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录/卷06 中华文库

河南府新安县西至府界七十里。汉函谷关在县东一里。虢州阌乡桃原在县东南十里。陕府灵宝县在府西南七十五里。秦函谷关在县南十里。华州在长安东一百八十里，治郑县。少华山在县东南十里。 华阴县在华州东六十五里。太华山在县南八十里。渭口在县东北三十五里。潼关在县东北三十九里。 自华而虢，自虢而陕，自陕而河南，中间千来里地，古尝立关塞者凡三所。由长安东一百八十里出华州华阴县外，则唐潼关也。自潼关东二百里至陕州灵宝县，则秦函谷关也。自灵宝县三百馀里至河南府新安县，则汉函谷关也（诸家皆云八百里，举成数言之）。凡云关者，明有门扉，晨夜启闭，禁束道路，而于关之间别有古来尝为扼塞者二：桃林之塞，一也；崤山，二也。世远事重复，难以一见遽晓，今枚别其地，贵于可考。

秦函谷关

秦函谷关在唐陕州灵宝县南十里。灵宝县者，汉弘农县也。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劣通行路东西四十里，绝岸壁立，岩上柏林阴荫，谷中常不见日。关去长安四百里，日入则闭，鸡鸣则开。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实为天险。

汉函谷关

汉函谷关在唐河南府新安县之东一里，盖汉世杨仆移秦函谷关而立之于此也。以比秦旧，则移东三百七十八里。杨仆者，宜阳县人也。汉武帝时数立大功。以其家居宜阳，宜阳者，灵宝县东，其地即在秦函关之外矣。仆耻其家不在关内，乞移秦关而东之，使关反在外。武帝允焉。仆自以其家僮筑立关隘，是为汉世函关。自此关移在河南府新安县而秦关之在灵宝者，废矣。县东有南北塞垣，即仆所筑。郭缘生云：至今为之新关。

唐潼关

潼关在华州华阴县东北而太华山之北也。太华在县南八里。《通典》曰：“本名冲关。”言河自龙门向南而流，冲激华山之东，故以为名。后因关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关（《元和志》）。哥舒翰军败，引骑绝河还营，至潼津，收散卒，即关西之潼水也。《元和志》谓因潼水名关者是也。曹大家《赋》亦曰：“涉黄巷以济潼”，则潼名古故有之，至唐始于其地立关耳。

春秋时，晋侯使詹嘉处瑕守桃林之塞。杜预曰：“桃林塞，潼关是也。”《三秦记》曰：“塞在长安东四百里。”按《元和志》：汉关在长安东正三百里。若更增百里，即为虢之阌乡矣，不得云在潼关也。《志》于阌乡县曰：东南十里有桃原焉。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以此言之，桃原为桃林，虽去长安不啻四百里，而方向为顺，可云应古矣。而《元和志》于陕州灵宝县，则又有所谓桃林塞者焉，盖《元和》一书，其于桃林之名自始至此，凡三变其地也。一以为潼关，一以为阌乡，一以为灵宝，则三者竟孰是也？《志》于灵宝又该为之说曰：“灵宝县西至潼皆是桃林塞。”此其为说，虽若泛漫，而实有理也。《书》著武王之事曰： “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盖桃林者，武王尝著放牛之迹。后人展转攀慕，故一名而该地如此其多也。既有此名，后人因而传疑，不敢改定。故三地同分一名者，不云羡溢也。若夫华山之阳，则在华州华阴县南为甚明矣。其于潼关不甚相远。然尝思而求之：塞以阳厄塞为义，野以平旷为义，函关之间凡数百里，其中行路皆厄束河山，状皆数函，故名之为塞。如《元和志》所著桃原之地则在阌乡县南，正在河山厄束之内，则安得夷旷之地而名之为野也？孔颖达引杜预语亦以桃林塞为在关矣，且曰：华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以示战时牛马不复服乘耳。孔之此言深得事情之衷，则虽桃林无野，理亦长也。

三崤山，又名嵌山。春秋时，秦将袭郑，蹇叔哭送其子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阜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 《元和志》曰：“自东崤至西崤三十五里。东崤长阪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阪十二里，险不异东崤。此之二崤皆在秦关之东，汉关之西。

