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厅志订谬 中华文库

著述一道，可易而言哉？古人作史有“三长”之说，非才学兼优，不足以胜任。无识以运其才学，犹游骑泛骛而弗能范以驰驱，其去驽下者几何！地志为史志之流，其可苟焉已哉？豪于同治六年，承观察吴公及严紫卿司马之招，辑《淡水厅志》。自维才学两疏，固辞不获；而家雪村方伯复极意怂恿，乃于仲春开局采访，至十月成《厅志》十五卷。观察梁公为之序，谬加许可，谓不负斯任。自知学殖久荒，仅据见闻所及者书之；匆匆急就，何堪问世！第其去取之间，不滥不僭^{[注 1]}，刊落浮词，独抒管见，于“海防”、“戎政”、“吏治”、“风俗”诸篇，三致意焉；窃谓初心差不负也。

书既成，而方伯归道山、司马解官去，余亦退掉里门，与是书相忘久矣。岁癸酉，友人以陈司马刻本见贻，略阅一过，则是非颠倒、部居错乱，迥失本来面目。其最可骇者，莫如“兵燹”一门，纪施侯之攻鸡笼，则满纸皆谬；纪戴逆之乱，则脱误太多。盖他处仅词义未当，识者能察其非；此则时事所系，恐后人或沿其妄而末由辨也。尤可慨者，莫如“海防”、“田赋”等论，以地方切要之言而十不存一，何由资后人考镜，俾造一方之福也？夫人性不可稍偏，偏则悖；人心不可有私，私则蔽。彼非矫异，何以自张其军？有明知诬罔而故蹈者矣！陈君聪明自负，其意在拔帜立帜，遂不觉矫揉造作以至此也。嗟嗟！豪竭力搜罗，辑成此编，以存一方掌故。陈司马既得据为蓝本，而又有意歧异，遂至疵谬叠出，贻误后人，谓非豪与吴、严二君子倡修此稿转遗之戚欤？于是叹著书之难而史才之不可复睹也！

敢乘一夕之暇，摘其甚者为〈订谬〉一卷，以俟后之君子有所折衷云。

《淡水厅志》刻本，陈郡丞培桂就原稿点窜续貂以刊行者也。先是，同治六年，豪旅食堑城，严紫卿司马过采群言，枉驾过访；谓淡水垂百馀年，考献征文，仅得郑仪部《志略》二卷，大都摭录郡乘，难资考证。因就明志书院设局，属豪秉笔。至孟冬，书成。其时可与商摧者，惟家雪村方伯、家诗宾广文、余子和少尉、黄海洲茂才数人。方伯之言曰：“志乘与他书不同，应考旧籍者十之二，应采案牍者十之三，应采访舆论者十之四、五。所见未确，必易稿至再；非若抽笔为文，可计日就也。能事不受相迫促，绘事且然，况著述乎！而严司马于此中甘苦尚未深悉，欲以急就成章；间如‘节烈’一门，采访安能遍及？不得不就耳目所及者志之。然遗漏尚可续增，而讹谬必至贻诮。故体例必严、取材必慎，宁缺毋滥、宁实毋华，比物此志也。其最留意者，如以‘海防’列为大纲，而胪列细目不厌其详；于‘封域’、‘形势’、‘规制’、‘赋役’、‘武备’、‘列传’、‘风俗’、‘祥异’各门皆附管见于后，俾他日留心治理者有所考镜，亦地方之幸。区区微忱，如是足矣。”

抑方伯、广文诸君生长海滨，以谈人言淡事，或得诸故老之传闻、或本家藏之秘稿。而豪寓淡数年，于戴逆倡乱始末皆由目击，虚心延防，不厌再三，故言非臆度；此又无难共信者也。但是后有当增入者，如营制新章，系书成后之事；而数年来人才辈出，如节烈传、人物表，皆当搜罗续载以成完璧。诚如是，则其有功文献，岂浅眇哉！乃培桂所刊之本，或前后易置、或改换门目、或增损字句，究不能出原稿范围；而又有心立异，遂使颠倒错乱，以讹传讹，不类不伦，自相柄凿，几于不可枚举，则好异之过也。嗟乎！原稿具在，豪何妨与之分过哉！第恐日久散轶，不特诸君子苦心搜采隐而弗宣，且使传中名人烈士暨微言要旨有关利弊者，亦湮没不彰；则豪之罪，不更甚欤？于是覆阅原稿，择其要者数篇，录于文集中；而于刊本中之诬罔欺人者、前后颠倒者、详略失宜谬误尤甚者，姑论其概，订为一书。岂好辩哉，非得已也！试约举之。

