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编辑后记(1934年) 中华文库

　　△本期里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自然要算小招先生的《参加福州人民代表大会记》了。这篇文字是从福州寄来的。

　　△小招先生提到福州大会时空中飞的飞机，使我们想到这几天中外报纸上记载着飞机在南昌福州漳州轰炸的消息，更使我们回想到去年五六月里北平空中每天飞着的日本飞机。当日本飞机在北平市空中成队飞行的时候，南苑清河的中国飞机都不知道飞到那儿去了！

　　△我们也知道打仗是打仗，说不上什么人道不人道。但我们终不忍不希望各方面飞机上的勇士要想想“杀的是中国同胞，毁的是中国地方”。

　　△吴景超先生的《革命与建国》也是讨论蒋廷黻先生和我在本刊前几期讨论的“革命，专制，建国”的问题的。吴先生是清华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这半年中他在本刊发表过许多篇重要的论文。

　　△陈运煌先生的《冒险过伪国记》是他从德国写给他的朋友吴学蔺、钱临照两先生的长信的一部分。承吴、钱两君抄写送给我们发表，我们很感激。

　　△清华大学沈同先生的短文《民族的优生》，提醒我们一个很迫切的大问题。三十多年前，严复先生译完《天演论》，在自序中说：“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一个民族决不能依靠祖宗的光荣过日。祖宗的光荣是祖宗的，救不了我们亡国灭种的大祸。我们这个民族现在走的没有一条不是民族自毁的路！

　　△何德明先生寄赠一册《幸福的哀歌》（北新书局，价二角半），薄薄的小册子，只有十五首诗，都是很清丽的情诗。我们抄一首我们喜欢念的《你问我》：

　　你问我对你有多少爱？

　　这话叫我怎样回答；

　　正如问天有多少大，

　　谁也不易知一个梗概。

　　你问我对你有多少情？

　　这也叫我无法说明；

　　正如问海有多少深，

　　谁个也不会衡量得清。

　　请你别再问我一个字，

　　你的心也别这样痴；

　　我要爱你爱你到死，

　　你要不要我再起个誓？

　　近来做诗的人好像努力求人不懂，很少有这样流利可喜的诗句了。

　　（适）

　　（原载1934年1月7日《独立评论》第84号）

　　△北平邮政管理局通知我们说：“兹准南京邮局验单内称：‘由北平寄交南京，如皋，太仓，盐城，金山，仪征，涟水，昆山，海门，扬中，阜宁，横林，正义，黄渡，各地之《独立评论》，共一百二十一件，业经首都宪兵司令部邮电检查员扣留，应请通知寄件人。’……”我们现在才知道扣的是第八十一期。这些地方的阅者收不到本刊时，请通知本社。

　　△本期有“闵仁”先生从欧洲寄来讨论“科学种子”的长文，和任叔永先生的答复。他们讨论的原文，题目是“还是心理与人的问题”。我读了他们的辩论，忍不住要唱两句我们做小孩子时惯听着的神童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无论他们的争点谁是谁非，我们总得努力追上前去，做我们在世界科学里能贡献的贡献。

　　△平心说来，“闵仁”先生和叔永先生都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在大体上，我赞成“闵仁”先生的说法：西洋近代科学的种子确是种在西洋古代“那种研究自然的精神”。我们不要忘了，欧克里得的《几何原本》是希腊文化留给后世科学的最大遗产；亚基米德的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搜集研究动植物，也都是实验科学的重要先例。这种种科学遗产，在中古的大学里得着了“再生”的机会，就继续造成近世的科学。反过来看，中国古代传给我们的文化，实在太侧重伦理而太忽略自然了；实在太偏重文字而太不注意实物了。虽有炼丹采药的方士，终敌不过那养神坐忘的道家；虽有格物致知的科学理想，终于因为没有一点研究自然的风气，所以“即物穷理”不久就变成了“读书穷理”。所以我是赞成“闵仁”先生的科学种子说的。

　　△任叔永先生太看重论理学书上所谓“归纳”方法了。科学的方法并不全靠归纳，耶方斯以来早已有许多人说过。几何学就是很明显的例。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知道：单有了科学方法，未必产生自然科学。三百年来的考证学方法是无可疑的科学方法，然而所以终不产生自然科学，只是因为科学方法只用在文字书本上，而不曾用在自然界的实物上。方法固然重要，材料的性质更重要。科学方法用在文字书本上，就产生了科学的考证学（汉学，朴学）；用在自然界的实物上，就产生了自然科学。希腊文化的重要就在它给后世开了一个研究自然的风气。

　　△“闵仁”的理论大致虽然不错，但他太恭维古西洋人了，说他们竟是“为宇宙而研究宇宙”。那是没有的事。科学的起原终离不开人事的应用。就是近世的葛理略和解白勒也都不是为宇宙而研究宇宙。他们都是为人生而研究自然，所以能走上自然科学的路。中国古圣贤的大错误就在妄想离开自然而研究人生。我们的“自然哲学”发达的太早了，庄子淮南子要“不以人易天”；荀子要人“不与天争职”。他们撇开了自然，专说人事，所以断绝了自然科学的路。

　　△中国也不是没有科学的种子。依我看来，至少有两件：第一是我们有个格物致知的科学目标；第二是我们有了三百年的考证学的科学方法。我们今日走进自然科学之林，还不至于完全感觉陌生，只是因为除了西洋人之外，我们中国人还不是完全与科学绝缘的。

　　（适之）

　　（原载1934年1月21日《独立评论》第86号）

　　△本期投稿《论专制与独裁》的作者胡道维先生曾在北平几个大学里担任过政治学的课程，他现在专力翻译政治思想的名著，已译成了Coker《政治思想史料选读》，Merriam的《美国政治思想史》。他在此文中所引的McIver的《近代国家论》也是他新翻译完的一部书。

