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5 中华文库

元祐三年二月乙未，宣徳郎、正字刘安世为右正言。司马光既殁，太皇太后问吕公著：“光门下士素所厚善，可任台谏者，孰当先用？”公著以安世对，遂擢任之。

四月甲申，右司谏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惟胡宗愈公议以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观其所为。”安世退而上疏言；“宗愈性本奸回，才识暗陋，自居风宪，尤务迎合，既不闻有所启沃进贤退奸，亦未尝有所建明兴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侧目。忽闻制命，擢居丞辖，舆议喧然，莫不惊骇。”

五月^[1]丁未^[2]，右正言刘安世言：“欧阳棐凭借阀阅，素无声闻，才既暗陋，性复回邪，造请权门，不惮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辈，交结执政子弟，参预密论，号为死党，缙绅之所共疾，清论之所不齿，岂可更叨误恩，列职太史。”丁巳^[3]，右正言刘安世言：“近闻朝廷除黄庭坚为著作郎，闻御史赵挺之历疏其恶，以为先帝遏宻之初，庭坚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秽……窃谓挺之徳州守官，耳目相接，不应妄缪，审如其言，则闾巷之人有所不忍，而庭坚为之自若，亏损名教，绝灭人理，岂可尚居华贯。”

八月己卯，右正言刘安世言：“臣昨以欧阳棐除馆职不当，已累次论列，至今不䝉指挥。近日伏闻用为职方员外郎，除目既传，中外骇愕，何者？棐以憸邪庸琐之才，慿藉执政亲昵之势，百日之内，三被恩荣，虽台谏交章，盖有不能夺者，而又继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幸取，而天下无复有公议也！”

九月己巳^[4]，右正言刘安世言：“制科谢悰申尚书省辞免新命状，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祗’为‘抵’，以‘受’为‘授’，虚薄寡闻，一至于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猎侍郎’，为严挺之所讥而罢，今陛下方当右文之代，初复制举，岂容有‘抵授贤良’乎？”

十月甲申，右正言刘安世言：“臣非不知进退大臣，务全体貎，而宗愈登用以来，丑迹日著，人言沸腾，不可弭塞……请略举其近事之显著者而极论之。”凡十有二，愿罢免宗愈，以慰天下。庚子^[5]，安世又言：“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盗中司之要任，䝉蔽人主之听，隳废祖宗之法，阴结惇、确之奸，徼幸异日，显主轼、辙之党，公肆诋欺，未尝振举纪纲，但闻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内，致位丞弼，公议骇愕，罪状日著，岂可尘污廊庙，与闻机政。”

闰十二月丁卯^[6]，刘安世言：“臣窃闻除谢景温权刑部尚书……按景温在先帝时为湖南安抚使，附㑹章惇，先于徽、诚等州建置城寨，以开邉隙，十年之内，所费不赀，湖北及广西并邉之地，常被杀掠，无有宁岁，蠹国残民，莫此为甚……又自髙阳关将帯女巫，置之郡下，景温侥幸大任，日使子弟就其家考问，以至崇此妖人，目为圣母……以婢妾之子，用为左右之侍吏，辄恃势以醉殴人，景温殊无畏惮，释而不问，遂致言者弹劾，出之近藩，然是时景温亲党方据权要，故知蔡州，未㡬即徙颍昌，又权守成都，而偃蹇不行，无人臣恭顺之礼，陛下曲从其请，改守扬州……未久而又不因省部阙官，忽有今日不次之擢，陛下详此数节，则景温诏除之下，能允公议乎？”是月^[7]，刘安世言章惇强买苏州昆山县百姓朱迎等抵当田产：“方陛下践阼之初，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备位大臣，不能辅成上徳，而包蓄诡计，动为异论，阳示强鲠，阴助奸慝，以至悖慢，帷幄之前，殊无君臣之礼，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诛，止罢执政，出之藩镇，谓宜退省前过，痛自惩艾，而长恶不悛，陵蔑国法，劫持州县，强市民产，前后大臣，肆行奸恶，未有如此之甚者。”

四年二月癸丑，朝散大夫、卫尉少卿王子韶为太常少卿^[8]，刘安世言：“按子韶资性憸佞，行己无耻，熙宁初，士大夫有‘十钻’之谚，目子韶为‘衙内钻’，盖以其造请公卿之门，不惮寒暑，交结权要子弟，巧于自谋，如刀锥之铦锐也……少常之任，素号清选……岂容匪人，辄尔冒处。”己巳^[9]，蔡确在邓州尝上章陈乞颍昌府，以便私计，刘安世言：“确弟硕^[10]招权纳贿，罪当以大辟，止送韶州编管……硕^[11]至贬所未及逾年，移置黄州，旋请近镇。臣谓确敢萌意外之望，盖先用其弟量移之请尝试朝廷……遂敢陵蔑公议，虽屡霑非常之恩，犹不能满确之意，复托亲老，愿移大藩，盖有以启之也。”

