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3 中华文库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又称：‘汉文寛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谓仁祖之深仁厚徳，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当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徳、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之全羙，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峻，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頥，轼闻而自辩曰：“臣窃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䇿问有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念……臣之所谓媮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䇿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䝉御笔㸃用第三首，臣之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髪讽议先朝，则臣死有馀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传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乃各上疏论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之间，犹未显斥其有讥讽意也，䟽入不报。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苏轼所撰䇿题，盖设此问，以观其答，非谓仁宗不如汉文，神考不如汉宣也，朱光庭指以为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頥与朱光庭有亲，而苏轼尝戏薄程頥，所以光庭为程頥报怨而屡攻苏轼，审如所闻，则光庭固已失之，轼亦未为得也。且轼荐王巩为不知人、戏程頥为不愼言，举此二者而罪之则当也，若指其策问为讥议二圣，而欲深中之，以报亲友之私怨，诚亦过矣！”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頥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頥云：‘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怨之端，葢自此始，轼非无过也。”

二年正月辛酉^[2]，先是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尧俞、岩叟又各上疏论之。乙丑^[3]，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䇿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非是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諌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申明其无罪……徳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身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问，似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䝉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睹二圣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徳，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壊，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寛，理财之政渐踈，备邉之计渐弛，而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撰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諌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諌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踈而不近矣……愿因臣此言，警䇿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尧俞既读札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縁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㑹。”又曰：“苏轼更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只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云云”，岩叟因于袖中取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䝉宣谕，言事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合看事如何云云”遂下，至台，尧俞与岩叟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䝉宣谕谓臣等党附諌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乙亥^[4]，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㫖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策题，本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縁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㑹，札与学士院令知，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同知枢宻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已……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伏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諌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言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

十二月壬寅，监察御史杨康国言：“臣昨于朝堂见百官聚首，共议学士院撰到召试廖正一馆职策题，问王莽、曹操所以攘夺天下难易，莫不惊骇相视，其时臣未有言责，无縁上逹，徒自震恐寒心而不忍闻也，此必无人为陛下言其不可之状，致朝廷尚稽窜责。臣今幸遇圣恩，擢置言路，岂敢畏避缄黙，偷安窃禄，有孤陛下任使之意哉？”撰策题者苏轼也。丙午^[5]，监察御史赵挺之奏：“苏轼专务引纳轻薄虚诞，有如市井俳优之人，以在门下，取其浮浅之甚者，力加论荐 —— 前日十科，乃荐王巩；其举自代，乃荐黄庭坚，二人轻薄无行，少有其比。王巩虽已斥逐补外，庭坚罪恶尤大，尚列史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近试学士院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袁绍、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此数人者，忠臣烈士之所切齿而不忍言，学士大夫之所讳忌而未尝道。今二圣在上，轼代王言，专引莽、卓、袁、曹之事，及求所以篡国迟速之术，此何义也？公然欺罔二圣之聪明而无所畏惮，考其设心，罪不可赦！轼设心不忠不正，辜负圣恩，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三年正月丁卯，侍御史王觌奏：“苏轼去冬学士院试馆职策题，自谓借汉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国之难易，搢绅见之，莫不惊骇。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徳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此前日策题所以亏损国体而惊骇群听者，非偶然过失也……若使久在朝廷，则必立异妄作以为进取之资，巧谋害物以快喜怒之气，朝廷或未欲深罪轼，即宜迁与一郡，稍为轻浮躁竞之戒。”