在周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有路可通梁州。汉世名为骆谷道。魏少帝正始二年，曹爽伐蜀，自此道入。甘露三年，蜀将姜维围长城，由此路出。武德四年，高祖于此立关通梁州，名骆谷关，西抵兴元府（即梁州）一百二十里。德宗在奉天，将幸梁州，若由褒斜最为近便。缘李楚琳方杀张镒于凤翔，不敢由风翔入，故东自骆谷入而转西，以达梁州也。及还京，即于褒斜取径而出，是骆谷路迂也。

在陇州西。汉武至此遇雷震，因以为名。代宗时，吐蕃自此入寇。帝遂仓卒幸陕，以其迫近也。==萧关== 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三十里。汉文帝时，匈奴入萧关即此也。神龙三年，于隋它楼县置萧关县，特取古关名之，非汉萧关地也。==瓦亭关== 在原州高平县，南即陇山北垂。隗嚣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也。==青泥岭（蛲关蛲柳城）== 蓝田县即峣柳城也。峣山在前又名峣关，亦名蓝田关也。杜甫《渼陂》诗曰：“水面月出蓝田关”也。《水经》曰：“峣柳城，俗谓之青泥城。”==马嵬== 马嵬故城在兴平县西北二十三里，雍都西九十里。城本是马鬼筑。以避难。马嵬者，姓名也，有驿。杨妃死于驿。白居易诗曰：“西出都城百里馀。”

崆峒山在原州高于县，即笄头山，泾水之所发源也。肃宗自灵武起兵。而杜诗曰“常思仙仗过崆峒”者，冀其自灵武西回也。西回即径此山矣。按《元和志》：陇山，在陇州。州之北即灵州。灵州即灵武也。肃宗以天宝十五载七月即位灵武，改元为至德元年。九月南回，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銮之地矣。世间山名崆峒者多。黄帝访崆峒问道，汉武帝腧陇登崆峒，今赣州亦有崆峒，皆同名也。

汉唐都要水说

汉长安都城，北据龙首山，故子午谷正在南，面迦午则背子矣（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径汉中）。樊川、御宿川、沉水、交水、濡水也者，原皆出子午谷。子午谷正在都南，则诸水遂宜径北以入都城矣，而皆向西以行，直至昆明池，正在城西，乃始得折而之北者，其避碍之地可考也。以《吕图》求之，少陵原、凤栖原横据城南，此即水皆碍高，不得贯都之由矣。虽龙首山自樊川入渭亦其碍高之一也。至隋文帝开皇三年，开永安渠后，则交水、坑水皆入城、入苑，始不与汉世流派相应，盖皆有堰坝之类压而入之。《孟子》所谓“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是也。《王商传》：商尝穿城引沣水入，第至贞观间又堰沣、镐以入昆明，而二水于是乎断流（《括地志》）。韦坚堰渭为渠以漕，而灞、浐皆为广运潭之所并淹。若无记载，则沣、镐、浐、灞存亡尚不可考，况于他哉。

唐都城导水

唐以渠导水入城者三。一日龙首渠，自城东南导浐至长乐坡酾为二渠，其一北流入苑，其一经通化门、兴庆宫，自皇城入太极宫。二日永安渠，导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导水自大安坊东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极宫，及至大明宫，则在龙首山上，水不可导矣。大明宫之东有东苑，即在龙首山尽处。地既低下，故东苑中有龙首池，言其资龙首渠水以实池也。

雍地四漆水（沮水在内）

雍境漆、沮其在后世地书名凡四出，而实三派。雍州富平县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县漆水，二也；风翔府普润县漆水，三也；郑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惟石川河当为《禹贡》沮漆，而《绵》诗之谓“自土沮漆”者，盖在岐，不在邠也。若郑白亦分沮漆之名则误矣。今分三派而枚辨之，贵其不杂也。

