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林/卷002 中华文库

问：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遗力，守本业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荡而忘归。夫然，岂惩戒游惰之法失其道耶？将敦劝农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臣伏见今之人，舍本业趋末作者，非恶本而爱末，盖去无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趋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故农桑苟有利也，虽日禁之，人亦归矣，而况于劝之乎？游惰苟无利也，虽日劝之，亦不为矣，而况于禁之乎？当今游惰者逸而利，农桑者劳而伤。所以伤者，由天下钱刀重而谷帛轻也。所以轻者，由赋敛失其本也。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疲人，终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磬，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常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求，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或甚于今日矣，非所谓平均调节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夫多少为等，但书估价，并免税钱，则任土之利载兴，易货之弊自革。弊革则务本者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途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欲其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穑之艰难则薄敛，而人足食矣；念纺绩之勤苦则省用，而人丰财矣；念异货之败度则寡欲，而人著诚矣；念奇器之荡心则正德，而人归厚矣。其兴利除害也如彼，又修己化人也如此，是必应之如响答，顺之如风行。斯可谓下令如流水之源，系人于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浮惰，其可得乎？

问：今田畴不加辟，而菽粟之估日轻；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价日贱。是以射时利者贱收而日富，勤力穑者轻用而日贫。夫然，岂殖货敛散之节失其宜耶？将泉布轻重之权不得其要也？

臣闻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钧，非钱不可也。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下无废财弃物矣。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四人之利咸遂，虽有圣智，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方今关辅之间，仍岁大稔，此诚国家散钱敛谷防险备凶之时也，时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见今人之弊者，由铜利贵于钱刀也。何者？夫官家采铜铸钱，成一钱破数钱之费也；私家销钱为器，破一钱成数钱之利也。铸者有程，销者无限，虽官家之岁铸，岂能胜私家之日销乎？此所以天下之钱，日减而日重矣。今国家行挟铜之律，执铸器之禁，使器无用铜。铜无利也，则钱不复销矣。此实当今权节重轻之要也。

问：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今欲转劳为逸，用富易贫，究困之由，矫其失于既往，求安之术，致其利于将来。审而行之，以康天下。

臣闻近古以来，君天下者，皆患人之困，而不知困之由，皆欲人之安，而不得安之术。臣虽狂瞽，然粗知之。臣窃观前代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何则？天下之人亿兆也，君者一而已矣。以亿兆之人奉其一君，则君之居处，虽极土木之功，殚金玉之饰，君之衣食，虽极海陆之味，尽文采之华，君之耳目，虽慆郑卫之音，厌燕赵之色，君之心体，虽倦畋渔之乐，疲辙迹之游，犹未全扰于人伤于物。何者？以至多奉至少故也。然则一纵一放，而弊及于人者，又何哉？盖以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转于村胥，然后至于人焉。自君至臣，等级若是，所求既众，所费滋多，则君取其一，而臣已取其百矣。所谓上开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故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寘力焉，雷动风行，日引月长，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夫如是，则君之躁静，为人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富贫之源。故一节其情，而下有以获其福，一肆其欲，而下有以罹其殃，一出善言，则天下之心同其喜，一违善道，则天下之心共其忧。盖百姓之殃，不在乎鬼神，百姓之福，不在乎天地，在乎君之躁静奢俭而已。是以圣王之修身化下也。宫室有制，服食有度，声色有节，畋游有时，不徇己情，不穷己欲，不殚人力，不耗人财。夫然，故诚发乎心，德形乎身，政加乎人，化达乎天下。以此禁吏，则贪欲之吏不得不廉矣，以此牧人，则贫困之人不得不安矣。困之由，安之术，以臣所见，其在兹乎。

