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录/卷10 中华文库

铸铜为狄象，始于秦世。汉亦仿铸而又增大。后汉以及曹魏都于洛阳，尝有所徙置。故记载参互，无所归宿。此虽不系治乱，而考古者不容昧昧，今枚别而著之。

《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喜其为己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三辅旧事》曰：铸金狄，立阿房殿前。师古曰：即翁仲也。《黄图》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坐高三丈，铭其后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铭李斯篆，蒙恬书。按此数说，或云立，或云坐。以文考之，则云坐者是也。盖《黄图》先云“立于宫”者，犹言设此金人云耳，而非谓其象之立乎宫门也。故《黄图》又申言金人坐殿前也。《汉魏春秋》曰：魏明帝铸翁仲，坐司徒府前。此之翁仲，固魏明帝之所创铸，然其铸之之模实本诸秦，则其坐而不立，亦必放秦也。故子得以知其坐象之为是也。金人之外，更有一台，高及三丈，而董卓并销为钱。既曰有台，则可以见其坐而不立矣。汉兴，移置长乐宫大夏殿。《长安志》先叙秦宫，引《三辅故事》云：大夏殿，始皇所造。后于汉长乐宫又引《三辅故事》云：汉徙秦金狄置长乐大夏殿前。则谓自阿房移置长乐者是也。盖汉世间房宫室已自不存，则铜人无由尚在阿房也。及董卓入关，悉锤破铜人铜台以为小钱。铜台即前云坐高三丈者是也。《英雄记》曰：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天下大乱有以也。馀二人，魏明帝欲徙洛阳，载至霸城，重不可致，便留之霸城。《蓟子训传》曰：人有于长安东霸城见于训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年。李贤注曰：秦始皇二十六年铸，至此四百二十年。

秦世所铸特然铜人耳。汉武帝从而增益之。故建章、甘泉所铸者，人既持盘，盘又加杯，是为捧盘金人也。若自此两宫以外徒人而无盘者，尚不在此数也。《庙记》曰：汉武帝即建章作神明台，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三辅故事》盘高二十丈；《长安记》曰：仙人掌大七围，以铜为之。魏文帝徙铜盘，盘折，声闻数十里。此汉世建章之铜人也。《黄图》曰：甘泉宫通天台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元凤间自毁，椽桷皆化为龙风，从风雨飞去，此即甘泉之铜人也。《三辅故事》曰：武帝作铜露盘，承天露，和玉屑服之，欲以求仙。班固《西都赋》曰：“抗仙掌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墙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张衡《西京赋》曰：“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按凡此记此赋，皆指武帝所铸捧盘承露也。

