生焉。虽缺其一音，而调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汉，至唐至宋，雅俗乐流传于世者，大抵宫调独多，而商、角次之，其征、羽二调止三之一。此足以见声音之道，浊者常有馀，清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谓六十调者，论说虽美，而实无所用也。后学不察，而传衍之，谬矣。”且以为李氏之说，既不达五音之清浊，又不及作乐之节度。其论律吕、乐职、乐器、声容之考证，皆长乐陈氏之绪馀。岂闽人无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与？又著《论》曰：“夫人有性情则有歌咏，有歌”咏则有音乐，有音乐必有律吕。《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此之谓也。古之圣人本人声清浊之感，吹律以定其中，累黍以存其法。钟既正，则琴瑟笙竽依类而正，合而奏之。黄钟作而林钟应，大吕作而夷则应，所谓同声相应也。故曰： “元声定则诸律正，诸律正则八音谐。”夫乐者，中和之道也。极清不足以成调，极浊不足以为元。律吕之始终，要诸此而已。故有律本，有律度。何谓律本？黄钟是也。《汉志》以黄钟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径，其长九寸，围九分，径三分。十二律虽有长短，其径三围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参亭无馀，故三分损益，皆得全数。制律之法，莫要于此，所谓本也。何谓律度？中声是也。古人制律之妙不可传，所传者器耳。其法以上生下者皆三，其本律损一而得二，以下生上者皆三，其本律益一而得四。黄钟、太蔟、姑洗，损阳以生阴；大吕、夹钟、中吕，损阴以生阳；蕤宾、夷则、无射，益阳以生阴；林钟、南吕、应钟，益阴以生阳。律吕之义尽矣。论乐者皆以黄钟、大吕为大音，而不知大吕之设，四寸有奇，安得与黄钟同论？故为上下以减清浊，期于中声而止，所谓度也。如是而五音可以辨矣。声出于脾谓之宫，宫主喉；出于肺谓之商，商主齿；出于肝谓之角，角主牙；出于心谓之征，征主舌；出于肾谓之羽，羽主唇。此五声之内外象也。辨其大节，即知其相生，故必自宫而征，自征而商，自商而羽而角。角者，气平之声，音之终事也。此声气自然之机理，人力一毫不可强造也。其正声之外，复有子声，何也？声者，以渐而清者也。如黄钟为声元，其管最长，诸声俱不能越黄钟之上，故以顺而役，其音自谐。若以应钟为宫，蕤宾为征，大吕为商，夹钟为角，夷则为羽，则四声俱浊而宫独清，虽有韵亦不成音，必须子声凑合，乃始成调，此亦必然之理也。其曰“旋相为宫”何也？人声之发，必起于喉而达于舌齿，再呼而换气，必反于舌本及腭而极于唇与舌中。是七律旋转，皆可以为声始也。由是观之，不惟黄钟发声自喉，或自林钟而及黄钟，或自太蔟而及黄钟，或自黄钟而及林钟，其发声之处，宫之分也。故曰“旋相为宫”，非宫调十二，而商、角、征、羽皆十二也。旋宫之外，复有二变，何也？初发之声，或抑或扬，其气皆平，一二句之后，声气必有极扬者，扬则宫征俱清。然非初发之宫、征，安得不谓之变宫、变征乎？要非十二律外别制此二声，无此二变，则无抑扬高下之节，而均调不成。故曰：“律非五声不能辨，非十二律不能和，五音非二变不能尽。左氏谓之七音”，书传谓之“七始。”盖声有二变，则不可废四清，非如后代以子声为四清也。斯亦钩深致远，得其衷者矣。至韩公邦奇博极群书，研律吕之学，于是作《志乐》，以为古今诸儒之论律吕，何其纷纷耶？谓阴阳相生 “自黄钟始，而左旋以九寸为法”者，班氏之说也。下生倍实，上生四实，皆三其法，而管又不专以九寸者，马迁氏之说也。得相生之法，以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起黄钟，终仲吕，而为十二律。仲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吕，为六十律。盖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者，京房氏之说也。建蕤宾重上生之议，至大吕、夹钟、仲吕之律，所生分等，又皆倍焉者，郑康成之说也。隔七为上生，隔八为下生，至仲吕则孤而不偶，蕤宾则逾次无准者，刘向氏之说也。演京氏之馀，而伸为三百六十律，日当一管，各以次从者，宋钱乐之之说也。斥京氏而以新旧法分参之者，何承天、沈约之说也。诸家之论，角立蜂起，虽班氏较为精密，要皆揣测乎影响之际，棼纶乎简册之间已矣。故马迁知“律生声，钟生律”，而《律经声纬》之递变，“体十用九”之明示，则未之及焉。班固知九分之围，八百一十分之积，而旋宫环、转乘除、规圆之图则未之及焉。蔡元定知六十律八十四声，而正变、全半、子、倍之交用调均，首末、长短之互见，则未之及焉。隋氏之乐，独奏黄钟；王朴之乐，不考金石。以至荀勖与阮咸，互相诋也，何妥与郑译，交相诎也，范镇与刘几，迭相诽也。即温公之于蜀公，考亭之于蔡氏，亦未能相一也。甚者，李照定景祐之乐，歌工病其太浊，私减铜剂，声乃稍清，而照弗之知。杨杰定元丰之乐，欲毁旧钟而不得，乃陈其已敝者为乐工，一夕易之，而杰勿之知。魏汉津定崇宁之乐，制器不成，剂量工人皆随律调之，大率非其本说，而汉津亦弗之知。又恶用是呶呶者为也？遂使近世轻于变古。若莆田李文利氏独有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以太极、阴阳、五行从一生二，从少及多，故言黄钟数少为极清，以辨宫声极浊之误。