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部总论三

古今治平略二

《唐代官制》

唐之官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以分职定位。其辨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曰尚书，曰门下，曰中书，曰秘书，曰殿中，曰内侍，此六省也。曰太常，曰光禄，曰卫尉，曰宗正，曰太仆，曰大理，曰鸿胪，曰司农，曰太府，此九寺也。台有御史，而其属则有三院；监有五监，而其名则自国子而至于都水。左右卫而下，有曰骁卫、曰武卫、曰威卫而至于金吾卫、千牛卫者，凡十六卫焉。左、右率府而下，有曰亲府、曰勋府、曰翊府而至于司御率府、内率府者，凡十率府焉。然其中别位叙之崇卑则有品，自一品至于九品，有正、有从，而正四品以下又有上下之别，凡三十等焉。定食邑之多寡则有爵，自子男而上以至于王，而各比其品之数者，凡有九等焉。自武骑而上至于护军，自护军而上极于上柱国，凡十有二等者，所以为劳能之别也。自开府而下至于将仕，二十九阶，自骠骑而下至于陪戎，四十五阶，所以为文武之别也。自东宫官属及藩王府属为京职事官，自州县镇戍及岳渎关津为外职事官，所以为简剧之别也。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明纪纲，为万世法，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由其时君不能谨守，而循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愈冗，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初。太宗读《周官》，叹曰：“真圣典也。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能致治者未矣。”于是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二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才足矣。”然是时已有员外之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官。至景龙，复有斜封墨敕之制，而贞观之遗意尽矣。开元初，元宗慨然感《周典》六官之盛，手写六条，曰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付集贤院。命张说等定官制令取衷于《周官》，而臣下莫能遵。《明书》久不上，又久而意怠。至二十六年，《唐六典》始克成，宰相李林甫上之，以“三省举纲维，御史台肃庶僚，九寺、五监理群司，六军、十二卫严禁卫，詹事府二，春坊三寺十率”辅储官，牧守督护临畿外，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名甚具矣。武德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贞观中又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位三公上，然皆无其人，多缺不置，此三公之制也。其三省宰相之制：尚书省统会众务，举绳持目，门中省侍从献替，规驳非宜。中书省献纳制册，敷扬宣劳，尚书曰都省，门下为左省，中书为右省，有军国大事，则中书出，命门下封驳，尚书受而行之，盖析一相而三。又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让不敢当，两省长亦不以时授，于是左右仆射遂长尚书省。上尝语仆射： “当以洞开耳目、访贤才为弘益，诸细务宜悉委两丞，惟冤滥大故当白奏者乃关审。”盖重相如此已。又思相重大难任，思为官择人毋沿资。于是尝以他官行相事，而杜淹以御史大夫，魏徵以守秘书监，萧瑀以特进，刘洎以黄门侍郎，及戴胄、侯君集之伦，并得称 “参预机务”，称“参议”，称知政务，皆宰相职也。于时贞良忠智之臣，密勿谟议于内者众，无相之衔，效相之职，而献替启沃，烂垂简册，以能朝无秕政，号称太平，则集才并用之效也。其后李𪟝以詹事，萧瑀以宫保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李靖以疾辞位，优诏疾少间，二三日一至门下中书平章政事，而平章政事之名昉焉。至高宗后，改易官名，张文瓘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而同三品入衔，自文瓘始。永淳中，郭待举、岑长倩以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终。唐世即仆射、侍中、中书令，独名衔必同平章事，乃为真相，不改矣。开元中，建左右丞相，命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同日上帝赐宴赋诗宠之，然罢知政事为丞相，亦独为名高。天宝元年，又更门下为左相，中书为右相，未久旋罢，此宰相之制也。武德初，诏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后改弘文馆，教授，课试生徒如国子。开元中，诏写《四部书》置乾元殿，更名丽正书院，已又改集贤院，中书选耆儒负夙望者侍讲读其中。贞观中，置史馆、门下省，已徙中书，掌国史，以宰相监修，与弘文、集贤称“三馆。”自太宗时名

