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退录/卷07 中华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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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章帝命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邓骘为仪同三司。本此，后世遂又有开府仪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时，屡兴大狱，多以刑部尚书、御史台、大理寺杂案，谓之三司，其后有大狱，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决疑狱。时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别，皆事毕罢。盐铁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户部者矣，然未总命一使，亦未谓之三司也。后唐同光中，敕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踵梁之旧制。长兴元年，罢租庸使，额分盐铁、度支、户部为三司，其年始以前许州节度使张延朗行兵部尚书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国朝因之。元丰官制行，始罢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读史未熟者，多疑惧，故别之。

北齐源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云：“此是龙星初见，礼当雩祭，非谓真龙。”肱，北人，不知书，何足责。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赋阿房，意远而辞丽，吴武陵至以王佐誉之。后世称诵不绝。然有云“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既以桥比龙，则是以龙见为真龙矣。牧之赋与秦事抵牾者极多。如阿房广袤仅百里，牧谓“覆压三百馀里”。始皇立十七年始灭韩，至二十六年尽并六国，则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国子女也。牧乃谓”王子王孙辇来于秦，为秦宫人，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阿房终始皇之世，未尝讫役，工徒之多至数万人。二世取之以供骊山。周章军至戏，又取以充战士，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宫人未尝得居。秦《本纪》所谓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锺鼓以充入之者，谓渭北宫宇，非阿房也。牧顾有“妆镜晓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书雍录》皆尝辨之，故不详及。独“未雩何龙”之语，不免与高阿那肱为类，尤可怪也。洪《驹父诗话》载鲍饮止之说，谓古本作“未云何龙”，然未知何所据。

知钦州林千子，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天下传以为异，谓载籍以来未之见。余记《卢氏杂说》：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臊，争堪吃”《五代史》：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九国志》：吴将高沣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以傋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以槥椟贮其骨，弃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斩于洛阳市，则知近世亦有之。若盗跖及唐之朱粲，则在所不足论也。

吴传朋出己意作“游丝书”，世谓前代无存。然《唐书·文艺传》吕向能一笔环写百字，若萦发然，世号“连绵书”，疑即此体也。

世人疟疾将作，谓可避之它所，闾巷不经之说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辅国授谪制，时力士方逃疟功臣阁下。杜子美诗“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䩄屡鲜妆。”则不特避之，而复涂抹其面矣。

享有体荐，宴有折俎。体荐，谓半解其体，荐而之设，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饮，肴干而不食，所以训其俭，亦谓之房烝，即《聘义》所谓“酒清人渴而不敢饮，肉干人饥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谓体解节折，升之于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谓之淆烝。若禘祭宗庙、郊祭天地，全其牲体而升于俎，则谓之全烝。今人会客，于淆核之外，或别具盛馔，或馈以生饩，或代以缗钱，皆不食之物。近于古之体荐者，而举世呼为折俎，正与《左传》、《国语》本文背驰然。今人误用古语者极多，不独此也。

沈约《宋书·礼志》云：汉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隶释》、《隶续》诸书：益州太守高颐碑立于建安十四年，绥民校尉熊君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横海将军吕君碑立于魏文帝黄初二年，庐江太守范式碑立于明帝青龙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后，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于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约又谓晋武帝咸宁四年诏：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皆当毁坏。至元帝大兴元年听立顾荣碑，禁遂渐弛。义熙中裴松之复议禁断，亦不然。太康四年，郑烈碑距咸宁之诏方五载。此后云南太守碑、彭祈碑、陈先生碑、裴权碑、向凯碑、成公重墓刻之类，续续不绝，岂虽有此禁，而皆不能尽绝欤欧阳公父子、赵德夫、洪文惠诸公议论不到，此何邪天下碑录又有数碑。洪文惠谓碑录不可尽信，故不著。

《宋书·后妃传》：文帝袁后母王夫人，当孝武时，追赠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今新淦无此乡名，漫书之，或可为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烦”，《宋书》庾登之弟《仲文传》有此语。

谢景仁居宇净丽，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冲则不然，小史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洁，相反如此。