周漆沮（汉漆县漆水唐普润县漆水新子县漆水）

《绵》之诗“序”曰：“文王之兴，本由太王”，言太王迁岐，肇基王迹，而文王有所承藉也。其诗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王荒之，而民命由之以生也。生，如玄鸟之能生商，后稷之能生民也。凡《绵》诗所指，截自古今（即大王）迁岐为始，曾无一语上及公刘在豳之初（古邯、豳同。《诗》及《孟子》可考。唐明皇嫌“豳”字与“幽”字相乱，直改“豳”为“邠”也）。其文曰：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言民命所生。自迁岐之后，有“瓜瓞之绵绵不绝也”，下文亟及太王亶父，即不与公刘居豳之事一语相关也。而惟郑氏自出其意而曰：“公刘迁豳，居沮漆之地，其世绵绵也。”学者不从诗之本文归沮漆于亶父，而从郑氏之臆归漆沮于公刘，所谓“宁道孔圣误，不言伏郑非”者，非此类也耶？自郑注既行之后，凡谈《诗》而及漆沮者，悉皆主本其说。其实全无古据也。按《水经》：渭水自雍县东下，至岐山与岐水、漆渠水会（《汉，志》：扶风漆县有漆水。《元和志》曰：普润县城西有漆水。唐普润县即汉漆县也。《志》于“邠州”又曰：漆水在麟游县。麟游县，汉杜阳县也。《水经》亦曰：漆渠水在杜阳县。按漆、杜地相并皆在风翔府北东，水必通行，见者有疑，故详载使有考）。三水大小相敌，故渭力不能独擅其名。是以犹得名漆也。此三水者，东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为太王之邑。故《诗》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而《孟子》亦曰“邑乎岐山之下而居焉” 者也。然则太王作邑之地，山固名岐矣，而其山南有水焉，亦自名岐也。《水经》岐、漆、渭三水同流而共一名，则岐水之阳亦漆水之阳也。故《周颂》曰：“猗欤漆沮，潜有多鱼。”毛氏释之曰：“漆、沮，岐周之二水。”其说确也（《诗》兼漆、沮言之，而诸书止言漆，不言沮，不敢强通）。且夫潜之致颂，为夫岐周之沮漆冬而有鱼可荐，春而有鲔可献也。是为土地所生，自能备物，故以荐先也。则毛氏指漆、沮以为岐周之水者，兼有物产可证也。若夫邠地之在岐北尚二百里，籍使有水亦名漆、沮，而漆、沮有鱼可以致之宗庙。然地之相去如此其远，其在冬荐，犹或可用，若当春献，则矗皆为薨，岂可用也。以此理而测其远近，则知献鱼之漆、沮当属岐周而不属邠土，亦已明矣。世人之于郑说，既不能本经以正其误，乃反屈经以信其语，而《元和志》又从而傅会之，则其说愈实也。若李吉甫之误，则能证其所以矣。汉《志》：“扶风漆县尝有漆水。”此之漆县，其疆境甚阔。唐凤翔之普润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属漆。今从唐郡县以求古地，则公刘之邠自在邡州新平，而太王之岐则在凤翔之普润，故岐之与邠固皆同隶汉世漆县矣。然而汉《志》漆水特尝一出，无两漆也。《元和志》务合郑说，故遂分汉《志》一漆而著诸两县，故普润、新平皆有漆水，仍于新平明立之说曰：漆水在县西九里，西流注乎泾。今凤翔麟游（即普润上流）亦有漆水，与此异也。据《志》此言，则不独一漆分为两漆，而意指所向正谓邠州漆水应《经》，而岐下漆水不与绵应也。夫汉《志》但著一漆，而吉甫直以邠漆为漆，不以岐漆为漆，则酷信郑玄之过也。予详考《经》、《志》而知其误之所起，乃敢明言也。

《禹贡》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当其地，它皆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禹贡》叙载渭水首末，有叙可考也。曰：“导渭自鸟鼠同穴，东汇于沣，又东汇于泾，又东过漆沮，入于河。”则自渭原以至入河，所谓沮漆者，仅尝一见，而其水行之序又在沣、泾之下，则自沣、泾而上，凡后世名为沮漆者，皆非禹世之所尝名也。今以汉唐郡言之，沣之入渭在周至县境，县盖咸阳西南也。泾之人渭在阳陵，则又在咸阳之东矣。漆沮入渭（即石川河）在汉冯翊之怀德县，即唐同州之朝邑县也。朝邑又在阳陵东北三四百里也。故予谓石川之沮漆可应《禹贡》者，为其派序入渭在沣、烃之东，全与《经》应也。《禹贡》于雍尝曰“漆沮既从沣水攸同，则漆沮之文尝在沣振之上，其水疑于在岐矣。然可以知其不然者，有类可验也。《经》曰：“引水既西，泾属渭油。若以既之一语谓为记、已然而启未然，则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陇而乱泾渭乎？故漆沮既从者下流既已附从，则上流不壅沣水亦遂东行也。谓《禹贡》无两漆沮。予言有本也。