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中始号

北门学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

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末，又改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无定员，内宴居宰相下。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盖古中书、尚书、黄门既任端揆，称政府，则内庭密勿启告，出纳之柄，当必有所归，亦其势也。而馆阁翰林握奥枢始此矣。此学士之制也。以六部言之，吏部之叙有尚书，有侍郎，所以掌天下之官也。故郎中则有叙阶之法，员外则有南曹之选，司封则等封爵之制，司勋则别勋级之序，考功则釐善最之差。此吏部之大略也。户部之职，有尚书，有侍郎，所以掌天下之户口土田也。贡赋之差，则分为十道。户之资产，则定为九等。给田之制，则曰永业，曰口分，凡有二。赋役之制，则曰租，曰调，曰役，曰杂径，凡有四。此户部之大略也。礼部尚书之与侍郎，所以掌天下仪礼贡举之法令也。而其属曰礼部，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凡五礼之仪百五十有二，凡举试之制科有六，此礼部之大略也。兵部尚书之与侍郎，所以掌天下之军卫武选也。其属曰兵部，曰职方，曰驾部，曰库部。以三铨之法领其事，以五等阅其才，以三奇拔其异。武官之阶凡二十有九，勋官之等“凡十有二，左右之分卫三，三卫之分仗五，天下之节度有八，镇戍之号等有三，传驿则三，十里制一”：此兵部之大略也。刑部之职，掌天下之刑法，自尚书、侍郎而下，其属有四：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门。其文法之名有四：曰律，曰令，曰格，曰式。此刑部之大略也。工部之职，掌天下之百工屯田，自尚书侍郎而下，其属有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凡天下诸州军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凡文武职事官则有职分田，在京诸司则有公廨田，此工部之大略也。外官则诸夏方镇初各置大总管府，已改为都督府，定为上中下等制，数更无常。其后分天下为十道，道置采访、防御、黜陟等，使治所部。其边方有寇戎之地，置节度使，得建节，树六纛，总军旅，专诛戮；入朝则置留后，领府事。其观察使，掌察所部善恶，举政纲，团练、防御，各有使，下于观察使。其天子非时遣使，巡行方州，又有巡察、安抚、存抚等使，无常员。至于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各置牧；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五府各置尹；安“东、安西、安南及北庭各置都护，而州有刺史，有别驾。京县有令，畿县若上、中下县各有令、丞、簿、尉，以其地为秩差；军有将，镇有司马，门有令、丞，亦各以上中下为差。”此皆见于《六典》之可考者也。盖尝合而观之，唐制虽非纯正，然初制亦有足取者，如三省六部尚书之属也，而以中书省中书令及舍人“六员分判之。”考功郎，又吏部尚书之属也，而以门下省给事中、中书舍人莅之，此三省之相统也。至于六部，又自相经纬，如“屯田郎中，掌公廨田者，工部属也；掌岁计所出而支调之”者，户部属也。 “至于会其赋敛、俸禄、公廨，则以司刑、比部郎中掌之。” 此六部之相统也。御史台之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二 “曰殿院，三曰察院，内外官之罪恶皆有纠正，权莫重焉。然纠举不当，则左仆射、左右丞专掌劾其过失”，是尚书省、御史台又相统也。其曰散骑，曰谏议，曰补阙，曰拾遗，而左乃属之门下，右乃属之中书，则造命审覆，不忧无人焉。曰起居，曰“弘文”，既属之门下矣；曰舍人，曰通事，曰集贤，曰“史馆”，又以属之中书，则讲论记注不忧无人焉。故谏官得随相入阁，史臣得夹侍香案，给舍得五花判事，皆善制也。若乃官以考功叙进，所以责实也。自高宗设泛阶，而其制始坏；内侍不置三品，所以防患也。自元宗用高力士而其法始隳。至若出身非正流者，不注清秩。凡注官，阶卑而拟高者则曰“守”，阶高而拟卑者，则曰行，品不欲紊也。自吏部以至台省，则曰“前行要望”，馀则曰“后行闲局”，名不欲淆也。而常参、供奉、清望及清官之别号，则亲近儒生之意可见；馆阁学士及待诏、承旨之特制，则尊重文学之模可遵，此皆其制度之美者。独以中书令、尚书仆射、门下侍中为三省长官，是以汉世宦官亵臣之职以“命宰相”，此识者所讥也。然此特名之不正耳，而其大患乃在于职掌太烦，而寄任者不专。盖三代之际，天子所与大臣致力于官府都鄙邦国之治者，莫不近者致其详，远者致其略，卑者治其冗，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至于无为。自封建之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浸远；一命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以为治者益勤。然苟有统理，庶几近古，亦可言治。”今乃以宰相下行有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任宰相之职。杜如晦既摄吏部，又监东宫兵马，魏徵、戴胄之徒，皆自下位参预朝政，或专典机密，然则岂有一定之统哉？终唐之世，宰相无常职，亦无常员，自开元以后，又以宰相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其体。如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甚则为延资库使。至于国史太清官之类，其名猥多，皆无足取。其后天下多难，朝廷以官赏功，而节镇盛强，皆得以仆射、侍中平章事入，衔示崇宠，谓之“外宰相。”然原其弊，孰非太宗贻谋之过欤？夫太宗但知责房杜日阅讼牒为非宜，不知下兼他职之已失宜也。房杜但知逊谏臣直为得大体，不知下行选部，参掌考功、监修国史、兼领学官之皆非体也。相臣如此，又奚论他职之冗乱哉？若乃《六典》，原其设意，实仿《周官》，如六部尚书，所以仿周之六卿也；尚书之下有侍郎，所以仿周六官之贰“也。郎中之制，所以仿六属之下大夫也；员外之制，所以仿六属之上士也；中书令，所以仿周之内史也；史馆史官，所以仿周之太史、少史也；秘书省，所以仿周之外史也。”不独此也，侍中、黄门、给事、谏议，本秦汉之制。而尚书六曹之名，盖自汉而始盛；散骑常侍之名，盖自魏而始合。唐实踵而行之，则其所谓“法古”者，又岂独在周哉！然是时，天子亦既倦勤，而林甫独当国，即三省官未尝一日得其职，而《六典》独具文。于是奸佞继踵在位，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李杰则为水陆运使，宇文融则为租庸使，裴耀卿则为江淮转运使。论度支，则以李元祐为之使；论铸钱，则以罗文信为之使；以至木炭则有使，青苗则有使，修书则有使。自群牧置使而太仆不得尽其职，自户口置使而户部不得专其任，无非夺有司之事者。故百司之任，最为侵紊。甚至如御史，弹击之司也，知太府之出纳者有之；礼部，掌礼乐之司也，分吏部之十铨者有之。至繁复之害，则既有三公，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也。 “既有六尚书，又有九寺卿，是政出于三也。且一尚书之分，为侍郎者二，为其属者四，是为二十四司矣。然则何所不统？”而外又有司农、少府，则户部职也；太常、宗正，则礼部职也；廷尉，则刑部之属也；大鸿胪，则礼部之主客也；光禄勋但供良酝，则礼部之膳部也；卫尉掌军器仪仗帐幕，则兵部之库部也，太仆，则兵部之驾部也，而其馀四监，隶之礼兵，无不可者。夫天下之事，以古准今，虽曰条具增繁，而其纲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职位重而分之，合而总之，其属愈多，而统自有要，亦无害其为善法矣。且既为汉之九卿，则不可复合为周之《六典》。犹之周之《六典》，亦不能复别为虞之九官。总之也要，而“属之也详，趋于治办而已。”今唐之官品，卿监视尚书，少卿视侍郎，是一职而二任之也。又多为之统，则其势必至于虚授而多旷，是其繁也，乃其所以为旷也与？抑又有异焉者，自盗起兵兴，府库无畜积，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受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资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则名器之滥，至是而极。迨建中初，河朔兵挐战，民困，赋无所出，判度支杜佑以为“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议入不省。元和时，李吉甫为相，疾吏员广，由汉至隋，未有多于今者，乃奏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会昌中，李德裕复奏减州县佐官，凡二千馀员，衣冠去者咸怨焉。噫亦少裁昔弊矣。然大者未釐，樽节卑小，亦奚多益乎？且自至德姑息方镇以来，节度使封郡王，得兼观察及度支、营田、招讨、经略等使，而各自置副属如本使，则权畸于外重，而方镇之势成。自贞元以来，内史得掌禁兵，扈从立功，外制方藩，内与南衙争重。而穆宗以后，拥立者七君，则权畸于内重，而阉竖之祸酷。是岂非官制隳哉？盖尝论之，有事则有职，有职则有官理也。古以事任人，事省“则职省，故有二职而无官。后世以人任官，人增则官增，故有二官而无职。”有职而无官，非废事也，或一官而兼数职；有官而无职，非增事也，或一职而任数人。《周官》三百六十，总而计之，为六万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员也。考之《周礼》，名存而实不备，职具而官不除者盖多也。今贞观省内外官六百四十员，非不甚美，然员外置已见于当时，将何以一流品杜将来哉？其后宰相或至数人，平章事或与外任一官而数人守之，员外官至二千馀人，其末流之弊，孰非太宗启之哉？魏郑公尝以《周典》为太宗献，太宗以为 “不井田、封建、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是《六典》者，太宗且未之能行。其官制自因汉魏之旧本，不与《周典》相侔。开元初，元宗手写六条，命张说、陆坚修撰，经岁无成，乃命毋煚、韦述辈参撰，始以唐之百官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而萧嵩、张九龄、李林甫相继知院，至开元二十六年乃成。然则唐制与《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为制耳，如其制同，则修书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数十人，绵延十六年哉？兄唐自高宗迄于肃宗，官名屡有因革，而元宗一人之身，三变官名元年改仆射为丞相，中书为紫微，门下为黄门，侍中为监，至五年而复旧；二十四年改主爵为司封，天宝元年尽易三省之名，而以“吏部为文部，兵部为武部，刑部为宪部”之类，先后自为异同也。如此，其制安得与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过曰“《尚书》以政邦理、以宣邦教，《门下》以和万邦、以弼庶务”，“《中书》以釐万邦、以度百揆”之文而已。吁，《六典》象周为制，既非其实，元丰又复象唐以正名曷，若各修祖宗之法，为不失旧也哉？