问：盐铁之谋，榷酤之法，山海之利，关市之征，皆可以助佐征徭，又虑其侵削黎庶。舍之则乏用于军国，取之则夺利于生人，取舍之间，孰为可者？

臣闻君之所以为国者，人也；人之所以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从出者，农桑也。若不本于农桑而兴利者，虽圣人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从天来，必是巧取于人，曲成其利。利则日引而月长，人则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穷，王泽竭。故臣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货利，不言有无，耗羡之财不入于府库，析毫之计不行于朝廷者，虑其利穴开而罪梯构。然则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节欲于中，人斯利矣，省用于外，人斯富矣。故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虽薄农桑之税，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亦国足而人富安矣。何则？欲节而用省也。秦皇、汉武、隋炀之时，虽入太半之赋，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法，出舟车之算，亦国乏而人贫弊矣。何则？欲不节而用不省也。盖所谓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夫利散于下，则人逸而富，利壅于上，则人劳而贫。故下劳则上无以自安，人富则君孰与不足？《礼记》曰：“人以君为心，君以人为体。”《诗》曰：“恺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体劳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贫者也，臣又闻地之生财，多少有限，人之食利，众寡有常，若盈于上，则耗于下，利于彼，则害于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统，国无异政，家无异风。若夺其利则害生，害不加于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则利生，利不归于人，欲何归乎？故夺之也，如皮尽于毛下，本或不存；与之也，同囊漏于贮中，利将焉往。与夺利害，断可知焉。是以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不用计数之吏，不畜聚敛之臣，闻榷筦之谋，则思侵削于下，见羡馀之利，则念诛求于人，然后德泽流而歌咏作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强，利出三孔者弱。此明君立国子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

臣伏以国家盐之法久矣，盐之利厚矣。盖法久则弊起，弊起则法隳，利厚则奸生，奸生则利薄。臣以为隳薄之由，由乎院场太多，吏职太众故也。何者？今之主者，岁考其课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赏罚焉。院场既多，则各虑其商旅之不来也，故羡其盐而多与焉；吏职既众，则各惧其课利之不优也，故慢其货而苟得焉。盐羡则幸生，而无厌之商趋矣；货慢则滥作，而无用之物入矣。所以盐愈费而官愈耗，货愈虚而商愈饶，法虽行而奸缘，课虽存而利失。今若减其吏职，省其院场，审货帛之精粗，谨盐量之出入，使月有常利，岁有常程，自然盐不诱商，则出无羡盐矣，吏不争课，则入无滥货矣，盐不滥出，货不滥入，则法自张而利复兴矣。利害之效，岂不然乎？臣又见自关以东，上农大贾，易其资产，入为盐商，率皆多藏私财，别营裨贩，少出官利，唯求隶名，居无征徭，行无榷税，身则庇于盐籍，利尽入于私室。此乃下有耗于商农，上无益于筦榷明矣。出山海之饶，盐铁之利，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若上不归于人，次又不归于国，使幸人奸党，得以自资，此乃政之疵，国之蠹也。今若划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无侥幸之人，上得析毫之计，斯又去弊兴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详之。

问：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赋不充，故岁漕山东谷四百万斛，用给京师，其间水旱不时，赈贷贫乏。今议者罢运谷而收脚价，籴户粟而折税钱，但未知利于彼乎？而害于此乎？

臣闻议者将欲罢漕运于江淮，请和籴于关辅，以省其费，以便于人。臣愚以为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洛而西，仍岁丰稔。彼人困于艰食，此谷贱于伤农，困则难于发租，贱则易于乞籴，斯则不便于彼，而无害于此矣。此臣所谓救一时之弊则可也。若举而为法，徇以为常，臣虽至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所凑也，万人所会也，六军所聚也，虽利称近蜀之饶，犹未能足其用，虽田有上腴之利，犹不得充其费，况可日削其谷，月朘其食乎？故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然则用舍利害，可明征矣。夫赍敛籴之资，省漕运之费，非无利也，盖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害。挽江淮之租，赡关辅之食，非无害也，盖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胜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无小利也，事之大利者，不能无小害也。盖恤小害则大害不去，爱小利则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兴利除害者，非他，盖弃小而润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谷之用，是知小计而不知大会矣。此臣所谓若以为长久之法，则不知其可也。

问：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无穷也，以有限奉无穷，则必地财耗于僭奢，人力屈于嗜欲。故不足者为奸为盗，有馀者为骄为滥。今欲食力相充，财欲相称，贵贱别而礼让作，贫富均而廉耻行。作为何方，可至于此？

臣闻天有时，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与天下共者，仁也圣也。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所以下均地财，中立人极，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万物也，长之以风雨，成之以寒燠；圣人之牧万人也，活之以衣食，济之以器用。若风雨淫，寒燠甚，则反伤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费，则反伤乎人之生焉。故作四时八节，所以时寒燠，节风雨，不使之过差为沴也；圣人制五等十伦，所以伦衣食，等器用，不使之逾越为害也。此所谓法天而立极者也。然则地之生财有常力，人之用财有常数，若羡于上，则耗于下也，有馀于此，则不足于彼也。是以地力人财，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贵贱，皆待制度而别也。大凡爵禄之外，其田宅栋宇，车马仆御器服饮食之制，暨乎嫔婚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数焉。若不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则必地力屈于僭奢，人财消于嗜欲，而贫困冻馁，奸邪盗贼，尽生于此矣。圣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则示之以俭天下俭，则示之以礼，俾乎贵贱区别，贫富适宜，上下无羡耗之差，财力无消屈之弊，而富安温饱，廉耻礼让，尽生于此矣。然则制度者，出于君而加于臣，行于人而化于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欲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则外物攻之。故居处不守其度，则峻宇崇台攻之；饮食不守其度，则殊滋异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则奇文诡制攻之；视听不守其度，则奸声艳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则僭赏淫刑攻之；玩好不守其度，则妨行之货、荡心之器攻之；献纳不守其度，则谗谄之言、聚敛之计攻之；道术不守其度，则不死之方、无生之法攻之。夫然，则安得不内固其守，甚于城池焉，外防其攻，甚于寇戎焉。将在乎寝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则其下化之。《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矣。