三月，刘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得性柔邪，秉心不一……止以近事之尤显著者，试为陛下陈之。蔡确陈乞颍昌，常陶身任台纲，阴庇奸慝，一也；谢景温误恩，并不论列，二也；章惇强市田产，亦不惩治，三也；王汾请赐王安石恶谥，及汾除諌议，常等遂率全台，肆为丑诋，四也；常在户部，协助邪说，请复雇募，五也；昨者有司请于经义之外加以诗赋，常屡乞改用经义，背公死党，六也；保甲之害，众所共知，变法以来，农民方遂休息，而陶乃建言，重乞编排，率情妄作，七也。”

四月，刘安世言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见蔡确诗谤〉

五月，刘安世论彭汝砺营救蔡确。〈见蔡确诗谤〉

七月丙子^[12]，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尝有阙行，嬖人用事，干挠政刑，子弟失教，闺门不肃，丑声流行……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曽未席暖，擢寘宥宻，臣恐修洁之士耻与比肩，流荡之徒无所惩戒，乞罢新命，以允公议。”诏育权发遣熙州。

十月庚子，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宣徳郎刘安世，迁通直郎，为左谏议大夫，仍赐绯。

十二月，是月^[13]左諌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自前月末，闻传圣㫖，权罢讲筵，是时近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暂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月，别无政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已疑之矣。迺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必不能动荡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益众，考之颇有实状……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寖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徳……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闲之燕，频御经典，仍引近臣，与之论议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悉俾开陈，以助圣学。”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诚至愚，不能不惑……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庙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又上疏太皇太后曰：“陛下内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徳，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纎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籍籍，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疏皆留中。初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逾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姥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縁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有此？”媪具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漏泄，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答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刘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湏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阁内寝处，冝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曰：“諌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㫖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并令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㫖，即过安世具道之，安世曰：“此事实系圣徳污隆，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传圣㫖，盍具奏知？万有一为所绐，悔其可追乎？”安世乃奏曰：“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諌官之职；若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亦何补于事。惟冀陛下爱身进徳，留意学问，清心寡欲，增厚福基。”祖禹奏曰：“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然臣所言皇帝进徳爱身，所宜常以为戒，太皇太后保䕶皇帝安身正心，久逺之虑，亦愿因而勿忘。”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涕泣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

五年三月，是月^[14]，左諌议大夫刘安世言中书后省都吏时忱，于司勲所定酬赏之外，别拟特㫖，违法推恩，至第六章曰：“臣所以不论执政而劾都司者，盖迁补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书省白札子眀称‘都司拟到’，则是事由有司而起，执政容或不知也……敢冀陛下深赐省察。”

四月^[15]辛丑，刘安世言邓温伯资禀奸贪，附丽权利。〈详见邓温伯罢内翰〉

八月庚戍^[16]，左諌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安世为集贤修撰、提举崇福宫。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向者屡曽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䝉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廷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羸，已尝奏陈，乞一宫观差遣，伏望圣慈收还误恩，早赐俞允。”诏不许辞免，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闻衰落，不练旧章……此臣之所不能也……伏望陛下察臣至恳，追寝误恩。”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称疾，诏阁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辞不受，于是诏从安世请。

元祐七年十二月甲子，新京西路转运副使、左朝散郎贾易，知苏州。

八年二月丙寅，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睹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馀日，谓臣独主其事，臣论议疏违，致有台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归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叙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易，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者？”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遽劾颂，颂竟坐此罢去。

