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编辑后记(1935年) 中华文库

　　△不消说得，我的第一句话是谢谢吴景超先生替我编了好几期的《独立》。我刚从吴先生的手里把《独立》接过来，又因病把编辑的事托给任叔永先生。我要借这个机会报告：《独立》在他们编辑的时期，增加了好几百份的销路。

　　△在这个全国人和全世界注目到中日问题的转变的时候，我们极诚恳的盼望政府领袖诸公留意孟真先生的《中日亲善》一篇文字。这两天日本通信社的电报说广田外相不久要亲自到南京来。他若真来，必定是准备了方案来的。我们切盼我们的外交当局也得要做一番最努力的准备工作。孟真说的“准备各种的变局，两国间的及世界的”，这是最扼要的忠告！

　　△顾敦吉先生记述他在伪国作官的故事，我想读过的人没有不受感动的。

　　△“柯桑”是一个清华大学学生的笔名。他的《一个看法》是他肯用心思把中国许多问题细细想过得来的结论。

　　△我把我的一篇《大公报》星期论文转载在这里，因为这篇文字和《独立》里的许多文字都有关系。我盼望这个民主与独裁的争论，现在可以暂时告一个结束。

　　（原载1935年3月10日《独立评论》第141号）

　　△在陈序经先生的长文里，他提起吴景超先生曾把我算作主张文化折衷的一个人，这一点大概是吴先生偶然的错误。但陈序经先生也说我“虽然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个看法也是错误的。我前几年曾在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里发表过一篇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手头无此册，记不清是那一年的年鉴了），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知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徒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的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来也许作专文发表。此时我只借此声明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

　　△衡哲女士幼年曾经为了婚姻问题作过奋斗。她的一篇《父母之命与自由结婚》，是一个吃过苦的大姊姊，因为对于一班年青弟妹的同情，特别向社会提出的忠告。

　　△我们很感谢蒋梦麟先生让我们发表他的《菲岛游记》。

　　（原载1935年3月17日《独立评论》第142号）

　　△前几天纽约罗氏基金附设的中国医事基金董事会代表福司狄克（Raymond B. Fosdick）先生看见报纸上清华学生被捕的事件，他问我：“中国有没有人身保障法（Writ of Habeas Corpus）？”我告诉他：“《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第八条规定的是人身保障法。”他很奇怪的问道：“那么，这些年轻小孩子被捉去了，怎么他们的家庭不用这条宪法去请求法院提人呢？”他是美国的第一流大律师，我实在想不出话来回答他，只好红着脸请同座的林行规大律师去陪他谈，我就托故走开了。

　　△最奇怪的是3月5日政府刚下保障自由的令，墨还未干，各地就有大批拘捕学生的事。难道真如日本有吉公使的报告，保障自由令只是为了保障贩卖日货的商人的吗？

　　△这一期有两篇论清华学生被捕的事，一篇的作者张荫麟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一篇的作者李树青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吴辰仲先生是北平交通大学研究所的一个职员。

　　△《独立》的老友董时进先生现在江西办农村复兴的事业。他来信说：“久不为《独立》作文，文思大退了。”果然，他这回写的是文言文！

　　△王了一先生（力）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专任讲师，他这篇讨论“别字”的文章，应该和朱佩弦先生的《论别字》一篇（一三九号）参看。

　　△这一期稿件太多，我的《南游杂忆》告假一期。

　　（原载1935年3月25日《独立评论》第143号）

　　△陈之迈先生是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在《独立》上发表过好几篇文字。他这一篇《论司法制度与人才》的文章，指出培养司法人才的需要，在大家轻视法科教育的今日，这是沙漠里的喊声，值得我们注意的。