汉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蒙病，孙权命道士于星辰下为请命醮之法，当本于此。顾况诗“飞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鹄诗“萝磴静攀云共过，雪坛当醮月孤明”。李商隐诗“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赵嘏诗“春生药圃芝犹短，夜醮斋坛鹤未回”。醮之礼，至唐盛矣。隋炀帝诗“回步回三洞，清心礼七真”。马戴诗“三更礼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诗“符咒风雷恶，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陈羽《步虚词》云：“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汉武帝时已如此。此高氏《纬略》所纪。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请祷。自古有之，后世之醮盖其遗意，特古无道士耳。《黄帝·内传》虽有道士行礼之文，但谓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经》云：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请命。孙权之前无所见，高所书诸诗，亦有非为道士设者。

神仙修炼之术，非亲涉其门庭者不能了解。近见息庵王思诚序陈泥丸《翠虚篇》略云：采时唤为药，炼时唤为火，结时谓之丹，养时谓之胎，其实一也。所产之处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坛炉鼎灶；所禀之性有铅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元朱之号。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别气类，所以有采取交会、煆炼、沐浴之说，以抽添运用之细微，遂有斤两之论，辨析名义，比它书粗为明白。漫书之牍。

妇人统兵，世但称唐平阳公主。余又记晋王恭讨王国宝时，王𫷷聚众应之，以其女为贞烈将军，且尽以女人为官属，顾琛母孔氏为司马，其一也。

胡幼度帅广，传其《答州县官启》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阃，入境问民，皆言法令顿宽，遂致传闻不雅，欲销此谤，岂属他人官廉则蚌蛤自回，虎在则藜藿不采。”其一云：“兹分帅阃，特辱长笺，固知能作于文章，然亦须闲于法令，人言度岭多酌贪泉，久知此谤之未除，愿与诸君而一洗。”

绍兴间禁中呼秦太师为太平翁。翁见《陆放翁诗注》。

《四朝国史·王安石传》：史臣曰：呜呼！安石！托经术，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圣，时有以烛其奸，则社稷之祸不在后日矣。今尚忍言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虽少正卯言伪而辨，王莽诵《六艺》以文奸言，盖不至是也。所立几何，贻害无极。悲夫！王偁《东都事略》则曰：安石这遇神宗，千载一时也。而不能引君当道，乃以富国强兵为事，摈老成，任新进，黜忠厚，崇浮薄，恶鲠正，乐谀佞，是以廉耻汨丧，风俗败坏。孟子所谓“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岂不然哉乌呼！安石之学既行，则奸宄得志，假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立朋党之论以禁锢忠良。卒之民愁盗起，夷狄乱华，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悲夫！与时旧见象山陆先生所作《荆公祠堂记》，议论尤精确。先生尝《与胡季随书》云：王文公祠记，乃是断百馀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谓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诚非虚语。《记》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叶，去治未远，公卿之间，独有典刑、伊尹、适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历之季，迹熄泽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学，横议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长雄于百家。窃其遗意者，犹皆逞于天下。至汉而其术益行，子房之师实维黄石，曹参避堂，以舍盖公。高惠收其成绩，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馀也。自夫子皇皇，沮溺接与之徒固已窃议其后，孟子言必称尧舜，听者为之藐然，不绝如线，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数千百载，而卓然复见斯义，顾不伟哉裕陵之得公，问唐太宗何如主公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太宗所知不远，所为未尽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自是，君臣议论未尝不以尧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则曰：“有以助朕，勿惜尽言。”又曰：“须督责朕，使大有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芘生民，义当与之戮力，若虚捐岁月，是自弃也。”秦汉而下，南面之君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曾鲁公曰：“圣知如此，安石杀身以报，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与，各欲致其义耳，为君则自欲尽君道，为臣则自欲尽臣道，非相为赐也。”秦汉而下，当涂之士亦尝有知斯义者乎后之好议论者，之闻斯言也，亦尝隐之于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学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负斯志；不足以究斯义，而卒以蔽斯义也。昭陵之日，使还献书，指陈时事，剖析弊端，枝叶扶疏，往往切当。然核其纲领，则曰：“当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义，而卒以自蔽者，固见于此矣。”其告裕陵，盖无异旨，勉其君以法尧舜是也，而谓每事当以法，此岂足以法尧舜者乎谓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谓其所为未尽合法度，此岂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公畴昔之学问，熙宁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气之相迕而不相悦，则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张公安道、吕公献可、苏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悦于公，盖生于其气之所迕，公之所蔽则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蕲人之知，而声光煜奕，一时巨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用逢其时，君不世出，学焉而后臣之，无愧成汤、高宗。君或致疑，谢病求去，君为责躬，始复视事。公之得君，可谓专矣。新法之议，举朝欢哗，行之未几，天下恟々。公方秉执《周礼》，精白言之，自信所学，确乎不疑，君子力争，继之以去，小人投机，密赞其决，忠朴屏伏，憸狡得志，曾不为悟，公之蔽也。《典礼》《爵刑》，莫非天理，《洪范》《九畴》，帝实锡之。古所谓宪章、法度、典则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谓法度者，岂其然乎献纳未几，裕陵出谏院疏与公评之，至简易之说曰：“今未可为简易，修立法度，乃所以为简易也。”熙宁之政，粹于是矣。释此弗论，尚何以费辞于其建置之末哉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学》不传，古道榛塞，其来已久。随世而就功名者，渊源又类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师尊载籍以辅其质者行于天下，随其分量有所补益。然而不究其义，不能大有所为。其于当世之弊，有不能正，则依违其间，稍加润饰，以幸无祸，公方耻斯世不为唐虞，其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义，世之君子未始不与公同。而犯害则异者，彼依违其间，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宁排公者，大抵极诋訾之言，而不析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张，岂所谓无偏无党者哉所贵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书其事，是非善恶靡不毕见。劝惩鉴戒，后世所赖，抑扬损益，以附己好恶。用失情实，小人得以借口而激怒，岂所望于君子哉绍圣之变，宁得而独委罪于公乎熙宁之初，公固逆知己说之，行人所不乐，既指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诸贤排公已甚之辞，亦复称是，两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诸公可易辙矣，又益甚之。六艺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绍圣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岂将遂无所窜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复其手以导崇宁以奸者，实元祐三馆之储。元丰之末，附丽匪人，自谓定策，至造诈以诬首相。则畴昔从容问学，慷慨陈义，而诸君子之所深与者也。格君之学，克知灼见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于事为之末，以分异人为快，使小人得间，顺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学者，雷同一律，发言盈庭，岂善学前辈者哉公世居临川，罢政徙于金陵。宣和间，故庐邱墟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尝加葺焉。逮今馀四十年，隳圯已甚，过者咨叹。今怪力之祠，绵绵不绝，而公以盖世之英、绝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庙貌弗严，邦人无所致敬。无乃议论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侯钱公，期月政成，人用辑和，缮学之既，慨然彻而新之，视旧加壮，为之管钥，掌于学官，以时祠焉。余初闻之，窃所敬叹。既又属记于余，余固悼此学之不讲，士心不明，是非无所折衷。公为使时，舍人曾公复书切磋有曰：“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此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窃不自揆，得从郡侯，敬以所闻，荐于祠下，必公之所乐闻也。”