培桂之言曰：“文献无征。”曰：“前人屡欲创为《厅志》未就。”曰：“览者庶谅仆愚，勇于创始”云云。宜乎自出机抒，空诸倚傍矣。而又云“曩者郑氏、严氏均有稿本，未为周备。”夫既有此未周未备之稿本矣，则文献岂尽无征？而培桂何以自称为创始耶？

淡水，不过海上浮沤，地理总绘一图足矣。乃必分析为四，又不将某处起至某处止、陆路几里、水路几更注明各图之上，以次相续，俾阅者一览可悉；乃第以天文度数强附于上，是不求切近、不务实学，而妄臆高远难明之说，以愚惑庸人耳目也。即使一一吻合，于著书大旨，本无关涉。至其立说，又谓淡水僻居海外，一时不能测验细数；是自发其覆矣，多见其图之赘而说之歧也。

培桂“图说”三篇，一言内山宜垦、一言鸡笼海口宜防，尚能拾原稿馀论以立说。唯用笔太支太笨，不能明所以宜垦宜防之故，亦可益哉！所谓略所不可略也。一则滥抄《广东通志》所载古人作图之法，于分率度数刺刺不休至三百馀言，始及淡水，仍以僻居海外，一时不能测验细数，咄然竟止。亦何苦多此词费为哉！所谓详所不必详也。

卷首凡例五则。其一云：“郑仪部用锡创为《初稿》四卷，严署厅金清续有《志稿》十四卷。”夫培桂既于郑氏有仪部之称，而于严氏乃作署厅之目。一雅一俗，未免不匀。且仪部《纪略》祗有一本，而必谎云四卷。严司马属成拙稿实祗十二本，都为十五卷；乃此云十四卷，而“志馀”又云十卷，何耶？

培桂凡例云：“分志与总志不同；星野之类，总志或宜详之，分志缀数语即得矣。”豪按所谓分志者，似即厅县之志也；所谓总志者，想必通志之别名也。顾不曰通志、省志而曰总志，是犹筱骖震霆，令人生厌。且既知星野之不必详矣，则“图说”三篇及总图、分图中强生界画，皆属自相刺谬，徒费笔墨。

篇首姓名，培桂公然以纂辑自居足矣。乃于监生某某、市井纤儿之知州衔某某，亦滥厕采访之列，且加于三品衔候选道员外郎之前；而序中所称，代为草创之举人杨浚独不得预，何也？

观察梁公元桂序文作于黎观察之先，而实前后任之事，录置篇首可也，乃附载于“文征”之末；不特公道无存，抑亦体裁未合。其篇首第载黎观察及培桂序文凡二篇，私心显见；又皆一文两题，头上安头，更贻笑柄。

淡水西滨海、东接内山，惟海防为尤重。故拙稿专绘一图，于西向海口港、汊、沙、汕，一一详注；而沿山蚍连生番各隘，并列左方；使远近形势，犁然在目。兹编既分图山海，又各分为二；遂致彼此东西互异、远近易形，未免参错不齐，求工反拙。

“山海图”下有说似矣，何以地图皆无说，其说悉附于“方域”、“建置”各门之后？不几自乱其例乎？则何如将“山川图说”仍归于“山川”门目之后，较为画一而免参差错出之病耶！

拙稿以全台祖山发源于鸡笼，故“山川”一门自鸡笼头起由北而南，脉络联贯、枝干分明，具有条理；而南、北、中三路，仍秩然不紊。培桂虽袭原稿，但前后易置，遂使乱峰错出，界画蒙混，无从寻其脉络远近矣。盖拙稿由祖山递推而下，其势顺；培桂由子孙遥溯而上，其势逆。即苦心区画，其支分派别终觉牵缠不清。且将山名、水名杂抄于前，既非目录，未免赘陈，则沿郑氏之谬也。

“山川”之下有“形胜”一门，所以纪道里之险夷、明川陆之向背也。原稿于某处可屯兵、某处可设伏、何处可守、何处可战、何者冲途、何者扼塞，纪之颇详。乃培桂概从削去，仅存集句一则，殊觉无甚关要。并将南、北八景附于后，牵连附会，究与形胜何涉？且八景为一方胜处，所谓泉石烟霞一丘一壑，祗供词客品题，谓之“名胜”可也，谓之“形胜”不得也。原稿附于“胜迹”之末，而培桂顾不以为然。即如隙溪墨水，不过水色黯淡如墨耳；凤崎晚霞、鸡笼晴雪，不过山晚有霞、山高有云。亦可谓之形胜乎？岂不令人齿冷！

竹堑城系淡水厅治、文武驻札处所，故谓之城。其乡民私造以资守望者，仅称土堡；乃培桂悉改称城堡，果何意耶？

城池之次，应接衙署、食廒、街里、铺递等目，盖由近而远、由官而民，义之正也。若隘藔远在边界以防生番，宜列建置之末，附于番社可也。乃培桂以隘藔列廨署前；并旧稿所载彼此相距里数、挨次联属，使远近形势可一览而尽者，概从删去，何耶？