　　△欧洲的大学，最古的有两个，都有一千年的历史：第一个是意大利的沙来诺（Salerno），是个医学院；第二是意大利的波罗匿耶（Bologna），是个法学院。医药是救护人的生命的，法律是保护人的权利的。我们中国人向来都轻视这两件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医学与法律向来都不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先知的王荆公把律学列入太学，曾受那绝顶聪明的苏东坡的讥讽。今日法科教育之受人轻视，虽然也因为法科多办的不好，其实一半也是因为几千年来轻视法律刑名的心理习惯在那儿作怪。一班妄人颇嫌今日律师太多，其实中国今日正嫌法家太少。西洋国家政治，无论是地方或中央，至少百分之九十在学法律的人的手里，所以国家与社会的秩序都比较安定。今日的中国正应该尽力整顿法律教育，养成多数的大法学家与大法官。“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这话在东坡当日是一句轻薄的讥讽，在我们今日实在是郑重的忠告。

　　△前两三个月，萨孟武、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颇引起了南北各地人士的注意。南京、上海、北平都曾有“座谈会”的召集，专讨论这篇宣言，各杂志上也都有讨论的文章。《独立》第一三九号有吴景超先生的《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第一四二号有陈序经先生的《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十教授的宣言出来时，我正在南方旅行；我回到上海时，就有许多朋友来问我的意见。我因为不久就病了，不曾有作文讨论的机会，只在第一四二号的《编辑后记》里，略略表示我的一点意见。上星期日，因为北平文化建设协会召集座谈会讨论这篇宣言，所以我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星期论文，评议此文。现在我把这篇文字收在本期，供《独立》的读者的参考。今天又在《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二期里的读张佛泉先生的一篇《西化问题之批判》，他的论点有一大部分和我此文的主张相同，读者也可以参看。张佛泉先生说：“若在没开诚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自己的文化消灭，那便仍是一种变相的保守主义。”这个结论是我完全同意的。

　　（原载1935年4月7日《独立评论》第145号）

　　△国立山东大学政治学教授杜光埙先生寄了一篇长文来，叙述欧洲独裁政治的结果。我们本来说过希望民治与独裁的讨论暂时作结束了。杜先生的文章虽然颇有赞助民主主张的嫌疑，但因为他叙说的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破例刊登了这篇文章。

　　△近来读经问题颇引起了一点注意。傅孟真先生最近发表的《论学校读经》是很值得读的，所以我们转载在这里，我也因为这篇文字的启发，补充了一篇文字，帮他做一个呐喊队员。

　　△陶希圣先生最近（4月2日，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为什么否认现在的中国》，是批评我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他的论题，我至今还不很明白。但他的结论说我“为了反对陈济棠的读经，便否认人们把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看一切，那是迁怒，不是逻辑”。如果我的原文（《独立》第一四五号转载）有可以使陶先生得这结论的字句，我很抱歉。但我要郑重声明，我是因为不满意于中国固有文化而反对读经，并不是因为反对某人的读经而反对十教授的文化建设论。

　　△讨论刘景桂杀人案的作者俞大彩女士是傅孟真先生的夫人。

　　△我们收到了北京大学教授毛子水先生的一封来信，讨论一个“别字”，他说：

　　编辑先生：

　　《独立评论》第一四三号了一君《文字的保守》文中有云：

　　第二是“鱼目混珠”式的别字。……例如“订婚”，现在已有些人写作“定婚”。

　　了一君以“定婚”为“订婚”的别字。我以为适和历史的事实相反。今俗间“下定”“定亲”“定聘”诸词都作“定”不作“订”。见于俗用文中的，有所谓“文定”，当即从《诗•大明》“文定厥祥”一语而来。郑笺以为指纳币言，可见汉世即已言“定”了。“定”的意义就是“决定”。司马氏书仪于纳吉下注云：“婚姻之事于是定”，便是这个意思。三十年以前，没有写“订婚”的；要有，亦可看做“定婚”的别字。今俗所用“订”字，当由“订约”一语而来，含有“平议”的意义。“订约”亦可名为“定约”，于是便有把“定婚”写做“订婚”的了。