　　△胡道维先生是《独立》投稿最勤的一位作者，他曾在本刊发表过三篇《权利是什么》，分论英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对权利的见解和保障权利的制度（第四二，四三，四五号）。他又有一篇《宪与宪法》，登在第五十号。

　　△《做好做歹连拖带打》的作者“寿生”先生是一位北平投稿者，住在近人所谓“中国的拉丁区”，他在本刊第八十六期发表过一篇《试谈专制问题》。

　　△“小招”先生曾在本刊发表过两篇文字，一篇是《参加福州人民代表大会记》（第八四号），一篇是《福州经济的崩溃》（第八五号）。

　　△《独立》的读者在这十天以来，一定和我们一样，都很关切翁文灏先生的状况。翁先生于3月16日在京杭国道上因汽车误撞桥柱，受了重伤，因流血过多，曾昏晕至一日以上。当时各地朋友读了初次传出的恶消息，都十分焦虑。幸得京、杭、沪三处朋友协力医护，经牛惠霖、沈克非诸先生诊治，翁先生现已出险。他的脑部虽受震动，并未损伤；面部诸伤，据说都不甚厉害。大概他经过较长期休养之后，可以复原，当消息最坏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写信给人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希有！”还有一位朋友对人说：“翁咏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我们天天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上月二十七夜，独立评论社聚餐，主人家中恰有体重计，我们都试磅自己的重量，翁先生连衣服皮鞋只有九十磅。他笑说：“我又掉了两磅了！”我们都劝他休息，他说：“我明天到陕西去旅行，就是要去休息。只有旅行可以给我体息。”他从西安回来就到南京，从南京坐汽车往杭州，路上竟遇此大险，我们盼望他能利用这个强迫休息的时期，绝对安心静养，——就是周口店再发现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的脑壳出来，他也不必过问！

　　△八十九期汪敬熙先生的《闲谈》（六）评论的一部卫生学，是教育部审定的，文中误记为国立编译馆审定的。汪先生嘱我们替他更正。

　　（原载1934年3月4日《独立评论》第90号）

　　△陶希圣先生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他曾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第二十，二四，三三，七二，七五，八一等号）。他说我的无为政治论是要“在官僚政治之下求一较好的办法”，这句话，我可以相当的承认。可是他又说：“无为政治本是官僚政治之下的最高理想的政治。”这句话似乎未必能成立。德国与日本的官僚政治，何尝不可以大有为？我所以主张无为政治，不过是因为这时候实在不是可以有为的时候。

　　△陈衡哲女士根据她的经验，提出一个关于儿童教育的意见。我们希望她的“学园”可以早日有个出现的机会。

　　△关于林森先生的一篇短文，是我在一个月前为《独立》第八八号写的。那一期有许多好文章，我就把这篇抽出了。今天没有工夫写文字，恰好寻得这篇旧稿，改作了几段，登在这里充篇幅。

　　△“刑天”君是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现在日本读书。他的字迹好难认！他的署名好像是“刑王”，我想起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的诗句，暂定他为“刑天”。倘若我认错了，请他来信抗议。

　　（原载1934年3月11日《独立评论》第91号）

　　△白银问题是今日的绝大问题，我们早就想请专家学者替《独立评论》撰文讨论。现在何廉先生寄了一篇七千字的长文来，我们非常感谢。何廉先生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主任，是《经济统计季刊》的主编者，著有《中国六十年进出口物量指数物价指数及交易指数之说明》等书。

　　△《宪法初稿》公布以来，我们也想参加讨论。本期先发表陈受康先生的讨论。陈先生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他很谦逊的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第一次用白话作文章。

　　△“闵仁”先生现在法国里昂大学研究院。

　　△汪敬熙先生的《科学闲谈》，下期续登。他在第八十九号《闲谈》内提到程瀚章先生的《初中卫生学》，误记为国立编译馆审定的；我们在第九十期曾替他更正，说是教育部审查的。其实教育部也不曾审定。我们收到国立编译馆刘英士先生来信说：

　　程瀚章著《复兴初中卫生学》，未经国立编译馆审定，即由商务印书馆擅自发行。国立编译馆对这本书已审查两次。第一次的总评是：“本书内容错误及欠妥之处甚多，应令修正后，准予审定。”第二次的总评是：“本书虽经修正，但错误之处尚属不少，应再行修正后，准予审定。”

　　（原载1934年3月18日《独立评论》第92期）

　　△《如何提高中国行政效率》的作者赵锡麟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已介绍他自己了。他是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一位专员。他提出的九项办法，我们特别注意他的第四项——限定人数。我们应该记得，在明清两朝的法律里，都有不准添设官吏的严格规定。清律的“吏律”有一条云：

　　凡内外各衙门，官有额定员数，而多添设者，当该官吏（指典选者）一人杖一百；每添三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现在屁股可以免打了，但这条法律的精神似乎还有恢复的必要。

　　△熊十力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特约讲师，是研究佛学很有心得的学者。他在去年五月曾有五千字的长信给我，登在《独立》第五十一号，题为“要在根本处注意”。

　　△章元善先生在华洋义赈会服务了十三年之久，他是最关心农村问题的。他在独立发表过《国难中救灾问题》（第十二号），《皖赣农赈》（第四四号）两篇文字。

　　△我们收到北平邮政管理局第七二一一号公函，知道《独立》第九十一号被南京邮电检查员扣留了一百三十九包。我们自己检查那一期的内容，猜想扣报的原因是一篇论《溥逆窃号与外部态度》的文字。

　　△上一期独立因为印刷所机器损坏了，所以印刷误了一天半，我们希望读者原谅。

　　△我在第九十期的《编辑后记》里谈起翁文灏先生受伤以后的状况，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当消息最坏的第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写信给人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希有！”还有一位朋友对人说：“翁咏霓是五十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我不料这几句话引起了一位“子明”先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这很像一个青年男子跪倒在他底爱人面前所说的话，……未免有些肉麻吧？本来在这‘台里喝采’，‘互相标榜’（引用贵刊同期页一七语）盛行的今日中国，我们是用不着多说的。但这见于贵刊，却不能不使人惊讶了。”

