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日记/卷01 中华文库

冬至正旦节早，礼部鸿胪寺及科道导驾等官最先入左掖门，至中左门立候，天将明，趋进华盖殿前穿廊，礼部尚书祭祀，复命行礼讫，导驾陞奉天殿受朝。尝记毗陵胡公奏尚书， 【 尚音为上。】 其末云“行礼毕，请上位看马”两言，大声直说，不类奏事也。

晦庵与刘清之书云：“小学近略修改，又别为题词韵语，庶便童习。”又一书云：“见此修改，益以古今故事，移首篇于书尾，使初学开卷便有受用，而末卷益以周、程、张子教人大略，及乡约杂仪之类，别为下篇，凡定着六篇云。”尝窃以为所谓首篇者，即今所题数语，所谓末卷下篇，即今外篇嘉言、善行二篇是已。今观北京国子监小学书板，元至正十三年重刻元统癸酉燕山嘉氏本，有祭酒王思诚、监丞危素、助教熊太古等题识，其晦庵所题，乃在卷末，目曰朱文公题小学书后，而题辞则在卷端，是矣。吴思庵集解则曰小学书题置之题辞之前，意者本朱子大全，然大全编次伦序不能精当，恐亦未可凭也，不知思庵当时曾见此本否。

王忠毅公为京尹时，公退即坐后堂，召鼓手打得胜鼓以为乐，鼓失节者有罚。后公卒以军旅树功名，岂亦昔人喜闻击鼓用兵之诗者耶？

己巳之变，徐元玉最有时名，亦锐意功业。太监金英趣问计，以南迁对，英怫然不悦。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筑京师外城壕为太监兴安所鄙，二事似皆未为得也。

正统十三年，闽贼邓茂七乱，巡按御史汪澄将至延平，闻贼势已炽，即回。会府刷卷御史张海至延平被围，海躬抚谕之，贼且降，海以实闻，而澄忌之。适朝命御史丁瑄按贼事，澄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给事中姚铣等以澄畏避且忌嫉，当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从。未几，而兵部奏澄擅止浙军有罪，下狱。又御史林廷举巡视两浙盐法，俾治处州贼，奏贼平当代，适处州奏贼复起，当劾。盛谓廷举君子，其巡视地远，安知贼起不在其出巡后耶？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参政厚奏，承委督饷代州，不欲往，厚素为士论所短，因奏逮治之，廷举寻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张楷、都督刘聚征闽寇，尚书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举，皆当劾，而楷、聚尤甚。有召还之，命下才数日，计其还必再馀月也，一日午后偶暇，为草疏，适书人又皆具，既成，视日尚未暮，遂封进。少顷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将严，忽闻楷等将入见，同僚相视惊愕，因仓卒添易原疏首尾而廷论之，楷繇是罢位。凡人祸福之来，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数事适相类，因并记之。

三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尝记一日过钱原溥翰检第，强予宿，初不知其意。黎明起，而其夙所约张士谦先生来，一相者继亦来，相者目先生良久，首曰：“此大人平生不得弟兄气力。”先生大笑而却之，曰：“吾永乐中为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画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来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繇此观之，当时润笔亦薄已。

己巳七月十五日，六师明日在行，六科议，兵刑二科文书多，独用二人，兵科都给事中姚铣，其次则盛，刑科掌科事给事中鲍辉，其次即季聪。皆治装矣，未申间忽礼科约具奏，乞点差，盖章瑾惮行，闻都察院、尚宝司得旨俱用次一人，因有此举。俄而六科奏下，俱掌印官行，而姚、鲍因得尽节，瑾竟以此得罪谪死。乃知一行一止，死生荣辱，固自有定，私智小数之人，乃欲以区区心力胜之，不亦愚乎！