三月，是月^[6]苏轼言：“臣退伏思念，顷自登州召还，至备员中书舎人以前，初无人言，只从参议役法及䝉擢为学士后，便为朱光庭、王岩叟、贾易、韩川、赵挺之等攻击不已，以至罗织语言，巧加醖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人^[7]，虽䝉圣主知臣无罪，然臣窃自惟，盖縁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遂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㫖；欲黙而不乞，则是与台諌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逺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臣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承㫖，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至此？”轼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轼惊曰：“臣虽无状，必不敢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皇帝毎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彻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己丑，翰林学士兼侍读^[8]苏轼言：“臣近以右臂^[9]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䝉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实亦有故……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没，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徳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徳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为镇小民贫，不堪诛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来，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又挺之妻父 —— 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㫖委概体量，而概附㑹隠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䇿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皆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骘，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渉？而于意外巧构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椎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于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㑹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逾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䝉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外补……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諌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出死力，构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则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暧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攀六经，蹈藉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家以来，惟杨亿、欧阳修及轼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邪之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人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㫖，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䝉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㫖，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逺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雇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馀党犹居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尔。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㑹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㫖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䝉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増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尝论之，及作吕大防左仆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之股栗。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眀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䝉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弊，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彼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倡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尽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懐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之疏不惟揺动朝廷政事，亦阴以申群怨之愤，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壬辰，诏翰林学士承㫖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颖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解救，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眀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必去之也。今易愤轼之负恩懐逆，首行弹劾，而言才出口，反䝉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于先帝，其罪一也，岂可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也？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也？有臣懐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辞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也？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彼数日，轼入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锡、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陈述 —— 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窃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眀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敢挟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轼于八月初八日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付初四日】甲午，侍御史贾易出知寿州，以犯祖名，乃改庐州。乙未，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吏部侍郎。先是右正言姚勔论君锡：“本无风节，偶置从班，昵近少年，追游戚里。昨除中宪，内外骇闻，及领职以来，雷同低昂，无所建明，称秦观才美，既极荐论，及属官有言，旋行陈首，取舍翻覆，贻笑多士。”谏议大夫郑雍论君锡：“倾邪柔佞，风节不立，供职之初，即言百僚见执政官谒禁，盖向来宰臣欲求自便，故设此禁，君锡观望言此，众目为赶客中丞。在台中惟持两可，昨朝廷方用臣言，按王巩不检事，君锡与巩杯酒相从，独不言巩，仍诣船别之，望断自宸衷，窜逐以警在位。”又论贾易，以为君锡弱易强，君锡荐秦观，既除正字，易弹秦观无行，不可以污文馆，君锡即自劾，盖出于易劫持也。易初论苏轼题诗怨谤，君锡亦相继论轼，太皇太后不悦，谕三省曰：“君锡全无执守。”乃诏君锡复为吏部侍郎，及三省进呈，太皇太后曰：“君锡非有罪，但无执守耳。”吕大防曰：“诚如圣谕，大抵贾易强，君锡弱，为所劫持也。”他日枢宻院奏事已，韩忠彦问：“赵君锡、贾易罢，不知因依，岂非言苏轼否？”太皇太后曰：“是也。辄将题诗事诬轼，先帝三月上仙，轼五月题诗，猥云轼别有意，似此使人，何可当也！目前事不言，却寻许多时事言，显是捃拾。初贾易言相，次赵君锡被贾易使之，亦言轼幸无事，乃似此生事。”忠彦曰：“君锡素无执持，然亦非助恶之人。”又曰：“闻贾易昨来除命出圣意。”太皇太后曰：“初不因人荐。”岩叟曰：“此人有风望。”忠彦曰：“陛下亦必是闻此擢用，乃误陛下任使。”岩叟又曰：“贾易除御史日，中外翕然称当，及来，闻京师百司官吏望而畏之，台谏官难得如此有风望者，今罢去，士论甚以为惜。进退人太速，亦人主所当愼，愿陛下留意，别除丞杂，尤所当愼。”太皇太后曰：“极当愼也，须求老成。”忠彦曰：“宜择忠厚者。”岩叟曰：“求得中道者用之乃善。”癸卯^[10]，诏朝散郎贾易改知宣州。乙巳^[11]，御史中丞赵君锡，为天章阁待制、知郑州。

七年三月，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虽道不同而互相挂毁。〈详见程颐〉

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乡贡进士程颐，为汝州团练推官、充西京国子监教授，以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及西京留守韩绛荐其学行，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12]，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先是王岩叟奏曰：“伏见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早与其兄颢俱以徳名显于时，陛下方欲用颢而颢卒，贤士大夫无不为之咨嗟，以为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复起颐而用之……臣愿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礼，择所以处之之方，而使髙贤得为陛下尽其用，则所得不独頥一人而已，四海潜光隠徳之士皆将相招而为朝廷出矣。”