　　我很感谢“子明”先生见教的好意。但我要借这个机会向他说一句话。一个人在他的朋友受伤的消息最坏的时候说的悼惜那个朋友的话，就和他眼里滚出的热泪一样的神圣，是值得人类的同情的，是不应该受轻薄的嘲笑的。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不是至今还能得我们的同情吗？——至于说的话是否过火，自有说话的人负担其责任。

　　（适）

　　（原载1934年4月8日《独立评论》第95号）

　　△在翟象谦先生的《建设问题》的下半篇里，他主张建设要从破坏下手，要多多的扫除一些旧势力。汪敬熙先生在他的《闲谈》（十六）里，也很感慨到今日旧势力的伸张。我很赞成他们俩的主张。在好几年前，我曾指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人权论集》，页一二七）近来提倡国医国拳，反对考古发掘，提倡读孝经，提倡扶轮法会……的先生们，在二十年前何尝不是最新的革命党？今日许多开倒车的举动，根本原因只在一个“陋”字，只在不能认清这个新鲜世界所能贡献给我们的神奇法术。苏俄的革命领袖认清了这个新世界的最伟大的工具是科学与工艺，此外都不足爱惜，所以他们肯把俄皇所藏的一部世界最古的圣经写本卖给伦敦博物院，卖了十万金镑，拿来购买最新的机器。不知道戴传贤、焦易堂、邹鲁诸公看了这一宗交易，作何感想！

　　△再过两期，《独立评论》要满一百期了。我们不打算庆祝这个两周岁的婴孩，只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多给我们寄些好文章来。

　　（原载1934年4月29日《独立评论》第98号）

　　△论“管理的货币”的张兹闿先生在《独立》第九三号，第九七号，曾有两篇论银价问题的文章。

　　△论中国初等教育的爱培尔（J. D. F. Herbert）先生是一位法国人，通晓好几国文字，曾在许多国际会议席上做襄助译述的事业。最近他来游中国，写了这篇富于友意的批评的文章，托北平法文《政闻报》和《独立评论》代他发表。我们托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吴俊升先生代他翻译成中文。我们很感谢爱培尔先生和吴先生的好意。

　　△陈受康先生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在《独立》九十二号有过一篇《论宪法初稿》。

　　△傅葆琛先生是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他诘问我的话，是因为我说过北方没有一个像样的农科大学。这句话似乎不是我一个人的私见。我很盼望农学专家肯平心静气的提出事实来证明这句话的错误。

　　（原载1934年5月6日《独立评论》第99号）

　　△蒋廷黻先生因为今年夏天要往美国去，在出国之前要赶成一些未完的书稿，所以他有许久没有为《独立》作文了。这一期我们很感谢他在百忙中写了一篇长文，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外间有人传说：因为蒋廷黻和胡适之的政治主张不同，所以蒋先生不给《独立评论》作文章了。这是最大的笑话。我们在第一号的《引言》里就说过：“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出了一百期了，议论尽管不一致，辩争尽管很激烈，这一点根本态度是始终不会抛弃的。

　　△通信讨论建设问题的“永分”先生是一位作者的笔名。

　　△顾一樵先生是曾在本刊投过几次稿的顾毓琇先生，他是清华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又曾写过许多篇历史戏剧。他现在四川做考察的工作，他在专门方面的考察，另有报告。这里发表的是他记述风景和社会情形的游记。

　　△丁文江先生的《信仰》，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知道的，所以我们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转录了这一篇短文。

　　△这一期是《独立》第一百期，这一个小小的刊物居然满两周岁了。当我们最初发行这个刊物时，我们的目的不过是想借此逼我们自己多留意一点中国的重要问题，多发表一点负责任的言论，多减除一点我们自己良心上的谴责。这两年来，承国内外许多朋友的同情，赐给我们许多稿件，使我们不费一文钱的稿费，能支持至两年之久。这是我们最感激，同时又最感觉安慰的。我们借这个机会，向这许多好朋友最诚恳的道谢。

　　△我们在最短时期内，要印行一个《〈独立评论〉一百期的索引》。

　　△丁文江先生的《苏俄见闻录》，我们在第八十七号曾登出一条“大吹大擂的预告”。不幸他在这几个月之中，病了两次，旅行了两次，这部游记还没有工夫整理出来。现在他答应在《独立》第百零一期上开始发表他的《苏俄见闻录》，作为《独立》两周年的贺礼。

　　（原载1934年5月13日《独立评论》第100号）

　　△张佛泉先生今年新从美国回来，他现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的编辑部。这回承他抽出工夫来给我们写文章，我们非常感谢。

　　△汤尔和先生最近从日本回来，他的朋友见了他，总要请他谈日本的情形。他如今写了这篇《从日本归来》（题目是我加的），我们读了至少可以知道一部分的日本人对于中日问题的见解。这篇文字里报告别人的谈话，有用虚线表示省略的地方，都是依他原文的。

　　△两年前，周岂明先生最初听说我们要办一个唱低调说老实话的刊物，他就写信给我，劝我不要干这种傻事。其实他心里是赞成这种傻事的。这回这个傻孩子过两周岁，岂明先生特地寄一篇《太监》来，并且说明是“奉贺《独立评论》之百一期”，我们盼望他常时捎点糖果给这个傻小子，不要等到过年过节才送礼。