三月壬午，诏：“尚书右仆射苏颂累上表引年，乞解机政，可依所请，特除观文殿大学士，充集禧观使，所有实封食邑，依自来体例施行，于今月六日宣麻。”初进呈台章论颂稽留制书，尚书左丞梁焘曰：“颂为宰相，理㑹差除，可谓称任矣，况论差除，执政皆得可否，为相复不得论本省事乎？”台章又以颂子为太学博士，同舍多有迁擢，焘曰：“差除皆宰执合议，方敢将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罢议，非颂敢专也。至如父子家庭间语，外人岂得知之？若臆度猜疑，即诬造巧饰，何所不至，此不可不察。”颂既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宫祠便居，焘又争曰：“颂罢已非宜，愿两宫察言者之妄，留颂以遏倾揺之风，朝廷辄罢免宰相，事体极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颂不肯住。”焘曰：“若用自请，即职名非故事不可降职处外，以示疏逺。”颂得以大学士留京师。【邵伯温云：“杨畏攻刘相出，意谓必相门下侍郎苏辙，朝廷乃以苏颂为右仆射，畏又与来之邵言苏相留贾易谪命不下为稽留诏命，时中丞李之纯与苏相为姻家，偶在病告，畏入卧内，见之纯曰：『台谏言苏颂，章累上，未有施行，公与之连姻，托病在告，恐言者将及。’李公长者，为畏所劫，亦上章言：‘臣僚论苏颂章疏，乞早降出施行。’苏相遂罢，太皇太后察见杨畏等私意，复自外召范纯仁，拜右仆射，畏与之邵又言纯仁不可用，不报。”之纯与颂为姻家，当考。《实录》不载之纯有言，亦当考。李清臣与许将书云：‘子容之罢，虽言者乘之，殆别有谓非面叙莫能悉也。’不知清臣所称别有谓是何事？岂即邵伯温所记杨畏反复攻击，为苏辙乎？当考】乙酉，中书侍郎范百禄奏：“台官言苏颂稽留贾易知苏州诏旨，累乞罢免，劾章所指，虽不及臣，臣实何颜，茍逃罪戾，已面奏不敢入省供职。”诏不允。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宰臣苏颂近以稽留制书、援引亲党、除授不当罢政。按除授差遣，自系中书省同共商议方可进呈，今来苏颂既罢，所有中书侍郎范百禄实预其职，岂可不任其责……望赐罢黜，以慰中外之论”戊子，庆基又言：“近论列中书侍郎范百禄……非特朋比欺罔，不守典法，内懐险诈，阴图倾夺而已，其狠愎自任……援引吕陶为起居舍人、岑象求为诸王位说书，皆川人也……假朝廷之名器而收私室之恩，其罪一也。至如以宋照知凤州、扈充知利州，亦皆川人也，凤州职田供给，号为优厚，初除沈迈，待阙已久，乃差迈知泉州，以凤州与照，众论莫不为之扼腕，其罪二也。冯如晦为户部郎中，坐前任䕫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御史台究治未结绝间，百禄以其同乡，遽除馆职，差知梓州……违朝廷之法，徇乡里之私，其罪三也。百禄顷曾相视大河利害，是时力以回河为非，北流为是，及去歳大河复向东流，献议者屡陈其便，乞遣近臣相视可否，而百禄固执前日之所见，力行沮格，竟不闻遣使相视，迁延至今，春水泛涨，已无及矣，其狠愎自用，执一偏之见而沮公共之议，其罪四也。为人臣者无有乎已，况敢顾其私乎？岂有久待阙次而夺与它人？见系究治而骤加进用？上罔圣明，下紊纲纪，擅威福之权，行邪枉之道，其罪五也。望出宸断，早赐罢黜。以协公议。”己丑，黄庆基言：“近论奏中书侍郎范百禄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党与，皆有显然事迹……昨罢黜刘挚、王岩叟、朱光庭、孙升、韩川辈，而后其党稍衰，然而洛党虽衰，川党复盛矣！百禄之亲戚朋游，皆在权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状明白，早赐罢黜，以离其党与，庶使当路者有所畏惮。”辛卯，中书侍郎范百禄奏：“䝉赐诏书，依旧供职者。国法有常，人言可畏，虽善贷之明不惑，而愚臣之分难安。伏望圣慈亟加必罚，以为小人之福，以警在位之臣。”诏以百禄为太中大夫，充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初罢百禄，不除职，尚书左丞梁焘争之，乃有是命。【百禄不除职，据梁焘《行状》。苏辙《遗老传》云范百禄罢政，实坐。按《实录》乃有黄庆基、杨畏、来之邵劾章，不知辙何以云尔？当考】乙未，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苏颂言：“冬春以来，内感寒壅，发则几于委顿，伏望许上封章，俾还闾里。”诏不允，除大朝㑹外，仍特免朝㑹。

