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滨文钞/10 中华文库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其义多于晋文，然桓公殁而齐乱，其后不能复伯。文公子孙世为盟主，二百馀年，与春秋相终始。其故何也？虽襄公、悼公之贤，齐所无有，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则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文公之后，前有知罃，后有赵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诸侯。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

悼公与楚争郑，三合诸侯之师，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晋之群臣中行偃、栾黡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惟知罃为中军将，知用兵之难，胜负之不可必，三与楚遇，皆迁延稽故，不与之战，卒以敝楚而服郑。此则知罃不用兵之功也。

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属任赵武。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赵武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将以袭武。武与叔向谋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人谁与之？安能害我？”武从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动。将盟，晋楚争先。叔向又曰：“诸侯归晋之德尔，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武亦从而先之。

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将衷甲以袭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势之所必至也。不幸不胜，无可言者。虽幸而胜，晋、楚之祸必自是始。晋为盟主，常先诸侯矣。晋未失诸侯，而楚求先之，若与之争，楚必不听，晋、楚之祸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于弱，不忍近于强，而武能忍之。晋、楚不争，而诸侯赖之。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由此故也。《春秋》书宋之盟，实先晋而后楚，孔子亦许之欤！

邓禹初以兵入关，乘胜独克，关辅响震。是时赤眉方入长安，诸将豪杰，皆劝禹径乘其乱。禹曰：“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兵锐，未易当也。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非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变，乃可图也。”于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闻之，敕禹以时进讨。禹固执前意，磐桓不进。明年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入长安，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关中，无功而归。

盖赤眉之乱，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缓取之。议者见禹之败，因以禹为失计。吾以为不然。赤眉方强，急之实难，缓之为得。逮其自败，西走扶风，而禹乘之，犹能还兵败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计，盖不知赤眉方强，而禹兵力不足。若审知如此，听禹坚守北道，时出挠之，而使别将挟持其东，东西蹙之，磨以岁月，而赤眉成擒矣。

禹之败而西归也，与冯异相遇，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遇，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馀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全计也。”禹又不从而败。由此观之，禹本计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于君命，不能自固耳。

曹公入荆州，降刘琮，欲顺江东下，以取孙氏。贾诩言于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江南，威名远闻，兵势盛矣！若因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江东可以不劳众而定也。”公不用其计，以兵入吴境，遂败于赤壁。夫诩之所以说曹公，则李左车之所以说淮阴侯，使乘破赵之势，传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时，孙氏之据江东已三世矣。国险而民附，贤才为用，诸葛孔明以为可与为援而不可图。而曹公以刘琮待之，欲一举而下之，难哉！使公诚用诩言，端坐荆州，使辩士持尺书结好于吴。吴知公无并吞之心，虽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时，刘玄德方以穷客借兵于吴。吴既修好于公，其势必不助刘，而玄德固可蹙矣。惜乎谋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孙、刘皆奋。孰谓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阴侯哉！

其后公既降张鲁，下汉中，刘晔劝公乘胜取蜀，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今举汉中，蜀人震骇，因其震而压之，无不克也。若稍缓之，诸葛亮善治国而为相，云长、翼德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冯险守要，不可犯也。”公不从而反，天下皆惜晔计之不用。夫玄德之贤，过于仲谋。贾诩欲以文告怀仲谋，而晔欲以虚声下玄德，其愚智盖以远矣。彼曹公不用晔计，岂非以诩言为戒也哉！

春秋之际，楚子重伐郑。晋栾武子救之，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师救蔡。晋群帅皆欲战，智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谓武子曰：“吾来救郑，楚师不战，吾遂至于此，既迁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若不能克，为辱已甚，不如还也。”遂全师而归。夫兵久于外，狃于一胜而轻与敌遇，我怠彼奋，败常十九。古之习于兵者，盖知之矣。

善为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故功成而无后忧。

晋厉公与楚共王争郑，晋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栾武子为政，欲出兵击之，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范文子不欲，请释楚以为外惧。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厉公侈而多嬖宠，诸大夫富则凌上，国有大功，则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谋之不从，出而遇楚，犹欲避楚而归，既胜反国，曰：“乱将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厉公杀三郤，立胥童。栾书杀胥童，弑厉公。文子虽死而免于大难，子孙与晋国相终始。