　　△“涛鸣”先生是国内做研究最高成绩的少数科学家之一，他来谈“科学研究”，一定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丁文江先生的《苏俄游记》，今回正式开始发表了。他在百分忙碌的时候，才写了这一段最有趣味的《楔子》，又被公事打断了，我们盼望他从此一气继续写完这部游记。他的《西南游记》，搁了二十年，我们读了还觉得很新鲜。但苏俄的进步是日新而月异的；他的游记材料若搁在箱子里太久了，就不适用了。

　　△《独立评论》的两周年，恰巧在我的重伤风里过去了。我只能借这个机会，重说我屡次说过的话：我们十分诚恳的向这两年来投稿的许多朋友表示感谢，并且盼望他们继续帮助这个小刊物的长成。

　　△请各位读者注意本期附送的“《独立评论》两周年纪念优待券”，请各位朋友用这券帮助我们征求长期的读者。

　　（原载1934年5月20日《独立评论》第101号）

　　△千家驹先生现在社会调查所做研究。他曾用“一之”的笔名在《独立评论》发表过几篇文字。

　　△有些朋友时时写信来劝我们多登载一些关于思想文艺的文字；其实我们并不曾有意拒绝这一类的材料，不过因篇幅的关系，这一类的文字往往被政治外交经济的讨论挤出去了。我们希望此后可以多登一点比较有趣味的读物。这一期登的一篇《谭嗣同集外文》就是一个例子。

　　△丁文江先生的《苏俄旅行记》，才登出一篇楔子的楔子，他又因中央研究院的公事到南京去了。《旅行记》要停一期才能续下去。

　　（原载1934年5月27日《独立评论》第102号）

　　△“闵仁”是一位留学法国的朋友的笔名，他在《独立评论》里投过不少的稿，有时候又用“弘伯”的笔名。

　　△顾一樵先生的《川游小记》的第一第二段登在《独立》第一百号。

　　△“寿生”先生的文章本是送来贺独立的两周年的；因为我想写一篇讨论的文字，所以压到今天才登出来。我在第九十六号介绍他，曾说他是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后来他对我说，那是我误记了，他今年二十三岁。

　　（原载1934年6月3日《独立评论》第103号）

　　△张弘先生就是“弘伯”，也就是“闵仁”。他在国外留学，却有工夫细读国内杂志上的讨论，还能参加这种讨论，这是我们很惊异的。

　　△熊十力先生现在北京大学讲唯识哲学。他的论文可与张弘先生的主张参看。

　　△胡先骕先生是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所长。他是国内植物学界的一个领袖。

　　△《我所知道的翁咏霓》引起了许多读者来信。现在我们发表了两封。

　　（原载1934年6月10日《独立评论》第104号）

　　△不幸的很，丁文江先生的游记没有寄到，赶不上这期了。

　　△王次凡先生是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在河北大名的师范学校教过书。他这篇文字写他自己家里的经验，写的十分亲切，很有趣。他提出的问题：“农村地主的生活还不如都市的贫民”，是值得大家想想的。

　　△“鸣岐”先生是一位国立大学的法律教授。

　　△何鲁成先生介绍自己是一个青年。他指出的青年的苦痛与出路，我们读了很感动。对于他的三条路之中的“团结”一条，我们格外赞同。现在学校之中太缺乏自动的“读书会”、“学会”一类的组织了。何先生的提议是值得全国青年人与中年人的考虑与实行的。

　　△我的一篇《信心与反省》（第一〇三号）引起了不少的讨论，我们现在先发表吴其玉先生的一篇。

　　△傅孟真先生在“忙的发昏”的时候，居然腾出工夫给《独立》作文字，是编者特别感谢的。

　　（原载1934年6月24日《独立评论》第106号）

　　△郑沛疁先生是今年清华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

　　△闻亦传先生与张锡钧先生都是在北平协和医学校做研究工作的。

　　△寿生先生说我的《信心与反省》错怪了他，读走了他的原文，这是我应该向他道歉的。他的抗议，颇多动了感情的话，我因篇幅的关系，删去了一部分，也要请他原谅。

　　△我的《三论信心与反省》是答上一期吴其玉先生的长文和本期寿生先生的抗议的。关于这个问题，承认多朋友寄稿，我们很感谢；但因篇幅有限，恕不能全登出了。

　　△我们很高兴的报告，翁文灏先生已在六月十六日移出协和医院，回家静养。他的神智已完全恢复，体重已由七十磅回到八十五磅，他已能读书散步，有时还能送朋友出大门了。

　　（原载1934年7月1日《独立评论》第107号）

　　△区少干先生自己介绍自己是“一个逐末的商人”，他在《独立》第七十六号有过一篇《无为与有为》。

　　△“詹詹”女士是在燕京大学做过两年教授的，她今年因为家庭的关系，辞职南去。她来信说，“我现在以去职教员的资格，为燕大说几句话，想也是读者所许可的罢！”

　　△“小文”先生的文字是从绥远寄来的，宋士英先生的文字是从清华大学寄来的，他们都是山西人，说山西的事。“小文”先生说的尤其沉痛动人。

　　△因为宋士英先生谈起“统制经济”的问题，所以我把丁文江先生为《大公报》做的星期论文转载在此，供读者的参证。

　　（原载1934年7月8日《独立评论》第108号）

　　△读了叔永先生《为全国小学生请命》，我们当然对他很表同情。但平心而论，今日的白话文固然有许多毛病可以指摘，今日报纸公文的文言文不通的才多哩！我们盼望将来有人研究今日文言作品，写一篇“为全国人请命”。

　　△“田生”是我们替一位朋友取的笔名，他的原稿用一个“C”字署名，我们嫌它太普通了，大胆替他改了这个名字。他的文章可以和上期（一〇八）里的丁文江先生的《统制经济的条件》参看。

　　△七月四日，法国的大科学家居里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a-Curie）死了。我们感谢衡哲女士为我们写篇哀悼她的短文。衡哲女士在《独立》第四十四号里发表一篇《居里夫人》，叙述很详细，读者可以参看。

