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6 中华文库

绍圣二年三月丁酉，试中书舍人林希，权礼部尚书。监察御史常安民言：“希在史局八月，岂有端坐不下笔之理？况《实录》成书，希同迁一官矣，比众人皆得罪，希既置而不问，又复峻迁，遍私如此，何以服人？希盖章惇之党，为惇谋客，惇之肆横强狠，皆希教之，若不去希，朝廷必不安静。天下，陛下之天下，予夺黜陟，陛下之操柄，柰何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尽以付权臣乎？”章屡上，不报，由是惇与其党日毁短安民于上前，谓安民力主元祐，意欲为范祖禹等营解，然未有以显中也。

九月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监当差遣。”【《旧录》云：“安民奸人之党，张商英荐之于朝，得为言事官，数以奸言进对。初谈正论，浸怀异心，上睿知，屡察其奸，遂逐之。”《新录》辨诬曰：“张商英荐安民于朝，检寻《哲宗实录》，并无证据。如‘奸言’、‘异心’等语，皆是诬谤。今依常氏《家传》及《奏议》别行修定，删去上件五十九字”】又诏：“常安民已降指挥罢监察御史，来日可更不引上殿。”【《御笔》九月三十日下，编御集者又注云：“安民已被黜，命下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降旨罢之”】先是安民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圭家荫孙，五人皆圭身后所生，乃引元祐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托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仇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大长公主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于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祐旧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耻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十日诏】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于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谮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于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及安民论布在枢密院与惇互用亲故，布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公著书，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初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折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依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降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托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惑圣虑，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仇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群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矣！’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曰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待制。惇等积怒，合力排陷，谮毁日闻。他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之深者，乃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于是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

