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44 中华文库

天圣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请市籴刍粟，上因问辅臣诸坊监牧马几何，王曽对曰：“当今比五代马多数倍，计刍秣费，岁不下数百万，盖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陕西蕃部入中马立定数，馀听民间市易，二三年间必大蕃息，此与畜之外厩无异也。”祖宗旧制以群牧司总天下马政，其属有左右骐骥院，分领左右天驷监、左右天厩坊，其畜病马有牧飬上下监，牧兵校长有提举、指挥使、副使，员僚十将节级，兽医、槽头、刷刨、长行、调上，乘有小底，诸监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领之，各据刍地列棚井，课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厩，孳息有赏，耗亡有罚，其为条教甚备。然马之孳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于边州，雍熙、端拱间，沿边收市，河东则麟府、丰岚州、火山军、唐龙镇、浊轮寨；陕西则秦、渭、泾、原、仪、延、环、庆、阶州、镇戎、保安军、制胜闗、浩亹府；河西则灵、绥、银^[1]、夏州；川峡则益、文、黎、雅、戎、茂、䕫州、永康军；京东则登州。自赵徳明据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泾原、仪、渭、秦、阶、环州、岢岚、火山、保安、保徳^[2]军，其后止环、庆、延、渭、原、秦、阶、文州、镇戎军置场。天圣中，犹得蕃部省马，总三万四千九百馀匹云。

明道元年，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监废，京师须马，取之河北，道逺非便。”诏遣左厢提㸃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镇寜、灵昌^[3]、东平、淳泽四监虽废，然其地犹牧本监并骐骥院马。洛阳、单镇监去京师近，罢之非便。”乃诏复二监，以牧河北孳生马。

二年七月，范仲淹安抚江淮，陈八事，其五曰：“沿邉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开元、天宝间，牧马数十万匹，禄山为乱，王师败于凾谷，曾何救焉？且骑兵之费，钱粮刍粟衣缣之类，毎一指挥，岁费数万缗，其间老弱者尚艰于乘跨，况战斗乎？然西北戎马不可不收，既至京师，宜多鬻于民间，假其刍牧，或有邉用，一呼可集，又重税以禁江淮小马，勿使至近里州军，则西北之马可行，外慰边心，内为武备，且减刍秣以亿万计。”上嘉纳之。

宝元二年五月丙申，群牧司请下秦州，增价市马，从之。

康定元年二月，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辄隠者，重寘之法。宰臣、枢宻使，听畜马七；参知政事、枢宻副使，五；尚书、学士至知杂、阁门使以上、升朝官、阁门祗𠉀以上，二；馀命官至诸司职员、寺观主首，皆一；节度使至刺史、殿前马歩军都指挥使至军头司、散员副兵马使，皆勿括。出内库珠偿民马直，又禁邉臣私市，阙者官给【出内库珠还马直，乃月末事，今从本志书。并本志云并邉七州军免括马，葢此后事，今削去】。韩琦言：“陕西科扰频仍，民已不胜其困，请免括此一路，安众心。”从之。【此据《家传》，当考】

十二月丁未，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从陕西经略司所上攻策也。【括驴五万，孙沔奏议或可删附，魏泰《东轩录》云：“楚执中天资滑稽，谑玩无礼，庆历中，韩魏公琦帅陕西，将四路，进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师行有日矣，尹洙与执中有旧，荐于韩公，韩召之，谕以入界事，执中雅不欲为是行，因问韩公曰：‘虏之族帐无定，万一迁徙深逺，以致我师，无乃旷日持久乎？’韩公曰：‘今大兵入界，则倍道兼程矣。’执中曰：‘粮道岂能兼程耶？’韩曰：‘吾已尽括闗中之驴以驮粮食，驴行速，可与兵相继也。万一深入而粮食尽，自可杀驴而食矣。’执中徐曰：‘驴子大好酬奖！’韩公怒其无礼，遂不使之入幕，然四路进兵亦竟无功。”按括驴乃康定元年十二月事，泰误谓庆历中，今附见于此。】

庆历元年七月，诏诸路：“本州厢军军员阙马，听自市，三岁以上，十三岁以下，髙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给刍粟。”