　　（原载1934年7月15日《独立评论》第109号）

　　△周先庚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实验应用心理学教授。参看《独立》第一〇七号郑沛疁先生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心理学》。郑先生是周先庚先生的学生。

　　△“励民”先生在《独立》第一〇五号有过一篇《英国国库之1933年度决算盈余》。

　　△衡哲女士的《从北平飞到太原》是她第一次飞行的印象。此次同行的蒋梦麟先生也应许我们一篇记载太谷教育的文章，下次可以登出。

　　△七月十四日北大教授刘复先生死在北平协和医院。他的病是“回归热”，加上黄疸病，又因心脏不强，就至于无救。回归热的病菌，在内蒙古一带，往往由蚤虱传染，土人称此病为“蒙古伤寒”。刘先生此次冒大暑热，到绥远调查方言，搜集歌谣，直到百灵庙，途中得病，他还扶病工作，可说是为学术尽瘁而死。我们感谢他的旅伴白涤洲先生（北大研究院语音实验室的助教）在百忙中给《独立评论》写这篇哀悼的文字。刘复先生，号半农，江阴人，生于1891年，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死时仅年四十四岁。他的著述甚多，最近编《半农杂文》第一集已印成，日内在北平出版，他已不及见了。

　　（原载1934年7月22日《独立评论》第110号）

　　△最近美国的工潮，因为旧金山的总罢工，颇引起了中国报纸的注意。但因为记载太简略了，我们至今还不曾看见有系统的说明与评论。我们现在请张兹闿先生为《独立评论》写这篇《美国的工潮》，使国内读者可以明了美国最近一年来各地发生的工潮的争点所在。本来罗斯福总统的复兴政策是一种和平的革命，含有节制资本，扶助劳工的用意，所以政府制定业规的总则里一面减少工作时间，维持最低工资标准，一面承认劳工组织对资方的“团体的磋商”（张先生译为“共同议价”）的权利。在这种明白示意之下，劳工组织的活跃是自然的现象；而雇主方面的恐慌，猜疑，顽固，舞文巧避，都自然增加劳资之间的冲突。依现时的情形看来，美国工潮的结果当然是劳工运动的突飞的进步，组织加大，势力加强，地位加高。张先生虽说这些工潮不是一种政治的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当然富有极大的政治意义。在美国的经济组织之下，节制资本不是容易的事。培养劳工运动的力量正是政府制裁资本统治工业的一种最有力的工具。这是复兴政策之下的工潮的政治意义。

　　△顾颉刚先生是不用介绍的。他是一位埋头做历史研究的学者，但我们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那学者的长袍底下遮着一腔最热烈的社会同情心和社会改革的志愿。这一篇《旅行后的悲哀》一定可以引起读者无限的同情。

　　△蒋梦麟先生的《太谷之行》和上期登出的衡哲女士的《从北平飞到太原》互有详略，可以参看。

　　△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副教授，他这篇回忆刘半农先生的文字，可以和上期白涤洲先生的《悼刘半农先生》参看。

　　△吴景超先生的好朋友梁实秋先生常说：“景超是个顶聪明的人，学什么都好，只是不应该去学社会学！”实秋对于社会学是有成见的；可是我们每读景超先生的文章，总觉得社会学应该是“学什么都好”的顶聪明人才配学的。不知实秋先生以为如何。

　　（原载1934年7月29日《独立评论》第111号）

　　△陈之迈先生是哥仑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现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宪法等科。他这篇批评宪法修正稿，虽然也有我们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我们觉得是很能指出修正稿的得失的一篇文字，值得关心宪法的人的注意。

　　△申新纱厂的失败，是今日实业界的绝大事件。“旁观”先生的讨论，劝债权人眼光注射到大利害上，以保存申新为救济原则，这种看法是我们最赞同的。

　　△“了一”先生与何鲁成先生的文章都是讨论“中小学文言运动”的（参看《独立》第一〇九号）。这个问题，我们本不愿继续讨论；但因为他们两位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了一”先生论今日拥护古文的人实在不通古文的一大段）都有一些未经别人说过的意见，所以我们把这两篇都在这里发表了。“了一”先生是一个国立大学的语音学教授；何先生是南京一个中学的教员。

　　△丁文江先生的《苏俄旅行记》的续稿还不曾寄来。

　　（原载1934年8月5日《独立评论》第112号）

　　△周先庚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在《独立》第一一〇号有过关于心理建设的文章。

　　△“古舞”先生通信内提及的“二月底通信”，登在《独立》第九十六号，题为“救救四川”。

　　△张景钺先生是北京大学的生物学系主任。他信内提及的张锡钧先生的文字，登在《独立》第一〇七号。

　　△江绍原先生是国内研究宗教史与民俗学的专家。他近年住在北平，专心做着书译书的工作。

　　△丁文江先生的《苏俄旅行记》稿子至今还没有寄来。他现在威海卫陪翁文灏先生。

　　△我在第一〇六号的《后记》里，曾用“忙的发昏”四个字介绍傅孟真先生。昨天（8月5日）他和俞大彩女士在北平结婚。在座的客人大概可以明白我在一个半月前用那四个字并非过当吧。

　　（原载1934年8月12日《独立评论》第113号）

　　△孟真先生在蜜月中给《独立》赶成了这样重要的一篇文字，这是我们最感谢的。

　　△小招先生是福州的一位投稿者，他在《独立》第八四，八五，九〇号有过三篇文字。

　　△小招先生的文章，我们读了，颇有一种复杂的矛盾的感想。他信仰自由，“要有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同时他又主张打倒一切宗教，限制他们的宣传。这岂不是矛盾吗？他在开篇主张“目前对各种宗教信徒的信仰生活和宗教行动，在不妨害公安或公益的范围之内，我们许给他们以绝对的自由”。但他在篇末又主张“限制宗教宣传，加以合理的检查，宗教仪式不得无限制的随便举行”。这又岂不是矛盾吗？我想小招先生并不是不明白这种矛盾；他是诚心信仰“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的，但他在那个传教气味最浓的福州城，忍受不住那浅陋的宣教师的麻烦，又看不起今日全国迷信气焰的高张，所以他有这样一篇反宗教的提议，顾不得他的主张的矛盾了。其实这种矛盾是很基本的，是无法避免的。要“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就不能打倒一切宗教；要打倒一切迷信，就不能有那“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小招先生不赞成苏俄反宗教的方式；可是苏俄的方式是反宗教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天下决没有在“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之下可以打倒一切宗教的。