“建置”类中，既有隘藔矣，而卷十六“志馀”类中，复载续查之隘藔而弗归并一处，此何以故？

炮台有兵防守，当入“兵制”与较场、汛防列；而培桂竟列于“建置”。然则坛庙何以入于“典礼”？书院、社学何以附于“学校”耶？

拙稿留意防海，于正文之后，附以管见。大略谓：“台湾三大口唯沪尾最重，而鸡笼头关系尤重；宜将头城守备改为水师，驻守鸡笼口，专巡北洋，与沪尾水师桴鼓相应。”识者颇以为不谬；要惟敷陈切当、持论宏通，博考众说而折衷之，方能自达所见。乃培桂削去全篇，仅樜数语于兵制短序之下，细行分注，几不成文理，又不特体裁之未合矣。

拙稿“典礼”一门，凡祀典所不载者并入丛祠，附于“祠祀”之后，所以示区别也。培桂则分为祠祀、祠庙，名目既不甚悬，而厉坛既入祠祀，何以东坛等处别入祠庙？火神庙、龙王祠既入祠祀，何以水神庙、水仙宫别入祠庙？他如德政祠、义民亭、寿公祠，或称循史、或为忠臣，何至混列元帅庙、国王庙之间而漫无区别耶？

寺观亦在祠祀、丛祀之间，正不妨一例附入，以省门目；乃必另入“古迹”类中，其与隘藔之前后歧出何异？

“学校”、“典礼”两门，亦教化所关，不可少也，但宜择其要者录之。乃必取《会典》、《通礼》及《吾学录》所载，抄写连篇凑成卷数，何益？

拙稿“赋役”卷后附存管见数则。其略云：“淡水正赋，由业户包收包纳，十不及一，致兵饷不敷，重费国帑。若他日开垦内山，宜仿杨氏廷理垦兰厅之法，不设业户，听佃户自行报垦纳粮；使上裕国课、下惠小民，不为豪猾所兼并也。”乃培桂仅摭数语，细字附注于短序内；又引《诸罗志》云：“台赋甚重而地力有馀，故民不觉病。朝廷岁糜巨饷，岂有增赋之心，争此遗利”云云。殊不知陈少林撰《诸罗志》，时在康熙间，彼时多沿郑氏赋法，轻重不等；自后新科屡从裁减，至乾隆间议定，仿同安则例。淡水开垦最晚，报征者多从下则。况淡属地尽膏腴，较同安不啻倍蓰；同安有地有赋，而淡水十不征一。同安不以为重、淡水宁独重乎？且拙见非欲增已定之赋与裁现管之业户也，谓宜开辟内山新地、增卒州县，仿噶玛兰之法而行之。有州县则有官兵，经费非征赋，费何由出？是正课也，非遗利也。台地各属风土不同，时地亦异，自应因时制宜。培桂何不覆阅郡城原委，考兰厅成法，而引《诸罗志》一时之言，故为刻舟胶柱以相歧耶？抑何徒慕宽大之虚名而弗讲求实用也！夫立言自有次第，方合体裁。各卷首缀以短序，不过略发其凡，为一卷之纲领而已。倘欲抒所见，当附于正文之后，亦不宜于短序内琐琐至此。似此杂揉歧出，宁知义例者！

“武备志”载同治七年英制军奏折几三千言，本左宫保裁兵加饷新章，皆言台湾各标之制。豪按是书但志淡水，与他属无预，宜就全折删繁举要，存十之二、三；即以接于旧制之后，为新章缘起可也。乃培桂全抄镇署案稿，毫无剪裁；又以接于军装火药之后、恤赏之前，不知何见？

“武备志”末附姚石甫〈艋舺营兵米议〉，多至三千馀言；似宜节去无关淡水者，略存其半而附于粮饷之后。

配载班兵，不标细目，但于附录姚石甫〈班兵议〉之后，杂掇其营戍兵系内地某标某营、名数若干、由何处配渡，一一平列。豪按此系旧制兵数，若近日新章，自应续录，方无挂漏。至所谓附录者，必前有题目，有正文业已叙过，尚有他人建议于题目有所发明，不可不采，因录于后，所谓附录也。此条所载，营册兵额转附于姚氏所议之后，而姚氏之前系载别类矣，安得谓之附录乎？其位置失宜，且疏漏尤甚！