八月甲申，诏河北置场括市战马，縁邉七州军，免之。【按康定元年二月括马，止是京东西、淮南、陕西等路，庆历元年八月，乃及河北，《实录》于此即书免縁邉七州军，盖指河北，而本志则于康定元年二月并书其事，恐误也，今从《实录》。又按《朔历》河北转运司乞于天雄军等六处置场买马，诏除雄、霸等七州军不买外，馀二十七州军，并依六场例收置，然则本志误，审矣】

二年六月戊寅，诏河北转运使司，籍民间所养马，有边警，则给价市之。

五年七月甲午^[4]，枢密院言：“咸平初，陕西振武鄕兵，许结社买马，以升填广锐军，往歳河东已尝如此例，今河东诸军阙马，又广锐指挥人数不足，欲聴本路宣毅义勇鄕军结社买马，官助其价，以升填广锐之阙。”从之。壬子，出内藏库绢二十万^[5]，市马于府州、岢岚军。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毎顷输税五分，诸州所差耕卒并牛，并放还。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馀八十亩，唐州百七十顷，自咸平二年，转运使耿望奏置营田务，毎岁于属县差借种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获夫千五百人，岁入甚广，后转运使张巽改其法，召水户四十一分种之，未几，皆诉免，务遂废。景徳二年，转运使许逖复奏兴之，而岁参役兵夫，至是转运使言其非便，诏遣屯田员外郎刘汉杰与转运同定利害，而汉杰言：“二务自复至今，襄州得榖三十三万馀石，为缗钱九万馀，唐州得榖六万馀石，为缗钱二万馀，而所给吏兵俸廪、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馀缗，唐州四万馀缗，得不偿失。”故废之。【转运使当是余献乡。耿望事，见咸平二年四月，与此差异。欧阳修为许逖《行状》，亦不载复营田务事，当考】

庆历元年十月辛丑，诏：“陕西用兵以来，本路所入税赋及内库所出，并留两川上供金帛，不可胜计，而犹军储未备，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经置营田，以助邉费。”

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贤院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尝被西贼冦钞，无复农作，今竭闗中之力，耗都内之钱，才可赡延州、保安军粮刍之费，若更供亿他路，则邦计危蹙可忧。臣谓宜以贼马所践无人耕种之地，大兴营田，以新拣退保捷军，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补人员，每三两堡置营田官一员，令以时耕种，农隙则教习武艺，以备战鬬，今老弱罹杀害，而壮者悉被驱虏，将来纵有归业，皆家赀荡然，不能自耕其田土，并官为收买之，如愿复旧地者，以官所种田苖半给之，庶㡬农田不荒而邉计可纾也。”是月^[6]，范仲淹奏攻守二议，其议守曰：“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逺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邉，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飬，中国则不然，逺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懐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外裔也。臣谓冦敌纵降，塞垣虽守，当务经逺，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帯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实役其人氓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臣昨在延州，见知青涧城种世衡，言欲于本处渐兴田利，今闻仅获万石，臣观今之邉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羡馀，中籴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则转输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寨下，重田地，习地势，父母妻子共坚其守，比之东兵，不乐田利，不习地势，复无懐恋者^[7]，功相逺矣！”

十二月戊寅，诏陕西四路^[8]部署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管勾营田事。戊子，大理寺丞宋回，为内殿崇班、管勾陕西路营田。

二年正月乙丑，诏以同州沙苑监牧地为营田。

三年七月辛巳^[9]，范仲淹、韩琦言：“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本欲助邉，以寛民力，除沿邉有空间膏腴土地可以开垦外，其近里州县官吏，不能体朝廷之意，将逺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抑勒近邻人户分种，或令送纳租课，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㪷，今亦勒令分种，每亩须收数㪷，致贫户输纳不前，州县追扰无时暂暇，縁人户自用兵以来，科率劳弊，至于己业尚多荒废，实无馀力更及营田，其所出租课，多是抱虗送纳。窃睹编敕指挥，不得将逃户田土抑勒邻人佃莳，盖恐害民，况今岁灾旱尤甚，理当优恤，不可非理烦扰，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挥，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如元系租佃，即令依旧额出租，如元系逺年瘠薄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者，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所贵疲民受赐，归感睿仁。”诏罢陕西内地州军营田。