　　（原载1935年4月14日《独立评论》第146号）

　　△余景陶先生是北京大学教育系的讲师。

　　△知堂先生是大家都知道的周作人先生。他这篇《杨柳》实在是一篇作文教授法。

　　△纪念“五四”的文字，本是沈从文先生要我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的，写成之后，我自己觉得够不上“文艺”，所以留在这里发表。

　　△下一期（第一五〇号）是《独立》第三年的末一期了。我们打算在第一五一号稍加一点篇幅，不是要替这个三岁孩子做生日，只是想借此多收一些好文章。爱护这个孩子的朋友们，请多给他一点糖果罢。五月十二日截止收稿。

　　（原载1935年5月5日《独立评论》第149号）

　　△张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现在参加“西北调查团”的旅行，这篇文章是他从青海西宁寄来的。他在艰难旅行中给《独立》写这样长文，我们很感谢他的厚意。

　　△张培刚先生现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他在《独立》一三八号里写过一篇《第三条路走得通吗？》

　　△张熙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政治哲学教授，他今年在休假期中。

　　△薛容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这一期是《独立》第三年的最末一期了。在这三年之中，我们的许多朋友——有许多是我们没有过面的——很慷慨的，很热心的给《独立》写文章。三年之中，我们没花过一文钱的稿费，然而投稿的人只见增加，近来更是大大增加。各地朋友的热诚，真使我们万分感谢，使我们在辛苦困难中得着绝大的安慰。

　　△我们借这个机会报告：《独立》这两期已销到七千份了，虽然广东近来不许《独立》入境。这个说平实话的报能销到这个数目，这也给我们不少的安慰。

　　△我们希望下一期能出一册比较扩大的纪念号。

　　（原载1935年5月12日《独立评论》第150号）

　　△这一期共有十二篇文字，作者多是《独立》的读者熟悉的人，多不用介绍了。

　　△陶孟和先生曾用笔名在《独立》上发表过几篇文字，这回是他第一次用真姓名给《独立》作文。

　　△沈从文先生第一次为《独立》作文，我们希望他平时也肯送给糖果给这小孩子。

　　△吴有训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现任物理系主任。

　　△陈衡哲女士在《独立》第一四五号上登出一个调查小学儿童健康的表格后，收到不少的答案。这里登出的长文是她费了五个半天整理出来的结果。

　　△请各位读者注意我们随报附送的三周纪念优待卷。

　　（原载1935年5月19日《独立评论》第151号）

　　△张熙若先生的文章也是送给《独立》过三周岁的糖果，但因为他自己的孩子有病，所以他送给我们的糖果就迟了几天，只好留在这一期发表。

　　△论黄河工程的张仲伊先生，是清华大学工学院的教授。论读别字的王了一先生，是清华大学文学院的专任讲师。论文、法科的地位的池世英先生，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加上张熙若先生，他也是清华大学政治系本年休假的教授。这一期真可说是清华园的朋友包办的了。

　　△关于读别字和写别字的问题，我主张我们应该采用荀卿在两千多年前说的话：“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名即是语言文字里用的“字”。语言文字都是依据大家的一种相互了解的。这种相互了解即是荀卿说的“约”。大家都承认了，就是“约定”；成为习惯了，就是“俗成”。约定了，用惯了，就是“宜”，就是不错的。

　　△先说“写别字”。最奇怪的别字是“这”字。字书上，“这”音彦，迎也，绝无“此个”之意。据钱玄同先生的推测，古时只有“者个”，有时写作“遮个”，抄写的人把“遮”字写成简笔的“这”，后人不知是“遮”字，就写作“这”字了。一千年来，约定俗成，这个别字就成了正字了。后世编字典的先生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个“这”字了。

　　△这一类的“别字”多极了，真是举不胜举。例如“他”字就是“它”的别字。“你”字就是“尔”的别字。例如说“他有一种很利害的毛病”，据章太炎先生说，毛病的“毛”是“瘼”的别字；又近年有人嫌“利害”不通，往往写成“厉害”。又如“账簿”的“账”，古人本作“帐”；但今人若写“帐目”“帐簿”，也许有人要认作别字了。此等别字，既经约定俗成，都应该认为正字。