《禹贡》止有漆沮。秦汉以后始有洛水。诸家皆言洛即漆沮。今先分派以言，贵于有辨。所谓洛水者，《地理志》曰：“源出北归县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后，迳鄠、坊、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国辈谓“自冯翊怀德县入渭”者是也。汉怀德，唐同州衙县也（亦朝邑县）。所谓沮水者，《长安志》曰：“自邠邡州东北来”（新平县在邠州。邠有泾水，向阳陵入渭者，在邠之南面。而此沮水之名石川河者，亦在邠州境内，乃在东北面，不与泾水同派也），至华原县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干县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所谓漆水者，《长安志》曰：“漆水自华原县东北同官县界来，南流入富平县石川河。”是为合漆之地也。此三水分合之详也。若概三水而命其方，则漆在沮东，至华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则遂南东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东，至同州白水县与漆沮合而相与南流，以入于渭。三水虽分三名，及其至白水县则遂混为一流。故自孔安国、班固以后论著此水者，皆指怀德入渭之水以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洛之创名，不知起自何世。秦用郑国凿谷口渠，《史记》已曰“凿泾注洛”矣。汉武帝用严熊言穿龙首渠自征（同州澄城县）以达商颜，亦云下“引洛”，则洛名久出秦前矣。若其立洛名而盖掩漆沮，则难究其始也。

漆沮在雍，名凡四出。予虽派别言之，今更为之图，以奠位置而其说易明矣。《绵》诗潜颂之谓漆沮者，普润之漆水也。太王、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润者，岐地故也。《禹贡》之谓漆沮者，即富平县石川河至白水县入洛而与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是也。以其派在泾下故也。若本邠州，虽有漆水而其地在邠。邠乃公刘所都，不与《绵》诗岐地相应，又无派流与岐水相入，则决知其不为《绵》诗之沮漆矣。郑、白二渠自云阳谷口东入石川河。石川河既为漆沮，故世亦误认二渠以为沮漆者也。而其可得而言者，禹时未有郑、白二渠，泾派之与石川河自隔仲、峻二山，安得而有沮漆之名也？予故得以果决言之无疑也。

秦汉唐架渭者凡三桥。在咸阳西十里者名便桥，汉武帝造。在咸阳东南二十二里者为中渭桥。秦始皇造。在万年县东四十里者为东渭桥。东渭桥也者，不知始于何世矣。自此三桥而外，以船渡者十一处，万年（渭桥渡），长安三（中桥、嘉凌、段留），栎阳七（田五、田家、周、夏、圣力、万安、耿孟渡）。《六典》载桥之用木为柱者凡三出，而便桥、中桥、东桥柱皆用木也。不知古来三桥之外，别无跨渭之桥也耶？抑其专举雍地而他不预也？汉都城北横门外别有横桥者，予初以为跨渭之数，已而详考，则《黄图》尝曰：“长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丈，石桥各六丈，与街等，则此之横桥乃其跨池为桥者也。池即城壕，不跨渭也，不在三桥之数也。予惟中桥亦名横桥，虑其淆混本制，故具言之。

便桥（通茂陵）

武帝自作茂陵，在渭北兴平县（犬丘）西南十里。帝《纪》曰：“建元三年初，作便门桥。”苏林曰：“去长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长安西北，茂陵东。”盖秦世已有中桥，亦自可趋兴平，而迂回难达，故于城之西面南来第一门外，对门创桥，以便西往，故此门一名便门，而此桥遂名便桥，亦曰便门桥也。 “便”亦作“平”，古“平”、“便”字通。师古曰：“当读如本字。”盖以“径便”为义，其理长也。元帝欲御楼船，用薛广德谏而舍船从桥者，正此地也。颜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南西头第一门。”吕丞相《长安图》则谓“南面西头第一门亦名便门”也。颜、吕二说法盖同也。至《水经》则曰：“西出南头第一门名章门，又名便门。”则与颜、吕异矣。今去古远，二说似难意定，然有地望事情可以推求，则《水经》谓为“西头南来第一门”者是也。盖茂陵在长安西北，而便门在长安西面，则于趋陵得以云便也。《元和志》曰：“便门在长安西门，便门与桥相对，故号便桥，则其理尤明也。唐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入寇，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出玄武门（苑北门，可以西趋便桥），以万骑径诣渭水。上隔水与颉利语，即日还宫。乙酉幸城西，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太宗语萧瑀曰：“当请和时可汗独在水西”，则桥在城西，不在城南，益可验矣。予故曰桥与长安西面章门相对者是也。若夫吕氏谓为南面之门者，或因南门亦名便门，而误以南便门为西便门焉耳。其事为所著，则《水经》之说长也。