三月辛未^[13]，程頥言：‘䝉恩授宣德郎、校书郎，自昨䝉恩授西京国子监教授，方再辞免，凖朝㫖，令乘逓马赴阙，祗命而来，未获进见，遽有此除，伏望圣慈令臣入见，所降告命不敢当受。’诏程頥特许朝见，仍令上殿。己卯，门下侍郎司马光言：“程頥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职官、西京教授，頥曽固辞。及朝廷召赴阙，除宣徳郎、校书郎，頥又辞，卑官在经筵者，惟有崇政殿说书，若以新所除官充崇政殿说书，足为超擢。”辛巳，宣徳郎、秘书省校书郎程頥，为通直郎、崇政殿说书〈 十四日辞恩命，乞进见〉。頥既上殿，即以经筵命之，面辞，不许，退而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宫女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徳器成就。”又曰：“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 —— 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徳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御史中丞刘挚言：“頥之逊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頥于出处辞受之际，义有难安者也……闻頥方辞恩旨，乞降指挥，依頥所乞，成就其节，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禄养其亲，又使受之有义，免于似是之谤。”頥卒留经筵，挚所言不用。

四月辛亥，户部言：“旧例：侍读、侍讲、说书请给一同。其说书程頥未敢便依侍读、侍讲例支破。”诏程頥职钱添作三十贯^[14]。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頥，兼权判登闻鼓院，頥再辞之。【再辞，据頥集，从违当考，本传乃无此】诏：“不带职官充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其请俸依职事官例支见钱。”頥在讲筵，尝质钱使，或疑禄薄，问之，乃自供职后不曽请俸，寻诘户部，户部索前任历子，頥言：“頥起草莱，无前任历子。”其意以为朝廷待士，便当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也，即令户部自为出历子。户部初欲折支，执政奏请：“馆阁官皆请见钱，岂有经筵反折支？”又检例，縁久无崇政殿说书，故户部只欲与折支，久之始给见钱。

十二月，苏轼尝骂程颐。〈见台谏言苏轼〉

二年七月乙丑，左司諌吕陶上䟽论朋党^[15]，其略曰：“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犹指张舜民之事以攻臣。”又曰：“程頥素不与文仲往还，忽谒文仲，盛称贾易言臣之事。”〈详见韩维解机务〉

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谏贾易知怀州。自苏轼以策题事为台谏官所言，而言者多与程頥善，轼、頥既交恶，其党迭相攻，易独建言请并逐二人，又言吕陶党助轼兄弟，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彦博及范纯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责易，吕公著言：“易所言颇切直，惟诋大臣为太甚，苐不可复处諌列耳。”太皇太后曰：“不责易，此亦难作〈宗祚切〉，公等自与皇帝议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责命亦不可行。”争久之，乃止罢谏职，既退，公著谓同列曰：“谏官所论得失未足言，顾主上方富于春秋，异时将有进导谀之说以惑上心者，当今之时，正赖左右力诤，不可预使人主轻厌言者也。”于是吕大防、刘挚、王存私相顾而叹曰：“吕公仁者之勇乃至于此！”通直郎、崇政殿说书程頥，罢经筵，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左谏议大夫孔文仲言：“頥人品纎污，天资憸巧，贪黩请求，元无乡曲之誉，奔走交结，常在公卿之门，不独交口褒美，又至连章论奏，一见而除朝籍，再见而升经筵。臣顷任起居舎人，屡侍讲席，观頥陈说，全无发明……上徳未有嗜好，而常启以无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开以勿用小人。岂惟劝导以所不为，实亦矫欺以所无有……又如陛下因咳嗽罢讲，及御迩英，学士以下侍讲读者六七人，頥官最小，乃越次独候问圣体，横僭过甚，并无职分……臣居京师近二年，頥未尝过臣门，臣比除台谏官，頥即来访臣，先谈贾易之贤，又贺与易同官，遂语及吕陶事曰：‘吕陶曽补司谏，命已久阁，今闻复下何也？如此则贾明叔必不安职矣！’明叔者，指贾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頥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数日矣。今陶设为司諌，明叔畏义知耻者也，言既不行，其辞去决矣。公能坐观明叔之去乎？’臣曰：‘将如之何？’頥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责重也。’推頥之言，必是与陶有隙，又欲讽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论正頥罪，傥未诛戮，且当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学，教人以经，三舍科条固已精密，宜一切仍旧，因深斥頥短，谓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頥赴讲，㑹上疮疹不坐已累日，退诣宰相问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圣临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为寒心！’翌日，吕公著等以頥言奏，遂诣问疾，上不悦，故黜之。【此据旧录稍删润之，但削去“頥流俗，雅为群奸所知，如是言者以为间乱，黜之非其罪”等语。新录辨诬云：“頥知上疾而告于宰臣，斯未为过，而言者乃以腾口为罪，又取市井间语以加之甚矣，今删去。”按史官但当录其实，当时孔文仲实以劾頥，頥亦坐是黜，安可没而不书，若辨其是非，则付来者可也】頥因三上章，乞纳官归田里，不报，又乞致仕，亦不报。