兵制既有新章，宜接于旧制之后连类并载，以便查阅。乃培桂于员数兵额、粮米饷项参错搀入，新旧夹杂，使阅者茫然，无由寻其端绪。

兵制于官兵员数、汛防恤赏既有题目，其它如俸廉粮饷、器械班兵俱不入细目，未免界画不明、前后无序，莫详其起止及要领所在，唯觉部伍错落而已。

方传穟议〈配船载班〉一篇接于沪尾营制之下，而姚石甫〈台北班兵议〉一篇乃附录于恤赏各条之后，似宜联续而立“班兵配渡”一门，以方、姚二篇并附见于正文后方妥。

志乘，官书也。引用各家奏议、书檄，皆不妨直举姓名，以存实录而昭画一。乃培桂于兵制中所载建议诸人，或举姓名、或称谥、或称号、或书姓而系以官名，或一人而前后异称、或一篇而彼此异称。如纪道光四年署道方传穟与总兵观公喜上议云云，夫二品武职，称公可也；乃臬导系三品文员且兼理学政，独不公之，何欤？相提并论，亦太觉轩轾矣。

培桂于“兵燹”卷首，大书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提督内大臣伯施琅进兵鸡笼屿斩伪郑将林陞，并据《小腆纪年》称“林陞在鸡笼屿，沿岸筑垒，环二十馀里。琅分兵三路，以五十艘出鸡笼为奇兵，酣战竟日，阵斩林陞，获战舰三百馀艘”云云。豪按培桂此言说异说梦，即此可知其目不识史，于明末海上轶事全未考究，不过捕风捉影如瞽人之说古也。查《台湾府志》、《澎湖纪略》引施琅奏疏称：“伪郑大帅刘国轩统水陆全军扼守澎湖，以林陞总督水军。琅分兵三路，以五十艘攻鸡笼等屿、以五十艘攻西屿等处，自率劲兵七、八十船居中，直击妈宫港。林陞中箭，遁归台湾。国轩单舸由吼门遁去，力劝伪郑纳土投降。”是澎湖一战，全台平定，不再用兵矣。澎湖自有鸡笼屿，并非淡水之鸡笼。其时淡水荒土未辟，距澎湖水程八、九更，以一更六十里计之，几四、五百里矣；琅未取澎湖，岂能分兵向淡水哉？乃培桂误认澎之鸡笼为淡之鸡笼；地方一经移置，使时事刺谬，竟成满纸虚词，将何以为传信之书，且何堪令博雅君子寓目乎？徐鼒，扬州六合人；书最晚出，大抵据施琅奏疏而撮其大略，并不指为淡水之鸡笼。而培桂但知淡水有鸡笼而不知澎湖自有鸡笼，又弗浏览全稿，查明时事。是徐氏未尝误培桂，乃培桂自误以贻误后人也。又按施琅由内大臣简授福建水师提督，挂靖海将军印；是内大臣一缺已开缺矣。此虽小疵，亦觉未合。总之，施琅自攻澎湖，林陞系在澎中箭，与淡水全无交涉，删之为是。

朱一贵作乱系在凤山，距淡水几千馀里。且《台湾府、县志》、《凤山县志》皆已详载，故拙稿于一贵陷城、官兵败溃，但以四、五语括其由，而详陈策防守淡水之事；盖详略各有当也。乃培桂于一贵起事颠末，则纠缠不已，而于戕官陷城，又不一及。即接以各官逃至澎湖，与上节全不贯串；下叙省垣督抚调兵进讨等事又数百言，而后及淡水之事。此则不知去取剪裁而好拾唾馀之病。

林爽文倡乱彰化，与淡水比邻，战事较多，不得不载。然亦宜知去取，不必将《彰化志》满纸全抄也。

海贼蔡牵来往飘忽，宜择其有系淡水者纪之。其他在南路郡城交战之事与淡无涉，他书已详，何烦《淡水志》之抄袭哉！至官军讨平蔡逆系在外洋，并非淡水地方，而亦大书特笔刺刺不休，何也？

戴万生世为北路协稿识，因夏协汝贤索贿不从，革退家居；乃招集天地会，倡乱彰化，遂陷大甲。其时绅士林占梅倡义讨贼，遣练勇四百名从贡生陈缉熙克复大甲，飞禀徐中丞，请以通判张世英权视淡水篆务；世英遂率义首罗冠英、廖廷凤进兵翁仔社，屡救大甲。厥后，林占梅从兵备道丁曰健克复彰化。拙稿以此案未有纪之者，故详载颠末，所以备一时掌故，为他日省志、府志之资也。乃培桂悉数删去，但笼统其词，藏头露尾、全无伦次，是诚何心哉？

戴逆戕镇道，距彰化、斗六，用兵三年；其乱大于朱一贵、林爽文也。陷大甲土城者一、围攻者四，甚至中港、后垅、桃仔园贼党蜂起，其祸迫于朱一贵、蔡牵也。大凡著书之体，宜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方为有得。乃培桂于朱、蔡则详，于戴逆独略；是当略者详、而当详者反略矣。培桂于全部皆不脱拙稿窠旧，独此段为余所悉心采访者不留只字而以潦草了事，何耶？夫道光以前，人已详载，且与淡水无关者；培桂何以必载？咸丰以后，人所未载，且系淡水掌故者；培桂何以不详？其赋性乖僻有如此然，亦见其书之无足观矣。