绍圣二年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先是御史中丞黄履、御史周秩，以雍尝为二王宫僚，交章论劾，内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称疾，乞解机务，诏不许，会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广德军，雍复起视事，逾年乃去位。章惇之贬斥元祐旧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焘、李清臣与惇争论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谓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牍白上，惇遂安，议者谓雍以此结惇也，然雍竟罢黜。【邵伯温《辨诬》曰：“初元祐中，吕相引李清臣，欲其为助，至绍圣初，清臣首变元祐之政。吕相出，范相亦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颍昌府。章惇被召未至，相位尚虚，清臣益有觊觎之心，亟改元祐法度，除诸路常平使者。已而章惇至，拜左仆射，安焘除门下侍郎。安公刚正，每事与惇争辨，清臣既不得作相，亦与惇为敌。初谪贬元祐臣寮，尽以白帖子行事，安公、清臣与惇争论不已，哲宗疑惇，惇亦恐，时郑右丞雍以尝为二王宫寮，屡致人言，迹甚危，欲结惇为自安计，私谓惇曰：‘熙宁初王荆公作相，尝用白帖子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牍，怀以白上，惇遂安然，郑竟罢政，寻被谪。”】己巳，直龙图阁、陕西转运使穆衍，知泰州。安焘初欲用钱勰，曾布曰：“勰罪状不在顾临下。”章惇曰：“当在临上。”上曰：“何可作帅？”皆曰：“不如用衍。”从之。御史中丞黄履言：“窃睹钱勰批答不允郑雍所请诏草，有‘群邪共攻’等语，臣未识斯言出于圣谕为之，抑出于钱勰私意？若出自圣谕，自即请罪而去，若出勰之私意，臣亦不可不辨。伏缘雍之进在元祐中，当是时也，凡有进拟差除，皆出于执政大臣，则雍之进也，决知非陛下本意，及陛下收揽政柄，察知吕大防等罪，遂加贬斥，惟雍不止幸免，又得独预拟议，臣诚恐天下有以窥圣政之万一，遂具弹奏。使雍当日能以一言自明，乞不干预，臣亦不论为伤廉隅及碍圣政，所以虽至奏陈，既蒙陛下委曲开谕，不复论及。今勰乃以群邪为词，未知勰之所趋，何以为正？何以为邪？而公然形于答诏，无所忌惮。伏望陛下特赐辨明，使臣稍有邪心，甘趋鼎镬。如其不然，即乞追改答诏及正勰欺诬之罪。”侍御史翟思言：“昨日尝疏钱勰批答郑雍诏书，有‘群邪共攻’之语，又闻却作‘群邪交攻’，意有未尽，须至再陈。恭维陛下以成王之孝，继志述事；以大舜之智，任贤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庆，今勰乃以臣等忝任风宪，指为群邪，则未知勰之处心积虑，仰视陛下何如主也？伏望圣慈详酌，尽理施行。”左正言刘拯言：“伏见去岁御史合班弹奏尚书右丞郑雍不当任以政府，臣于是时盖尝继呈论奏，今雍抗章请去，翰林学士钱勰代言批答，乃有‘群邪共攻’之语，谓之群邪，则臣亦处一焉。且御史以击邪为任，而乃以邪人处之，岂是朝廷正名核实之意？顾臣义分，难以安职，伏望圣慈罢臣言责，授以冗散，庶使公言，中外取信。”又言：“伏睹士论藉藉，谓翰林学士钱勰撰赐尚书右丞郑雍诏，有‘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明辨’之语，盖指去年臣等尝弹奏雍反复不忠也。按勰处代言之职，其遣辞命语，虽出于勰，传之天下，载之后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弹奏雍果出厚诬，则朝廷耳目之任，岂容群枉窃据，乞赐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弹奏苟非诬罔，则勰之代言不实，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语，以扇惑朝廷，亦乞施行检会。”钱勰撰赐郑雍第二诏：“卿恬静恪己，雅重镇浮，顷正台纲，遂跻政路，弗容群枉，规欲动摇，朕察其厚诬，力加辨明。君臣之际，固可无嫌；进退之间，所宜致慎，夫何异趋乃尔，乞身勇于自谋，岂不有裕志于论报？其或未安，无重为烦，所宜亟起。”诏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元祐初，章惇罢知枢密院，知汝州，勰草制词，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无大臣之节”。及惇入相，勰知开封府，殊惧，已而擢翰林学士，乃安。曾布数毁勰于上前，上未听也，于是蔡卞与黄履同在经筵，为履诵“弗容群枉，规欲动摇”等语。履问：“如何？”卞曰：“似近时答诏，不知谁为之？”亟令学士院检呈，乃知勰所作，履等相继论列。雍既罢政，勰亦坐贬黜，而卞即为右丞。勰得罪，初非惇意也。