　　△小招先生的矛盾，我想，都是因为他不曾分别他私人的立场和他所希望的政府立场。一个私人尽可以一面绝对不信宗教，一面又可以主张“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可是一个政府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新时代，是不能迷信那十八世纪的绝对自由论的。在绝对自由论之下，吸鸦片也是个人的自由，打吗啡也是个人的自由。然而现代的政府大都明白这种自由是不应该受保障的了。在同样的逻辑之下，如果一个政府承认某种宗教迷信是有害于国民的理智的健康的，——正如鸦片有害于国民的身体的健康一样，——那么，那个政府对于这种迷信应该有“合理的检查”，应该有相当的取缔。这不是“打倒一切宗教”，也不是“包容一切”。这不过是二十世纪的政府对人民应该的一种责任。——这样的把私人的立场和政府的立场分开来说，也许可以避免一部分的矛盾吧（小招先生此文原题为“反宗教运动引论”，我因为上述的一些矛盾，所以大胆把他的题目改了）？

　　△关于这个宗教问题，我们将来另有专文讨论。

　　△容肇祖先生现在是北平辅仁大学的教授。

　　△曹翼远先生是在南京市政府服务的。

　　（原载1934年8月19日《独立评论》第114号）

　　△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要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

　　△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

　　△《乡音》的作者王伏雄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这篇文字写的凄惨极了，我们读了很感动。

　　△吴晗先生是清华大学史学系本年毕业的，现在清华作助教。关于本年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下一期还有别位阅卷先生的文字发表。

　　（原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第115号）

　　△因为远东国际形势的骤然紧张，又因为现在国内的舆论似乎太不注意这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傅孟真先生把国医的讨论搁起一期，先给《独立》写了一篇讨论日俄关系的文章。

　　△“寿生”先生的小说《新秀才》写的是贵州的情形，据他说：“这篇文章全是实情，只怕说的不够，断不会说过火。”读者对于这个问题若有兴趣，请参看我在《大公报》（8月19日）发表的一篇《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转载在《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四期）。

　　△上期发表了一篇《中学历史成绩》，这一期又发表一篇《中学地理成绩》。这篇的作者杨遵仪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员，最近他得了北平研究院的地学奖金。

　　△丁文江先生在长江轮船上用航空快信寄来这段《苏俄旅行记》，我们十分感谢。不过他说，下星期他又得告假一次了。

　　（原载1934年9月2日《独立评论》第116号）

　　△傅孟真先生这一周有点小病，——我问他是不是伤风，他说，不是，是流行性感冒，——他许下的文章要搁一期才能做。

　　△我们收到的关于国医问题的讨论，都送给孟真先生看去了。

　　△写《苦旱的故乡》的吴辰仲先生，是从浙江金华出来的一个青年。他现在交通大学研究所做书记，想积几十块钱明年进大学。他描写的故乡，和《独立》一一五号王伏雄先生的《乡音》描写的故乡相去很近，读者可以参看。

　　△艾莲先生的《如此贵州》是从重庆寄来的。

　　△甘肃通信半叶，是从一位朋友收到的通信上剪下来的。

　　△这一期有三篇描写各地人民苦痛的文字，一篇写西南的贵州，一篇写西北的甘肃，一篇写向来富庶的浙江的一县。我们读了这些文字，真有无限的感慨。我的盼望各地的朋友给我们写这样的文字来。我们不能鼓吹休明，也不配统制文化，只希望做个献“流民图”的郑侠而已。

　　（原载1934年9月9日《独立评论》第117号）

　　△傅孟真先生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前半，都登在第一一五号上。

　　△邵德润先生的《哀江南》，写的也是浙东的一县。他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他来信说：他看了《独立》第一一五号王伏雄先生的《乡音》，才写这一篇。王伏雄先生的家乡是邵先生的邻县。

　　△许多少年人每苦于作文没有好材料。其实材料是遍地遍人间都有的，真所谓“俯拾即是”了。少年人不肯“俯拾”，偏要高攀：不肯写眼前的生活，偏要搬弄口头的名词来变戏法，所以写不出好文章来。如王伏雄先生的《乡音》，如邵先生的《哀江南》，便是用眼前现成材料，老老实实写出来的好文字。

　　△我们登载了许多描写农村痛苦的文字，也看了无数谈农村救济的文字。昨天在《大公报》上读了吴景超先生的一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我们觉得这是第一次有人抓住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所以把全文转载在这里。我们还希望吴先生将来要多多的发挥这一个扼要的论点。

　　△张民觉先生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助教。

　　（原载1934年9月16日《独立评论》第118号）

　　△“九一八”的纪念文字，《独立》里有过这些：

　　《“九一八”一年了》（孟真，十八期）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十八期）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蒋廷黻，十八期）

　　《九一八——两年以后》（蒋廷黻，六十八期）

　　△但我们在“九一八”三周纪念日最不可不读的，是本期里“小招”先生的《强暴下的罪恶》一篇。我们十分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细读这一篇哀喊的文字。

　　△吴其玉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近年很留心研究中国边疆的问题。

　　△“寿生”先生的小说用了不少的贵州土话；但我们希望读者们不会让这几句土话埋没了这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

