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祥刑典

　第一百十四卷目录

　盗贼部总论一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大学衍义补〈遏盗之机〉

祥刑典第一百十四卷

盗贼部总论一

春秋左传

襄公二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赐于其从者，于是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曰：“子盍诘 盗？”武仲曰：“不可诘也，纥又不能。”季孙曰：“我有四封，而 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 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 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 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皂牧舆马，其小 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 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 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 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 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 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 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 以地来，虽贱必书，重地也。

大学衍义补

《遏盗之机》

《周礼》：“士师之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 赏。”

臣按：先儒谓“联比其居、什伍其人” ，乡官之事也，而士师掌之，比追逐、偦伺、盗贼之事，可见成周盛时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故乡各有所司而士师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闾合闾以联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联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盗贼。昼则追逐之，夜则偦伺之。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更夫，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其原盖兆于此。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 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 曰为邦诬。”

臣按：八者而谓之成，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谓之“邦” 者，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所以系安危治乱者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为《邦贼》者，构逆以称乱。三者乃国家之大恶，生灵之祸，本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杜其几微，遏其萌糵者，岂不豫哉？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 之，入于《司兵》。

臣按：“司厉” 一官，专主追征贼赃。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𣝔之，有相 翔者诛之。”

臣按：《周礼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馆，候馆有积，所以待宾客、师役。” 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按比而肃其守卫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寔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远詟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国门之外，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当道者以此为小事，故不以闻，盖不知《周官》设野庐氏之意，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臣请严敕捕盗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皆革其冠服，俾以必获为期。三月之”

“外除其名。” 然京师地大而人众，俗杂，五方难于辨识。与其督责于其后，孰若豫备于其先。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日一番轮守。楼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盗贼，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楼下军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若夫冬月河冰之后，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会集，众车必五车然后偕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自良乡至涿州，涿州至河间，河间至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遇有回车，仍令顺护以回。如此则道途无壅塞之患，商宦无畏途之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至于近郊，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即有登仙之乐矣。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游者。”

臣按：此所谓夜禁也。今制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即此意。

《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𣝔者，与其国粥，而比其追胥 者而赏罚之。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 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畿内则有野庐氏，城内则有修闾氏，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闾里之间斩然以齐，门巷之列肃然以宁，虽有不逞之奸无由而起，猝遇非常之变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𣝔” 者，国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以为追逐偦伺之备，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即今鹿角之类；“设为𣝔以传更” ，即今木柝之属。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牖之小盗，亦无有也。呜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绝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营两际各为门，本卫官军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为易。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职也。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其与修闾氏所谓“互𣝔追偦” 者无以异焉。盖卫所有定居，则呼召之军易集；巡徼有攸司，则追偦之责有归，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幸而承平无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出于仓猝之间，急欲有所召集，岂不难哉！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请复祖宗南京旧制。” 虽然，时异势殊，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无已，请用祖宗之意，以为今日之备，可乎？夫南京之卫四十八，今京卫七十有馀，其卫署随处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联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众，聚四海之人，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盛，奸宄实繁。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辈，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有所不周，势有所不及。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于” 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系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不分赁寄及上班者，皆俾报名附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以为地方总领。每季一造册，册成各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见，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如此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然于其间处置得” 宜，运用有方，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

“雅，混乱无别。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緪，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 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面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其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 ，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馀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如此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以纵横。此虽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 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气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磐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 者也，万无意外之事。然杞人忧天，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忧之诚愚也，然不失为爱天之深。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测之事即于琼岛上立之，悬红灯为号，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如此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以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虑也。

《论语》：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风，小人之德草。”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鲁论》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而继之曰：臣始读此二章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馀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 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 ，“放僻邪侈” ，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 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馀，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 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 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 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 “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 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 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 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 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 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胜广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 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 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 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馀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 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 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 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 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 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 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 遐远，不霑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 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 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 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 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 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 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单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 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于是悉平，民安土乐 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 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 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 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 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 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灵帝时，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 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 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馀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 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 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 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馀人，小方六 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 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 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 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 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 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史逃亡。旬月之 间，天下响应。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馀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 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尢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 侍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 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 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 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 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 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馀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 ，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 ，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馀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 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 乃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 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 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 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 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 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 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 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 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 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 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 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 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 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 始也。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 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平时不用亦可。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 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 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

之民相聚为乱，岂有馀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

三等，清官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 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 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 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 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尢甚，斗米值数百钱，所 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 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 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 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 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 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 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蓨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 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馀人，攻 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吾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 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馀，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 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 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 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 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 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诏遣 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 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 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馀 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 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 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 舒、庐，北侵沂、海，破沐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 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 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 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 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 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 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 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 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 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 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 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 千，起于长垣。明年，宛、胊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 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 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 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 万。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

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 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 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 赐，但华衣怒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 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承范等至潼关，搜箐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 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 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 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 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御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御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 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诇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 弘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 诱弘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擒获以求功。”敬瑄 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卭州牙官阡 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弘 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 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卭、雅 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 纷纷竞起。

臣按：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 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 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 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 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 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 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 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 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呙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之则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 此语折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 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 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 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 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 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 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 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 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馀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 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 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 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 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 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 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旴，啸聚数千辈，逐都巡 检使，略汉、蜀、卭州。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乱，奉王均 为帅。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旴兴，刘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 ，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旴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 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唯上所待。” 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 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 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 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 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 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 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 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 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 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 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 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 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 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 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 抚疲民，使不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 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 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 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 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 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 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 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 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 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 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馀者，困于无门，则无所 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 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 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 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愿采 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 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 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尢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 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 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 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 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 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切尝” 为朝廷计，以谓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 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 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 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 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 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 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 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 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 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 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 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 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 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巨盗大奸，随即录用。若 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 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 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 奸雄啸聚亦自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 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 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 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 里，而纵蹄啮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 ‘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 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 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 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 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 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 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 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 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 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俊，皆文武纵横之才， 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 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尢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唯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 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 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 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 不能制御。夫小寇聚集，尚如此陵侮，此后更有大盗， 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 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 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小大胁从矣。朝 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 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 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 寒心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 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 为最急务。而政府唯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 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立书一报，但用习 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 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 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 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 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 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 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 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 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 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馀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御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 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 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京东之地，所以漕输河北， 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 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 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 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 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 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 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 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 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 “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 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 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 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 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自负凶 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 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 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城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也。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 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 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 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 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 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 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 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益众，东南大震。帝得 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稹 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 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 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即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 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 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 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 三十六人，官军数万，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 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 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 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有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 命江浙左丞孛罗帖木儿讨之。十二年复叛，杀泰不 花，寻命纳麟讨之。十三年，从帖里帖木儿请，授国珍 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 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 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 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 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 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 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 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 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又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盗贼而已。” 夷狄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胡人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馀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何则？夷狄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

“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 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 ，与攘夷狄之术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出，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俛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 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 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 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翦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迨其后也，复调官” 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 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 与攘夷狄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