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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陈言之务去”，所谓陈言者，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缠绕笔端。剥去一层，方有至理可言。犹如玉在璞中，凿开顽璞，方始见玉，不可认璞为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则必如《曹成王碑》，乃谓之去陈言。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远。今人所习，大概世俗之调。无异吏胥之案牍，旗亭之日历。即有议论叙事，敝车羸马，终非卤簿中物。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将平日一副家郤，尽行籍没，重新积聚。竹头木屑，常谈委事，无不有来历，而后方可下笔。顾伧父以世俗常见者为清真，反视此为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虽不贵模仿，然要使古今体式，无不备于胸中，始不为大题目所压倒。有如女红之花样，成都之锦，自与三村之越，异其机轴。今人见欧、曾一二转折，自诧能文。余尝见小儿搏泥为，击之石上，铿然有声。泥多者声宏，若以一丸为之，总使能响，其声几何？古人所以读万卷也。

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俱以风韵胜。其填《尚书》、《国策》者，稍觉担板矣。

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唯刘向、曾巩多引经语，至于韩、欧，融圣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经，自然经术之文也。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以希经术，去之远矣。

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庐陵之志交友，无不呜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凄怆；郝陵川之处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恻恻动人。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谓刳然无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为二氏之文，须如堂上之人，分别堂下臧否。韩、欧、曾、王，莫不皆然；东坡稍稍放宽；至于宋景濂，其为《大浮屠塔铭》，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气象；王元美为章筼志，以刻工例之征明、伯虎；太函传查八十，许以节侠，抑又下矣。

庐陵《志杨次公》云，其子不以铭属他人而以属修者，以修言为可信也，然则铭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后世立言者，自疑于不信，又惟恐不为世之信也。今之为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孙始，子孙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赠谥始。聊举一事，以例其馀。如丁干学主江西试，以试策犯时忌削籍。有无赖子高守谦，结党十馀人，恐喝索赂。丁不应，遂掠其资以去，丁寻死。崇祯初，昭雪死事者，窜名其中，得赠侍读学士。今其子孙乃言逆奄窃柄，□□抗疏纠参，几至不测。阁臣为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挥高守谦等缇骑逮讯，□□辩论侃侃，被拷掠而毙。崇祯初，赠侍读学士，谥文忠。脱空无一事实。不知文忠之谥，谁则为之？且并无赖之高守谦，授以伪官，真可笑也。潘汝祯建逆奄祠于西湖，黄汝亨已卧疾不能起。奄败，遂有言汝亨入祠不拜，为守祠奄人所梃，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无不信之矣。近见修志，有无名子之子孙，以其父祖入于文苑，勃然不悦，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呜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废矣。

所谓文者，未有不写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劳惟悴于章句之间，不过枝叶耳，无所附之而生。故古今来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随地涌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谈剑器，必不能如公孙之波澜；柳州而叙宫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尽。此岂可强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