绍圣三年六月己卯，三省言：“检会常立元祐中供纳实录院文字，其间门人赵沖叙常秩事迹，内有不逊词语。”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勾当明道宫；奉议郎赵沖别取旨。辛巳，中书舍人叶祖洽言：“常立罢诸王府侍讲，差遣勾当亳州明道宫。按宫观之任，惟侍御史职司已年老之人，朝廷方授之，以立奸人，何得授此？窃恐朝廷以不逊辞语是秩门人赵沖所叙，遂欲薄责。望以立之恶，明付有司，正其罪名，特加窜殛。”诏：“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追还所借转通直郎，依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奉议郎赵沖特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癸未，叶祖洽又言：“近诏常立仍旧郓州观察支使，与监当差遣；赵沖特降一官，与小处监当。按沖系秩门人，只是与立编写，就使知情，犹为从坐，今则追官，与远小处监当。立是秩子，主名编录供送之人，今责降乃轻于沖，公议未允。望以沖情罪参较轻重，特发神断，使刑罚允当。”诏常立添差监永州在城酒税；赵冲添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既赐对，又请除谏官，上犹未许，曾布乘间白上曰：“常立附丽章惇等，先帝自处士擢常秩为侍讲、谏官，其死则又手诏褒美，赠官赙恤，无不至者。人言立元祐中曾上文字，云其父不悦先朝故事而去，外议殊不平之。惇以周穜为不负先朝，若立者可谓有负矣，及喜之，则掩而不问，然臣未知子细，容更体访实具奏。”上曰：“且与问取来。”是日甲戌也。翌日，布以立事质于史院，乃具得之，有云：“自荆公去位，天下官吏阴变新法，民受荼毒”，又云：“上下循默，败端内萌，莫觉莫悟，公独见几，知其必败”，乃门人赵沖撰集秩行事、言论并墓铭，缮写为两册，元祐中纳史院，史官莫不见之。翌日，具以立等此语闻达，上甚骇其不逊曰：“何谓必败？”布曰：“臣所记不详，然此两册，现在史馆，可令签贴进呈。”上赫然曰：“待令取。”布曰：“此事外人多知，史官无不见之者。近闻两舍人云：‘若有差除必缴。’然臣既知之，不敢不奏。”上曰：“岂可不言！”又翌日，布方对，上曰：“立文字已令取，果有此语。”布曰：“何敢妄！若立诚有此语，不惟不逊，自当行法，不可但已。”及三省对，上遽语蔡卞曰：“常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章惇曰：“卿不见其语乎？尊戴安石如此，则以神考为何如主也？”惇谢不知，因请其语，上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惇、卞皆错愕谢罪，上即命中使就史院取秩《行状》，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惇、卞等，由是惇始悟为卞所卖。后一日，三省进呈，上赫然令与立宫观，沖别取旨，叶祖洽缴录黄，以谓立父子世受国恩而狂悖如此，贬太轻，李清臣具以报布。是日，布对，上谕布曰：“立已行法。”布曰：“已侥幸。昨以王府故借官，今遂不夺，恩命优矣。”上曰：“赖卿言及，不尔，几误擢，然人物亦极平常。”布曰：“问青苗、免役、市易、差夫等数事否？”上曰：“俱不曾问。”布曰：“立訾先朝如此，又谄附执政，及与人言青苗、免役事，须立乃能推行，其佞媚反复如此尤可罪，如此等人乃欲擢使为谏官，岂不误事？”上曰：“反复尤不堪，其言荼毒，乃桀、纣事。”布曰：“《书》称‘荼毒痡四海’。”上又曰：“知其必败是何语，何败之有！”布曰：“谄王安石而毁先帝，情更可诛。陈瓘所以忤卞，只云卞‘但以安石为准绳，安石所是者必欲进，而不喜者必欲黜。立安石为准的，以罗织士类，此最为害政。况安石之所是非，与先帝不同者非一，岂有但以安石为据？’卞以此深怒瓘，而士类莫不以瓘之言为是。臣亦尝亲闻先帝不与安石之语，今立乃以谓‘安石既去，民受荼毒’，然则先帝有为于天下皆出安石，则先帝皆所不晓也，悖慢不逊，无甚于此。”上亦切齿。及三省进呈祖洽文字，遂夺立借官，依前职官监当，赵沖见任奉议郎，夺一官，远小处监当。祖洽再缴，以谓立不当轻于沖，上曰：“置立于永州，沖于道州监当。”布称善，上曰：“必败之语殊可骇。”布曰：“不逊未有如此者。传云人臣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立之言不逊如此，乃欲擢之言路，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上曰：“共任国事，何可不言？”布曰：“臣事陛下，每不敢不自竭。陛下天纵睿明，于是非曲直，无不了然洞照，以此苟有所闻，不敢不尽底里。”上曰：“固当如此。”布又言：“陛下亲揽万几，政事不一，若庙堂得人，其次言路不苟且循默，则每事自不至如此上劳圣虑。”上深然之。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窃闻常立以父秩《行状》申国史院，希合权臣。言父秩与王安石之美，诋诬先帝，比者陛下照见底里，已行弃逐，颇快舆议。谨按立自选人入馆，未几又借通直郎、王府侍讲。近又令上殿，立之无状如彼，大臣亲昵引荐如此，立之上殿，未审何人引荐，敢尔欺罔？臣传闻大臣每于陛下之前，必云去诋诬之人，而立之诋诬至有‘荼毒生灵，公知其必败’之语，乃略而不问，犹且援进，恐其不速，岂非负先帝、欺陛下乎？为臣之罪，莫大乎是！