武帝自铸人以外，别为物象者不一。上林则有飞廉观。飞廉，神禽也。建章则有凤阙，所谓上觚棱而栖金爵者是也。龙楼门则有铜龙，金马门则有铜马，柏梁台则有铜柱，皆铸铜为之。《黄图》曰：汉明帝永平五年，至长安取飞廉并铜马，置之西门，以为平乐观。董卓悉销以为钱。《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诸锺虞、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仍大发卒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东都司徒门外。又《汉魏春秋》曰：明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于霸城。故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叙云：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坼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泣下，其歌曰：“魏宫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秦铸铜为长狄之象，既倡怪矣。武帝置铜盘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则又增怪也。至其它铸铜以为物象，如马、龙、凤、飞廉之类，则皆务以奇怪自喜者也。后汉及魏慕其奇怪而靳于创费，乃欲移已铸之象而致之于洛。为其事小，故史传不尝详载，因此而异说甚多。今直即诸书之记徙移者而评之。若霸城之象，诚为魏氏所移，则蓟子训生于汉末，铜人尚在长乐，而霸城乃在城外。子训，行人也。霸城固能来往，而安能即长乐宫庭而摩挲之也？若谓为董卓销铸之馀，则卓也志在得铜，惟多是务，先此，洛阳铜物卓已尽毁。此之金狄，各重千斤，为铜益多，安肯销十存二而待魏人之徙移也？则霸城所弃二狄，决不在魏文帝之世矣。其先后可考也。若使魏方来徙，人存而盘已折，则承露之具不全，魏人安肯载之以东也？则《汉魏春秋》之说又不可信矣。至谓铜人就载泣下，则怪之又怪者也。李贺所叙，又并此而加怪焉者也。然贺之诗辞曰“衰兰送客咸阳道”，又曰“渭城之远波声小”。咸阳、渭城皆在渭北，若铜人自此地徙移，则必自甘泉来。甘泉铜盘元凤间既已摧毁，虽其椽桷亦化龙凤，则汉（魏明）之世已无铜人可徙，而况能及曹魏也乎？则谓携盘而出咸阳、渭城者又谬也。况魏明帝青龙之五年已自改为景初元年，则魏世自无青龙九年。贺之说出于妄信，至此益可见矣。又况人盘力重，长乐正在平地，徙之尚折，甘泉山高险，一名车盘，为其不可直度而须迂回取径若车盘然。此之铜人，岂可全体移载也哉？若子所见则有异矣。华峤《后汉书》曰：明帝至长安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平乐观。故张平子赋之曰：其西则平乐都场，龙雀蟠蜿，天马半汉是也。然则汉武所铸如飞廉、龙、马之属，后汉明帝皆尝迎而取之。其人力可胜者已，遂致之洛都矣。独金狄重不可前，乃遂弃诸霸城而已。然则徙移铜人者，乃汉之明帝，而非魏之明帝也。《魏略》所言，正是误认汉明以为魏明。世人随而和之，不足凭矣。至《魏略》谓魏明别铸翁仲，则实有其理。盖霸城二狄，汉明虽尝移弃，而魏明慕向不已，卒自创铸。此则好奇之故，理之必致也。世人但见魏明创铸二狄，故并移弃霸城者而归之魏明也。若谓汉明时已尝补铸，则董卓先在东都，凡其龙、马皆尝取之以为钱材，决不肯毁小而存大。此自可以意逆也。崔浩之注《汉书》也，尝曰：槁街在铜驼陌中。颜师古讥之曰：洛阳则有铜驼陌，长安无也。今从《魏略》推之，景初元年，既尝徙长安锺虞、骆驼，则洛阳之驼安知不自长安徙来也？则恐崔浩所知，师古或未尽闻也。以是知博物之难也。

《赵充国传》曰：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张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负橐簪笔顾问，或有记也。师古曰：橐，所以盛书也。有底曰囊，无底曰橐。簪笔者，插笔于首也。 东西厢（房序西清朵殿翼室） 《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厢听。师古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厢，言似箱箧之形。《晁错传》：吴楚反，景帝问袁盎计安出？盎请屏人，错趋避东厢。按此两传，寝者，露寝正殿也。正殿两旁有室，即厢也。车之有箱，亦其义也。《诗》曰：东有牵牛，不可以服。箱与厢同也。夫殿旁惟其有房也，故吕后得以侧耳而听昌语，晁错以遂得以趋避其中也。《叔孙通传》：著长乐朝仪，百官班定，皇帝辈出房。房即厢也。《唐志》元日、冬至，大朝会，宴蕃国王，设黄麾仗，文武班集，皇帝步出西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开。夫唐仪之出序，即汉仪之谓出房也。《司马相如传》：青龙蚴（一纠反）蜉（力纠反）于东厢，象舆蜿蝉（音善）乎西清。师古曰：西清者，西厢清净之殿也。其东曰厢，以形言也，即上文谓殿旁之房也；其西曰清，以清净言也，谓其地严洁无嚣尘也。赋体贵文，故变新以言耳，其实一也。《扬雄传》：《甘泉赋》曰，溶方皇于西清。西厢清闲之处也。义亦同也。书之翼室，以鸟翼为义也。今世之名朵殿者，取花枝旁出为义也。皆从东西厢而展转立名者也。此之称谓，历世既熟。廊、庑、阁、阁，不必包殿为房，亦可名以为厢也。本朝汴京大内御药院、太清楼在西，祖宗书阁自龙图以下皆在其前，故进职带殿阁者，训辞多用西清，正本此也。