臣闻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先王恶其及此，故川泽有禁，山野有官，养之以时，取之以道。是以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斧斤；渔不竭泽，畋不合围；至于麛卵蚳蝝，五谷百果，不中杀者，皆有常禁。夫然，则禽兽鱼鳖，不可胜食矣；财货器用，不可胜用矣。臣又观之，岂直若此而已哉，盖古之圣王，使信及豚鱼，仁及草木，鸟兽不狘，胎卵可窥，麟凤效灵，龟龙为畜者，亦由此涂而致也。

问：自古以来，君者无不思求其贤，贤者罔不思效其用，君贤两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辨之，其术安在？

臣闻人君者无不思求其贤，人臣者无不思效其用，然而君求贤而不得，臣效用而无由，岂不以贵贱相悬，朝野相隔，堂远于千里，门深于九重，虽臣有㥪㥪之诚，何由上达，虽君有孜孜之念，无因下知，上下茫然，两不相遇。如此则岂唯贤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贤，所以从古以来，乱多而理少者，职此之由也。臣以为求贤有术，辨贤有方，方术者，各审其族类，使之推荐而已。近取诸喻，其犹线与矢也。线因针而入，矢待弦而发，虽有线矢，苟无针弦，求自致焉，不可得也。夫必以族类者，盖贤愚有贯，善恶有伦，若以类求，必以类至，此亦犹水流湿，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则？夫以德义立身者，必交于德义，不交于险僻；以正直克己者，必用于正直，不用于颇邪；以贪冒为意者，必比于贪冒，不比于贞廉；以悖慢肆心者，必狎于悖慢，不狎于恭谨。何者？事相害而不相利，性相戾而不相从，此乃天地常伦，人物常理，必然之势也。则贤与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下欲求而致之也，则思因针待弦之势，欲辨而别之也，则察流湿就燥之徒。得其势，必彚征而自来，审其徒，必群分而自见。求人之术，辨人之方，于是乎在此矣。

问：国家岁贡俊造，日求贤良，何以所得者率寻常之才，所来者非师友之佐？岂时无大贤乎，将求之不得其道乎？

臣闻致理之先，先于行道，行道之本，本于得贤，得贤之由，由乎审理。若礼之厚薄定于此，则贤之优劣应于彼。故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则师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以色，则友之才至矣；展皮弊之礼，尽揖让之仪，则大臣之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则左右之才至矣；凭几据杖，以令召焉，则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师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乱。然则求师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师者也。是故图帝而成王，图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图霸而成王，图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贤，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齐也；孔明之才，为非屈致之士，刘氏所以图蜀也。夫欲霸一国图一方，犹审其礼行其道焉，况开帝王之业，垂无疆之休，苟无尊贤之风，师友之佐，则安能宏其理恢其化乎？国家有天下二百年，政无不施，德无不备，唯尊贤之礼，未与三代同风。陛下诚能行之，则尽美尽善之事毕矣。

问：顷者累下诏旨，令举所知，献其状莫匪贤能，授以官罕闻政绩。将人不易知耶，将容易其举耶？

臣伏见顷者德宗皇帝颁下诏旨，令举所知，自是内外百寮，岁有闻荐，有司各详其状，咸命以官，语其数诚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尽善之实。何则？得贤由举择慎审，慎审由赏罚必行。自十年以来，未闻有司以得所举赏一人，以失所举罪一人。则内外之荐，恐未专精，出处之贤，或有违滥，斯所以令陛下尚有未得贤之叹也。伏惟申命所举，深诏有司，量其短长之材，授以大小之职，然后明察臧否，精者殿最，得人者行进贤之赏，谬举者坐不当之辜。自然上下精详，远近惩劝，谨关梁以相保，责辕轮以相求。俾夫草靡风行，达于上下，天下之耳，尽为陛下听，天下之目，尽为陛下视。明其视则举不失德，广其听则野无遗贤，而后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则陛下但凝神端拱，而天下理矣。