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黄庆基言川党复盛。〈见苏颂罢相〉是月，门下侍郎苏辙奏：“臣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䝉徳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徳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非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䝉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敦逸又奏云：“臣近具奏，乞减杀川人太盛之势，及乞广为体访等事，已尘圣览，今采众言，有合开陈下项：一、访闻苏轼、苏辙、范百禄辈各有奏举及主张差除之人，惟苏轼为多，或是亲知及其乡人，有在要近，有在馆职，有为教官，有作监司，有知州军，不可以数考，是致仕路有不平之叹，中书省、尚书吏部须籍姓名，乞指挥供具，便见员数之多寡、事势之何如。一、高丽买书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轼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礼部、国子监，乞取索看详。一、黄河软堰之事，亦是陛下已降之命，亦因众臣共为之议，得旨而后行，寻以苏辙见拒而罢，见有文案在尚书省工部、都水监，乞取索看详。臣闻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则君尊，命令轻则臣强，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苏轼、苏辙违而拒之，辙之拒命，中外闻之已惊骇矣，轼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四裔亦知之矣，异日寇贼生心，边防误事，臣未及议。窃惟苏颂、范百禄以稽留制书及差除不当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辙与轼岂惟敛恩作福，朋党不公，而又拒违君命，语其情犯，又非颂与百禄之比，释此而不治，命令轻矣……欲乞检臣前奏，并详今来所陈事理，断自宸衷，指挥施行。”【《编类章疏》系八年三月二十日奏此，今因苏辙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时，既附三月末，则敦逸此奏却不当先见于二十日，故亦附三月末。苏辙奏辨后，五月十六日吕大防言敦逸言辙应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辙之罪，即指敦逸三月二十日所奏也。敦逸初十日所奏，独检讨未得，今《实录》但存黄庆基所奏耳】

四月，是月^[17]，门下侍郎苏辙奏：“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遣？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言一事已显，且敦逸言臣非一，并未䝉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被暧昧之谗。”

五月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罢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壬辰，三省同进呈董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事，应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非辙之罪。”庆基言：“轼知颍州日违法，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赏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发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杨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蓦越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将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壊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益、颜章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众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䝉朝廷放罪……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 ，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近者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序，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皆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至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狷薄，昨除秘书省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惟知有轼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㫖，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有司推治，实迹具存，众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懐怨望，二圣陛下临御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轼因行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将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云：“乃者役钱贷息之敝、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而天下不靖，河溢为灾，老㓜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有，狱市纷然”……惟汉武帝时，暴征逺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轼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知韶州诰云：“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厄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夫刘谊得罪于先帝，自以职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当公论之，而乃张皇上书，用此罢江西提举，安得为尽言乎？至于安知有今日之报，此语尤不忍闻，陛下奉承宗庙，当有以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徳，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转运使诰云：“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夫先帝立法，岂不欲养民邪？先帝用人，岂不欲去刻薄而从忠厚邪？今以为务以养民，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今以为黜聚敛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敛之吏也！轼行贬吕恵卿诰云：“茍有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夫先帝立法，乃欲与天下同利，岂有先帝之圣神英睿，冠绝百王如此，而乃肯从蠹国害民之谋乎？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愿陛下试取而观之，盖有声述不尽者。臣请以常人论之，对人之子詈人之父，犹且义不胜诛，况轼职代王言，而实诋先帝，按之以法，当如何哉……至如结托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致其人上下论诉进状者凡八年，方与断还……义激于中，不能自止，故望赐英断，上以释先帝之谤议，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者必先于正朝廷，正朝廷必先于破朋党，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听，睿足以独断者，未有不为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礼部尚书苏轼，已历疏其所为矣，窃见门下侍郎苏辙懐邪徇私，援引党与，怙势曲法，务与其兄相为肘腋，以紊乱朝政，轼则外许人差遣而公荐之，辙则内为之应而引用之……按轼与吕陶交结至厚，昨者荐陶自代，遂除为起居舍人，近日中书舍人陈轩縁馆伴高丽人使请赐书籍事，轼恶轩之不附己，遂公奏于朝，力加排诋，意欲使轩补外，乃迁陶为中书舍人……轼知颍州日，赵令畤为本州签判，轼与之往还甚宻……轼乃公荐于朝，称其才美，访闻苏辙见议除令畤差遣……国子司业赵挺之为御史日，屡言轼不公事迹，轼居礼部，统辖国子监，日务攟摭太学中事……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补外，访闻苏辙见议除挺之为转运副使，以同列商议未合，故未敢进呈……太府寺丞文勋，以篆字游于轼之门，初不以公正吏才称也，轼既援引，辙遂除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冯如晦为䕫州路转运使日，按发公事不当，见系御史台推治，未结绝间，辙以川人，遂除馆职，差知梓州，近断敕方下，如晦虽以法夺官，而差遣与职竟不动也……赵卨帅鄜延日，欲弃熙河而不敢献议，乃以书抵大臣，是时辙为中丞，得其书，即与论列，赖谏官刘唐老疏其交通诬罔之迹，谋遂不行……前日臣尝言执政不务协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几于忿争，极伤国体，盖辙欲进其党与，故众论不肯相从尔……轼尝自言陛下称其兄弟孤立，以为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结党与而无所忌惮，又其党言陛下许轼大用，以为必见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争趋其门以图进取，上下唱和，合为一党，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尔，一言涉于欺罔，则终身不可以诚信委之，按辙荐王巩累数百言，陛下真以为可用也，既而淮南提㸃刑狱锺浚根究王巩在任日，秽恶狼籍，实迹具存，遂谪为监当，而辙亦怡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辙之表弟也，昨任䕫州路转运判官，按知云安军孙拱事，拱与之邵互论，见系推治，未见曲直，乃除之邵为都大提举茶事……至如轼之罪恶……因行制诰，公肆刺讥，以法论之，指斥乘舆，罪在不赦，而况指斥宗庙乎……陛下试观轼、辙所为，稍失控御，则何所不至！”于是吕大防、苏辙等奏曰：“庆基言轼所撰李之纯等六人诰辞涉讥毁先帝，其间陆师闵诰一道，系范百禄词，非轼所撰。臣窃观先帝圣意，本欲富国强兵以鞭挞四裔，而一时群臣将顺太过，故事或失当，及太皇太后与皇帝临御，因民所欲，随事救改，盖事理然耳。昔汉武帝好用兵，重敛伤民，昭帝嗣位，博采众议，多行寝罢；明帝尚察，屡兴惨狱，章帝改之以寛厚，故当时天下恱服，未有以为谤毁先帝者也。至于本朝真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财；仁宗即位，罢修宫观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时施宜，以补助先朝阙政，亦未闻当时士大夫……以毁谤先帝为词，非唯中伤士人，兼欲揺动朝廷，意极不善，若不禁止，久逺不便。”苏辙又奏曰：“臣昨日取兄轼所撰吕恵卿诰观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兄轼亦岂是讥毁先帝者耶？臣闻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当时大臣数人，其间极有不善，不肯諌止。”吕大防曰：“闻永乐败后，先帝尝曰两府大臣略无一人能相劝谏，然则一时过举，非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圣明，必能照察此事。”于是得㫖，敦逸、庆基并与知军差遣。丙申，左朝请郎、新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董敦逸，知临江军；左朝请郎、新福建路转运判官黄庆基，知南康军。敦逸、庆基既有㫖与知军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纯及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亦言：“二人诬陷忠良，朝廷容贷，止令出使，臣恐后人观望，得任私意，敢肆狂诬。”故遽责之。己亥^[18]，黄庆基、董敦逸既责，苏轼以札子自辨曰：“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其间有关臣子之大节者，于义不可不辨 —— 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大奸数人，所行诰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恵卿自前执政责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䝉朝㫖节录台谏所言恵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诰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恵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徳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仁，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砀山之贬，反复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徳音犹在’，臣之愚意以为，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之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馀所言李之纯、苏颂、刘谊、唐义问等诰词，皆是庆基文致附㑹，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更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云云，太皇太后令辙谕曰：“縁近来众人正相攟拾，且须省事。”轼乃具札子称谢曰：“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支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暗人，是以遇锺㑹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涕流，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眀。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躯，以报邱山之徳。”