《宋代官制》

宋初官制，有“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监”，其名秩无虑皆唐旧。三公、三师不常置，亦独为亲王使相加官，“三省长官亦不授，以同平章事领相职，参知政事副焉。”而中书、门下、尚书省并列于外，别于禁中置中书为政事堂，与枢密院为两府，盖析一相而二。枢密主兵，而天下财赋若内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领焉。盖同平章事，于汉为丞相；参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密院，其太尉；三司使，其计相也。官名仍唐，而义类依仿先汉者如此。大凡一品以下，谓之文武官，未常参者谓之“京官。”枢密、宣徽、三司使副学士、诸司而下，谓之“内职”，殿前都校之下，谓之军职。外官则有亲民、釐务二等，而监军、巡警亦比亲民焉。其官人受授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以别流品，则有阶，而文阶之等二十，武阶之等五十有六，以至幕职州县之等七，散官之等四，凡四色焉。以叙年劳，则有勋，而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十有二级焉；以寓封赏，则有爵，而自王至男凡九等焉，此其略也。初，太祖以节使登极，患异时藩方专恣，而故等夷为节度使，以异姓领，相衔者不下数十人。会入朝，乃用赵普计，召诸镇，赐宴便殿，罢其兵，赐第进秩，奉朝请，而命尚书郎及监寺官权知州军事，以三年更代。于是阃帅外不得擅土，而州各置通判一员，军民之政令统焉，以收“州将之权。大州或二人，而所领支郡得直隶京师。其所属县员缺，特选常参官强干者往知县事，示天下无外。王者一统，即远州县邑皆辍朝臣出守治之也。”于是定考判之制。京朝省、寺、曹监及外州郡百官，并别敕往莅，于内称主判，于外称奉使，即筦库，皆京朝名衔。亲其事，咸出命于中书，而体局于前代大变矣。太宗时，诏朝官奉使出州县，判知者受代还，令中书舍人考校年劳、品量、才器，而以中书堂所下阙员引对奏授之，曰“差遣院。”又置磨勘院，殿最为黜陟。已废差遣院，归审官院，主京朝官考，而置考课院，掌诸司幕职官考，而体局始定。已，颇用台臣言，改补阙、拾遗为司谏，正言为谏官。置起居院，专左右史之职，修起居注送史馆，置诸路提刑官为监，纠州县吏治。盖渐渐议正官名矣。然沿袭日久，制不无刓敝。咸平四年，司谏杨亿上疏曰：“国家遵旧制，并建群司，然徒有其名，不举其职，只如《尚书》会府上法，文昌法本是资政典攸出。今之存者，但吏部铨拟，秩曹详覆，自馀租庸、筦榷”，由别使以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所校定。职守虽在，或事有所分；纲领虽存，或政非自出。丞辖之名空设而无违可纠；端揆之任虽重而无务可亲。周之六官，于是废矣。且如寺监素司于掌执，台阁咸著于规程，“昭然轨仪，布在方册。国家虑铨拟之不允，故置审官之司；忧议谳之或滥，故设审刑之署。恐命令之或失，故建封驳之局。”臣以为在于纪纲植立，不在于琴瑟更张。若辨论官材，归于相府，即审官之司可废矣；详评刑辟，属于司寇，即审刑之署可去矣；出纳诏命，关于给事中，即封驳之局可罢矣。至于尚书二十四司，各扬其职；寺、监、台阁，悉复其旧。按《六典》之法度，振百官之遗坠，端拱而天下治，岂难也哉！若乃员外加置，苟非其材，故“灶下羊头”，形于嘲咏；“斗量车载”，播厥风谣，国体所先，尤须慎重。窃睹班簿，员外郎及三百馀人，郎中亦及百数有馀，太常、国子博士、殿中丞、舍人、洗马俱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皆著引籍。不知职业之所守，多由恩泽而序迁。今宜按《唐制》，应九品以上官，并“定员数。昔者秦人开郡置守，汉以天下为十三部，命刺史以领之，自后因郡为州，以太守为刺史。降及唐氏，亦尝变更，曾未数年，又仍旧贯。今多命省署之职出为知州，又设通判之官以为副贰，此制权宜，岂可经久？宜并置刺史，以户口多少置其奉禄，分上中下，与常参官比视阶资，出入更践，省去” 通判之目，但置从事之员，建廉察之府以统临，按舆地之图而区处，而又复置支郡隶于大府，量地里而分割，如漕运之统临，则名分有伦，官业自举。又当今功臣之称，始于德宗，扈跸将士，并加“奉天定难功臣” 之号，因一时之赏典，为万世之通规。近代以来，将相大臣有加至十馀字者，尤非轻遽，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宪度。盖当文化诞敷之际，正旧章咸秩之时也。”奏上，论者嘉之。然以因袭既久，难于骤革。既而言者相继请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闲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厘正。神宗即位，厉意更新，置条例之司，设检正之官，兵部、军器、大理、将作、学官、司农，各已修置董正治官之属举矣，而名犹未正也。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帝览之大善，谓是《周官》之遗也，摹以赐群臣，置局中书，命翰林张璪等详定上帝亦自考求故实，间下手诏，或亲决以定其论。乃下诏“肇新官制，凡曩之百官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已而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选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司、曹之官，各还其职矣。久之，尚书新省成，帝自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以职事，因诫敕焉，所谓《元丰新制》也。其立法，百官庶务皆以类别，如省、曹、寺、监以长治属，正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详；御史非其长而以察为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法略；都省无所不总统而治之者也，故其法《考成》。于是长吏察月，御史察季，都省察岁，法至备矣。不特此也，两制以上不迁卿、监，旧制也，今自朝请大夫直迁太中大夫，此非有合于古欤？少卿、监以七十员为额，旧制也，今官至朝请大夫而止，待朝议有阙即补，此非有合于古欤？然合者固多矣，而不合者亦不少也。盖旧制所以甄别流品者至为严密，“宰执、侍从之迁为一等，卿列馆职之迁为一等，进士为一等，世赏、杂流各为一等。且进士等迁司谏，一人及第，并制科迁祠部，进士出身迁屯田，世赏迁虞部，杂流迁水部。”夫司谏、祠部、屯田、虞部，今之一朝奉郎也，而甄别若此，今有之乎？六曹侍郎，其迁不等。侍从臣僚，自礼部迁户部，户部迁吏部。常调臣僚，自工部迁刑部，刑部迁兵部。夫六曹侍郎，今之一正议大夫也，而甄别若此，今有之乎？旧制，前行郎中，进士则迁太常少卿，非进士则迁司农、卫尉少卿，由司农卫尉少卿入光禄少卿。今以一朝议该之，是十二年之官，一迁即为之矣。旧制：六部尚书侍从则历礼部、户部、吏部，常调则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今以一银青光禄该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历之矣。昔之流品甄别，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难于进，今之官品易于高。流品有别则人安其分，而无侥幸觊觎之心；官品不轻则名器加重而天下知所趋向。今则“反是，乌得而无弊哉！又，旧尚书省不总政务，而中书、门下合为一，故治速；今总于尚书，而中书、门下析为二，故治缓。”厥后《翟思奏言》，以为：“今天下之事，其烦简多寡，盖无异于未改制之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众，禄愈广而事愈烦。每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而达上者亦然。故不若专责省部，则官省而吏少，事简而功速矣。”味思之言，则知元丰改制，适增冗官多事之弊而已，夫何名正之有？善乎毕仲游之言曰：“官阶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禄阶二十有五，如益其阶，与旧之官品相对，无并三” 迁、两迁而为一阶，则阶正矣。迁旧日之品秩，凡议请、减荫、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数，无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制之失，则品正矣。事大而变，则由寺、监而上台、省，或由台、省而下寺、监；事速而小者，则许之专决，或专达而不为次第。上下之道久，则事正矣。阶正则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则义理安，民志“定，事正则政务决，期会信。”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岂以汉、唐之名不当复，而五季为可循哉？