庆历三年十月丁未，诏：“天下税籍有伪书逃徙，或因推割，用幸走移，若请占公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佐能究其弊以増赋入者，议赏。”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咨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咨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共事，咨等用千歩^[10]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赋八十万，流民乃复。及王素为谏官，建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咨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咨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均其赋于民，既而咨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记闻》以为执政不然其议，沮罢之。咨本传以为遭母丧去，今从《食货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咨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逺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徳増四十一万七十馀顷，而岁入九榖，乃减七十一万八千馀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髙唐田，岁増赋榖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髙唐总万四千八百七十四，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11]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鳯、秘书丞髙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

五年四月丙戍，命权三司使包拯、右谏议大夫吕居简、户部副使吴中复，同详定均税。九月丙申，枢宻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吕公弼，同详定均税。

十二月，先是，知永兴刘敞朝辞日，言闗中岁比不登，民多流移，请发仓赈之，又言均田扰民，上令于所部采访利害以闻，及敞至永兴具奏：“孙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税，百姓惊骇，各^[12]恐増起税租，因此斫伐桑柘，赖转运使薛向处处张榜告谕，方得暂止访闻，只打量万泉一县，近湏一年乃毕，䝉减者则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词诉狱讼，恐自此始。乞且召还孙琳，更俟丰岁，庶㡬灾伤之馀，不至惊扰。敞意谓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为方，方方度之，诚使其核实无颇，然但能知田亩髙下尔。至于均税之法，以地肥瘠为差，其勤力从事田亩修治者，则赋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亩荒瘠者，因获减赋，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眀，用心不一，或不能尽知田事，或挟私与夺，上无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独主事者乐其名，敞所以求待丰岁者，恶斥言之耳！”敞又以为琳之度田，起自万泉、龙门，此两邑皆山田﨑岖，三二百里间，审如琳法，非旬岁不可周遍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毕功，㑹敞奏至，中书信琳言，即具报敞，但降敕榜，禁民毋得残桑柘而已，其后河中民果诉増减田税不平，凡数万户【敞事具敞《行状》及奏议】。欧阳修亦言：“臣为谏官时，尝首言均税事，乞差郭咨、孙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县，以方田法均税，事方施行，而议者多言不便，寻即罢之。近者伏见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陕西均税，始闻河北传言人户虚惊，斫伐桑枣，尚不为信，次见陕西州军有上言岁俭民饥，乞罢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为难行，而朝廷之意决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见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诉于三司，然则道路传言与州郡上言，虽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于京师，此事不可掩蔽，则民情可知矣。盖均税非以规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窃知朝廷本只以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额外之数也，近闻卫州通利军括出民冒佃田土，不于见在管榷数内，均减重者，摊与冒佃户，却生立税数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喧诉也。又闻澶州诸县，于见今实额管榷数外，将帐头自来桩坐有名无纳及失开阁两项逺年税数，并系祥符、景徳已前，以至五代长兴年桩管虚数，并摊与见今人户。又闻以地肥瘠定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减带咸地并咸卤沙薄可殖地、死沙不殖地，并一例均摊与税数，谓此虽不可耕种，尚可煎盐，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赐恩恤，放行盐禁，只今据盐斤两纳税，今煎盐者已纳盐税，又令更纳田税，岂祖宗所以恵河北之民意。又闻河南不殖之地，系禁盐地分者，亦均摊与税，又不知民何以纳也？澶、卫去京师近，偶可闻知者，如此其馀逺地，谓所均税悉便于民，其可得乎？以此见朝廷行事至难，小人希意承㫖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朝廷不知则已，茍已知之，其可不为救其失哉？欲望圣慈特赐指挥，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议，将实榷见在税数，量轻重均之，其馀生立税数及逺年虚数，却与放免，及未均地分，并且罢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闻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黙。”【欧阳修言不得其时，今附刘敞后，当是未除枢副十一月以前，或因敞论此，修亦具奏，时为翰林学士，九月、十月之间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吕景初，同详定均税。

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谏院司马光，同详定均税。光既立条约，下诸路监司施行，又言：“国家凡欲立事，当先使赏罚眀白，然后事无不成。职方员外郎秦植，前通判徳州，均五县税皆得平允，并无词诉，若与庸愚之人，烦扰败事，同归常调，一无殿最，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优加酬奖，并其馀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来者睹之，无不尽力矣。”