罘恩者，镂木为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为方空，或为连琐，其状扶，故曰罘恩，读如浮思。浮思者，犹曰柴胡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状，自可见矣。罘恩之名既立，于是随其所施而附着以为之名。其在宫阙，则为阙上罘恩。臣朝于君至阙下复思所奏是也。在陵园，则为陵上罘恩。王莽斫去陵上罘恩而曰使人无复思汉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则《礼经》“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为云、气、虫、兽而中空玲珑也。又有网户者，刻为连文，递相缀属，其形如网也。宋玉曰： “网户朱缀刻方连”是也。既曰刻，则是雕木为之，其状如网耳。后世因此遂有直织丝网而张之檐窗以护禽雀者。文宗甘露之变，出殿北门，列“按列，《关中丛书》本作裂”断罘恩而去，是真网也。此又沿仿楚词而施网焉者也。元微之为承旨时，诗曰：“蕊珠深处少人知，网索西临太一池。浴殿晓闻天语后，步廊骑马笑相随。”自注云；网索在太乙池上。学士候对，歇于此。子按：网索乃是无壁或有窗处以索挂网，遮护飞雀，故云网索。犹挂铃之索为铃索也。宋元献《喜子京召还为学士诗》曰：“网索轩窗邃銮坡，羽卫重用微之语”也。若并今世俗语求之，则门屏镂明格子是也。其制与青琐同类。顾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随异耳。如淳之释青顼谓为门楣之格也（详见后篇）。

汉给事中夕入青琐门拜青琐者，孟康曰：以青画户边，镂中，天子制也。师古曰：青琐者为连琐文而青涂也。故给事所拜在此门也。曲阳侯王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如淳曰：门楣格再重，如人衣领再重，里青，名曰青琐，天子门制也。如淳之谓门格，今世名为格子者是也，亦宋玉之谓“网户朱缀刻方连”者也。以朱饰之而红，即为朱缀；以青涂之而青，则为青琐。其意制相通也。门格再重者，两板相合，对镂成文，使皆中空，乃以纱帛漫幕其内，是为夹格也。如淳之言，揆之今世，犹可验也。梁冀、贾充第中皆有青琐，即是物矣。此时习僭已久，虽用青琐，人不以为非也。《黄图》曰：未央宫武帝时为重轩镂槛，青琐丹墀。注曰：青琐，窗也。鲍照《咏月》诗曰：“玉钩隔琐窗”。李善曰：琐窗，窗为琐文也。然则青琐门者，门上镂空为连琐之文而青涂之耳。

《匈奴传》曰：霍去病出陇西，过焉耆千馀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师古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佛像是其遗法也。按今世佛像，不闻范金。捏土采绘而其像通身黄色，则皆本诸铸金也。武帝既得此像，遂收而祠诸甘泉。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内，故系之休屠也。《汉志》谓冯翊云阳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云阳县者，甘泉宫地也。休屠已降，而为浑邪王所杀。武帝嘉其向己，遂并与金像而尊之。既已祠诸甘泉，又取休层王列之典祀，而名之以为路径神也（见《郊祀志》）。日碑者，休屠王太子也，武帝以其父故而宠养之，赐姓曰金，则又本之金像也。已而日碑之母死，帝画其像于甘泉，而题之曰休屠王阏氏也。夫惟宝其像，祠其父、姓其子、绘其母，直皆以其来降而尊异之也。自此以外，史无他闻也。班固，汉人也。具著其实首尾如此之详。至曹魏时，孟康注释《汉志》，始曰：匈奴祭天处在云阳县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其像于休屠右地，而又为去病所获也。自此说既也，而《晋史》、《隋史》亦皆据信入之正史。予以世次先后考之，未敢遂以为然也。

杜佑曰：冒顿以秦二世元年自立，击走月氏。其是秦二世已前月氏之地未为匈奴所有，休屠未得主典其地，安能徙像以置而不为月氏所却也？则谓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理之必不可者也。则孟康之语显为无据，不待多求矣。若夫金像之所自来则于史有考，而非避秦以徙之谓也。《张骞传》曰：月氏者，敦煌，祁连间一小国也，郭煌，沙洲也。祁连，天山也。本皆月氏地也。沙洲、天山之间有城焉，名为昭武。昭武者，即佛之号，释迦弃其家而从佛之地也。月氏既为匈奴所破，则遂散窜乎葱岭之西为十馀国。凡冠昭武为姓者皆塞种也。塞即释声之讹者也，此地兴崇释教，而月氏国焉，故金像遂在其地而为去病所得也。用何说以为主执而云自秦地而徙之月氏也？

汉阴帝梦人飞行殿庭，顶有日月光。已而举，以问人。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其是乎。世人信佛者多，因饰为之说曰：佛之灵能于其教未行中国之前见梦于帝而感悟之。此误也。金像既已入汉，而浑邪休屠数万之众又已徙入塞内，亦有入在长安者。凡此数万之人皆月氏故种，其间奉佛者必多，而又有金像为之宗主，则中国人为其所咻者又多，故其语可以转而上闻。明帝先已知之，故遂因闻生想而形之于梦，此亦乐广之谓因者也。金像未得以前，无人尝作此梦，则又乐广谓未尝有人梦乘车入鼠穴者是也。苟云其教未传而其神自见，则傅毅中国人也，何由而知飞行挟日月者，其神尝名为佛也。