培桂谓复彰化者都司陈捷元、郑荣等，而不书臬道丁曰健；谓复斗六门者参将关镇国等军，而不书提督林文察、总兵曾元福。夫争战之事，重在主帅。即功罪攸分，岂载记之文可任爱憎为取舍乎？

培桂即称咸丰以后，录其梗概，与淡无涉者不载；何以载斗六之事乎？

斗六之陷在同治元年之秋，而培桂系以三月。林戆晟之诛在二年之冬，而培桂系以正月。即大甲之陷，亦在斗六之先也。何其前后倒置耶？

培桂于逆党王江龙、杨升闻之诛，皆不书何人出力。

培桂但据《治台必告录》一书，而录中奏折数篇，安能详悉。海外奏章大抵张皇其词，未足据为典要，何如细访该地绅民众口佥同者之得其实也。

拙稿于纪兵系仿紫阳书法，较有眉目，如欲依涑水之例，亦可也。乃培桂则或有纲有目、或笼统填写不复分大纲细目，似未画一。

淡水未辟以前，系附诸罗县辖；然荒远之区，羁糜而已。培桂于职官表，并滥载康熙间诸罗知县，至雍正初元已增设彰化县及淡水同知矣，乃亦并列彰化知县谈经正各员，不已冗乎？且前之陆路武职，非属诸罗参将兼辖乎？何以断自道光七年移设竹堑游击始？岂重文轻武，儒生有此陋习耶？即比例以观，从前淡水生员系彰化学官兼营，又何以断自嘉庆二十二年移设训导分驻竹堑始耶？

杨公廷署理淡水同知，不过两月馀，别无表见；其攻绩在郡城办贼与开垦兰厅等事，则《郡志》、《兰厅志》当为立传，无烦赘列也。

曹公士桂殁为淡水城隍，确凿有据，余尝纪于丛谈中矣。古人有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之说，又如传说骑箕尾、子胥为涛神之类，岂皆裨说哉？

培桂称：“秋曰觐平淡水械斗，挥数千金，计遣彰化各勇。”按械斗得息，实秋公之力，至勇费数千金，则由艋舺头人发给，非曰觐之金也，不宜含糊妄载！

〈薛公志亮传〉，培桂掇《彰化志》，称其“临终独嘱家人持金为鹿港建庙”；又称“蔡牵乱，募勇守城，杀贼有功”云云。更不知所守何城，何故为鹿港建庙？使阅者茫然。盖薛公尝为台湾令、鹿港同知故也，似宜声明为是。但无与淡水之志，台、彰邑志已叙及之，无庸赘耳。

何太武既以千总秩满去，而后陷于郡城，则其官淡水时，别无事绩可知也。何暇为立传乎？

“名宦传”之王郡、林黄彩、尹仰舟，俱不载何处人。

“名宦列传”，所以纪他处人之官于淡水、有功德可考者也。培桂于武职传，无论本地、内地人，杂缀其中。如郭云秀系淡水人，以招集义民御贼得官，似宜入义民传；林得义亦宜入本厅人民传为是。

“义民传”，高振不过因乱贼林爽文穷蹙自知难脱，投其家曰“吾使若富贵”，振缚以献，侥幸得奖叙耳，绝无战守劳绩。且素与爽文善，亦非善类。《郑稿》摭拾《彰化志》，余尝删之矣。乃培桂必为立传，而且滥载福康安、海兰察政克集集埔、小半天等事；是皆彰属地方，《彰志》载之犹可，究与淡水无涉，与高振更无涉也。何庸拾其唾耶？

培桂于本厅文、武两途登仕版者不列其名，而封赠则表之，殊不可解耳。如郭云秀以千总死贼，恤袭云骑尉，是淡水固有难袭矣；而培桂于“荫袭”一类不载一人，而必于封赠之下泛书“荫袭”二字，尤不可解。

“先正列传”，载乡贤郑崇和、进士郑用锡诸人，皆有文行可纪；馀如翁林福、林绍贤、郭成金，以类相附，亦有可节取者。惟陈奠邦不过一土豪，自募乡勇，引官逐海赋朱𣸣、以垦辟噶玛兰获赏银牌耳；附义民之末可也。而培桂竟令公然与先正列耳。

叶邵夫，家贫操细业为生，所云“焚券好施”之事，未之前闻。至“临终含笑，更留七日”，荒诞之言，近于稗官演义，更不知何据？余修志时，其子出入林方伯之门，朝夕相晤，何以并未言及乎？

