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45 中华文库

十三场利害

天圣元年正月，国朝惟川峡^[1]、广南茶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馀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馀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有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茶”，总为税课八百六十五万馀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一州；荆湖则荆、潭、澧、鼎、鄂、岳、归、峡八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劔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馀则官悉市而敛之，总为岁课 —— 江南，千二十七万馀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馀斤，皆转输要㑹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入金帛，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卖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馀万，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逺近，増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舗”者，获利无㡬，茶商及交引舗，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壊。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已上据本志】癸亥^[2]，诏曰：“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乃命三司使李咨、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及三部副使，较茶、盐、矾税，歳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宻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毎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馀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利殊寡。”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实录》三月辛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实录》三月】。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増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増为八万【《㑹要》三年五月】。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逺近増其直，以钱一万为率，逺者増至七百，近者三百^[3]，给劵，至京师，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实录》五月甲子】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说。【李咨等新立见钱法，《实录》分载数处，今悉从本志，就正月癸未初命官日，并书之。朝廷用其说，乃三月辛卯，今亦并书。《实录》分载，有详有略，今参以《㑹要》，则本志所去取，盖得之不可不从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场贴射茶法。【茶法已具正月癸未初命官时，今从本纪，特书此以表事始】

天圣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㸃检山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咨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㑹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壊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因令硕等行视，既而咨等条上利害，且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4]，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反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其弊在于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 —— 乾兴元年用三税法，毎劵十万，茶售钱万一千至六万二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七十五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馀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毎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入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五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増一万四千有奇，边储刍増一千一百六十九万馀围，粟増二百一十三万馀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贵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已下，免输钱，毎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己后茶，仍増别输钱五万者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旧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二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増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馀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畜，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制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壊败不可用者尔。因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揺动，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立行之，无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实录》但于此记遣使视积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见赐典吏银绢事，馀皆无之，今并从本志，《㑹要》亦无差使视积茶及李咨等条上利害、榜谕商贾、赐银绢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咨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犹争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加详定。【《实录》但命奭、竦二人，此从本志。士伦是年三月以工外判度勾，寻改工中、陕漕，十月以度勾为户副】

十一月己卯，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未售六百一十三万馀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5]。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损为七万一千，皆有奇数，入钱六务十三场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税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本志云十月遂罢贴射法，恐脱误，今从《实录》】

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咨，落枢密直学士；兼领计置司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江徳明^[6]传宣下御史台，鞫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云云，及未改茶法时，不折计虚实钱，而妄称卖茶课増一百万馀贯，以觊恩赏，朝廷以为然，遂赐举等各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士逊等坐不合以举等状施行，故及于罚，详定所孙奭等，特释之。

闰五月，初，李咨等变法，使茶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是，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使冦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未^[7]，枢宻副使李咨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咨顷在三司，陕西縁邉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咨经度其事，咨以谓旧法商人入粟邉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请变法，以实钱入粟^[8]，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蜂起，咨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咨前枉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咨先有是请。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宻院事李咨、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咨以前坐变法得罪，固辞，不许。三司使^[9]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虗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度支副使杨楷亦陈三税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咨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杨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本志即称都漕，盖误矣】

三月，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以岁所课，均赋城郭乡村人户，其䟽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偷冒不悛，诚有厚利，无赀能济国用，圣仁恤隠，矜赦无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逺䇿，臣窃尝校计茶利岁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祗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祗收税钱，自及倍数，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徳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案管氏盐鐡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鐡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及缗钱四十馀万，榷茶之利凡止五十馀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馀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馀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㣲加増益，即所増至鲜，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是月，李咨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劵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劵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奭等虽増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劵，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畜藏，至是咨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増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劵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咨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毎钱十万，在所给劵，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劵，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馀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咨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縁边十六州军入中虚实，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货务给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聫书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自今商人对买全买茶，毎一百贯，六十贯见钱，四十贯许金银折纳，从之。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同详定茶法。