范蠡事越王勾践，反自会稽，扶人民，厉甲兵，七年而杀吴王夫差。归未及国，知越王之难与同安乐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种之戮。若二子者，可谓有先见之明矣。范文子至于自杀，范蠡至于逃亡而不顾，何则？所全者大也。

晋武帝既受魏禅，中原富强，群臣用命。吴孙皓以淫虐失众，有亡国之衅。晋人习于长江之险，以为未可取也。羊祜为襄阳守，知其不能久，陈可取之计，武帝纳之。祜又进王浚、杜预，以成灭吴之功，后世皆称其贤。

吾尝论祜巧于策吴，而拙于谋晋。何以言之？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常亡。故人常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祜不虑此，而锐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

或曰：“吴灭而晋乱，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应之曰：为国当论人事，使祜不为灭吴之计，孙皓穷凶而死，吴更立君，则长江未可越也。吴既不亡，则晋之君臣，厉精不懈。是吴不灭，而晋不乱也。不犹愈于吴灭而晋乱乎？祜之将死也，武帝欲使卧护诸将，祜曰：“灭吴不须臣自行，但吴平之后，当劳圣虑耳。”推祜此言，盖亦忧在平吴矣。忧在平吴而勇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

圣人之气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礼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与刑，皆器也。孔子生于周末，内与门弟子言，外与诸侯大夫言，言及于道者盖寡也。非不能言，谓道之不可以轻授人也。盖尝言之矣。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夫道以无为体，而入于群有，在仁而非仁，在义而非义，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视而见，耳不可以听而知。惟君子得之于心，以之御物，应变无方，而不失其政，则所谓时中也。小人不知，而窃其名，与物相遇，辄捐理而徇欲，则所谓无忌惮也。故孔子不以道语人，其所以语人者必以礼。礼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盖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由礼以达其道，而小人由礼以达其器。由礼以达道，则自得而不眩；由礼以达器，则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礼也。若其下者视之，以礼而不格，然后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尽矣。

三代已远，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犹能守礼，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始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乘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飏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纵于上，男女淫佚于下，风俗大坏，至于中原为墟而不悟。王导、谢安，江东之贤臣也。王导无礼于成帝而不知惧，谢安作乐于期丧而不受教，则废礼慕道之俗然矣。

东晋以来，天下学者，分而为南北。南方简约，得其精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至唐始以义疏通南北之异，虽未闻圣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说备矣。上自郊庙朝廷之仪，下至冠婚丧祭之法，何所不取于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学者小之，于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则至于礼乐度数之间，字书形声之际，无不指以为道之极。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于世者，内则谗谀以求进，外则聚敛以求售，废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门，辟邪说之路，而皆以诗书文饰其伪，要之与王衍无异。呜呼，世无孔、孟，使杨、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则罪人尔矣！

西晋之士，借通达以济淫欲，风俗既败，夷狄乘之，遂丧中国。相随渡江，而此风不改，贤者知厌之矣，而不胜其众，俗乱于下，政弊于上，而莫能正也。东晋之不竞，由此故耳。

是时王导为相，达于为国之体，性本宽厚容众，众人安之。然生于衍、澄之间，不能免习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弥缝一时之阙，而无百年长久之计也。更二大变，几至亡国。元帝之世，王敦拥兵上流，有无君之心。刘隗、刁协刚介狷浅，见信于帝，专以法绳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诛君侧为词，兵再犯阙。幸而敦死。元、明既没，成帝幼弱，庾亮辅政，任法以裁物，复失人心。苏峻擅兵历阳，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乱，以大司农召之，众人皆知不可，而亮不听，遂与祖约连兵内向，涂炭京邑。此二衅者，皆导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变。以隗、亮为是耶，敦、峻之祸发不旋踵；以导为是耶，使人主终身含垢，何以为国？鲁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将攻之，子家羁曰：“舍民数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从而出。隗、亮之败，则昭公之举也。