　　△次说“读别字”。“这”字本音彦，然而大家都读为“者”，“者”音既约定俗成，就是正音了。又如“铅”字，字典音“延”，但我们现在都读“愆”音，这就是正音了。再举个极端的例，我常听见有人读 “酗酒”作“凶酒”，这是读偏旁的错误；然而几十年后，也许大家都不认得这个酗字的“煦”音而都读“凶”音了，那也可以说是正音了。

　　（原载1935年5月26日《独立评论》第152号）

　　△“寿生”先生的《文化单位论》是一篇很彻底的主张世界化的文字。

　　△北京大学的张忠绂先生，因我们的请求，临时赶成一篇讨论暹罗华侨问题的文字，我们很感谢。

　　△符致逵先生告诉我们：他在国外研究合作主义及在国内讲授合作课程，计共九年。他这篇提倡耕种合作的文字一定是值得读的。

　　△王炳先生不愿意留下他的职业和住址，但我们从他的文章里知道他是在清华大学读过书的。关于留学的问题，我对他这篇文章的主张很表同情。

　　（原载1935年6月2日（《独立评论》第153号）

　　△写《中国劳工问题在那里》的黄开禄先生，是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他不久就要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专研究劳工问题。我们很感谢他把这篇调查报告给我们发表。

　　△“长孙密云”是一个清华大学本年毕业生的假名，他的文章我读了很感动，因为这确是一个战士上阵之前的一种真诚的感慨。这篇的题目是我僭改的，不及征求作者的同意了。

　　△陶希圣先生来信说，“以后辩论小品（不望大作文章）归《独立》一家包了，不在别处发表，表示求教的诚心。将来如发现自己的确是错的，也不避承认”。这种态度是我们最钦佩的。我也写了一段小品，向他求教。

　　（原载1935年6月9日《独立评论》第154号）

　　△张孜先生曾在北平报界服务，后来到暹罗去，现在是暹罗华侨的一个代表。他曾为暹罗排斥华侨的事在国内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参看《独立》第五十三期张忠绂先生的论文）。

　　△《独立》曾有过许多关于定县的文字，本期庞永福先生记载的是定县最近的发展。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原载1935年6月16日《独立评论》第155号）

　　△美国复兴计划的失败是今年世界一件最大事。陈之迈先生的论文是上星期我们请求他写的。我们今天在报上看见美国议会已通过了罗斯福大总统提出的新复兴计划“纲要”案，大概在最近的一年半之中，在不抵触宪法的范围之中，有许多复兴事业还是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

　　△讨论贵州鸦片政策的“寿生”先生是亲自做过贵州农家生活，种过稻田和烟田的。他的意见都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所以说来最亲切有味，值得政府和舆论界的深切注意。

　　△梁实秋先生讨论文化问题的星期论文，有讲多意见和《独立》上发表过一些文字的主张可以互相补充，所以我们得了他的同意，转载在这里。

　　△本刊上期（第一五五号）第九页（表I），民国十五年之罢工案数是257，误275；总十五年来罢工总案是1121，误为1139。第十一页（表III），上海四厂工人数是3500，误为2500。

　　（原载1935年6月23日《独立评论》第156号）

　　△近来大家对于中央政府的散漫松懈的情形都感觉不满意，这是无可讳言的。现在六中全会已定于九月下半月召集了，这是中央政治大整顿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关心国家政治的人都不免有许多期望。本期有陈之迈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和钱端升先生的《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都是发表他们对于政制改革的主张的。

　　△陈之迈先生不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但他并不主张开放政权，抛弃党治。他只期望国民党自己承认内部的派别，使他们变成几个公开的，有政策的支党，同时他期望有一个和平更换政权的方法，把中政会议变成一主持政治更替的中枢，政府对中政会议负责。

　　△钱端升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他的期望是对于党的六中全会的期望。他有三个期望：（一）党内各派应在蒋介石先生的领袖之下团结起来：（二）蒋先生不应该做一个独裁者；（三）中央应有一个有力量有效能的决议机关，——一个改良的中政会议。