著书之体，必纪其大者要者，不必矫情示异以饰智而警愚也。林平侯太守之子国华，家富数百万，甲于全台；宜其有所展布，以显亲扬名矣。培桂纪其修三貂岭路，本拙稿所载，亦义举也。国华有田租三、四万在噶玛兰，故独不紊修路之赀。至称其孝，而仅为窬圊琐屑事悉身任之，岂富贵家之孝，第以是见耶？夫父母老病，为子者方延医问卜、谨视汤药、调护饮食、扶持抑搔之不暇，窬圊琐事付诸妾婢足矣。

谢集成，亦鸡笼海口一土豪耳，带义勇巡防海口，余实无所表见；则附诸义民传可也。而培桂亦以先正处之耶！所云“仗义执言”，更不知何言何事？令人费解。其在诗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必其人有德行道艺，始足以当之。若陈奠邦、谢集成，恐车载斗量，未易悉数。

噶玛兰厅生员，虽淡学兼辖，然皆由兰厅考取送道也，何庸滥载其举贡耶！且兰厅自有专志，自能详载，又何烦《淡志》之琐琐耶！

《噶玛兰志》有“纪人”一门，盖其时兰厅初辟甫五、六十载，人物可传者尚少，故陈氏淑均修志时，仅取垦首吴沙等数人纪之；谓数人学行虽无足传，而兰之开垦始于此数人，则不妨传之也。若淡水开辟已久，文风日盛，所谓一乡一国之士间出其中；培桂既立“先正”、“义民”门目矣，乃复于卷末附录“纪人”数篇，岂非头上安头、脚下生脚乎？而其所纪之人，与前相去不远，如郭菁英为成金之弟，附于成金传可也。王士俊、林宗衡、林占梅、陈维英诸人，皆先正之属也；林国忠、翁裕佳诸人，义民之属也。黄敬、李锡金之孝友，黄延祺之工书，何宜生之能医，皆可分门传于先正之次。林贵扬已列于寿民，馀碌碌之辈无庸赘述，庶免复沓之病。乃培桂则谓：“其人或限于例，其事、其语颇近稗说，采访所上，则亦存其实”云云。夫例以义起，义不容没；何必刻舟求剑，反致错杂哉？近于稗说，删之可也。若既得其实，则宜细为别择，实事求是，何嫌何疑而必多添蛇足、自相矛盾如此，则识有未逮故耳。

培桂称：“陈维英伯兄柩厝火，无敢近者；英独从火中推柩出”云云。余按维英以厚赀募人推出，事或有之；岂有众不敢近，而维英一文弱书生，膂力几何，能独力推出厝柩乎？此真稗说之不可通者也。维英并未团练，以劝捐助饷得保举；又维英尝主明志书院讲席，不止仰山、学海也。

拙稿“行谊传”纪吴商事，其孝友可称近今之古人也。林雪村方伯啧啧详述，余细访得实。又如林祥瑞全活粤人，具有隐德，皆不可不传。乃为培桂所删，可胜浩叹！然此传终不可删，余姑存于文集中，俟他日修台北郡乘者知所择焉。

拙稿于“流寓”一门，得吴希潜、曾骧二人。吴，浙之石门人；曾，粤之嘉应诸生。性刚方不阿，著述颇富；皆卒于淡水，各有诗集，已成家数，必传无疑。余藏其稿，录于《清风集》中，将刊以问世也。乃培桂概从削去，而但录郁永河一人。夫永河遍游台湾，于淡水特偶尔过客，《府志》已传之矣，何待滥拾其唾耶！且以著述论，亦无以胜于曾、吴二人也。嗟乎！二君生既怀才不遇，身后微名复为纤儿所掩，真遭逢不遇，死犹然耶？

戴逆之乱，大甲得以保全者，奥人罗冠英、廖廷凤、廖世元、林传生战功最著。冠英等所居在淡、彰之间，而屡解大甲之围，则功在淡水，必不可泯。余恐久而湮没，鲜知其详，故为冠英、世元立传，犹《彰化志》之为淡水募宾寿同春立传也。其生者不能立传，则散见纪兵以存其概。乃培桂一概删削，不留只字，鬼而有知，乌能已已。

淡属富民之慷慨好施、明大义者，当以林占梅为第一。初以倡捐津米、团练保卫地方，得保举；以浙江道员用，加盐运使衔、孔雀翎，御赐匾额以旌之。已而毁家纾难，功在淡、彰。若其能诗、能画、能琴、能射、能音乐，皆卓卓可传。乃培桂概从抹煞，仅谓丁曰健暂住堑城，饷需无几，占梅多方凑集，卒以集资被控等语。夫既需饷无几，何用多方凑集？而当丁道未至，占梅募勇克复大甲，拒战年馀；丁道既至，占梅带勇数千会同南下，所费之饷岂无几乎？占梅被控，乃因粤民挟恨相攻杀，为林南山所累，岂尽关集饷之故耶？是不得不办。