齐景公以贪暴失民，田氏以宽惠得众。公问于晏婴，求所以救之。婴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讠臽，大夫不收公利。”公叹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婴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吕氏。盖大家世族为患于其国，当若心腹之疾，必与人命相持为一，攻之以毒药，劫之以针石，病若不去，命辄随尽，非良医贤臣，未易处也。

子产为郑，国小而逼，族大多宠。子产患之，有事伯石，赂以其邑。子太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以予之，又使为卿，以次己位，郑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俭者，从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毙之。逐丰卷，戮子晢，郑乃大治。

如导所为，知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俭，毙泰侈，以成其终也。以为贤于隗、亮则可，以论晏子、子产则远也。【狄仁杰论】

母后临朝，据人君之地而私其亲。有志之士，将欲正之，常患不克。汉吕后欲王诸吕，王陵以高帝旧约争之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背之不可。”言虽直，不见省。陵幸而不死，亦废不用。唐武后废庐陵王，立豫王。豫王虽在位，未尝省天下事。徐敬业为之起兵于外，裴炎争之于内，皆不旋踵为戮。何者，位尊权重，臣下所无奈何，势必至此也。

惠帝之亡也，陈平听张辟强计，封王诸吕，吕后安之。故平与周勃得执将相之柄，以伺其间。后复听陆贾，交欢周勃。将相之权不分，故周勃得入北军，左袒一呼，而吕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称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杀天下豪俊，志得气满，以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杰虽为宰相，而未尝一言。及后欲以三思为太子，访之大臣，仁杰乃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顷匈奴犯边，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庐陵王，不旬浃得五万人。今欲立嗣，非庐陵不可。”后怒罢议。久之，复召问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锋刃，百战以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馀年矣，又欲以三思为后，且母子与姑侄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血食于太庙。三思立庙，无祔姑之礼。”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于房州而立之。

盖王陵、裴炎迎祸乱之锋，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废则死。陈平、狄仁杰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与国俱全。惟吕后无子，亲止于侄，故没身而后变。武后有子，母子之爱，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复。由此观之，陈、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缓得之也。然庐陵既立，而张易之、昌宗未去。仁杰犹置之不问，复授之张柬之，俟其恶稔而后取。岂以祸乱之根生于母子之间？不如是，则必至于毁伤故耶！

老氏有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唐史官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长也，然应变者要不失正而后可。孟子有言：“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复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无足为者。虽然，以水济水，后将有不可食者。

开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视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群臣多不以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为息。捕蝗虽古之遗法，然遇灾而惧，修德以答天变，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专以捕为事，已可疑矣。

既而，崇所亲吏赵诲以赇死，崇惧还政。时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宰相宋璟、苏颋皆言三年丧未终，不可巡幸，坏压之变，天戒也。请罢东巡，修德以答至谴。帝以问崇，崇曰：“此苻坚故殿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无足怪，但坏与行会，非缘行而坏也。今关中无年，馈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已具，请车驾即东，而迁神主太极殿，更作新庙，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复相。开元末，帝在东都，欲还长安，裴耀卿等皆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独曰：“二都本东西宫耳，车驾往来，何用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崇建东幸之计，林甫献西还之议，其意同耳，孰谓崇独贤乎？

从崇之议，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讳，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后崇、璟既没，玄宗愈老，愈轻蔑群臣。方任张九龄，而废太子瑛；用牛仙客，则听李林甫；方嬖杨国忠，而纵安禄山，则用辅璆琳，专以适己为悦。类崇有以启之也，故吾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而从人以喜愠，虽一时公卿将相，未有杰然自立者也。牛党出于僧孺，李党出于德裕，二人虽党人之首，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盖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气胜。德与才不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长，而不为党，则唐末之贤相也。

僧孺相文宗，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帝召问计策，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也。范阳自安史后，不复系国家休戚。前日刘聪纳土，朝廷糜费且百万，终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实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犹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及武宗世，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德裕以为河朔命帅，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计，迁延久之，擢用张仲武，而绛自毙。僧孺以无事为安，而德裕以制胜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异，较之德裕则优矣。