其所著《律吕元声》二篇，虽一时有惊为天授者，要本之《吕氏春秋》，而长孙无忌、刘恕亦尝主之。然黄钟冲气，无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损益，皆从出其中，如君之无不统，如天之无不覆也。傥执含少以为清管，此律一差，大吕以下十一律皆无由取正矣。是故君子重变古也。自李氏刱异同之议，又有作《乐律管见》者，金谿黄积庆氏也；有作《律吕正声》者，即墨王邦直氏也。大抵皆仿佛李氏，而小有参差。若吴中黄省曾则直著辨排之，其言本之《汉书》，较有明据。而楚中瞿九思测律创图，以为“质诸理而理合，乃质《河图》，质《洛书》，质《大衍》，质于《易》，质于畴，质诸历，质”诸数，莫不吻合。质诸造化，而造化合犹未敢自信，复多创为千百其法，以求至当。若大吕而下，自三寸以上至于八寸七分，毫厘纤忽，如珠连栉比，无不巧为辏泊以求合。合而为宫、商、角、征、羽一百二十调，而经纬错综，纵横反复，无不合于图书造化。如必欲多为声调，即剖而为京房之六十，析而为“欧阳秀之百四十有四釐而为钱，乐之之三百有六十，此亦无难也，天下理而已矣。倘禀诸《河图》《洛书》，参诸《周易》，质诸造化而后论乐，即不中，宜不远。”今不必穷理，而使区区或求之于古律，或求之于古尺，或求之于古斛龠，或求之于古泉布，而大要多禀承于河东之黑黍。轻于千二百则易以大，多“于千二百则易以小。此以黍为《方分》，彼以黍为《圆径》，此以为《律生尺》，彼以为尺生律。一圭一撮之间，一芒一厘之际，至聚讼于累岁穷年，而狱犹不解”，是何其放饭流歠而虚为此纷纷也？余持论一归本于理，即以之而试于丝，试于竹而丝竹或不叶，恐亦当移丝竹以就理，慎不当舍理而姑为迁就 “以徇丝竹。况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宁有执理持论，冥合造化，而不可奏之于郊庙邦国者哉？”此亦超解创见矣。独其尽疑古法，谓七音、二变、四清声之皆不足信，欲捐去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之说，以为《淮南》之误用《管子》，而汉史之误用《淮南》，则毋亦好为持异，厌粱肉而耽珍错之故与？究而论之，圣人“因声气以制乐，故天无所不通于人，而占天者以气；人无所不通于天，而格天者以声。”声“气”之为同，《易知》也。“叫啸啼呻”，偕闻于天，而为“八音六律”之制以写之；“氤氲噏欱”，均触乎物，而为“密室缇縠”之法以候之；“丝竹灰琯”之为同，《易知》也。古之圣人，后天以征声而得其感，先天以候气而得其应。感若呼，应若响，用其显，以明天下。而不知者因以谓乐之用神，而声气为微妙。噫！亦谬矣。《语》曰：“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咡丝而商弦绝，冬至而麋角解，月虚而鱼脑减。”故草知岁，蓂纪日，燕识社，此以物候者也。度景而占丰凶，登高而察氛祲，此以象候者也。人之于气，喻若鱼水，春女思，秋士悲，神以序易，意以时变，奚非候哉？葭琯之制，取征于显，托验于秘，非有他谬巧也。然琯承于气，自长自短；声出于琯，自清自浊。阳萌于复，故子月为天统；音尚其中，故黄钟为君。声因天，因地，能鬼能人。道生数，数生律，自然为纲，故足贵。已而鄙生小拘，务新臆见，傅会义理。自司马迁以来，去古甚近，皆云黄钟八寸七分，或“云九寸，要不甚远。”而李氏信《吕览》“浮浪”之说，执以为三寸九分。夫历世以降，谙解非乏，沿袭未舛，犹可无论。至于子月符候，正由九寸之琯，应时飞动，未闻其乖，因气辨声，可为左验。至于“次第益之，则高亢而不伦；次第损之，则纤伏而无声。”季通之辨，斯为确矣。大抵声之应律，如气应琯空，穴窍水风，触为声，中于宫商，莫知其然，又况于八音之为器哉！凡谓古乐未亡者，非求尽合而不能不合也。但歌之而无淫哇，奏之而无繁乱，于以宣八风而平六气不难矣。论乐者，幸无神说而深言之。

春明梦馀录

《乐旨》

宋建阳蔡元定着《律吕新书》二卷，其上卷以《汉志》斛铭文，定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百一十分，为“黄钟第一，以《淮南子》《汉前志》本黄钟之律，以三历十二辰积之，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黄钟之实。第二，以黄钟三分为损益，定生十二律第三”，次十二律之实四次变律五，次《律生五声图》六，次变声七，次八十四声图八，次六十调图九，于是候气、审度、嘉量、权衡次焉，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书志经传疏注，《吕氏春秋》《淮南子》，下至历代龠尺款识，用以明造律和声、均调、候气制器之事。朱文公称其书“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凿凿可见之行也。”其后文公考定《礼书》，定《钟律》《诗乐》至《乐舞》等篇，而《钟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称明邃矣。