正统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驾御午门左门，言官大臣次第宣劾王振章。有旨：“朝廷当别有处。”众心郁愤，叫号不已。长史仪公造膝前免冠有言，于是众皆免冠长号叩首。已而有旨， 【 “已而”二字据明弘治本增补。】急籍王振等家。然叫号不辨人声，不能皆听闻，惟仪公长号膝行而前，去袍服才咫尺。忽王给事中竑众中起捽马顺至前，曰：“奸臣党在是！”于是驾起门掩，一哄间，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军卫官候左掖门，哗云：“尚有王长随、毛长随在。”少顷，较尉捽两人送锦衣卫，甫出左掖，军卫官捶死之矣。盖驾既行，使人于门内伺外人何为，而惟闻此言，以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驾出后，门禁颇严，两长随日事鞭笞，最结怨于军卫，而杀两人者上直官，非百官也。初，尸血渍砖石，门官呼水涤之，仪公曰：“不涤可也，留与作样子。”门官不能答，仪公气亦足多云。

季聪尝授经京邸，多门生学子，因多知内外事。一日谓予曰：“闻禁中近习划龙船，朝下即事射鱼，酣笑为乐，或日■〈日上久下〉始休。奈何？予因有午朝之请。奏既入，内批即下，刻日受朝。颇闻此事盖太监兴安等极力赞襄。惜乎当时外间诸公所见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耳。”语多不记。

正统十四年，南京太常卿徐初以老疾令致仕，当除。先是，王检讨资谓盛言：“寺丞冯必政者，妖妇焦奉真之侄，轻佻矫妄，士伦耻之。”至是，又闻将以羽流发身者任之，季聪因会奏，以为太常清职重任，当用文学儒臣，南京寺丞冯必政邪妄进身，不繇其道，当黜，以示惩。会上亲擢旧宫臣张文为南京太常寺卿，吏部因奏冯必政当从六科言，削职为民，诏从之。焦奉真事，大类宋于尼云。

汉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后汉光武兴复，至永寿中，亦仅一千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三，国才百四十馀万耳。晋武平吴后，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隋文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年不满三百万，高宗永徽元年，渐至三百八十万，明皇全盛时，只及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安史之乱耗散，至于武宗会昌中，才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五代逐处各有数十万而已。宋太祖建隆初，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至开宝九年，加至三百九万五千四百，太宗增至四百馀万，真宗又增至八百馀万，仁宗天圣一千一十六万，庆历二年，至一千三十万，八年则一千九十六万馀也。包孝肃云。

初，京都最重冬年节贺礼，不问贵贱，奔走往来者数日，家置一册，题名满幅。己巳之变，此礼顿废。景泰二年冬至节，礼部请朝贺上皇于东上门，诏免贺。旧凡遇节，鸿胪、尚宝、中书、六科直庐相接者，朝下即交相称贺。是日，予亲见鸿胪佐贰邀大兴杨公偕走贺，公曰：“太上爷爷不得一见，尚谁贺耶？”闻京都贺礼，至今寥寥，不复昔比。

三千营总兵都督张𫐄、杨俊为都指挥王琦奏龙旗宝纛事，予与季聪谋，议既定，二章同上，一章以释上怒，一章以正事体。各科有言：“上所怒罪人，欲营救之，非私而何？事坏则我当有辞，我等不预知也。”季聪导之曰：“流俗佛语不有荷担如来乎？从王琦则于法制有违，不从王琦则得罪君父，𫐄等处此亦难矣。有司以上付之言官，既不敢言；若言官又不言，𫐄等其何辜？”俄而得报，众皆称快，其正事体一章且留中，于是言者有愧色。事具奏草。

太祖皇帝御制文集共若干卷，奇古简质，悉出圣制，非词臣代言者可及。今世所传刻赐刘伯温书诰等文，及尝见赐孔祭酒书真迹，皆是也，然多不在集中，则知宝藏天府不曾入刻者尤多。但今集中多有篇目重出者，此不可晓耳。

宣德、正统间，名臣称三杨先生，以文贞为西杨，文敏为东杨，盖初以姓同，亦略因居第以别之。文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乃因以南杨号文定焉。东王则抑庵，西王则泉坡，盖亦然也。