元祐初，于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虑流品之无别也，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而词人为左，馀人为右焉。已又虑其沮人为善也，故绍圣罢之，而卿监以上不可不分，则存其五焉。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将仕”，唐及国初已有之。元丰至承务而止，选人之四等七资未釐也，此崇宁所以自承直至将仕，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又增宣奉、正奉、中奉、奉直四阶。政和末，又改从政至迪功郎三阶，于是文阶始备矣。而武阶亦诏易新名。继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阶，而文武官职益加详矣。大抵自元祐以后，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户部则不令右曹专典曹平而总于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后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开封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改内侍省职为“通侍” 之号。已而修六尚局，建三卫郎，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辈，黄冠道流，亦滥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名，亦何补耶？呜呼！国初尽释节度兵权而宠以虚名，不置殿中监而止曰“都知、押班。”元丰正名于此，独无所改，犹知祖宗自有深意也。政和中，蔡京当国，悉加都知、押班以大夫之名，曰“知省事”，曰“同知省事”，曰“签书省夫。”改都知为知省事，副同知为同知，押班为签书，以效枢府事。又易走马承受而为廉访使。凡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并为正任，非惟名器滥亵，而童贯得以专兵稔衅矣。夫京之改《武官》制也，女直已有窥伺河路之志，并吞中外之心，彼方习�戎马战阵之事，而京乃纷更武官虚名，大抵皆取唐之武散官阶，与汉、魏以来武官之名而杂就焉，何异大盗隐伏门屏，而家相方率，歌童舞女、雅修击刺之容乎？兴衰治乱，系于人事如此，可猥归之天数也哉？又尝因是推原改制变法之由而有感焉。熙宁王安石之新法行，此一变也；元丰蔡确之官制行，此再变“也。元祐初年方复祖宗之旧，而绍圣、章惇重行熙、丰之法，此三变也。崇、观、宣、政，蔡京用事最久，纷更法度，非止一端，此又其变之大者。而四变之馀，靖康之祸作矣。”夫自熙宁至靖康，五十馀年之间，而法度四变，新法再行而终废，官制遂变而不复。国有棼丝之扰，民无一日之安，祸胎于王安石、吕惠“卿长于蔡确、章惇成于蔡京、王黼，可胜悼哉！”建炎中兴，参酌润色，因吕颐浩之请，而三省之政合乎一。乾道八年，又改仆射为丞相，去二省长官虚称，“道揆”之名遂定。然维时多艰，政尚权宜，御营置使，国用置使，修政局置提举军马置都督，并以宰相兼之；总制司理财、同都督、督视理兵，并以执政兼之，因事创名，殊非经久。惟枢密本兵，与中书对掌机务，号东西二府，命宰相兼知院焉。建炎四年，实用庆历故典。其后兵兴则兼枢密使，兵罢则免。开禧初，始以宰臣兼枢密，为永制。当多事时，诸部或长贰不并置，或并郎曹，使相兼之。惟吏部、户部不省，不并兵休，稍稍增置。其后诏非曾任监司、守臣不除郎官，又增馆阁员，广环卫官。然绍兴务遵元祐，以左右分别流品，其后以人言省去，宁清浊相涵，无绝人迁善之路。《横班》以郎居大夫之上，既釐而正之矣，而介胄之士与缙绅同称，“宁名号未正，毋示人以好武之机。”陈傅良欲定史官迁次之序，众论韪之而未及行。洪迈欲改三衙军官称谓，当“时嘉之，卒未暇讲。考古之制，量今之宜，盖自元祐以逮政和，已未尝因元丰之旧。中兴若稽成宪，二者并行而不悖。故大而分政、任事之臣，微而筦库、监局之官，沿袭不齐，皆先后所同便也。或始刱而终罢，或欲革而旋兴，有各当其可者焉。其三师、三公，国初以来未尝备官，独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计也。”是时所授三公之官，不独非人，名体亦未正。如郓王、肃王为之，则以子为师傅矣；童贯为之，则以厮役为师傅矣。呜呼！以童贯犹为之，则武臣无论已。宋轻师傅之官，一至此哉！其宰相之制，初三省合一，止以同平章事领相职，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久之，他官得同平章事者，乃或二三人，曰昭文，曰监修，曰集贤，皆其衔也。元丰定官制，于是罢平章事、参知政事不设，独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如唐官。当是时，首相王圭在位之日久，参政蔡确疾其妨己，欲轶之，言于上曰：“三省长官位崇高，即唐不常置，非臣等所敢当，独以左右仆射兼两省事足矣。”于是圭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确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实始以尚书省治两省事，而两省始分。已乃本《六典》“中书造命，门下封驳，尚书受成颁行”之文，确遂得以次相筦，机务承旨奏事，而左仆射顾以门下不得与，独主驳奏。此窃元丰之制而偏重右相之权者也。然其后驳奏滋繁，政多所留滞。元祐初，司马光、吕公著相继枘国，乃请令三省分省治政，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义，而时议颇以唐制格之。绍圣务反元祐，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时左仆射章惇惧权之去己，乃曰：“此先帝之意，不可易。” 故终哲宗之世，不置右仆射，而文书有合送中书取旨者，则以为无条有例，由尚书省径上，但过门下而已。蔡京《奸政》，踵而行之。此窃元祐之制，而偏重左相之权者也。京得政既久，意亦自肆，乃改侍中为左辅，中书令为右弼，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兼中书，门下如初。于是京以太师总三省事，号为“公相”，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宰执皆居其下，不敢与之抗。此又重绍圣之制，而偏重公相之权者也。建炎初，改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郎复为参知政事，而三省复为一。乾道中，本汉制，诏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定正一品，而参知、枢密之设如故。左相不时授，右相与参知时柄国。先是，同平章事请老不得谢，则称“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事。”五日或两日一朝，非朝日不至都堂。盖元祐制以处文彦博，而吕公著因继之，所以重硕德、优元老也。其后，蔡京、王黼袭其号自尊。开禧初，韩𠈁胄专纵，实始以 “平章军国事”名官。盖去重则预者广，去同则任者专。已开边命，日一至中书，绾相印视事，而他相不复知印。贾似道踵行之，权极重而国亡。呜呼！唐初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任，然省分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复不一。相职既尊，无所不统，则不容拘以一职，于是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名焉。诸名之中所谓同平章事者，唐初虽以称宰相，乃以处资浅之人，在参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后，则独为真宰相之官，至宋元丰以前皆然。然宰相者，总百官弼天子，既不当侪之他官，而其上则不复当有贵官矣。自唐开元以来，郭元振、李光弼相继以平章事为节度使，谓之“使相”，而宰相之职侪于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后，文潞公、吕申公相继以平章军国重事序宰臣上，而宰臣之上复有贵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勋臣名将为之，宜也。自此例一开，于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节镇带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极而至于王建、马殷、钱镠之軰，蜂起，盗地者皆欲效之。盖鄙他官而不为，而必欲侪于宰相，以自附于郭、李，则唐中叶以后所谓平章者如此。文、吕以硕德老臣为之，宜也。自此例一开，于是蔡京、王黼相继以太师总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于韩𠈁胄、贾似道擅权专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盖卑宰相而不屑为，而必求加于相，以自附于文、吕，则宋中叶以后所谓“平章”者如此。