　　△陈钱两先生有一点很相同：他们都要把中政会议改成一个有力的中枢机关。但钱先生不期望党内各派继续发展成小政党，而陈先生没有提起一个强有力的领楠。我们很愿意他们或别位政治学者把这两种不同的前提综合起来想想，再看中枢政制应该如何改革。

　　△钱先生的三点，第一点发挥的最详细。他自己来信说他因为旅行，“末一段也无暇发挥了”，我们觉得他的第二点也没有充分发挥。既要拥戴一个最高领袖，又不叫他独裁，这好像需要一种最巧妙的政治方法。我们希望钱先生旅行回来时替大家想想这种方法。

　　△吴景超先生今回讨论的问题，和上两期登出的两篇《自信力的根据》有关，读者须参看。

　　（原载1935年8月4日《独立评论》第162号）

　　△一班朋友在这大热天都懒得写文字了，害我在这一期里赶写一篇八千字的外行文章！我希望社内外的朋友赶快输送粮草来接济米粮库的大饥荒！

　　△郑昕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讲师。他在这篇《开明运动》里，很慈祥的鼓励我，也很严厉的责备我。我谢谢他的好意。

　　△这一期转载了《大公报》的两篇星期论文，倒不是完全为了充实篇幅。这两篇论文是应该合起来参看的，不幸中间隔了十四天，所以我们把他们合拢来，让大家可以看看这一个故事的两个半段。

　　△区少干先生是南方的一个《独立》爱读者，我们曾发表过他的几篇稿子。

　　△我要谢谢金旬卿先生指出上期我的《平绥路旅行小记》的三处错误：

　　（1）十四页上第六第七行“全路约有桥五百孔，……凡新造的桥都用钢梁”，应改作“全路拟改造之桥总计凡五百五十七孔，……凡造的桥都是采用最新式之铁筋混凝土梁”。

　　（2）同页上第十第十一行“改线的路已成功的约有十一英里”，应改作“在平地泉绥远之间，改线的路已成功的约有十一英里”。

　　（3）十五页上十行“每月只担负北平军分会的经费六十万元”，“每月”应改作“每年”，系我原稿上的笔误。

　　（原载1935年8月11日《独立评论》第163号）

　　△“君衡”和“君达”都是《独立》的读者常见的笔名，不用介绍了。

　　△“硕人”是清华大学一位学政治的学生。

　　△我的《南游杂忆》，间断了四个月，今回才得续完，懒惰之罪，是要请读者宽恕的。

　　（原载1935年8月18日《独立评论》第164号）

　　△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吴景超先生替我编辑了五期的《独立》。我只怪他这样顶好的编辑不肯多编几期。

　　△刘博昆先生介绍自己说：“我为《独立》读者的期间，正与《独立》存在的期间相等。”

　　△衡哲女士《救救中学生》的喊声应该可以引起国内教育专家出来讨论这个重要问题。

　　△“寿生”的小说《黑主宰》是写贵州的鸦片毒害的全文很长，下期登完。

　　（原载1935年9月29日《独立评论》第170号）

　　△君达先生的《全国捐薪建设》的提议，登在《独立评论》第一六四号和一六七号。在第一六七上，他拟有五条办法，大致是全国公务员自动捐助每年薪水的一个月，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收存保管，并聘请九位专家组织评议会来审定用途，监督用款。

　　△丁文江先生曾说，君达先生“如果生在中世纪，一定是一个苦修的圣者”。其实他活在这个摩登的时代，还是一个苦行的圣者。现在他的提议只是劝我们大家都显出一点点中世修士牺牲精神，来帮助国家多做一点点现代建设事业。他这种热诚，我是很赞成的。但他在第一六七号里曾说：“这件事最好由大家自动的热心进行，不用说是为姓甚名谁的任何人所发起。”这一点我不赞成。我以为君达先生既然得了不少赞成的回信，他自己应该负责去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商量定妥，由经委会指定负责收款的人员，并明白布告全国。君达先生以为何如？