　　（原载1934年9月23日《独立评论》第119号）

　　△宋益清先生从成都寄来的《从四川匪区回来》，是一篇很有史料价值的文字。他自己说他“匍伏在乱纸，灰泥，粪便中，寻找我认为值得珍贵的材料”，他有了这种史学家的精神，他的记载自然可以当作史料读了。

　　△张心一先生是一位农业统计专家，又是甘肃人，他论“开发西北农业”的文章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读者可以参看《独立》第三第四期里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

　　△讨论《国医》问题的文字，本期先发表一篇。“志云”先生是天津一个纱厂的会计。孟真先生答语里猜想他是一个“行中医者”，不知有错否？因篇幅关系，我大胆删去了此文的一部分，要请“志云”先生原谅。

　　△提到了翁文灏先生，我们很高兴的报告；他的身体已经复原了，前天他还答应我不久要给《独立》写文章了。

　　（原载1934年9月30日《独立评论》第120号）

　　△徐敦璋先生是南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是最熟悉国联的组织和历史的。他评论《中国运动国联理事连任失败之意义》的长文，剖析国联的形势最清楚，大可以补救我在上期写的短评的许多缺陷。

　　△鲁学瀛先生从南京寄来《四川》一文，题目是我改的，文字也因篇幅关系删去了一部分。他今年春天曾在四川大学教课。

　　△“满洲国”视察的记载，是Manchester Guardian的驻中国记者田伯烈先生的通信稿，前半是朱企霞先生译的，后半是本社中人译的。

　　△“国医”问题的讨论，我们先后发表了两篇，这一次讨论的作者刘学浚先生是一位研究实验语音学的学者。

　　（原载1934年10月7日《独立评论》第121号）

　　△陶葆楷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教授。他的《绥萨旅行观感》，记载绥远民生渠一带的情形，是最值得读的。

　　△陶先生报告民生渠的工程的失败，使我们回想起翁咏霓先生在《独立》第五号发表的《建设与计划》一篇文字。

　　△我们近来收到了许多描写各地农村苦痛的文字，大部分都是很值得读的。现在先发表“季珍先生”的《故乡之今昔》。前几次我们发表的都是描写浙江农村的。“季珍”先生写的是河北井陉县的一个村庄。

　　△敦福堂先生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助教。

　　△“明生”先生是我们最敬爱的一个朋友，他最爱读书，又喜欢闲谈。现在他开始给《独立》做一些读书的闲谈，准备每两周写一段，所以题为《双周闲谈》。

　　△关于“国医”问题，我们也收到一些赞成孟真先生的主张的文字。因为篇幅关系，我们现在暂且停止这个问题的讨论了。

　　（原载1934年10月14日《独立评论》第122号）

　　△这一期里，我们又发表了两篇描写农村苦痛的文字。写浙东缙云县的张公量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写河北大城县的董浩先生是辅仁大学的学生。

　　△蒋廷黻先生从莫斯科寄来了两段游记，今天先登出第一段。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一篇，可以补充我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第一一七期）和《双十节的感想》（第一二二期）的不足，所以转载在这里。

　　（原载1934年10月21日《独立评论》第123号）

　　△翁咏霓先生果然写了一篇文章送来了！我知道国内外无数读者看了这篇文字，知道他果然从九死一生中完全恢复了他的健康，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蒋廷黻先生从莫斯科来信，说他的游记的第一部分——从中国起程到离开苏俄，——大约共有七篇，现在我们已收到三篇了。我们因此有点替丁在君先生着急：大概蒋先生的苏俄游记要赶在丁先生的苏俄游记之前登完了！

　　△我前回介绍“明生”先生的《双周闲谈》时，说错了一句话。我说他要写一些“读书的闲谈”，他后来对我说：他要写的不全是读书的闲谈。果然，他的第二周就不关读书了，这回的题目是“太太救国论”。

　　△《独立》第一二一号十一页第九行译田伯烈先生的文字中有音译的“嘉木寺”一个地名。我们感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药雨先生来信指出，这地名应作“佳木斯”，其地在松花江下游，属吉林省桦川县；佳木斯即是那县城一带的古地名。

　　△我们很感谢张兹闿先生给我们写了一篇《财政部开征银出口税》。张先生在《独立》上发表过好几篇关于银价问题的文字（第九三号《提高银价对策之商榷》；第九七号《再论银价问题》；第九九号《管理的货币浅说》），读者可以参看。

　　△在这一期里，我们又发表了两篇描写内地农村苦痛的文字。一篇《如此天堂》写的是浙江海盐，硖石，王店一带的旱灾区域：作者徐燮祥先生，生长在硖石，现在住在硖石，海盐是他的祖居，所以他能说他记的是他“耳闻目睹的事”。

　　△还有一篇是郑达泉先生写的《谈谈广东的乡村》，作者介绍他自己是一个小学教员，他写的是广东三水县的乡村。

　　△徐燮祥先生写的浙江农村的蚕业，使我们想起茅盾先生前年发表的小说《春蚕》。《春蚕》所写的地方似乎是嘉兴一带，徐先生写的王店也是属嘉兴的。茅盾写的时代是在旱灾之前两年，那时农家的经济情形已够可怜了，何况在这大旱灾之后呢？（近年新出的小说，《春蚕》是最动人的第一流作品，我们在这里附带介绍给不曾读过此书的读者。）

　　（原载1934年10月28日《独立评论》第124号）

　　△吴景超先生的长文《我们没有歧路》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应该可以矫正今日所谓“农本政治”，“以农立国”等等错误的议论。他在《独立》第四十号上发表过一篇《都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又《独立》第一一八号转载他在《大公报》发表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都是发展同样观点的文字，读者可以参看。