德裕节度剑南西川，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维州，西南要地也。是时方与吐蕃和亲，僧孺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不害其强。今方议和好，而自违之，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变次之。彼若来责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东袭汧、陇，不三日至咸阳，虽得百维州何益？”帝从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诛之。德裕深以为恨，虽议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几终唐世，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

帝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全盛，亦足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人。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

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诉其干没府钱四十万缗，质之非实。及在朱崖，作《穷愁志》，论周秦行纪，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迁于循，老而获归，二子蔚、丛，后皆为名卿。德裕没于朱崖，子孙无闻，后世深悲其穷，岂德不足而才有馀，固天之所不予耶？

昔吾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详练过之。贽始以从官事唐德宗，老而为宰相，从之出奔而与之反国，弥缝其阙而济其危亡。比其老也，功业定矣，而卒毙于裴延龄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贽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无常，以巫医之明，而治无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

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贽曰：“今两河、淮西为祸乱之首者，犹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间必有旁遭诖误、内畜危疑而计不能止者，未必皆处心积虑果于僭逆也，而况胁从之党乎？陛下若能招怀以礼，悔祸以诚，使来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获免，则谁愿复为恶者？纵有野心难驯，臣知从化者必过半矣。”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宣武刘士宁，以暴慢失众。其将李万荣因其出畋，闭门逐之。帝将命以其位，贽曰：“如士宁之恶，万荣弃而违之可也，讨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则不可。何者？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无辞者？若使倾夺之徒辄得其处，则四方诸将无复安者矣。且万荣构乱之日，诸郡守将固非其同谋也，一城士众亦未必皆其党也。方成败逆顺之势，交战于中，其肯损躯与之同恶乎？今若选命贤将，降诏军中，奖万荣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辑睦之义，例赐恩赏，使众知保安，则谁肯复助其乱？万荣纵欲跋扈，势亦无所至矣。”帝方苟安无事，竟亦不许。

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然其君臣之间异同至此，虽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

会昌中，卢龙诸将，连害帅臣，最后张绛杀陈行泰。宰相李德裕以为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稍缓之，必且有变。既而，回鹘乌介可汗扰天德塞，军使张仲武请以本军击之。德裕问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举以为帅。张绛既为其下所杀，而仲武遂以功名终。德裕之谋，则贽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陈京、赵赞；而贽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龄。其祸皆出于聚敛之臣。贽之贤，非不知也。

帝归自兴元，贽因事言曰：“齐桓公自莒入齐，伯业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为戒。卫献公自齐还卫，诸大夫逆诸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逆于门者，颔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骄心之易生。齐、卫之君，陛下之蓍龟也。”贽言虽切，而帝终不改。吾以为使贽反国，而为鸱夷子皮浮舟而去，则其君臣之间，超然无后患，然后可以言智矣哉。

国无衅，而后可以伐人。冒衅以伐人，敌无衅则己受其灾，敌有衅则我与敌皆毙。楚灵王残民以逞，举思乱之民以伐吴。吴不可动，而弃疾攻之，若升虚邑，灵王遂死于外。齐湣王贪而好胜，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齐国之既病，燕师乘之，遂以失国。自古冒衅以攻人，其祸如此矣。

唐庄宗勇而善战，与梁人夹河相攻，十战九胜，涉河取郓，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诸国。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敌之后，幸一日之安，沉湎声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乱其政，府库之积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国有土崩之势而不知也。一时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识安危之几者。惟枢密使郭崇韬，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见听，求去而不见许，中外佞幸视之仄目。崇韬深病之矣。时方欲伐蜀，崇韬欲立大功，为自安之计，议以魏王继岌为元帅，而己为之副，将兵六万以出。兵不愈时，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敌制胜之功可谓盛矣。然崇韬知蜀之易与，而不知唐之已乱，挈其良将劲兵，西行数千里，虽立大功，而不免谗死于蜀。征蜀之兵未还，而赵在礼为乱河朔。明宗北征，遂与在礼皆反，帅兵南向，克汴入洛，遂无一人能御之者。向使西师不出，蜀虽未下，而京师有重兵，崇韬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动，则庄宗不亡。崇韬不死，祸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韬冒衅以伐人，蹈齐湣之祸，而以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