盖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则强藩之窃地者为之，权臣之擅政者为之。盖虽官极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亦乌足贵哉！其参知政事之制，自干德二年赵普为相，太祖欲置副而难其名，问翰林承旨陶谷曰：“古下宰相一等为何官？”对曰：“于唐有参知政事。”于是诏薛居正以枢密直学士、吕馀庆以兵侍郎为参知，殿廷不别设，专位，于敕尾署衔，示尊重。普慰其心，而实浸分其权。初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也，而得升都堂与宰相同议政事，自开宝始；与宰相轮班、知印、押敕齐衔，自咸平寇准始。至元丰，以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参知政事之职。至建炎罢左右丞，而门下中书侍郎即为参知政事之名。此事权轻重、制度沿革之由也。其枢密使，初以周时旧相范质、王溥等于帝，故等夷，又新推奉，欲尊宠以镇抚天下，并进同平章事为相。然唐有内枢密使，本奄人，掌达下章奏，宣上命令于中书。五代时，业有用宰相兼使者。宋沿其制，尝以宰相兼领。厥后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二府敌抗，判不相知。及仁宗时，二边用兵，知制诰富弼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而宰相不预。宜如国初，令宰相兼枢密使。”学士丁度亦言： “今之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异，则下何所适从。请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上取其言，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及张方平请废枢密院，上乃追用富弼议，命右仆射吕夷简判院事，而章得象兼使焉。边事定，罢兼使如初。元丰更官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此有深意。”不许。独定制，知院事、同知院事专军机，中兴后，尝以相臣兼枢使，则国偏安壤迫削故也。其三司使，沿五代、后唐之制，凡四方贡赋之入，一归三司，总盐铁、度支、户部，号计省。有正使，位亚执政，目为计相，称省主；有副使，位亚待制，称省副外此有判官，其员有二资，序视转运；有子司，其员有六资，序视提刑，通称曰“省判。”凡初除必任子司，自子司迁盐铁等判，自判而后副及使。盖以财赋浩博，不容以资浅新进之人厕列其间，故有除执政、侍从必先历钱谷者；有自三司度支副使擢起居舍人、知制诰者；有先除权三司使而乃拜枢密者。其所掌枢磨、财计、检察凭由，属之磨勘，造作军器，属之胄案；土木之工，属之修造，河防之役，属之河渠。国家财费，无逾此三者，而皆得而总焉，则财用之出，三司得以节之矣；外之诸路转运，内之私帑储蓄，又皆得而总焉，则财用之入，三司得以考之矣。至王安石为相，以《周礼》行新法，持冢宰邦计之说，谓宰相当主财计，遂与三司分权，乃籍其数于御前，谓之《旁通簿》。凡赋税、常贡、征榷之利，方归三司，而摘山煮海、坑冶榷货、户绝没纳之财，悉归朝廷。官制行，又举磨勘归比部，修造归将作，胄案归库部，衙司归都官，河渠归都水，出纳贸易归太府。而三司所统，分裂于六部诸寺监。及至蔡京，“以制作自任，奢费纷起，貂珰承受应奉，不复关白所司，而海内虚耗，国藏殚竭。原其所以，孰非熙宁急利更法之所致哉？至六部，初时并省不齐，而审官院则吏部职也，审刑院则刑部职也，判礼院判礼贡院则礼部职也。三司一职，本旧户部、兵部、工部，不设主判。盖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三” 者鼎立，彼此相继。枢密之权重，则兵部之职省矣；三司之权重，则合户、工而归之矣。且三监既归三司，九寺之鸿胪、光禄、司农、太府又归之三司，而卫尉分隶三衙，统以枢密，此其建置之分合也。然官名未正，体统不立，自五代置三司而移户部财赋之权，自淳化、雍熙置审官院而侵吏部铨选之权，“自审刑院建，而谳复之议，属于中书，不属于刑曹；自三舍法行，而升贡之序，归于学校，不归于宗伯。且兵部之设，如古《司马》，本以主天下甲兵出入之政；工部之设，如古《共工本以主天下百工营筑之事。今也，握兵之将，出于三衙，用兵之略，制于枢密，而兵部特掌其籍而已，则兵部于此为闲曹。土工”之兴，出于宫苑；伎巧制作之工，专主于内侍省，而工部特掌其籍而已，则工部为散秩。至元丰始举《六典》之制而尽复之，令、仆率其属，丞、郎分其行，郎中、员外判其曹，三曹令史承其事，都司以纠之，六御以察之，彼此相制，秩然不紊矣。然既复礼部而太常如故，既复兵部而枢密如故，岂得谓无冗乎？以寺、监言之，若乃汉有寺、监无六典，唐有《六典》无寺监，宋兼之而事皆重复。既设尚书六曹于上，使百司有所统属；又置寺监于下，使百司复得分隶。故六曹之事，裁决已定，上翻行于寺、监，寺监所受符牒，诸司并无可否，而徒有稽留之弊。且国初寺监犹为寄禄，至元丰而备官，至崇、观、宣、政而官滥。中兴并省，以光禄、鸿胪归礼部，以卫尉归兵部，以太仆归驾部，是九寺止存其五也。以少府入将作、太府，以殿中、内侍入内侍省，以都水入水部，是七监止存其三也。以此集事，犹觉烦扰，曷若悉并于六部之为美哉？至若台谏所以正君而律臣也，王安石欲其便己也，乃立六察省，下察有司而不及“二府；以谏官隶中书、门下，而遍置私人于台谏乎？何用？经筵所以讨论今昔也。蔡确惧其有所言也，乃以侍读、侍讲为兼官，而不得以专其职；以秩卑资浅者为《说书》，而不得抗夫尊列于经筵乎？何取？馆阁所以储育英俊也。”京、惇虑其言改制之非是，乃以学士待制之实职而为贴职，于是乎馆阁为“虚名。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王、吕疑其言新法之不便，乃以科举之廷对而易制策，于是制举为虚设。史官所以记载善恶也，熙宁崇观，虑其记新法官制之舛戾，乃择同己者用之，异己者摈之，而以蔡京为左史，蔡卞为右史，林希为《大著》，丰稷为小著，于是乎起居著作为虚录，至于外之监司、守令始艺祖惩唐任方镇之弊，并留后、观察、团练使。诸监司若防御使、刺史，皆不设，无定员，无职司，而别差官判知其事。凡节度观察留后、承宣使若团练使、刺史，以落阶授者为正官，带阶官者为遥领，独以叙武臣迁转而已。其兖、徐、潞、陕、杭、越、福诸州，置大都督府，在上府上，牧、尹不授，独以命亲王之建节者，而都督、掌史掌司事焉。兴元、京兆、河东、江陵等府称次府，牧、尹、少尹不常除，置官如上府，而府、州、军、监具号“权知府州军事”，为民治如异时。其诸路有经略、安抚使，掌一路边防机速，军民刑赏，便宜裁断之事；而河东、陕西、岭南有兼都总管职，绥御夷戎有都运使，掌经度一路财赋登耗有无，足上供及郡县经费。有提点刑狱公事，掌纠察所部狱讼，并刺官吏，是谓“监司。”以班使及内侍充走马承受，隶经略安抚使司，无事岁一入奏，四方动静，有边警则驰驿上闻，已改为廉访使。及熙宁变法，则于诸路置提举常平司，实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仍得举刺官吏以行法焉。至于复熙河，则命成都买茶于熙河博马，置都大提举茶马司，而茶马司分合无常，其坑冶、市舶、保甲、弓箭，若诸路州县学政，河北便粜各有提举司，边防财用，有经制纲运及揆发、辇运二司，并振监司之体，而州县之任益轻矣。南渡后，患敌强国削，以外轻而军政无统也，命宰相充大都督，执政“充同都督或执政。”若前相充宣抚使，主宣威灵，督护诸将，总诸路军马，皆因事而置，以重事权。其沿河、沿海、沿江，各以文臣开府为使，武臣为副，镇抚之。又有招讨使，主招讨盗贼，制置使主经画边团军。而群盗授招及敌国归正人，设镇抚使授之。其东京若西、南、北三京，并置留守，置行宫留守。盖稍放方镇权重为便宜矣。其敌兵退，则遣使劳问民疾苦，采利害为奏罢行之，曰“宣谕使。”四川、淮东西、湖广设四总领司，掌转移办给，诸军镇钱，皆特置。事已旋罢。最后选宗室亲王忠干大臣为统制，开府为淮江守，而国已殚敝，则外岂可轻哉？原其所以，亦非其初之立法不善，而后之变法者实坏之也。夫收天下精兵，聚之京师，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犹足以自卫；聚天下之财谷，入之京师，州郡之财若不足也，而犹足于日给。何也？盖当其时，大郡十数指挥，中郡五七指挥，小郡三五指挥，军储饷给属之运司，统制军马隶之守卒，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难而忘死。其兵何如哉？二税分数，隶属州“县，地利嬴馀归之本州，经费职之军资库，犒宴职之公使库，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其财，何如哉？强不至纵，弱不至削，此国初之制然也。”熙宁大臣用意过当，尽削州郡之权，籍郡县兵并兵额，一路团结五千人为一将，置将副专领，军情离二，役使不均，而州郡之兵弱矣。免役、青苗，色色取办旧例，财帑悉归经费，守臣所有者止有限额正使钱而已，而又禁其回易，限其酝造，而州郡之财匮矣。兵不足以自卫，财不足以自给，一有警急，束手无措，后日之患，君子固预卜之。嗟夫，州郡之权，不可以不削，亦不可以过削。不削则纵，过削则弱，孰若其初制为无弊哉！