凡节妇，生者称现年若干，指采录时之年也。培桂于旧稿所录已隔多年者，不复详核其寿至何年，而亦云现年若干；不亦慎乎？乃其小序尚称采访所及，核之而信者，毕著于篇；将谁欺？

中港黄氏，负翁逃难，驰至竹堑，渡水无恙。其时并无车马也，何以云“驰至”耶？

贤妇陈氏，勤俭谦冲，喜周恤，为三党称；数语亦足以传之矣。至死后盗发其冢，皮囊未化，则俗传风水荫身之说，老人往往有是；余固不敢滥载矣。乃培桂必采以入志，是真稗官说部之语耳。

朝廷旌表节孝，必取绅衿、族长保结，何等郑重！是以先君子从周芸皋观察修《厦门志》，必注采访人姓名。豪修《淡水志》谨遵其例，所以专责成、核名实也。乃培桂概从删去，独于《郑稿》则书之；即郑氏之抄袭郡、邑志者，亦系曰“参《郑稿》”三字。岂惟《郑稿》可信，而他人所采悉无关轻重耶？何既录其言，而必掠其美耶？

拙稿于节妇子孙之成名者皆附载，以示观感也。培桂概从删去，而于后所采数条，则监生亦附载焉，诚不知其何心也！

守备姚珠宝之女，持斋不嫁，卒年仅三十四耳；而培桂录于贞孝，滥亦甚矣。夫养亲不嫁必家贫，终鲜兄弟，赖女红以奉养者也。查珠宝家本富厚，无待养于其女。时下闺女奉佛不嫁者，皆为斋友所惑，妄思成佛。并作为养亲而然。乖人道之常，惑异端之说。此风颇炽，流弊无穷，固王法所不必禁、圣教所不与也；而可张其焰耶？

节孝林春娘为淡水第一，余纪其事尤详。乃培桂删去大半，其末注云：“据《郑稿》”。查郑义部卒后多年而戴逆作乱，传中所云：“贼犯大甲，水道绝，氏祷雨立应。”之事，岂仪部原稿所有耶？大抵此书本“郑稿”者不及二十之一，本拙作者不下十之七、八，何以或注、或不注乎？

培桂于所续采吕氏，现年仅四十四，恐未合例。

培桂记林祥瑞妾杨氏守节，称与温氏、陈氏一门三节，而不声明温、陈为谁妻谁女？含糊如是，比类甚多。

培桂例言谓：“史家志艺文，皆纪著述书目而已；若载文章，是选文，非志也。淡厅人文初启，著述难立专志。旧稿所载之文亦资考证，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废之。今依章氏学诚《文史通义》之论，列为‘文征’”云云。豪按培桂此说，即其矫情示异、大言欺世之尤者也。夫向来志书之有艺文，则自通志、郡邑各志皆同，不自淡水始也。第视选手之能否，岂惟淡厅初起，欲资考证而设哉？“文征”即“艺文”之别名，有以异乎？培桂第引章氏《通义》之说以惑人，袭其名而不求其实，不过仍旧稿所载略为增减而已，果何异耶？且所云不合史家志例，亦非通论。盖古来史官修史，其名目容有异同，是故两汉、晋、唐谓之“书”，三国谓之“志”，五代以来谓之“史”。安得谓班、马是，而陈寿、欧阳则非乎？《盐铁论》即〈食货志〉、〈礼乐书〉即〈律历志〉，题目各殊，将孰是而孰非乎？即章氏“文征”之名，亦章氏所自创耳，曷尝本前人之志例乎？必谓纪书目为“艺文志”、载文章不得称“艺文志”，则如鲁之《春秋》但纪大纲，而后人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何以备载颠末也？《三通》内之《通志》，何以与今之各省通志体例不同也？地志有表，本袭史书中之名；而何以与《史记》之“年表”殊也？史志“列传”，其源出于左氏，而“列传”但纪各人事实，与《左传》何以互异也？必谓既载书目、不可复载文章，则《史记》相如之赋，韦氏之诗，董、贾之对策，赵充国之奏疏，何以各载入传中而不可枚举也？总之，国史与地志，源同而流分；通志与郡邑各志，又各有大小之不同。是以史书“艺文志”，自纪著述书目，欲并收文章，则不胜其繁。地志，专纪一方掌故，兼选文章以资考镜，亦义所不废；不必因淡水初辟，稍宽其例也。如必因淡水初辟之故，则湖北非新辟也？章氏《湖北通志》于政事、人物而外，别为“文征”，又何为耶？大抵“艺文”、“文征”之名既皆有所本，则各从所好，惟各识其职已矣。第不可徒袭其名、不求其义，务为岸异之说以饰智而惊愚耳。忆先君子撰《厦门志》时，观察周芸皋先生以章氏《文史通义》抄本见遗；又致书云：“章氏深于论文，特好为新奇之说，自辟门迳；故所撰《湖北通志》以不慊于时，为后人所废。”观此，则章氏之得失长短可见矣。然章氏以文章悉归“文征”，未尝搀入他卷，尚能自守其藩篱；而培桂以文章杂厕各卷中，或有题目、或无题目、或以题目大书于前、或分注于后，其堪连类并入者又或置于“文征”中。夹杂如是，尚云依章氏之说，则所未解。