宝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变茶法，岁辇京师银绢，易刍粟于河北，扰配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别议之。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议茶法。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定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池盐法。

十月，陕西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河北之懐、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隋、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鳯翔、同、华、耀、干、泾、原、邠、寜、仪、渭、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鳯、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邉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徳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地^[10]，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㣲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请通商，平估以售，少寛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其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又舟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砂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蔵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馀万，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丙申，诏曰：“池盐之利，民食所资，申命近臣，详立寛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其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此据本志】或云上书者王景也，景尝言：“池盐之利，唐代以来，几半天下之赋，太宗时法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宗务缓刑罚，寛聚敛，私盐益多，官课日亏。”景时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乃不敢复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详定利害，卒行景策，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圣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宻直学士、权三司使李咨；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同议解盐法。天圣八年，始听解盐通商，行之一年，岁入视天圣七年，増缗钱十五万，明年更损九万，其后岁益耗，故令咨等议之，度、随皆初以通商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参知政事王随、翰林学士承㫖盛度，各与一子官，以尝详定解池盐法也。度自言放行解盐三年，收到种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六百馀斤，乞更铨辖^[11]两池，广谋种造，务令大假增剰，故赏及之。

庆历二年正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劵，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劵，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人，乘时射利，与官府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孙请，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往经度之，始诏复京师榷法，宗杰请凡商人以虚估受劵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为置场，増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商贾，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鳯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诏皆用其说。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传，与陕西都转运使陈戡同议解盐法，从三司请也。庆历二年，既用范宗杰说，复京师榷法，久之，东南盐地悉复榷，量民资厚薄，役令挽车，转致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弃圳亩，舍妻子亡匿，东盐【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地，则为东盐】则盛置卒徒，车运扺河而舟，寒暑往来，未尝暂息，闗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歳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益虚。祥本闗中人，熟其利害，尝以为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可歳省度支缗钱数百万，乃画䇿以献，是时韩𤦺为枢宻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䇿，故有是命【本志云：“㑹祥以丧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提举坑冶铸钱，其以丧去，实在此后，《行状》亦云本志误也，八年十月乃复用祥。当时祥与戡议不合，故以祥知华州，明年三月，除提举坑冶铸钱，始遭父丧去耳】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㸃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诏祥乘传陕西，与都转运使共议，时庆历四年也，已而议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及是祥复申前议，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邉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逺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劵，即池验劵，案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徳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予劵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并邉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劵及己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湏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邉九州军刍粟，悉留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闗内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已上并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盐法。始范祥议改盐法，论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为可用，委祥推行之，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风闻改法以来，商旅为官盐长价，获利既薄，少有算请，陕西一路，即目已亏损课利百馀万贯，其馀诸路，比旧来亦皆顿减卖盐见钱，甚妨支用，兼陕西民间官盐价高，多以卖私盐，事败刑禁颇繁，官私俱不为利，经久何以施行？縁事有百利始可议变，变不如前，即宜仍旧，况陕西调用，多仰两池岁课，今如此亏损，向去必甚匮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为害犹浅，速宜讲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挥，选择明干臣僚一员往陕西，令与本路转运司并范祥面议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俱令复旧，免致匮乏调用，寖久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陕西转运使，备知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建请禁榷之后，差役兵士、车牛及衙前等般运往诸州，官自置场出卖，以致兵士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累言不便，乞复旧法通商，以救闗中凋弊，有司执奏，议终不行。昨因范祥再有启请，兼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见其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画，复用通商旧法，令商人于沿邉入纳见钱，收籴军储，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兼寛得诸般差扰劳役，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然，但以变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乐，而议者因其岁入课利稍亏于前，横有沮议，乞复旧法。旧法诚善，复之无疑，但恐为害寖深尔，且法有先利而后害者，有先害而后利者，旧日禁榷之法^[12]，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胜其弊，不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计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利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有小害而终成大利也！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今虽财用微窘，亦当持经久之计，岂忍争岁入数十万缗，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责成效，信取横议？不惟命令^[13]数有改易，无信于下，而又欲复从前弊法，俾闗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臣细详范祥前后所奏，事理颇甚明白，但于转运司微有所损，以致异同尔。臣固非惮往来劳费，妄有臆说，所贵为国家惜其事体，不欲徇一时之小利，而致将来之大患也！”及拯至陕西，益主祥所变法，但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量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増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处，官仍鬻盐，自今请禁止。”而三司以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馀则禁止，皆听之。【沈括《笔谈》云：陕西课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邉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扺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有定数，行之数十年，至今以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祥，令与徽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皇祐三年^[14]十二月己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金紫服以宠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盐