《乐书》云：“昔太史公为律书，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以为天下富庶，百姓嬉游，此和乐之本也。”盖亦深达制律之意者哉！乐之用，不外乎声音律吕。《通典》云：“以子声比正声，则正声为倍；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如仲吕之管，长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黄钟，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数，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为黄钟之变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为子声。此声有倍半之略也。《淮南子》云：“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应钟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谬。”盖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则其数六十有四，隔八下生，当得宫前一位，以为变宫。又自变宫隔八上生，当得征前一位，其数五十有六，以为变“征。变者与正比则为和，变者与正不比则为谬。”此音有和谬之略也。《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为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蔟为人始，此分而言之也。盖黄钟居子为天统，林钟居丑为地统，太蔟居寅为人统，故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以三合“四，是谓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略也。以七音因十二律为八十四调，除二变声不得为调，以五因十二则为六十调。然二变不调，则冬夏声阙，四时不备。蔡子之说非，而郑译之议是也。此六十调与八十四调之略也。以径象言之，黄钟长九寸为干，林钟长六寸为坤，乃邵子《皇极经世》“声起于多干之甲也；音起于古，干之子也。”此理之可通于《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黄钟为阳，大吕为阴，犹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黄钟之生林钟，林钟之生太蔟，犹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沉重钟律，议用京房之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当一期之日，随日建律，依次运行，当日者以次为宫，而商征依次从焉。此义之有符于历者也。乐必用五音，然《周礼》三大祭皆无商音，说者谓周德木也，故祭鬼神之乐去金。开元诸臣言唐土德王，请加商调，去角调，是即《周礼》之意云尔。我朝以土德王，初作《洪武正韵》，声起于东，从角也。后见《礼部韵会》而遵用之，不起于东，而起于公，此则从宫矣，岂非深达造化者哉？律止于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为父；应声轻清，为臣为子。故四声曰清声，即夹钟、大吕、黄钟、太蔟之应也。苟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矣。冷谦建议用钟声四，故编钟、编磬皆为十六，岂非洞达音律者哉？《诗》称“定之方中”，谓测日景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冲之之论备矣。然候气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则气必不应。何也？天气微偏于左，地气微偏于右，所谓不参差则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测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针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黄钟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钟之律于丙午之中，然“后飞灰应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黄钟，岂非臆说哉！黄钟起于子之一，以三倍之，历十二辰，而终于亥之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汉志》盖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位耳。蔡子乃批以为真张皇铺衍，谬矣。自黄钟之管，阳皆下生，阴皆上生。自蕤宾之管，阳反上生，阴反下生，此非空言也。从子至巳，阳生阴退，故律生吕言下生，吕生律言上生。从午至亥，阴生阳退，故律生吕言上生，吕生律言下生。盖《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则终于仲吕，其长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宾重上生，凡五下六上，终于仲吕，其长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吕止三寸三分有奇，虽三分益一，不能复生黄钟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则三分益一可以复生黄钟耳。