中渭桥

秦宫殿多在咸阳。咸阳，渭北也。至其阿房、长乐宫，则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长乐宫北有桥跨渭。而长安、咸阳始通。是以亦名便桥也。《三辅黄图》曰：“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度，以法牵牛。”盖指此之中桥而为若言也。桥之广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于七百五十。约其地望，即唐太极宫之西而太仓之北也（《长安志》）。此桥旧止单名渭桥。《水经》叙渭曰：“水上有梁，谓之桥”者是也。后世加中以冠桥上者，和长安之西别有便门桥，万年县之东更有东渭桥，故不得不以“中”别也。然汉《张释之传》曰：“文帝出中渭桥”，则似武帝之前已尝冠“中”名于此桥矣。而不然也，张晏曰：“在渭桥中路”，其说是也。言文帝行半渭桥而惊马之人始出也，此时未有东西两桥，不应命此为“中”也。《水经》又名此桥为便门，亦取其通渭，南北往来皆便也，非汉城西门之桥也。

东胃桥（在万年县北东）

东渭桥在万年县北五十里，灞水合渭之地。奉天之乱，刘德信入援，以东渭桥有转输积粟，进屯此桥（《通鉴》），李西平于此屯兵，亦以军人就粮之故也。其后自咸阳还军，仍驻东桥，竞从此地以入长安也。德宗有碑在桥侧，旌褒西平克复之功。

《元和志》：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始皇引水为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始皇微行，遇盗于此。汉于池北立县，号池阳县。诸家但言池阳在池水之北，而不云池水之为何池，故莫究其宿也。予按咸阳之地，别无池水能大于此，故汉之池阳即秦兰池之阳，而秦之兰池宫亦并此池建宫也。汉世亦有兰池宫（《长安志》），别在周氏陂。陂在咸阳县东南三十里，宫在陂南。汉《匈奴传》：汉宣帝朝单于，自甘泉宿池阳宫。则恐所宿者秦宫耳。为其宫在池北，而汉宫乃在陂南也（详见《单于朝汉》下）。武帝之凿昆明池，刻石为鲸鱼乃牵牛织女，正以秦之兰池为则也。池东西垠际至三百里之广，而《水经》所引汉《志》乃云“不知其处”，而今之汉《志》又无此语，不知《水经》据何而云也？唐高祖时，秦王出豳外州御突厥，高祖饯之兰池，则或为周氏陂南之宫也。

在万年县西南二十五里，周七里。《长安志》曰：“秦葬皇子，起冢于陂之北原，故曰皇子陂。”隋文帝改为永安陵。杜甫诗曰：“天寒皇子陂。”或书“皇”为“黄”，误也。

在长安南。杜县之樊乡也。高帝以樊哙灌废丘有功（所谓水章邯也），封邑之于此，故曰樊川，即后宽川也，又名御宿川也。在万年县南三十五里。杜佑别墅在焉。故裔孙牧目其文为《樊川集》也。

昆明池，汉武帝所凿，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臣瓒及《西京杂记》、《三辅黄图》所记皆同）。武帝欲通西域，为昆明之所闭隔。闻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凿此池习水战，期以伐之。中有楼船，上建楼橹，又有戈船，上施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盖，照浊涯埃。其始凿也，固以习战。久之，乃为游玩之地耳。《三辅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顷。”《长安志》曰：“今为民田”（今者，唐世作图经时也）。夫既可为民田，则元非有水之地矣。然则汉时于何取水也？《长安志》引《水经》曰：“交水西至石竭，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闼堰，在县西南三十二里。则昆明之周三百馀顷者，用此堰之水也（交水即福水也。《经》曰上承樊川、御宿诸水）。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为都城之用。于是并城疏别三派，城内外皆赖之（详见《三派》下）。此地至唐仍在。《括地志》曰： “沣、镐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无复流派。”《括地志》作于太宗之世，则唐初仍目壅堰不废。至文宗而犹尝加浚也。然则图经之作当在文宗后，故水竭而为田也。中宗时，安乐公主欲请昆明为已有，帝以民资蒲鱼，不可其请。公主遂别穿定昆池以胜之。定昆池在长安县西南十五里。