庆历六年月十一月戊子，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河北盐务在沧、濵二州，沧州务三、濵州务四，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旧并给京东之淄、青、齐三州，淄、青、齐通商，乃不复给，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尝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歳军兴以来，河北之民㨂㸃义勇强壮及诸色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于北边㡬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彼国之法大率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𠅤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茍懐怨，悔将何及！伏縁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榖，惟刮碱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髙，犯法必众，邉民^[15]怨望，非国之福，伏乞且令仍旧通商，无辄添长盐价，以鼓民怨。”其议遂寝【河北初议榷盐，《实录》不载，余靖谏章独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时靖绌责久矣，盖先有建此议者，靖论其不可，故罢，既而拱辰使三司，复议举行，又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别议増算，拱辰更立榷法，未下而张方平亟奏罢之，《实录》《国史》并疏略，今参取靖谏草及《食货志》，并方平《墓志》修入】。及拱辰为三司使【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复建议悉榷二州盐，下其议于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亦以为不可【本志以为都转运使夏竦，误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知亳州，张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时，竦无缘为都转运使，据何郯奏议，为都转运使者，乃周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议，亦误以鱼周询为夏竦】，且言：“商人贩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无二三，请敕州县，以十分算之，聴商人至所鬻州县，并输算钱，歳可得缗钱七十馀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尚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彼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彼获福也！彼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邉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有司^[16]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宻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㑹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稽首流涕。【《食货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不许。若不许三司之请，则不湏下诏，今既下诏，盖已立法而未行，《墓志》当得其寔，今从之。《食货志》不载方平事，益踈略也。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榷盐】

易东南盐

明道二年^[17]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南、江浙、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㑹通、泰煮盐岁损所在，积贮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渉道愈逺，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逺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18]，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逺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䧟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于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䟽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宻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诏丁度^[19]，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为“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敇制置司益造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髙邮贸易者，毋得出城，馀州听诣县镇，毋至郷村，其入钱京师，増盐予之，并敇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此事据本志，附见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抚江淮，或可附见七月末，更须考详，又恐与五月宰相王随上淮南运河图相闗^[20]】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此亦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实录》无之，今且依本志附此】。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㑹河北榖践，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髙，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䖍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䖍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䖍、汀、漳、湖、循、海、恵、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榖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鬬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䖍州官籴盐，岁才及百斤，朝廷以为患。自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䖍、吉，敷等即运四百馀万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转运使初以为非便，不往取，其后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䖍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皇祐五年，始诏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㑹江西、广东转运司议利害，至和初，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皆请如湛等议，而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连州曾奉先，请商人贩广南盐入䖍、汀州，所过州县收其算，知汀州林东乔请放䖍、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毋运岭外盐入虔州，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䖍，二万斤至汀，使民间足盐，冦盗自息；虞部员外郎朱泌请令䖍州増散蠺盐钱；知潮州吕璹、知梅州王淑，亦皆论其利害；或者又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䖍州；或请榷䖍州官盐，价以平其直，论者不一，朝廷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㑹所属监司及知州军、通判议，于是炳等合议，以谓䖍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増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㸃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司、䖍州官吏，又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既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诣广南，与监司复议通广南盐，而转运判官陈从益，请即恵、循、梅、潮置五都仓贮盐，令䖍州募盐铺户入钱二州，趣五仓受盐，还三州贸易，所谓“变私盐为官盐，易盗贼为商旅”，朝廷难之，卒用炳、扶等䇿，然岁才増粜六十馀万斤。先是，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㸃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圑新纲漕盐，挺増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鏁袱至州，乃发输官，有馀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由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粜价，岁课视旧额増至三百馀万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异时汀州人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耆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䖍州焉。【挺以二月辛巳权江西宪，九月丙寅落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转运使资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蔡挺措置，视此略不同，今两存之】