自昔大臣若微过，必引咎避位，今立过恶如此，而引荐大臣略无自咎之辞，曾不愧惧，廉耻之风不行于庙堂之上，而欲风天下、清士类，其可得乎？兼大臣在史院者，若见其文，自当进呈，召对之际，同为欺蔽，亦宜有罪。伏望特行黜责，以警官邪。”【此据次升《奏议》增入，不得其时。曾布独不称次升尝论立，当考。曾布《日录》并陈瓘《尊尧集》及《尊尧馀言》并叙、《窜诗》，载此事颇详。陈瓘《尊尧馀言》曰：“神考信安石所荐处士常秩为贤，召而试之，及既厌安石，秩亦随罢。初神宗常谕安石曰：‘常秩不知去就。’安石对曰：‘陛下于诞谩蠹国害政之人，尚能体貌尊听，如秩者反见薄？’其后安石为常秩作《墓表》曰：‘石可磨也，亦可毁也。’谓石可毁不可得也。常立广《墓表》之言以扬其父，《行状》进于史院，而《行状》之言云云”，又曰：盖因常立一事，而密成卞等二计之巧。卞等二计，其二曰：罪诉理以仇窜立之挠。臣闻常立上殿之时，叶涛在史院，曾布主叶涛，哲宗之得见常秩《行状》也，卞等依布、涛奏之，又作诉理之事，仇布与涛，而罹诉理之祸者七八百人，讫于曾布之家流离破败，而卞等报复之意犹未快也。然则哲宗窜常立，卞等岂以为是乎？按常立先以郑州观察使除正字，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不知何时转通直郎，为王府说书？三年四月四日，乃以通直郎、王府说书，改王府侍讲。瓘称卞引立，以选人为借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请赐对，对之明日，复请躐除侍从官。今《实录》殊不载立为崇政殿说书，立果为崇政殿说书，不容不载，必是卞力请而哲宗未许也。又请拟立寿州监酒，寿州监酒即是叶祖洽所驳监当无远小字，责轻于赵沖，或先拟寿州，后改永州耳。又称沖特勒停，沖但特降一官耳，亦无勒停事，不知瓘何以云耳？或是《实录》不详，当考】

绍圣四年四月丁未，三省言：“元丰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黄履奏：‘访闻两府大臣尝议奏请皇子就傅建储事，王圭辄语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当管他。”蔡确、章惇闻之，对众穷其所立，圭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确、惇乃宣言于众，其议遂定，臣又闻王圭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臣伏思陛下推大公至诚之心，以槐位处圭，以鼎𫗧养圭，凡十有六年，今圣躬偶感微疹，而圭已懐二心，此而可容，何以示惩劝于天下？’黄贴子：‘近有高士英者，辄至臣家，称上服药中，若皇太后或皇后权同听览，则传命者审，臣正色答之，以为岂可私议。臣忝位中执法，士英尚敢率尔如此发言，今圭无故辄自招士充，又对清臣有如此言，窃虑必有奸谋。’至三月初，履又言：‘大臣体国，休戚一均，事有权宜，自合奏禀，岂得私有所召及称“不当管他”，此而可容，何以惩劝？臣于左仆射王圭议储之际，既闻其然，不敢不论，今已累日，未见施行，臣伏思之，使臣之言果合于义，则圭不可以无责，使臣之言无补于政，则臣不可以无罪，今皇太后权同处分，建立储位，以安天下，臣虽万死，犹生之年，伏望朝廷早赐指挥。’又绍圣二年十一月内，右正言刘拯奏：‘}帝寝疾，宰臣王圭持二心为奸，臣僚尝具弹奏，蔡确等定䇿受顾命，辅翼陆下，已而权臣擅政，确等相继被逐，又虑他日复用为己祸也，于是因事诬构，挤之废死之地，而复移定䇿之功于王圭。圭之薨也，赐宅赠官，锡与敕葬特厚，而确死投窜之地，虽䝉昭雪，赠复官爵，而恩例比圭甚薄，且父子继世，虽有定体，神器轻重，亦系一时，功罪不明，孰大于此？今为忠者被祸，为奸者受赏，何以教天下、示后世？伏望圣慈究圭之罪，录确之功，优加恩典。’又今年二月，宫苑副使、西京第七副将高士京进状称：‘先臣遵裕当先帝服药危疑之际，有故宰相王圭召臣亲弟 —— 承议郎士充，宻议，取决于先臣，欲知皇太后意所欲立，盖为是时，先臣为高氏之长，又知先为宣仁圣烈居常听用，故来相问，时先臣泣下大怒曰：“奸臣敢如此！况国家自有正统，何决于我？”遂叱骂故弟士充：“如敢更往，即杖汝死！”寻将此意指说于先辟机宜官王棫，自可照证。窃念先臣，昨因攻取灵州，师老粮匮，大河不冻，故不能上奉圣训，责置散官，遂溘先朝露，其后虽䝉朝廷稍加牵复，然未尝别加赠典，今来有此忠义，又不获伸诉于陛下，欲乞朝廷详酌，优赐褒赠。’又给事中叶祖洽言：‘先帝违豫，至于大渐，储位未正，中外惶惶，延颈以望，圭为上相，众目所睹，所宜率先建议，首定大计，以慰宗庙，圭乃持疑顾望，含糊不决，至于同列以大义迫之，不得已而后应，不知圭意安在？使同列不切责之，则圭将遂无言，岂不误事？天下至今罪之。虽先帝泽及人深，天下属意陛下之久，然名实未定。忠臣义士安得无忧，臣于是时适在朝廷，亲闻士大夫之论，籍籍罪圭如此，已而圭死，天下莫不快之，然是时朝廷所以赙赠周恤，恩礼过厚，仍赐甲第一区，莫非异数。臣闻特恩赐第，所以待元勲异徳，圭为臣不忠，何以得此？伏乞特下有司，正圭之罪，以戒天下不忠不孝之臣，使知治世典刑，无前后之私也。’”诏王圭遗表恩例，并行追夺，其子孙与逺处监当差遣，仍永不注近京路分；所赐宅，拘收入官；故承议郎高士英，特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制曰：“臣无二志，戒在懐奸，国有常刑，义难逃罪，其申后罚，以正往愆。