《元代官制》

“元太祖起自朔土，统有其众。部落野处，非有城郭之制；国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万户统军旅，以断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过一二亲贵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课司”，选儒臣用之。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草创之初，固未暇为经久之规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 “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访司。“其牧民者则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副则汉南人焉”，此一代之制始备。大德以后，承平日久，弥文之习胜，而质简之意微，侥幸之门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屡疏论列，而朝廷讫莫能正，势固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繁简因乎时，得失系乎人，故取其简牍所载而论次之。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则罢，与夫异教、杂流、世袭之属，名类实繁，亦姑举其大概。虞集曰：“天子择宰相，相择百官，治下之要，用人而已。”建官之法，有天下者之所慎也。我国家之初，任人惟其材能，卒获豪杰之用。及得中原，损益古今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亲近莫若禁卫之臣，所谓怯薛者。然而任使有亲疏，职事有繁易，历时有久近，门第有贵贱，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辅，或小而冗散，不可齐也。国人之备宿卫者，浸长，其属则以自贵，不以外官为达。方天下未定，军旅方兴，介胄之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军，而官之事在枢府，不统于吏部。惟簿书期会、金谷营造之事，供给应对，习于刀笔者为适用于当时，故自宰相百执事皆由此起，而一时号称人才者，亦出于其间，而政治系之矣。择吏之初，颇由于儒，而所谓“儒” 者，姑贵其名而存之尔。其自学校为教官，显达者盖鲜，独国学初以贵近就学，而用之无常制，其后岁有贡法，而寖失初意矣。其以文学见用于朝廷，则时有尊异者，不皆然也。至元以来，数欲以科举取进士，议辄中止。延祐始力置进士科，三年一取，不及百人。世祖置“国”字以通语言，其用人略如儒学之制而加达焉。至于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岁月既久，亦皆得官，虽细大有殊，要皆为正流。乃宗正之有分地官府而保任之者，与夫治酒浆饮食者、执乐伎者，为弓矢衣甲车庐者，治历数阴阳医药者，出纳财赋者，远夷掌其部落者，或身终其官，或世守其业，不得迁他官，而有恩幸遭遇骤至贵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陈言献策，纳粟捕盗，与勋旧之后裔，权要之引进，皆有其人焉，而不常也。凡入官之途，大概如此云。

《明代官制》

皇明建官，卓然独览。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缵其意于三代、两汉之上。鉴秦始建丞相专权横放之祸，罢中书府不设，而仿太尉、枢密院置五府，仿六官置六部，纠之以都察院，达之以通政司，参之以大理寺，列以寺、监，错以百司，文事悉归翰苑，耳目，专任台谏，俾辐辏并进，分猷熙绩而统于一尊，体统正矣。乃内设六部九卿以统治天下，而外又设十三布政，以分治郡邑，内设都察院以振肃朝廷，而外又设十三按察，以分寄考劾。兵部、帅府以相维于内，而布、按都司以相制于外，则名实当而防检密，真拓越汉、唐远矣。是故以酬武功则有爵，而公、侯、伯凡三等焉；以釐职务则有官，而正、从凡九品焉；以冠诰敕则有号；而开国、靖难、翊运文武，凡三列焉。以叙崇卑，则有阶，而文自荣禄大夫自将仕佐郎者，凡十有八，武自骠骑将军至昭信校尉者，凡有九焉。以奠劳能，则有勋，而文自正一至从五，为左柱国以及协正庶尹者，凡十有一，武自正二至六，为上护军以及云骑尉者，凡有九焉。然阶、勋惟空名，而给俸，则视品以分隆杀，职司，则又视官以别轻重。即品亦非所论矣。”今且以公孤言之，初罢太尉以下官，而李善长、徐达以旧德元勋，为太师、太傅，然亦无职事，不置掾属坊阁。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采御史言，欲特置三公府，不果，而仅设四辅官，位尚书上，聘耆儒自布衣径为之，赐坐唱和，分四时以寄燮理之任，而无何复罢师傅之官，自魏公、韩公后亦绝响矣。将下视博采，鲜所当意，所谓无其人则缺者耶？建文、永乐代不置。仁宗初即位，谓群臣曰：皇祖考神圣，无所藉于师傅，即眇末何敢？”于是拜张辅太师，沐晟太傅，陈懋太保。蹇义自少保进少傅至少师，杨士奇自少保进少傅，夏原吉进少保，而公、孤之官备矣，然以是寓美称耳，非必有燮理之实也。独宣德三年，诏少傅士奇等俱辍所领，从容谋议，以不时召对，凡所游幸必从，庶几若直授矣。而士奇荥领