　　△罗隆基先生在七八年前就主张放弃党治建立宪政了。现在他为《独立》写了一篇《训政应该结束了》，还是继续发挥他多年来的主张。关于这个问题，读者可以参看《独立》上登载的一些主张不同的文章：

　　陈之迈：《政制改革的必要》（一六二号）

　　钱端升：《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同上）

　　胡　适：《政制改革的大路》（一六三号）

　　君　衡：《当前的三个问题》（一六四号）

　　陈之迈：《再论政制改革》（一六六号）

　　刘博昆：《政制与群众》（一七〇号）

　　△寿生先生的《黑主宰》小说，本期登完了。他这篇小说告诉我们鸦片烟的迷人，不光靠鸦片烟本身，还靠那一大套精致奇巧的家伙，帮着造成一个迷人魂魄的颓废环境。这篇小说很可以作鸦片毒祸的史料看。我们常想：中国大部分的民族都显出衰老的状态，需要新血脉的灌注，而这种民族新血脉的一个重要来源当然是那同化较晚的西南各省。所以四川、云、贵各省受鸦片的毒害，等于斩灭我们整个民族的新血脉的来源，是绝对应该赶紧扫除净尽的。

　　（原载1935年10月6日《独立评论》第171号）

　　△《再记国联的抬头》是继续第一七〇号的记事的。我们希望以后能这样继续记载这个绝大问题的发展。

　　△张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学的地理学教授。

　　△“涛鸣”是我们社里的一位科学家。

　　△“向愚”先生的伤心文字，是大家不可不读的。我们更盼望全国教育当局细读此文。

　　△邵德润先生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

　　（原载1935年10月13日《独立评论》第172号）

　　△燕京大学吴其玉先生的《中立问题与国际和平》，是8月里我们请他写的。那时的国际形势和现在大不同，所以他还把英国放在不肯放弃中立国权利的方面。不料这两个月的变局，英国已抛弃了她的“国际个人主义”，毅然出头，搞起拥护国联盟约的大旗子，实行制裁破坏盟约国了。更可注意的是美国名为守中立，实际上却又好像愿意援助国联制裁侵略国的原则。美国的中立法案有效期间至明年2月底为止。期满以后，美国是否能放弃中立呢？还有国联会员国之中，五十一国已投制裁的票了。其余的几国，如奥国，如匈牙利，他们不能赞成制裁，是不是能在国联会员国的地位守中立呢？这些问题都和中立制度的沿革有关，所以吴先生说明中立问题的文章还是值得读的。

　　△陈之迈先生的《政制与人事》，和贺岳僧先生的《论改良党务工作》，都谈到人事与制度的关系，都指出制度的改革可以纠正人事的弱点。贺岳僧先生是在一个省党部工作的，所以他能够很恳切的指出党务工作所以腐败是由于委员制的种种流弊。贺先生的文章也是8月中寄来的，我们收到他的文章之后，又在《行政效率》第三卷第三期（9月15日出版）上看见李朴生先生的长文，题为《改善现行委员制的必要》。贺先生说的是党部的委员制，李先生说的是中央政府里的委员制，然而他们不约而同的公认现行的委员制实在要不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委员制的理论是“民主集权”，它的实际却成了既非民主，又不集权，“有饭大家吃，而有事没人做”。我们观察西洋人行的委员制，可以明白这种制度并非不可行，但须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每个委员会须有专任负责的秘书（或秘书厅）；第二，须有好主席；第三，每个委员都有参加讨论服从表决的训练。没有这些条件，委员制是行不通的。

　　（原载1935年10月20日《独立评论》第173号）

　　△讨论“武化”的熊伟先生是在德国学哲学的一个北大毕业生。

　　△吴俊升先生是北大的教育系主任。他的《土耳其改革文字的经过》，本是我们劝他写的，写成之后，先在《明日之教育》（第九十一期）上登载过。我们因为这篇文字很值得我们中国人的参考，所以把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摘出来，转载在这里。