熙宁三年七月，先是，权提㸃江西刑狱张颉言：“䖍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䖍，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以故䖍人尽食岭南盐。云云。蔡挺尝议以盐支杂恶，皆舟人盗劫之弊，然䖍州经渉赣江三百馀里，故令盐船三岁一易，増入二分，舟人运盐无欠负而有羡及百斤者，支半价，三运毕，部押人转押官，若使臣，即得减磨勘二年，故盐不杂恶有羡，岁卖至三百六十一万斤，増二十倍，食者既众，不复以税钱均配^[21]，盗贩衰息。自挺去，船七岁始易，入因稍减，赏亦渐薄，挺之法十废五六，无赖抵冒之民稍集，而官卖益亏，愿尽复挺规画，以杜奸盗。”辛丑，诏江南西路，岁运淮南盐十二纲赴䖍州，提㸃刑狱官与䖍州知州^[22]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挥，同提举出卖^[23]；运船三岁一易，盐有羡，十分以五分价钱，与稍工充赏；部押人，三年迁押官，并依治平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挥及编敕施行。合破纲船兵夫分数，即且依见行条贯。^[24]

商州铸大钱

康定^[25]元年十二月戊申，屯田员外郎、通^[26]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㸃采铜铸铁钱事。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而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㫖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大小，最为折中，历代更法虽稍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于峻法，革其盗铸 —— 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轻币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敝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𬬻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 康定元年十二月 〉始献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 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 〉、知永兴军范雍〈 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军兼漕事 〉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鐡，铸小钱〈 元年九月 〉，及奎徙河东〈 二年十月 〉，又铸大鐡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闗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鐡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敇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鐡钱，悉辇致闗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是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鐡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鐡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 六年二月，戬知并州 〉，请河东鐡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𬬻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 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 〉，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槖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鐡钱以易并邉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尝遣鱼周询〈 四年三月 〉、欧阳修〈 四年四月 〉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 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于是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钱议曰〈 六月乙未 〉：“闗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髙物估，始増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鐡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必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鐡钱以乱法，请以小鐡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 七月辛丑 〉河东小鐡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𬬻，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 皇祐二年二月 〉，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鐡钱，皆一当二〈 嘉祐四年二月 〉，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置交子务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鐡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㑹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㸃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于是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建，瑊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私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禁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议，瑊无与也。《实录》、附传、正𫝊、《食货志》俱误矣】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尝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欲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交子卒不废。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务，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四年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买盐钞场。”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因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恱，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尔。”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四月癸亥，罢陕西见行交子法。【四年正月庚戌，注：陕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见四月八日罢，时三月三日，文彦博所言，可参考，《食货志》云四年诏行蜀交子法于陕西，而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如初】

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司言：“嘉、卭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详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司岁终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

七年九月癸丑，提举永兴秦鳯路交子宋迪，制置永兴秦鳯路交子。乙卯，制置永兴秦鳯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夺两官，勒停。初，迪来禀事于三司，而从者遗火于盐鐡之废㕔，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春正月丁已，权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飞钱致逺^[27]，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28]、耀、红崖、清逺鐡冶所收极广，茍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总制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