六月甲寅，礼部尚书苏轼乞知越州，诏不允。壬申，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左朝散郎苏轼，知定州。【按苏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侍读礼书论读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于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当考。六月八日，轼已乞越州，诏不允。《政目》亦于二十六日书苏轼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

绍圣元年三月丁酉^[19]，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见绍述〉

四月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壬子，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核实施行。”殿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祐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吕惠卿制词，则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茍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行吕大防制词，则曰：‘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撰司马光神道碑，则曰：‘其退于洛，如屈原之在陂泽’，凡此之类，播在人口者非一，当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词，中书舍人蔡卞所撰也。范纯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罢免，朝廷之事，不合与闻，然有未尽之诚，上觊少禆圣听。窃见全台言苏轼行吕惠卿诰词，言涉讪谤，伏缘熙宁法度，出于建议之臣，又州县奉行之际，多有过当，不副神宗爱民求治之意，及至垂帘之后，惠卿方用谏官之言，特行重窜，苏轼因撰辞之际，遂至过诋惠卿。今台谏章揽归先朝，事体不便，况今来言者，多是垂帘时擢归言路之臣，当时畏避，不即纳忠，今日观望，始有弹奏，若便施行其说，亦恐玷垂帘之圣明，妨陛下纯孝之德。三省进呈之际，伏望圣断，特加容贷，不惟可全国体，亦可稍镇浇风。”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丞议郎。

闰四月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王庆基言轼诋诬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家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茍容，望赐黜责。”诏之纯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愤其诋诬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 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特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馀见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