阁务如故。自是而后，三公仅公、侯、伯，而文臣限三孤

以为常。嘉靖二年，以大学士杨廷和一品满十二载，

且有定策元功，加太傅，四辞而止。万历九年，大学士张居正一品满十三载，遂拜太傅。其后病甚，以辽左功加太师，不及卒。缙绅聚而哗之，以为非故典。然嘉靖中加大同帅左都督周尚文，锦帅左都督陆炳，武弁也，其非故典尤甚，而未有哗者，何也？夫燮理责之纨裤，论道以施乳臭，即公侯伯奚取焉？且以道德为王者师，官不必备，惟其人，乃借为酬恩荣资之藉，不惟混王者不僭之赏，抑以长臣子自恣之心，至于身殁，滥为赠典，尤无谓之甚矣。若乃武职，则政和之制有以太尉冠武阶者，于义或可采云。以勋官言之，柱国，古勋官也，明兴因之，以授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及中书平章常遇春。后更定官制，正一品曰《初授特进荣禄大夫，加授特进光禄大夫，再或赠曰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从一品曰初授荣禄大夫，加授光禄大夫，再加曰光禄大夫、柱国。而亡所谓左右柱国者。然洪武三年，诸功臣国公独李、徐得为左柱国，其郑、曹、宋、卫四公皆为右柱国，左柱国贴以光禄，右柱国仅贴荣禄，而列侯皆以荣禄冠柱国。当是时，伯爵仅二品，勋亦仅为护军。至永乐初，大封功臣，伯爵至正一品，而诸伯自茹瑺以下，皆得为柱国，然其授亦自诸功臣而止。所谓加授之令，甲为虚设。而蹇义以少师满九载，亦称曰荣禄而已。正统四年，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俱以少师加柱国，而文臣之有柱国始矣，然亦内阁而已。成化之二十年，吏部尚书尹旻以太子太傅满考加，而尚书之有柱国始矣。然亦吏部已耳。弘治九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以太子太保满考加，而诸部之有柱国始矣。弘治十八年，天子即位，推恩内阁，而少师刘健以官重毋可加，因加特进、左柱国”，而文臣之阶，勋与上公等矣。嘉靖十八年，少师夏言以册上帝号，加上柱国。其后上复以加少师严嵩，辞不敢当，谓人臣无上，盖欲以形言之僭恣。上果大悦。其后复以加少师徐阶，阶亦不敢当。万历中，以加太傅张居正，居正亦不敢当。居正卒，遂以为赠。而言者不审，谓其实为之也。至形之论劾，且谓无将之罪，而不知上柱国在唐世不为重官，而二品勋，所谓正治上卿”者，故自若也。文臣一品不考满柱国亦不易得，故备志焉。若乃初因元旧，置中书省，令一员，正一品，以皇太子为之，左右丞相品同令，平章政事从一品左右丞正一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参议正四品。高帝定江左，以至即位，仍置中书省，罢令不设，馀俱如故。洪武三年革平章政事，食禄者不在革。十三年以丞相胡惟庸专僣，诛之。因罢中书省，散其柄于六尚书，而系之〈甲，令〉》曰：“后有请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劾奏其人，陵迟处死。呜呼，圣矣！百馀年来，天子不独断，必有所寄，不能不归之内阁。至嘉靖中，遂操丞相之柄而出其上。万历初，遂并人主之尊而兼其详，势重矣。是不可不“变而通也。至于学士之制，国初己亥年置礼贤馆，命陶安、刘基、章溢、宋濂、叶琛、王袆等居之。甲辰年设起居注，己巳年设太史监，吴元年设翰林院，俱为侍臣。洪武二年定翰林院官制，三年又置弘文馆学士，九年罢。十四年定学士为正五品，讲读学士为从五品。十五年十一月，仿宋殿阁大学士之制，以刘仲质等分掌其阁。然大学士之职，阶不过五品，特以崇重文儒备顾问而已。况国朝鉴前代壅蔽之祸，革中书省，罢丞相，使政归六卿分理，不相混压，所以垂之祖训者甚严。而殿阁大学士亦不久设，固未有相道之责也。文庙入正大统，注意文学，于壬午年肇建内阁于东角门内，召解缙、黄淮处其中，又选湖广胡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与之同事，虽令讲读、纂修与议机务，然七人始以翰林史职入直，升讲读等官。及仁庙正位东宫，又升春坊等官。以后解缙以罪诎，则謪广西参议，胡俨以国学缺人，则推陞祭酒。而杨士奇等五人终永乐之世，亦官止大学士。盖为衙门所拘，初未有例。至洪熙初年，以东宫旧臣，特加超擢，又添设谨身殿大学士，于是华盖、“谨身、“武英三殿之名全矣。后委任日隆，置“三公、“三孤”之官，又加至三孤，领尚书职，隐然有钧衡之重，礼与百僚殊矣。自此官制一变，陈山以左庶子、张瑛以洗马，各陞侍郎兼大学士入阁。然龙飞殊恩，非可为例，亦未有由莅部事而复入者。故正统年间，陈循、高谷、苗衷、马愉、曹鼐以学士入，张益、彭时、商辂以修撰入，则旧意犹存可考也。自景泰初年，俞刚、江渊、王一宁以侍郎改兼学士入，萧镃以祭酒陞侍郎兼学士入，王文以左都御史陞吏部尚书兼学士入。于是成、弘以来，由侍郎陞尚书入阁者，日久因袭，不可复改矣。然计资叙迁，亦未有陞至尚书，已理部事而复入内阁焉者。自正德初年，逆瑾用事，吏部尚书焦芳首以附瑾取入内阁，于是杨廷和由南京户部尚书入，刘宇由吏部尚书入，曹元由兵部尚书入，而祖宗官制，大坏极矣。及逆瑾伏诛，而莫之改正者，何哉？夫罢丞相，分任六卿，无偏听独断之弊，此太祖垂训立法，高出千古者也。但政权必有所属，则设内阁而拟议以成其变化者，又成祖励精求治之初心，固并行不悖矣。况政归六部，权在人主，而内阁参谋又不得专制外事，历列圣如一日也。使居内阁者仰体圣祖之心，输忠宜力，守宪奉法，于六部有违失，密裁抑之，与天下顺流而治，万世无弊 “矣。如或阴持宰相之柄，使六部禀受风旨而后行，岂罢丞相置内阁之意哉？且阁于礼，至贵倨也，视百司乃无重相压，何以相称焉？其喜怒借上意，故上不嫌逼也；威福间己意，故下屏息也；创白由六曹，故难不与也；取以诏行，故众无敢訾也。贤者当之，不见迹而治；不肖者当之，不及败而乱。是在人主择矣。”尚书，秦、汉官也。自高皇帝下江南，即置行中书省自领之。即吴王位，改置中书省，而于六尚书，势不遑设。洪武元年，始备《六尚书》，皆隶《中书一》，仍元旧制。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以专擅蒙蔽诛，分其职于吏、户、礼、兵、刑、工部。分大都督府为五，而摄其枢要于兵部。升尚书正二品，左、右侍郎正三品，“每部分四司，各设郎中、员外、主事等官。”后以户、刑二曹烦委，又分设十三司焉。虽并称政府，而名位不极，事权不专，天子之威福无下移。盖隐然周世六官之微，而独冢宰不制国用，司徒不掌邦教，以此小异耳。建文之主，归重左班，以故进尚书正一品，增设侍中正二品，侍郎品如故，欲以据五都督之上，而权轻位崇，迁拜太骤，识者以为未然。至文皇即大位，而悉更从洪武之旧矣。永乐四年狩北京，讨北寇，经略定鼎之业，虽备行九卿印以从，然皇太子以元良监国，大小庶务悉以委之。唯封爵大辟及除拜三品文武职，六科都给事中以闻。户部主粮饷，兵部主军旅，礼部主朝仪，往往令原吉兼摄。是时六卿政本犹在南。十七年而皇太子归青宫，以皇太孙留守南京，六部政悉移而北。弘正以旋，内阁日益重，而六部尚书日益轻，然老臣勋业稍重，加“三孤”、东宫三师，若吏兵之长，犹能与之抗，而至分宜之得政，则若外藏矣。江陵之当国，则若曹郎矣。呜呼！人主岂可以太阿轻授人哉！国初设御史台时，左右大夫汤和、邓愈数膺斧钺，寄外出，而中丞刘基、章溢理台事。其后胡氏之事发，而御史台仅设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为都察院，然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无都御史。十七年，定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职，纠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属御史分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则奏请，还则考核。然御史独不系都察院，以示得相纠察之意。永乐后，移于北，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夫六部各有专职，掌选举者不得侵贡赋，职兵戎者不得越刑狱。我朝远稽成周，仿卿士、都官设左右都御史，仿小宰设副佥都御史，仿御史设监察御史，凡四等。