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赠太师王圭，窃文华之上科，躬柔险之诐行，驯致显位，遂居冢司。先帝优容臣邻，务尽礼意，掩覆瑕慝，多历岁时，邱山之恩，毫髪未报。属在弥留之际，是谓忧疑之时，欲豫安于人心，当蚤正于国本，矧复昭考与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爱孙之慈，初无间隙，而乃妄懐窥度，专务媕娿，指朝廷为他家，用社稷为私计，同列诮诘，久无定言，阴持两端，不顾大义，仅免生前之显戮，更叨身后之馀荣，公议弗容，旧疏具在，反复参验，心迹较然，使其免恶于一时，难以示惩于万世，贬从散秩，追正误恩，庶令官邪，咸知警宪。可特追贬万安军司户参军。”【枢宻院奏事，上宣谕曰：“叶祖洽累有文字论王圭事，云先帝不豫，圭为首相，数召高遵裕之子士充与语，及同列问以大计，答云：‘教某道甚？’后方云：‘上自有长子。’又言彼时黄履为中丞，三月末巳有文字论圭事。朕以宣仁圣烈于社稷大计，圣意素定，自是内外群小妄有窥度，朕尝谕章惇等：‘如先后，乃妇人之尧舜也’已令作告命，明述此意，仍先令进呈，然后行下，曽布等言：‘陛下推述先后，徳音如此明白，当书之简册，以示后世。’”此《旧录》所书，系之四月十八日，《新录》因之。按曽布《日录》，上宣谕时，王圭已贬万安军司户，圭贬万安军司户乃二十四日，不应六日以前已有成命，六日后方行出，疑《旧录》系之十八日者误也，今来移附圭贬后，兼用布所录及邵伯温《辩诬》，别加删修，庶后世详见本末，《新录》但因《旧录》，无所改正，于理殊未安耳】上之嗣位，邢恕与蔡确等自谓有定策功，既而确死贬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日夜图报复，黄履旧与恕深相得，恕诬谤宣仁圣烈皇后，履与其谋，元丰八年二月三日章疏乃追为之，非当日所奏。高士京者，遵裕假子，士京为将官，尝与恕同官，士京庸暗，恕一日置酒从容问士京曰：“公知元祐间独不与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问：“有弟兄无？”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传王圭语言之人也！当是时王圭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传道语言于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诱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当为公作此事，第勿以语人。”因合所亲信王棫，崇饰诬词，为士京作奏上之，圭由是得罪。遵裕最爱少子士育，病且死，士育未尝离左右，士育每为人言：“初不见士充来告遵裕以圭所问事也。其后士京恨所得官爵不称意，屡欲自陈虚妄，高氏诸族皆恶之，绝不与通。”【靖康初，诸王府赞读江端友上书，辨宣仁诬谤，其略曰：“初元丰中，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䘮师数十万，先帝縁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骨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乎！’即日批出曰：‘遵裕得罪先帝，今来垂帘，凡高氏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圭曽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䇿立事，遵裕斥去之，士京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踈逺小臣，素不识圭，圭安得与之议及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圭、士充、遵裕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确所修也，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圭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㑹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王圭、蔡确同为执政受顾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肯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縁此绍圣中蔡卞独唱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失天下心，为后世笑，悔可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