夫官既备而事未举，才既用而政未成者，由官与才不相得也。且官有大小繁简之殊，才有短长能否之异，称其任则政立，枉其能则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后求人，使乎各司其局也。辨众才而后入仕，使乎各尽其能也。如此则官虽省，才虽半，可得而理矣。若以短任长，以大授小，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强其不能而责其能，如此则官虽能，才虽倍，无益于理矣。故曰任小能于大事者，犹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展长才于短用者，犹骥捕鼠而斧剪毛也。所不相及，岂不宜哉！王者诚能量众才之短长，审庶官之大小，俾操凿枘者无圆方之谬，备轮辕者适曲直之宜，自然人尽其能，职修其要，彝伦日叙，庶绩日凝，又何患乎事不举而政未成哉！

问：国家台衮之才，台省之器，胡然近日，稍乏其人？将欲救之，其故安在？

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才，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然则畿赤之吏，不独以府县之用求之，秘著之宦，不独以校勘之用取之，其所责望者，乃丞郎之椎轮，公卿之滥觞也，则选用之际，宜得其人。臣窃见近日秘著、校正或以门地授，畿赤、簿尉，唯以资序求，不商较其器能，不研核其才行，至使顷年以来，台官空不知所取，省郎阙不知所求，岂直乏贤，诚亦废事。且以资序得者，仅能参于簿领，以门地进者，或未任于铅黄，臣恐台衮之才、台省之器，十年以后稍乏其人。又顷者有司惩趋竞之流，塞侥幸之路，俾进士非科第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资考者不署畿官，立而为文，权以救弊，盖一时之制，非可久之术。今者有司难于抡才，易于注拟，因循勿改，守以为常，至使两畿之中，数县之外，虽资序，皆当其任，而名实莫得而闻，故每台省缺员，曾莫拟议，则守文之弊，一至于斯。伏愿思以后难，革其前失，广丞郎椎轮之本，疏公卿滥觞之源。如此则良能之才，必足用矣，要剧之职，不乏人矣。

问：先王建官，升降有制，迁次有常，此经久之道也。或云：“赏善罚恶者不逾时月。”又曰：“为官吏者可长子孙。”岂今古之殊制乎？不然，何迟速之异如此也？今欲速迁而劝善，恐诱躁求之心；将令久次而望功，虑与滞用之叹。疾徐之制，何以为中？

臣闻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而有成。”《舜典》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虽圣贤为政，未及三年，不能成也；虽善恶难知，不过九载，必自著也。由此而论，为官吏者，不可速迁也，不可久次也。若未三年而迁，则政未立，绩未成，且躁求之心生，而驯致之化废矣；若过九载而不转，则明不陟，幽不黜，且劝善之法缺，而惩恶之典隳矣。大凡内外之官，其略如此。然则最与天子共理者，莫先于二千石乎？臣窃见近来诸州刺史，有未两考而迁者，岂为善成政之速，速于圣贤耶？将有司考察之不精耶？不然，何迁之遽也！又有逾一纪而不转者，岂善恶未著，莫得而知耶？将有司遗忘而不举耶？不然，何转之迟也！臣伏见顺宗皇帝诏曰：“凡内外之职，四考递迁。”斯实革今之弊，行古之道也。然臣犹以为吏能有闻者，既以四考迁之，政术无取者，亦宜四考黜之。将欲循其名，辨其实，则在陛下奖纠察之吏，督考课之官。使别其否臧，明知白黑。仍命曰：“虽久次者，不得逾于四载，虽速迁者亦待及于三年。”此先王较能之大方，致理之要道也，伏惟陛下试垂意而察焉。

问：吏部之弊，为日久矣。今吏多于员，其故何因？官不得人，其由何在，奸伪日起，其计何生？驰骛日滋，其风何自？欲使吏与员而相得，名与实而相符，趋竞巧滥之弊销，公平政理之道长，妍媸者不能欺于藻镜，锱铢者不敢诈于铨衡，岂无良谋，以救其弊？

臣伏见吏部之弊，为日久矣，时皆共病，不知其然，臣请备而言之。臣闻古者计户以贡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员，必相参用。今则官倍于古，吏倍于官，入色者又倍于吏也。此由每岁假文武而筮仕者众，冒资荫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员不充吏，是以争求日至，奸滥日生，斯乃为弊之一端也。臣又闻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选而举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馀者乃归有司。有司所领既少，则所选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则内外之官，一命以上，岁羡千数，悉委吏曹。吏曹案资署官，犹惧不给，则何暇考察名实，区别否臧者乎？至使近代以来，寖而成弊，真伪争进，共征循资之书，贤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滞而不振，巧诈者因缘以成奸，此又为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内外师长者各选其人，分署其吏，则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诸色入仕者量省其数，或间以年，则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则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长也；士不乏官，则趋竞巧滥之弊所由销也。矧又减铨衡之偏重，则力不挠而易平矣；分藻镜之独鉴，则照不疲而易明矣。与夫千品折于一面，百职断于一心，功相万也。得失相悬，岂不远矣。臣以为芟烦刬弊，莫尚于斯。