寄以言责，仿保民之掌谏；委以代巡，仿掸人之巡行天下，复掌万民治令之旧也。合清军巡盐，省惟三人。仿《王制》“岁使大夫监于诸侯之国。”国，三人者也。先哲之言曰：“不使卿而使大夫，见天子之尊，而大夫亦足以御方伯。方伯权重则易尊，大夫”位卑而不敢肆。此其大小内外相维，用意亦深远矣。故政无大小得察之事无内外得察之。位无尊卑，人无贤不肖得纠举黜陟之。是盖约之而职省则政不出于多门。职省而任专则弊不容于隐伏。今二百馀年而奸慝不兴，岂非远法《周官》之善欤。其巡抚自永乐十九年敕大臣十三员、各同给事中一员，巡行天下，考察官吏。宣德初年，添设渐多，始命巡抚官每岁八月赴京议事。初，各处巡抚遣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而都御史之差多本院堂上官更代。至正统十四年后，国家多事，于各方面边防有险要者，始有专职镇抚，而其制益周于前矣。景泰四年，以镇守尚书、侍郎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文移往来多碍，于是改为都御史。初名巡抚，或名“镇守”，后定为巡抚。兼军务者加总督赞理，掌粮饷者加总督兼理。他如整饬兵备、提督边关及抚治流民等项，皆随事异名。若边境有事，又有总督、提督、总制、参赞、赞理及经略、巡视之名。近例，尚书、侍郎治事于外者，兼都御史，以便行事，事毕而罢。然各处抚员缺，廷推各衙门资望相应者升补，非复本院堂上官更代之旧矣。大都督府，因枢密而改建之者也。高皇帝之下集庆，置中书省，即置行枢密院而自领之，功臣宿将，得叙迁为同知佥院、同佥、判官，其品秩皆仍元旧。至四年，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侄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寻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佥事。中以李善长兼司马，宋思颜为参军、经历、都事，皆极一时之选。寻大都督坐罪，废罢不设，以左、右都督为长官，进阶有差。三年革副使，升佥事，正二品。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十三年分大都督为五军都督府，虽品秩如故，而兵部阴移其权，亦渐杀矣。至永乐，尽归之兵部。所谓“五都督”者，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其左、右都督而下至同知，皆以加边将之有功者。其佥事，以待序迁者。而掌印、佥书之类，必以属公、侯伯。间有属老将之实为都督者，不能十一也。外此，则出纳帝命，通达下情者，通政司也，而有正使，有左右使及参议之列焉。审驳刑狱、辨晰冤滥者，大理寺也，而有卿、有少卿及丞之列焉。“典祀百神、寅清阴礼者，太常寺也，而卿、少、簿、丞具焉。监视群牧、蕃滋乘赋者，太仆寺也，而卿、少、丞、簿、使具焉。掌饬膳馐、会计丰约”者，光禄寺也，而卿、少、丞、簿、录事、四署二局具焉。若乃隆储贰之任，则有詹事府，有春坊，有司经局诸职，辅导不忧乏员矣；重成均之选，则有祭酒、有司业，莅国子监教训，不忧失职矣；专耳目之寄，则有都给事、左右给事，隶分六科，规谏纠驳，不忧旷官矣。不惟此也，而以专奉使之事，则行人司设焉；以主书录之事，则中书科设焉；以匡朝仪班位之秩，则鸿胪寺设焉；以守宝玺符牌印章之用，则尚宝寺设焉；以主历数星纪之事，则钦天监设焉；以督畜牧树养之事，则上林监设焉。诸寺司监各有正副及丞、簿、吏目、佐从之职，而品亦各不同焉。武职，自五府而外，内设锦衣卫等十二卫，以卫宫禁。又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其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上宿卫，无隶属，而他诸卫则分辖于五府焉。以至内官监门、司、局、库分职于掖庭者，为监十有一，为门四，为司二，为局六，为库三，各有正、副使。而东宫王府亦有司典之职，不一其人焉。外则分天下为十三省，而财赋属之布政，有使，有政有议，则承流宣化之职克举也。刑狱属之按察，有使，有副有佥，则纠劾平谳之职克举也。兵伍属之都司，有使有同、有佥，则训练防圉之职克举也。下此则府有府正佐焉，州有州正佐焉，县有县正佐焉，而循良迭出，则亲民之职无不协者也。府有府教授焉，州有州学正焉，县有县教谕焉，而俊秀时升，则造士之官无不允者也。以至留守有司，指挥有卫，千百户有所，而税课、织染、递运、河泊、茶盐、草场、仓驿莫不有司局或所，各分其职守者焉。故权杀于汉而董正之纲维自定；员省于唐而职任之综理甚周；禄凉于宋而蠲复之恩礼愈厚。是以即有骄陵，旋丽陈臬。岂无冗赘亦复汰除。矧文武夹维，内外交应。协恭互发则指臂相随；辄断独行则龃龉不遂。可谓博大精详者矣。若乃为官择人，匪专于法，因分宣力，惟既厥心，则又存乎其人焉。嘉靖时，设官太多，朱横州议曰：“设官本以为民，而官多反以扰民，故官不必备，惟其人，古今定论也。”今诸色之需，选于天曹者，率多称贷于人，又有夤缘以祈美秩善地者，则所贷又加数倍，而至千金以上计者甚众也。其不尽然者，或膏粱千百“之家，又或素俭朴而不事钻刺者，然亦罕矣。及其莅职，总计俸薪之入，一岁所馀无几。若非剥民以自益，则所贷终不能偿，况此外又有舟车往来之费，人情宿债之偿乎？又或经营以防速退，纳贿以谋进秩乎？以是知官之贪者多而廉者少。多设非惟无益，滋扰也必然矣。”今虽不能尽如唐、虞、三代“之约。请仰稽圣祖设置之初，可因者因之，与夫历代添设之员可革者革之”，独不可乎？以京师言，如五府、六部、九卿寺监司苑，府州县卫所诸职，信不可无矣，而其所属之非旧额，与夫南京之无职事者，独无可议而减者乎？以外省言之，三司盐运、府州县、卫所、儒学诸职，信不可无矣，而其佐贰之多“至数员，与夫守领之当裁减，驿逓巡司、河泊之当归并者，独无可议而减者乎？”夫郡邑正官，固皆有专城之责者也。今上则有巡抚、巡按纠劾之布按总司及分巡道统领之，以任贤黜否足矣。此外又有分守、提学、清军、督粮、屯田、驿传等道，皆得以统之，而使之奔走供奉之不暇，岂不难哉！则此各道，“宜兼统在处兵巡而不必全设，独不可乎？且郡邑既有正官专其责矣，则军之清、盗之捕、粮之督、农之劝刑之理皆与有责焉。或事果繁剧，但添设一二员足矣。今清军、管粮、劝农、理刑或有同知、通判、推官之数员，而州县亦称是焉，不几于十羊九牧乎？”窃见冲繁者官虽多设而实皆奔走伺候于上“司，鲜有业其官、理其事者也。从而减之摄之，何不可乎？各儒生择文行兼全者一人，以司教职足矣。而府学设至五员，州县设至三员，不知所教者果德行乎，果文艺乎？抑徒徜徉岁月乎？窃遍观天下学校中，求其师严道尊而善人多者，偶百一耳，何必多设以强临诸生之上，而徒靡禄以耗有限之”赋也哉？又考洪武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中军职八万一千有奇，比之国初已加四倍，迄今又不知加几倍矣。夫以八万加倍之武职，每岁费靡，然而能摧锋陷阵、斩将搴旗者几人哉？祇见其窃禄荣家、削军占役而已，又何必多设以布满卫所，而徒靡禄以耗有限之赋也哉？即此推之，则各衙门之首领，与夫巡司、驿逓、河泊等官之当减当摄者，不待悉数而可类推矣。或者谓“国家取士有额，军职有袭今若裁减而兼摄之，则额定之文士，荫袭之武职将安置乎？”曰：“国初设官不备，则额取亦少。今科场当稽其旧制之少者，择文行兼美，酌量取之，且明示以官冗病民之说，则乡会之额进者”，可变通矣。至于岁贡，率多年耄始得出身，但给以冠带，遥授职衔，不必实莅所职。岁贡亦可以变通矣。顾上务减官而下不务减事，则革于今者未必不复于后，汰于此者未必不添于彼。何也？官与事相俪者也，不可以独省也。且天下之事，本无若是多也，惟不当而无实，是故多焉。何也？钩校簿牒，往“复支辞，非轸瘼之切也；藻缋文饰，务为容美，非靖共之忱也；虚增声数，邀求官赏，非明试之真也；廋恶容奸，掇求曲细，非诘慝之要也。”则无乃为尘饭涂羹者与？是故曰：“无实也。”夫事当则一可以当，百不当则百不可以当，一实则一为而一成，不实则百为而百不成，徒使文例丛兴，奸蠹浩积，而莫可绳检，此正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焉者也。百年积习，沦胥至斯及今，不亟反之，恐日甚一日，不可胜救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