沪原出蓝田县境之西，暨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趋大兴城。隋世自城外马头堰壅之向长乐坡（即沪阪地，在沪之西），入城，西至万年、长安两县，凡邑里、宫禁、苑囿，多以此水为用。夫长乐坡基高矣，四面山峦皆见。杜甫曰“公子华筵地势高，秦川对酒平如掌”者是也，而长水尚可以堰入城者，原高于城故也。长乐坡本名沪坡。隋文帝以“阪”、“反”音同，取其北对长乐而立为坡名以更之，世人误呼为龙首渠者，即此渠也（详在《龙首渠》下）。直至霸陵乃始合灞，又至新丰县，乃始同灞入渭。其力比灞差小而与之对行，故语灞者，多举沪而与之俱也。

汉城东二十里为霸陵。霸陵之西则沪水。沪水至霸则已合霸。霸又北流，别有长水者，《水经》所载，凡有三派。其末皆自白鹿原北入霸。后因姚苌据有长安，人为苌讳，故改此水以为荆溪水。因此失其本名。虽以颜师古之博而亦不能是正，故其注释“长水校尉”则曰：“长水，胡名也。”《长安志》又以源长为义也。皆因旧误不能觉也。按《史记，封禅书》曰：“霸、沪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然则长之为名，与泾渭配对，则是原有其名，非因胡骑及源长立义也。”《郊祀志》曰：“文帝出长门亭，若见五人于道，遂立五帝坛。”如淳曰：“长门，亭名也。亭以门为名，而非城门之门也。”或者古来尝有扼塞在此，其门道尚在，如鸿门之门，其斯以为门矣（见《鸿门》下）。而夫门之以长为名也，其必取之长水也。以其地近故也。文帝顾成庙在城外，无宿馆。窦太主献长门园，武帝以为长门宫。如淳曰：“园在长安城东。陈皇后以妒废，处此宫。司马相如所为作赋者是也。”是皆窦主园内之宫，又皆并长门亭而立为此名也。水之因姚苌而改名荆溪也，韦述《两京记》实尝言之矣。宋次道《长安志》皆本图经，既不知长水别为一水，乃曰“按长安城门无名长门”者，此乃误认门名而求之城门也。《史记》之“纪”文帝曰：“帝出长安门，见五人于道。”则虽司马迁亦误认长门亭而为长安城门矣。故图经误并城门以求，而汉都原无长安门也，宋次道则知之矣。其后自出其说，乃曰：“荆溪，本名长水，后避姚苌讳，改为荆溪。”则韦述所著家既知之矣，而两存不立明辨。故见者难遽明也。

宜春之名，汉史凡三出，其实止为两地。有曰宜春苑者，地属下杜；有曰宜春宫者，即下杜苑中宫也，皆秦创也；有曰宜春观者，则在户县，汉武帝之所造也。虽三其名而实止两地也。《东方朔传》）曰：“武帝东游宜春。”师古曰：“宜春，宫也。在长安城东南。”《上林赋》曰：“息宜春。”师古曰：“宫名，在杜县东，即唐曲江也。”《扬雄传》：“武帝东游宜春。”师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记，秦纪》曰：“子婴葬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马相如从武帝至长杨猎（在周至）还，过宜春，奏赋以哀二世。其赋曰：“临曲江之皑洲，望南山之参差。”师古曰：“曲岸之洲，曲江也。故赋末云“吊二世持身之不谨兮，墓芜秽而不修”也，三数者言之，则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赋，汉之曲洲，唐之曲江皆此下杜之宜春也（下杜即杜县。曲江宜春去杜县近，去下杜远。此凡及曲江宜春宫皆云下杜，当是地属下杜，不属杜陵耶）。其苑若宫，皆秦创而汉唐因之也。至于宜春观者，则在长安之西，户县涝、渼二水之旁、上林故地也。《水经》曰：“涝水迳汉宜春观，合渼陂入渭。”师古曰：“观在户县。”《十道志》曰：“汉武帝所造也。”又合此数语者而求之，则宜春之观在汉城之西、秦上林苑中，而下杜之宜春自在汉城东南，其别甚明也。说者误以下杜之宫为户县之观，则失之矣。故师古于《东方朔传》明辨之曰：“在户县者自是宜春观耳。在长安城西岂得言东游也？”其说极为允笃也。《贡禹传》：元帝用禹言，罢宜春下苑，以假贫民。此则下杜之苑矣。故《扬雄传》曰“虽颇割其三垂以赡贫民”者，即指元帝所罢之苑也。既曰 “下苑”，则必别有上苑矣。“颇割三垂”则彼之一垂尚包苑中也耶？

