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沈大宗伯论诗书
作者:袁枚 清朝
本作品收录于《小仓山房文集/17

    先生诮浙诗,谓沿宋习、败唐风者,自樊榭为厉阶。枚,浙人也,亦雅憎浙诗。樊榭短于七古,凡集中此体,数典而已,索索然寡真气。先生非之甚当。然其近体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诗论粹然,尚复何说?然鄙意有未尽同者,敢质之左右。

    尝谓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颇有未工不必学者,不徒汉、晋、唐、宋也。今人诗有极工极宜学者,亦不徒汉、晋、唐、宋也。然格律莫备于古,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莺花,岂古之莺花乎?然而不得谓今无莺花也;今之丝竹,岂古之丝竹乎?然而不得谓今无丝竹也。天籁一日不断,则人籁一日不绝。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乐即诗也。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也,乃不得不变也。使不变,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子孙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变而美者有之,变而丑者有之。若必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许唐人之变汉、魏,而独不许宋人之变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变其诗,与宋人无与乎?初、盛一变,中、晚再变,至皮、陆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风会所趋,聪明所极,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尝谓变尧、舜者,汤、武也,然学尧、舜者,莫善于汤、武,莫不善于燕哙;变唐诗者,宋、元也,然学唐诗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当变而变,其相传者心也;当变而不变,其拘守者迹也。鹦鹉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大抵古之人先读书而后作诗,后之人先立门户而后作诗。唐、宋分界之说,宋、元无有,明初亦无有,成、弘后始有之。其时议礼讲学,皆立门户以为名高。七子狃于此习,遂皮傅盛唐,虱腕自矜,殊为寡识。然而牧斋之排之,则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尝无佳诗,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举其词,未必牧斋不嘉与;又或使七子湮沉无名,则牧斋必搜访而存之无疑也。惟其有意于摩垒夺帜,乃不暇平心公论。此亦门户之见。先生不喜樊榭诗而选则存之,所见过牧斋远矣。

    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此数语有褒衣大袑气象,仆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此诗之有关系者也;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此诗之无关系者也。仆读诗常折衷于孔子,故持论不得不小异于先生,计必不以为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