问：今者勤恤黎元之隐，精求牧宰之才，亦既得人，使之为政，何以抚字之方，尚未副我精求之旨，疲困之俗，尚未知我勤恤之心？岂才未称官，将人不求理？备陈其故，以革其非。

臣闻王者之设庶官，无非共理者也。然则庶官之理同归，而牧宰之用为急。盖以邦之赋役，由之而后均，王之风教，由之而后行，人之性命系焉，国之安危属焉。故与夫庶官之寄，轻重不可齐致也。臣伏见陛下勤恤黎元之心至矣，慎择牧宰之旨深矣，然而黎元之理，尚未副陛下勤恤之心，牧宰之政，尚未称陛下慎择之旨，非人不求理，非才不称官，以臣所窥，粗知其由矣。臣闻贤者为善，不待劝矣。何哉？性不忍为恶耳。愚者为不善，虽劝而不迁也。何哉？性不能为善耳。贤愚之间，谓之中人，中人之心，可上可下，劝之则迁于善，舍之则陷于恶。故曰惩劝之废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惩劝之行也，引中人而纳诸君子之途。是知劝沮之道，不可一日无也。况天下牧宰中人者，多去恶迁善，皆得劝沮。伏以方今殿最之法甚备，黜陟之令甚明，然则就备之中，察之者未甚精也，就明之中，奉之者未甚行也。未甚精，则臧否同贯，未甚行，则善恶齐驱，虽有和璞之贞，不能识也，虽有齐竽之滥，何由知之？如此则岂独利淫，亦将失善。善苟未劝，淫或未惩，欲望副陛下勤恤之心，称陛下慎择之旨，或恐难矣。臣又请以古事验之。臣闻唐虞之际也，敷求俊乂，而四凶见用，及三考黜陟，而四罪乃彰。则知虽至明也，尚或迷真伪之途；虽至圣也，不能去考察之法。故其法张则变曲为直，如蓬生于麻也；其法弛则变香为臭，使兰化为艾也。且圣人之为理，岂尽得贤而用之乎，岂尽知不肖而去之乎？将在夫秉其枢，操其要，刬邪为正，削觚为圆，能使善之必迁，不谓善之尽有，能使恶之必改，不谓恶之尽无。成此功者无他，惩劝之所致也。则考课之法，其可轻乎？臣又见当今牧宰之内，甚有良能，委之理人，亦足成政。所未至者，又有其由。臣闻牧宰，古者五等之国也，于人有父母之道焉，于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张举措由其心，威福赏罚悬于手，然后能镇其俗，移其风也。今县宰之权，受制于州牧，州牧之政，取则于使司，迭相拘持，不敢专达，虽有政术，何由施行？况又力役之限，赋敛之期，以用之费省为求，不以人之贫富为度，以上之缓急为节，不以下之劳逸为程，县畏于州，州畏于使，虽有仁惠，何由抚绥？此犹束舟楫而望济川，绊骐骥而求致远，臣恐龚、黄、卓、鲁复生于今日，亦不能为理矣。

夫百职不修，万事不举，皇纲弛而不振，颓俗荡而不还者，由君子谠直之道消，小人慎默之道长也。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竞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此正士直臣所以退藏而长太息也。岂直若此而已哉，盖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举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欲望善者劝，恶者惩百职修，万事举，不可得也。然臣以为历代之颓俗，非国朝不能革也，国朝之皇纲，非陛下不能振也。革振之术，臣粗知之。何者？夫人之蚩蚩，唯利是务，若利出于慎默，则慎默之风大起，若利出于谠直，则谠直之风大行。亦犹冬月之阳，夏日之阴，不召物而自归之者，无他，温凉之利所在故也。伏惟陛下以至公统天下，以至明御群臣，使情伪无所逃，言行无所隐，有若谠直强毅举正弹违者，引而进之，有若慎默畏忌吐刚茹柔者，推而远之，使此有利彼无利，安得不去彼取此乎？斯所谓俾人日从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如此则百职修，万事举，皇纲振，颓俗移，太平之风，由斯而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