　　（原载1935年10月27日《独立评论》第174号）

　　△11月3日政府颁布的新货币政策，是今日的一件大事，值得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上期我们发表了陈岱孙先生的一篇《放弃银本位之后》，是一位经济学者对这问题的评论。现在我们又登出两篇同题的评论。一篇是张兹闿先生从河南焦作寄来的，一篇是我在上海时请顾季高先生写的。（因同时《时事新报》也请顾先生撰文，所以此文先在11月6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经作者校改后送给我们。）这三篇评论，一篇作于全国财政中心的上海，一篇作于北平，一篇来自内地的焦作，他们的看法各有不同，乐观的程度也各有不同。我们最欢迎这样多方面的讨论。

　　△“向愚”先生曾在《独立》第一七二号发表一篇《留学日本的面面观》。现在他描的“东京帝大学生的生活”也正是那面面观的一面。

　　△“向愚”先生的描写使我们得一个感想：我们的读者何不照这样子描写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国内或国外的大学学生的生活？

　　△江暑生先生的短文，是我从他的寄稿里摘出的一段。石瑛先生是我们平日最恭敬的一个朋友，这段故事是值得转载的。

　　（原载1935年11月24日《独立评论》第178号）

　　△洪思齐先生是清华大学的地理学教员。他的《日本的地理条件与其大陆政策》在这个时候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大陆政策。

　　△李景汉先生是国内最能“深入民间”的社会调查专家，他现在把他在民间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成了一篇很动人的文字。他现在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寿生先生详述他对于各大图书馆的失望与期望，有许多话是《图书馆学》上没有说过的。

　　（原载1935年11月24日《独立评论》第179号）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原来是12月1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因为时局关系，原文登出时稍有删节之处。我们得了作者的同意，把全文在这里发表。

　　△《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

　　△陈恭禄先生是武汉大学的史学教授。

　　△王汉中先生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

　　△李景汉先生的《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的上半，登在《独立》第一七九号。

　　△承各地的朋友寄信来赞许我的《敬告日本国民》（第一七八号），我很感谢他们的好意。

　　（原载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第181号）

　　△我们收到了许多讨论室伏高信先生《答胡适之书》（一八〇号）的文字，无法一一登载，现在只发表“向愚”先生的一篇，因为这是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的文字，他提出的有些事实是我们在国内看不见的。

　　△陈卓如先生是伦敦大学心理学博士，曾任英国国立工业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现任中央研究院及清华大学的工业心理研究员。

　　△我盼望我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到出版时已成了“明日黄花”了！

　　二十四，十二，十五夜

　　（原载1935年12月22日《独立评论》第182号）

　　△我们收到了许多关于近日北平学生运动的文字，我们现在挑了三篇发表。第一篇的作者“名甫”是清华大学的学生。第二篇的作者吴世昌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第三篇的作者吴山马先生是北大的学生。“名甫”与吴山马两先生文中用×与用□之处，均依原稿。

　　△《论中国人》的作者侯树彤先生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不久要为《独立》写一篇论中国币制改革的文章。他现在是燕京大学经济学的教授。

　　△我在《独立》第一七八号的《编辑后记》里曾表示希望读者“描写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国内或国外的大学学生的生活”，现在我们已收到了两篇这样的描写文字。本期先发表郭子雄先生的《牛津大学的学生生活》。郭先生在英国留学多年，专治国际政治。

　　△《独立》第一七八，一七九，一八〇，三期的再版，现已出版了。

　　△这一期报出版时，已近新年了。我们很热诚的祝贺独立的一万多个读者和许多寄稿的朋友的新年安吉！我们很热诚的祝福我们的国家平安的胜利的渡过这怀孕着绝大危机的1936年！

　　（原载1935年12月29日《独立评论》第183号）

1. ↑ 编者按：原《编辑后记》均在《独立评论》每期后面，现将本年度胡适所写作的《编辑后记》放在一起，接时序排列，编号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