九月庚申，侍御史王觌奏：“苏轼、程頥向縁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頥、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乃至台谏官一年之内章䟽纷纭，多縁頥、轼之故也。前日頥罢而言者及轼，故轼乞补外，既降诏不允，寻复进职经筵，而又适当执政大臣有阙，士大夫岂得不忧？虽臣亦为朝廷忧也。轼自立朝以来，咎愆不少……然轼之文采，后进少及，陛下若欲保全轼，则且勿大用之，庶㡬使轼不遽及于大悔吝。”

十月甲申^[16]，知怀州贾易，责知广徳军。易既罢谏职，翰林学士苏轼、中书舎人苏辙皆乞补外，诏不许，于是辙言：“易谢表皆自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群臣䜛邪罔极，朋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沮䘮，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间有云：‘苏辙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台諌，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于条不当复以风闻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人，伏乞朝廷取问实状，如所言有实，臣甘俟朝典。”于是御史交章论“易人才庸下，猥䝉朝廷不次㧞擢以为谏官，当推公正之心，夙夜以思补报，而易惟谄事程頥，黙受教戒，頥指气使，若驱家奴，頥于人物小有爱憎，易乃抗章为之毁誉，附下罔上，背公死党……伏望早赐指挥降黜，以惩朋党之风。”诏贾易已罢言职，不合更于谢上表内指名论事，故有是责。【旧录云御史交章论易谢表文过，按此时胡宗愈为中丞，王觌为侍御史，丰稷为殿中，赵挺之、方䝉、赵屼为监察，不知言者为谁？按六月二十八日注，则御史或是方䝉也，交章当考】

五年正月庚寅，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一子頥素蕴学行，尝为迩英讲官，今其父亡，窘于襄事，伏望特赐矜悯，优其赙恤。”知河南府韩缜、翰林学士承㫖苏颂相继有请，诏赐绢二百匹，下所属，葬日量行应副。

六年五月丁丑，苏轼言：“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见苏轼诗谤〉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进呈，程颐服阕，欲除馆职、判登闻检院，太皇太后不许，乃以为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初颐在经筵，归其门者甚众，而苏轼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党、川党之论，二党道不同互相排毁，颐竟罢去。及进呈除目，苏辙遽曰：“颐入朝，恐不肯静。”太皇太后纳其言，故颐不得复召。乙巳，殿中侍御史吴立礼言：“臣窃见丁忧服阕人 —— 前通直郎程颐，除授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进职无名，颇骇士论。按颐当元祐初，用大臣论荐，方除幕职官，充西京教授，意卑小官，初乃固辞，及朝廷再以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召之，即欣然受命，盖其志在躁进，故辞卑居尊，速冀显逹。”又曰：“备位经筵，辄敢以师臣自处，欲求坐讲，是时諌官孔文仲上章，斥其狂妄，果不能逃陛下知人之明，即行显黜。前谪居西京，欲使之退思自省，今既免䘮除服，还其元任足矣，一旦𠖥擢无名，优进儒馆之职，将何以惩戒妄人，耸劝多士？”