唐曲江本秦皑洲（前已著说）。至汉为宣帝乐游庙，亦名乐游苑，亦名乐游原。基地最高，四望宽敞（《两京新记》）。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又会黄渠水自城外南来，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从城外包之入城为芙蓉池，且为芙蓉园也（《长安志》、《吕图》同）。刘悚小说曰：“园本古曲江，文帝恶其名曲，改名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韩愈诗曰：“曲江千顷荷花净，平铺红蕖盖明镜。”长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游赏。后赐宁、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即此祓禊，帟幕云布，车马填塞，词人乐饮歌诗（《两京新记》）。康骈《剧谈录》曰：“曲江池本秦时皑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已上四地本皆曲江地。详在《宜春苑》下），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赐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马，倾动皇州，以为胜观。《长安志》曰：“文宗太和九年，发左右神策军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云楼、彩霞亭，仍敕诸司如有力欲创置亭馆者，宜给与闲地，任其营造。”先是，郑注言秦中有灾，宜以土工厌之，加浚昆明、曲江二池。帝又曾读杜甫诗曰：“江头宫殿锁千门”，遂思复升平事而加修创焉。予按此地在都城中固为空隙，便于游观，然亦缘黄渠可引，故游观者乐之也。于是，紫云楼在其南，杏园、慈恩寺在其西，皆以此池之故也。汉武帝时，池周回六里馀（《黄图》），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顷（《长安志》），又加展拓矣。地在城东南升道坊龙华寺之南。

《长安志》于万年县既著龙首渠曰一名沪水渠矣，因引《汉书》曰：“穿渠得龙首，故名龙首渠。唐引沪水由都城东入长安界。”予按《志》此语凡渠势曲折，固皆得之，而谓沪渠名龙首渠者，误也。龙首渠者，汉武帝所穿，在同州商颜山下。因穿地得龙骨，乃立名以识而曰龙首渠也。雍州居渭南，同州居渭北，无由可合为一。而沪之一水，史、汉皆尝志之，但云有渠，不云尝得龙骨也，则龙首名渠，果何自也？《两京道里记》曰：“龙首渠，开皇三年开凿，引沪北流入苑，在长乐坡上，堰近龙首，即大明宫所据龙首原也，故以名之。此其说是也。《六典》：隋大兴城，西据龙首原。宇文恺营都之初，谓横坡六条可象乾爻者，正龙首山之支脉也（详在《龙首山》下）。若夫此渠分沪为堰，则在万年县龙首乡马头堰，而龙首乡者，在县东十五里。自此引沪从长乐坡入，而分为两支，西北以注入于苑也（见《长安志》。其渠之分沪入城，行朱雀街东永嘉坊，著之甚详。大明宫东苑有龙首殿，皆受此水而承此名也。故予得以主《两京道里》所记也）。

太极宫有四海池，分东、西、南、北，皆以海名，夸其大也。太宗六月四日举事苑中。高祖方游海池，不知也。则宫之与苑亦已远矣。==渼陂== 在户县西五里，源出终南山。有五味陂，陂鱼甚美，因加水而以为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涝水，即杜甫所赋渼陂也。其曰“水面月出蓝田关”者，峣关在其东南也。

在苑中。禄山乱，逆徒张乐燕于此。乐工雷海清不胜愤，掷乐器恸哭。王维陷贼，被拘僧寺，闻之，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