常平仓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仓置已久，领于司农寺，至是月壬子，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副使吴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馀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增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许之。枢宻直学士杜衍亦尝建议曰：“岁有丰凶，榖有贵贱，计本量委，散滞取嬴，冝究其术，若官以法平之，则农人有利，粟有所泄。今豪姓蓄贾，乘时贱收，而拙业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则稽伏而不出，须其翔踊以牟厚利，而农民贵籴，九榖散于穣岁，百姓困于凶年，虽劝课官家至日见，亦奚益于事哉？盖常平制度不立，有名而无实，谓冝量州郡逺近、户口众寡，时有饥熟，取贱出贵，严以赏罚，课责官吏，出纳无壅，増损有冝，公籴未充，则禁争籴以规利者，籴毕而储之，则察其以供军为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玑，久藏府库，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阙母钱，愿斥卖以赐之，补助其乏。”【《衍传》载常平议在衍为中丞后，今掇出附见。衍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月丙戌，诏司农寺以常平钱百万缗^[13]助三司，给军费^[14]。自景祐末不许移用常平，数年间有馀积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诏。

庆历二年八月壬申，诏河南府、孟、郑、滑、陈、许、颍、蔡、邓、唐、随等州，发常平仓粟以赈贫民。

四年正月，陕西榖价翔贵，丁丑，诏转运使出常平仓谷米，贱籴贫民。

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灾异数见，请行数事，其三曰：“今诸道常平仓，司农寺管辖，官小权轻，主张不远，逐处提㸃刑狱，多不举职，尽被州府借出常平仓钱本使用，致不能及时聚籴，毎有灾沴，及遣使安抚，虽民委沟壑，而仓廪空虚，无所赈发，徒有安抚之名，且无救恤之实，又国家养民之政，本在务农，因民之利而利之，则朝廷不劳心而民自养，臣请选辅臣一员，兼领司农寺，力主天下常平仓，使时聚籴，以防灾沴，并诏诸路提㸃刑狱，今后得替上殿，并先进呈本路常平仓斛㪷数目，方得别奏公事，移任者亦湏依此，发奏后方得起离，仰司农寺常切糺举，及委辅臣等速定劝农赏罚条约，颁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诏：“天下常平仓，其依元籴价，粜以济贫民，毋得收馀利，以希恩赏。”

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干徳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䟽，引隋唐故事，请复置，曰：“唐贞观中，自王公以下，垦田亩税二升，其实太重，至永徽之后，自上户以降，计户出粟，亦复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㪷，别输一升，随税以入，水旱税减，则免输州县，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饥歉，国家欲贷饥民，则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即补官，是岂以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而为之尔！与夫乘岁之丰，收羡馀之入，于天下之广，为无穷之利，岂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家实先受其赐矣，损有馀，补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㑹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以为不便，遂诏第令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止令上三等户输义仓，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祐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建言：“天下无事，年榖丰熟，则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以赈之则籴不足，课粟富人则力不赡，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榖则逺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已过半矣！夫水旱之灾，虽尧汤所不能免，今不思所以备灾之术，而岁幸年榖之熟，则是求出于尧汤之所不可必者也。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荒，而上实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天下州军，遇年榖丰熟，立法劝课，畜积以备灾，此孟子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议司农寺，且命李兊与黯合议以闻，乃下诸路度可否，而以为可行者才四路，馀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赡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馀人，其间盗贼率十七八，原其所自，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立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则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郷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亦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绝，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销除盗贼之原也。若谓已有常平仓，足以赡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凖平榖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荒，发以赈救，则既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费又出公帑，方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而小有水旱，辄致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赈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为烦扰，则臣闻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义仓之设，本为百姓，晓谕诚至，约束诚谨，则下民虽愚，宜无所惮，况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如臣言可采，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果行。

广惠仓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广恵仓。初，枢宻使韩琦请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㓜贫乏不能自存者。既建仓，乃诏逐路提㸃刑狱司专领之，岁终具所支纳上三司。十万户以上留一万石；七万户，八千石；五万户，六千石；三万户，四千石；二万户，三千石；万户，二千石；不满万户，一千石，有馀，则许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