按淡水人文初兴，著书尚鲜。然如林氏占梅《潜园琴馀草》十馀卷、陈氏维英《偷闲集》、曾氏骧《𥬞云诗抄》，似皆可传；则何妨仿《诂经精舍书目提要》之例，姑录其概为淡水著述之权舆乎！

志书艺文，体例其有次序，宜先载奏疏，次书檄、文移，次论说、序记，而诗赋终焉；此定理也。乃培桂“文征”二卷，以蓝鼎元檄文、纪载二篇冠于首，而以尹秦奏疏列其后；是何体也？若以年代为次，则徐宗干在陈淑均之后，何以列于前？范咸、孙元衡在杨廷理之前，何以处于后？不亦自乱其例乎！

培桂“文征”小序谓：“旧稿大宽，当以淡水为断限。如全台总论之类，虽有关系，当入府志，不当入淡水志”云云。此说是也。然拙稿所删者，如邓传安〈番社纪略〉、〈番俗近古说〉，言淡水者祗十之一、二，宜节其要者附番俗之末；何以全录乎？郑兼才〈山海贼总论〉、徐宗干〈变通船政书〉、马克惇〈东瀛载笔序〉，即全台总论也。姚莹〈台北道里记〉，自大甲而南、三貂岭而东数百言，与淡无与也；〈言防海急务状〉，系淡水者仅十之二、三；皆无庸全录也。〈节录十七口设防状〉，则宜入“海防”卷末为称也。至如拙稿例言十馀则，欲删则全删可也，录之则宜全录，使阅者方知其用心所在，条理灿然，而无藏头露尾、举一废百之病。乃培桂仅节录数语，果何所见乎？

玉山在内山嘉、彰之交，距淡已数百里矣。培桂于周锺瑄〈望玉山〉诗，何暇录之？

夏之芳〈记巡〉、周锺瑄〈番戏〉、张湄〈番俗〉、〈气候〉、〈槟榔〉诸作，吴廷华〈社藔杂诗〉、范咸〈赤瓦歌〉、〈槟榔〉、〈乌鱼诗〉，孙元衡〈裸人丛笑篇〉、柯培元〈生番塾番歌〉、郑大枢〈风物吟〉，以上诸作宜入《府志》为是。培元二作尤佳，然非为淡水咏也。

林云村方伯〈闻警戒严〉、〈登埤誓众〉诸诗，英气勃发；余以有阙时事，故亟登之。至吟咏园中景物，则美不胜收；严选数首，以见其概。乃培桂概从删去，仅录其〈内湖庄〉一首；此则《潜园琴馀草》中率尔之作也。郑仪部〈禁米出口〉一诗，词旨雅令，余尝录之矣；〈北郭园杂咏〉亦属率尔之作。而培桂所赏如此，何足与言诗哉！

培桂于所续增者，但注云“据采访”、或云“据绅士采访”，而不标明何人所采，何以为征实之言。即此“采访”二字，不亦赘乎？

培桂称：“《严志》较《郑稿》为详。惟义例有当酌定、事实有当更核者，今一一绪正；其中有精确之论，仍采入于篇”云云。余按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知采访或有未遍，要惟慎重，愈觉可贵；宁阙无滥，岂必以多为贵乎？至于山川、规制、武备、人物，则竭力蒐萝，不遗馀力；与《郑稿》之仅撮郡乘塞责者不同。培桂谓义例当酌定，则不知所未酌者何处？谓事实当更核，则不知所未核者何在也？岂如培桂之前后易置、颠倒错杂，而后谓之核耶？据称一一绪正，则何不将所正者一一指出，使人心悦诚服乎！抑岂“艺文”必改为“文征”，即为绪正乎？谓精确之论仍采于篇；余按培桂虽将拙稿前后移置，实皆不出范围，然不注明据《严稿》、据《林稿》也，惟“防海”及“田赋”两议则标明林卓人之说。然拙稿反复抒论，至明且悉；所以不厌详核者，饮以动阅者之听，庶几见诸施行也。而培桂但撮数语，不明不白，果何裨耶？ 　

1. ↑ 铃村让刊行《台湾全志》中的《淡水厅志》所附的〈淡水厅志订谬〉一文改作“潜”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