蔡子乃讥其阴阳错乱，亦未之思乎？近世儒者乃曰黄钟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纪》《吕氏春秋》所载含少之说为证曰：“黄钟，音始也，象则君也，其律宜短，其气宜微，其声宜清者也。”夫黄钟以八十一分为管，而吹三十九分以为声，故谓之含少，乃遂以三寸九分为黄钟之律，而执含少以为清管焉。自此律一差，大吕而下十一律者，皆无由取正矣。盖太史公之言曰：“细若气，微若声，圣人神而明之，虽妙必效。”今圣主当阳，能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是乐之本也。区区之器与数，何足论哉？

黄太史道周《乐律论衡》曰：“乐律，《史记》所载，极为详悉。扬子云《太元》只是说历耳。天地之体，四方各百二十八，周而围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圆之四百八十。凡方圆相割，十有八变而归于极。体四则用三，体三则用四，以四为实，以三损益，割方即为损，割圆即为益。考其纤微，皆方不止于径一周四，圆不止于径一围三”，约长馀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历律之妙，皆于此径一围三上察其微差，以为相生之律。如黄钟全历百二十馀一分七釐有强，因而裁之，八十有一，为黄钟之上宫。其下宫三十有九，馀分不尽，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吕不韦俱称黄钟三寸九分，此是讹黄钟之下宫以为上宫。我朝李文利、郑世子之流又祖其说，以“三寸九分”起黄钟，则黄钟之声宜极短而清，毋复牛鸣。�中者矣。《管子》亦称“黄钟有大洒之音”，此皆于变宫上说黄钟，非就黄钟本位起实数也。如就本位起实数，则六律六吕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吕七十有二，则其馀宫四十有九，又有馀分，不与仲吕相乱。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为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损益，终于南吕之六寸，而百二十分之律分中，所谓律之一终也。京房六十律亦从此始。如用三寸九分之律，则管分极短，吹不成声，应不动气，又益五寸二分以为大吕，颠倒极矣。某自少时常用文利之律，以比于《淮南吕览》之说，久而知其不然。乃复求之《史记》，知太史所藏，去古未远，置一而十一之，以三为实，以四为积，不可易也。伶州鸠所论六闲“六正，大不逾宫，细不过羽”，从来已旧，安得指短极之律，以起至大之宫，使钟量衡度皆无所从始乎？凡乐，“亥为应钟，卯为夹钟，未为林钟，此三钟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谓是物也。巳为南吕，丑为大吕，酉为仲吕，此三吕者，为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谓是物也。“黄钟为子，子”与亥而从阳，治阳者为主。治阳而主钟。蕤宾为午，午与巳从阴，治阴者为客。故言“宾而治吕。”主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为治也。《礼》，祀天神则用圜钟为宫，以相次为序；祀地祇则用函钟为宫，以相生为序；祀人鬼则用黄钟为宫，以相合为序。其以黄钟代应钟，亦犹之尊子而绌亥也。凡道之本于礼乐者，皆与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礼退而绌，乐进而盈，乐动而升，礼让而反。日之让天，月之让日，进而称顺，退而数逆，藏往知来，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馀，为日月交食之会，折之为六分有半，为律法之所从极。蔡元定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下得全秒，犹未有定论。惟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损益上下，以至于一分而极，而半声闲起之法亦于是而出矣。然则太师吹铜听律，以知师之善败如何？某云：“予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诗》称其军三单大国，一军万二千五百人，三军之数，与天道参。六师之义，倍而用之，用众之律而过于天道，未有不败者也。然则历数十有七万八千馀强，何也？”曰：“置一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数也。因而三之，五十三万馀强，而与天俱周。律之与礼、乐、天道、兵师，其概一也。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乐律典/第069卷 中华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