陆放翁《感事诗》云：“陋巷何须叹一瓢，朱门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调鼎，野褐家声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电，未应富贵胜渔樵，千年回首俱陈迹，不向杯中何处消。”自注云：沈义伦丞相裔孙为僧，刘仁赡侍中裔孙为道，人皆孤身死。绍兴中，二公之后遂绝。殊不知沈公之后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师流落新淦者，居于邨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于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济美总集》有云：粤自周衰，贤者之类弃，功臣之世绝。故孟子告齐宣王以“故国非乔木，王无亲臣矣。”盖讽其上也。虽然有位于朝，不守其业，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隶，则筚门圭窦得以陵之。此岂独上之人之罪也哉最为确论。

古人之坐者，两膝著地，因反其跖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于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却其手而以头著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轾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若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似有小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跖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疏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封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云：“拜时，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为雅拜，则它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子既略为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为塑像，则当放此，以免于苏子俯伏匍匐之讥。予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师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跏趺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后两跖，隐然见于惟裳之下，然后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无疑也。惜乎白鹿画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庙，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洞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礼殿塑像说。后其季子守南康，因更新礼殿，闻之于朝，迄成先志。然远方学者未尽见此说，故识之。

《史记·黄帝纪》：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既云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诸侯，何耶尚当访精于史学者而问之。

今道家设醮，率用米糈，世传始于张陵，而实不然。陵使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经》载诸山之神，各举其形状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种之糈；自翼望之山至于几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种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于荣馀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吕”，反今江东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于无睾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无糈字，或传写脱误。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甘枣之山至于鼓镫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瘗而不糈；管涔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则曰钤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于元扈之山，凡九山，则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经》虽不敢信为禹益所著，屈原《离骚》、《吕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汉人引用者，尤多其书，决不出于张陵之后。则糈之用也，尚矣。《离骚》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寝席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许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则于载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经》之著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