　　△翁文灏先生来信说：“弟又为《独立》做了一篇。”就是这篇材料丰富又最有趣味的《中国的土壤与其相关的人生问题》。前几年，有人提议要做中国土壤调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拿出一笔经费来，委托北平地区调查所办理这件全国土壤调查的事，这就是翁先生文中说的“兼管土壤调查”的历史。这篇文章与翁先生在《独立》第三第四期发表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都是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重要材料，不仅仅是翁先生很谦逊的说的“不过是一般社会应该知道的几点常识”。

　　△我在第八十三号的《编辑后记》里曾提起翁文灏先生“说他自己不很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的别号，更不得意的就用他种笔名”。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顾到翁先生是一位最谦卑的人，他从那回以后就不好意思再用“翁文灏”的名字在《独立》上发表文字了！这两期他的文章原来都署名“咏霓”，都是编辑人替他改过来的。我这样泄漏“编辑室的秘密”，不但是向他道歉；并且借此声明上述的翁先生作文署名的通则，因为泄漏了，所以作废了！

　　△谈《工业心理技术》的郑丕留先生，他在本文之内已指出，就是《独立》第一〇七号讨论“我们需要怎样的心理学”的郑沛畛先生。

　　（原载1934年11月4日《独立评论》第125号）

　　△陈之迈先生在《独立》第一一二号曾发表一篇《读宪法修正稿》，这回他又替我们写了一篇《评宪草》。他这两篇文字可以参照看看。例如此文中提及修正稿中的“变相总统制”，他在第一一二期（页七）有简要的说明。

　　△陈西滢先生（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苏俄的青年》，是他在武汉大学的一篇讲演稿。他自己说，此文的材料大半根据Klaus Mehnert的Youth in soviet Russia（1933）。西滢先生的讲演全文有八千多字，材料是最扼要的事实，文字是他最擅长的明快生动的文字，《独立》的读者不可不读这篇最有趣味的长文。

　　△蒋廷黻先生的第五篇游记——《苏俄的英雄》——我们本想留在下一期发表。后来我们觉得这一篇最可以和西滢先生的一篇相印证，所以我们决定提前在这一期里登出来。《苏俄的青年》和《苏俄的英雄》共占了十四页篇幅，这一期真成了“苏俄专号”了。

　　（原载1934年12月2日《独立评险》第129号）

　　△在这一期里，清华大学供给了三篇文字：周先庚先生是心理系的教授，洪思齐先生是地学系的讲师，李侠文先生是学生。清华大学真是独立评论的好朋友，差不多没有一期《独立》上没有清华园寄来的文字。

　　△徐中玉先生是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生。

　　△这几期因为篇幅的关系，把一些记载各地人民痛苦的文字都搁下来了。这期里徐中玉、李侠文两先生的文字都属于这一类。

　　（原载1934年12月9日《独立评论》第130号）

　　△王子建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他论“棉纱统税”的一文，立论很平允，很值得财政当局的注意。

　　△张佛泉先生是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的记者，现在北京大学政治系做讲师。

　　△有人说，北平的沙滩一带，从北河沿直到地安门，可说是北平的“拉丁区”。在这里，有许多从各地来的学生，或是预备考大学，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听”，或是自己做点专题研究。北大的“偷听”，是一个最有趣的制度：“旁听”是要考的，要缴费的：“偷听”是不考的，不注册的，不须缴费的。只要讲堂容得下，教员从不追究这些为学问知识而来的“野”学生。往往讲堂上的人数比点名册上的人数多到一倍或两倍以上。“偷听”的人不限于在沙滩一带寄住的学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学生，但多数是那个“拉丁区”的居民。——“寿生”先生也是这个“拉丁区”的一个居民，他这篇《走直道儿》里就用了不少关于北大的琐事做材料。他在“拉丁区”里听来的舆论，得来的观察，也许是我们大家都乐意听听的罢。

　　△贺岳僧先生是湖南人，他这篇文字是响应吴景超先生的《我们没有歧路》（《独立》一二五号）的。

　　（原载1934年1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31号）

　　△这一期又有两篇讲人民痛苦的文字：一篇《盐民的生活》的作者王明先生是北大的学生；一篇《农村经济一夕谭》的作者关玉润先生是辅仁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山东济宁代庄的崇德师范服务。

　　△《语言的变迁》的作者“了一”先生，读者大概知道是清华大学专任讲师王力先生。

　　△“寿生”先生又用他的贵州土白写了一篇小说，下期可以登完。

　　△蒋廷黻先生又寄了一段游记来，写的是苏俄的娱乐。我们看他记的莫斯科戏剧的新倾向，也可以明白苏俄这回延请梅兰芳先生去演戏不是完全无意义的。

　　（原载1934年12月23日《独立评论》第132号）

　　△这一期有三篇讨论《民主与独裁》的文字：一篇是丁在君先生在《大公报》上驳我的原文，一篇是我答他的一篇短文。还有“明生”先生的《双周闲谈》也是论这个问题的。这一期也可以说是一个“民主与独裁”的专号了。

　　△蒋廷黻先生曾发表过一些赞成专制的言论。但他在他的游苏联最后感想中，却很明白的指出中国的统治阶级太落伍了。这是中国最吃亏的一点。这个观察，我们认为很对的。但我们要问：统治阶级这样落伍的国家，是不是配行新式独裁的政治？我们疑心蒋廷黻先生的专制论似乎有点转变了罢？

　　△《中国与国际》的作者张忠绂先生是北京大学政治系的主任教授。在这个大家漠视世界国际形势的时候，他的警告是值得政府的深切注意的。

　　△这一期出版的时候，已是民国廿三年除夕前一天了。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给国内外的读者贺新年，很诚恳的祝祷我们的国家在这一年里无灾无难的天天有进步！

　　（原载1934年12月30日《独立评论》第133号）

1. ↑ 编者按：《编辑后记》均在《独立评论》每期后面，现将本年度胡适所写作的《编辑后记》放在一起按时序排列，编号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