四月^[17]丙寅，吴立礼又言：“按颐素履非正，狂妄躁进，言其内行，则娶甥以为妻，论其沽名，则素隐而行怪，以游说为事业，以捭阖为功能，邪说诡辞，足以乱政。兼颐昨以罪谴谪，曾未满秩，即丁父忧，朝廷因其除服免䘮，躐进儒馆之职，可谓异恩，既上章求避，不自以宠渥，逾分恳辞优命，而乃望望不足，自欲归就田里，夫人臣进退固有大义，苟无意禄仕，自当求致王事，以礼而去，未闻去就轻率，敢尔要君！茍不明正典刑，何以惩戒在位？”是月^[18]，礼部侍郎兼侍讲范祖禹言：“臣伏见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颐对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天下之士皆谓得人，虽真宗之待种放，亦不过此也……陛下用颐，实为希阔之羙事，才及岁馀，即以人言罢之，颐之经术行谊，天下共知，司马光、吕公著与颐相知二十馀年，然后举之，此二人者，非为欺罔以误圣听也。颐在经筵，切望皇帝陛下进学，故其讲说，语常繁多。颐草茅之人，一旦入朝，与人相接，不为关防，未习朝廷事体，迂疏则固有之，而谓颐欲以故旧倾大臣，以意气役台谏，其言皆诬罔非实也，盖当时台谏官王岩叟、朱光庭、贾易皆素推服颐之经行，故不知者指为颐党，颐匹夫也，有何权势动人而能倾大臣、役台谏……如颐之贤，乃足以辅导圣学，至如臣辈叨备讲职，实非敢望颐也。臣久欲为颐一言，怀之累年，犹豫不决，累使颐受诬罔之谤于公正之朝，臣毎思之，不无恨也。今臣已乞去职，若复召颐劝讲，必有补圣明。臣虽终老在外，无所憾矣！”

五月甲申，监察御史董敦逸言：“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髙毁甚’之语，怨躁轻狂，不可缕数。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公卿之门，动揺言路，幸陛下圣明察其疏缪，止令罢职，亦朝廷之寛恩也。颐近因䘮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望朝廷追寝新命，以恊公论。”丙戌，诏程颐许辞免直秘阁、权判京西国子监，差管勾崇福宫。颐初表言：“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何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辨而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未终䘮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生愧惧。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昩随时，俗所忌憎，动招谤毁，昨䝉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臣昨因丁忧，既已去官，今来所下告命，不敢祇受，已于河南府寄纳，伏乞朝廷检㑹臣前来五次奏陈，特降指挥，许回田里。”诏不许，颐又言：“伏念臣力学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知利逹以干时，陛下诏起臣于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讲说之职，臣窃思之，得以讲学侍人主，茍能致人主以尧舜禹汤之道，则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时，孰过于此？臣于是幡然有许国之心，在职岁馀，凡夙夜毕精竭虑，盖非徒为辨辞，解释文义，惟欲积其诚意，感通圣心，庶交发志之孚，方进沃心之论，实觊不传之学，复明于今日，作圣之效，逺继于先王，自二年春后，每当臣进说，陛下尝肯首应臣，臣知陛下圣资乐学，诚自以为千年之遇也，不思道大则难容，节孤者易踬，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髙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岂免众口，不能取信于上，而欲为继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难也！臣何狂简，敢尔觊幸？宜其获罪明时，见嗟公论，志既乖于仕道，义当尽于为臣，屡恳请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衔恤既终于䘮制，退休合遂于初心，岂舍王哉？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闿今传后，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岂期矜贷，尚俾甄升，恩虽甚隆，义则难处。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茍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臣非敢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茍得之人，甚可羞也！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伏乞检㑹臣前后累奏，特赐指挥。”既有崇福之命，颐即承领敕牒，但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讫不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