盛奏选京师官舍家人操习，以备非常，及乞榜禁谕流言，事见奏草。当时有宥密大臣谗盛于中者，曰：“此事因给事中有子与官舍鬬鹌鹑不胜，被辱怀忿，而有此奏。”时盛有子仅再周岁，亦在原籍，乃知古人无兄盗嫂之谤有之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礼部会奏，虏请遣使迎复，当从。明日，上立文华殿门内，面谕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管印官曰：“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虏绝，而卿等累以为言，何谓？”吏部王公首对云云，大意以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玉色稍不怡，曰：“当时大位，是卿等要我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继对，以为“大位已定，孰敢有议，但欲答使尽礼纾边急耳”，辞畅而意婉，上意始释，曰：“从汝，从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文华门，太监兴安匍匐而出，呼群臣言：“尔等固欲答使，且来言，孰可行者？孰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众未有答。王公面发|，大言曰：“大人岂可为此言？今日群臣皆在此，皆朝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辞色愈厉，兴安为之语塞。既而陞礼部侍郎李实等为正副使以行。敕书既下，则惟言报礼，不及迎复。实惊讶，诣内阁白之，遇兴安，被诟曰：“尔第奉黄纸干事，他何与焉！”兴安虽短于才，溺于僧佛，误信二三故旧大臣，然能廉守，人不易干以私，惟于迎复，则深可罪也。

大理少卿致仕云间沈简庵先生，草圣擅一时，真行皆佳，尤长于诗，有集二十馀卷。 〈 “有集二十馀卷”，明弘治本作“有诗二千馀首”。〉先生端厚谨恪，好奖借后进，皆出诚意，而取与则甚严。尝有季训导者，介先生之友求草书，且欲识姓名，先生忽有思曰：“得非曩讦奏有司者耶？”遽却之。其友翌日固请，先生为易题计某以外之，其介又如此。早年与兄自乐学士同在翰林，遭际列圣，荣遇罕比，而伯仲同居，友弟之行无间言，缙绅中以为莫及。先生正统中既得请致仕，未朝辞而遽闻变，故言及辄陨涕。行次直沽，手书近体一律寄予，极其悲愤，卒章有“三秋景物偏萧索，清泪平添卫水波”之句，今轴藏吾家。

毗陵王绂孟端，高介绝俗之士，所订交皆一时名人，遇流俗辈辄白眼视之。工诗翰，画竹称冠绝今古。未达时画已驰名，人不可苟得。尝月夜寓京师旅邸，闻箫声起邻家，清亮可人，倚床而听之，乘兴写竹石一幅。明早扣门寻访其人以为赠，盖一富商也。商人大喜过望，次日奉驼■〈茸毛〉假二求作配幅，孟端曰：“俗子何足当我笔也！”亟索而碎之，其介如此。

上皇驾将旋，礼部累有会奏言迎复事，上屡以虏情多诈为言。将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同礼部议迎复仪注，兵部总戎议防变方略，舆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会议所，都御史王文忽厉声曰：“来，孰以为来耶？黠虏岂诚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许多事在，孰以为来耶？”众素畏文，闻此皆相顾莫敢言，武弁有趍出门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变方略则在我与总戎。”如是而退。盛等窃虞仪注之议繇此而寝，心甚愤郁。比午，造礼部问焉，尚书胡公从容言：“仪注已送内阁看矣。王一人言岂可凭？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与辨？”乃知老臣处事自有定执，而其量亦非后生可及也。当时会奏多吏部王公笔，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连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为三法司所憎，云：“尔礼部事当奏即自奏，何必要我连署耶？”会奏外，惟翰林简讨邢让一奏首有“前次敕书不具迎复上皇之意”一言，真为实录。户科给事中李侃等奏内亦有“尧舜孝弟”之说，报旨以为“讥朕”者也。

初，凡有弹纠，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则因之，若不繇先言，实自盛等始。都督杨俊有罪，自宣府还，俟其鸿胪报名，即预进奏，明早举劾，兵部亦以此为言，而不知其所托者俊之党也。俊又结鸿胪，云昏晚得报。以是，盛等早将入朝，始知之。盛与同官捧奏诣左掖门，门内寂然，惟窥见笼烛照地，即扣门投奏，门隙中中官曰：“此际驾将行，何敢进奏？”盛曰：“今早有当言事，若有误进奏，驾出不得言，即有罪，皆不可辞。”中官语塞。遽趋走捧入，既而杨俊就逮，不复得请幸免矣，此前未有也。

永乐中，俞行之试“记里鼓”，正统中，冯益试“事道”，皆不知所谓，莫能措一辞。所谓“名浮于实，君子弗贵”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