扬雄《甘泉赋》曰：“翠玉木之青葱兮，壁马犀之碥（斌）。左思讥之曰：果木生非其壤，于义虚而无证也。李善引《汉武故事》则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木，珊瑚为枝，碧玉为叶。若如所言，则是木也盖用珊瑚、碧玉饰为之。其谓翠而青葱者，皆状碧玉之色而已，非真有是木根著其地也。至《黄图》则又有异矣，曰：甘泉谷北岸有槐，今为王木。根干盘峙，三二百年木也。《十道志》所记亦同。杨震《关辅古语》云：耆老相传，咸以为此木即扬雄之谓玉木青葱者也。详此二说，又直谓木本槐也，而名之以为玉木焉耳。予即本赋上下文求之，则雄指殆可类推也：曰“璧马犀之碥”，则非有真马、真犀也。直以璧玉刻为其形焉耳。世固无璧马、璧犀也。又曰“金人屹以承虞”者，虞，锺虞也，则比木虞加珍矣，故夸之以见其盛也。于是合三者言之，则玉也、璧也、金也，实非土毛，而皆假物为之。则《汉武故事》所著大为可据也。若指其木以为槐，亦自一时所见。然槐叶望秋先零，不贯四时，碧不长，恐非雄之所夸也。

《文选》谢玄晖《直中书省》诗曰：“风动万年枝”。李善曰：晋宫阙名曰华林园，有万年木十四株。然竟不著其物色种类，因何而名万年也？《西京杂记》曰：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异木，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中有千年长生木十株，万年长生木十株，此即元晖所引万年之枝也耶？既曰“制为美名以标奇丽”：则凡冬夏常不凋改者，皆可名为千年、万年也。《泊宅编》曰（吴兴人撰）：徽宗时兴画学，命题以试画者曰：“万年枝上太平雀”。试者皆不知木为何木，雀为何雀。试已，有问诸中官者，应之曰：万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频伽鸟也。此亦据中官意撰耳。而夫万年实为何木，原无所本也。以其名思之，其类必为冬青无疑矣。而曰万年、千年者，从其不凋而标之美名，则自可意想也。《黄图》：建章凤凰阙，人呼为贞女楼。注之者曰：司马相如赋云：豫章贞女木长十仞，大连抱，冬夏常青，未尝凋落，若有贞节，故以为名。则直以豫章为贞女木也木之更冬不凋者多有之矣！松柏、栝桧、杉、槠、桂、楠，未尝改柯易叶，若以命之为万年、千年，无不可者。特不知果为何木耳！夫木之主名难改矣，而其制为美名，则《黄图》之说必得其实也。

《黄图》：上林扶荔宫以荔支得名。元鼎六年破南越，自交趾移冲百株，无一株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偶一株稍活，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诛数十人，遂不复莳。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于道路。至后汉安帝时，交趾太守唐羌极陈其弊，乃始罢贡。按此即相如赋谓“答离支”者矣。离支之实即至长安而繁伙，答或是夸言。而谓离支有木在上林中，则自可移种，不可臆度以为无有也。

唐昌观玉蕊花，长安惟有一株。或诗之曰“一树珑松玉刻成”。则其葩蕊形似略可想矣。春花盛时，倾城来赏，至谓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赋诗以实其事，则为时贵重可知矣。曾端伯曰：韦应物帖云：京师重王蕊花，比至江南，漫山皆是。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爱惜。则是江南有花，珑松而白，其叶可用以染者，真唐昌之玉蕊矣（《高斋诗话》又云是杨汝士帖，未知孰是）。山谷曰：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王荆公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此花之叶自可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以名。又《高斋诗话》曰：玉蕊即今场花也。予案场，雉杏反，玉圭名也。场、郑音近而呼讹耳。吾乡又呼乌朕花。朕、郑、场音亦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处即有此花。其叶类木犀而花白心黄。三四月间著花，芬香满野。人家离援皆斫其枝，带叶束之。稍；阶受日，叶遂变黄，取以供染，不藉矾石，自成黄色，则鲁直之言信矣。至谓仅高三二尺者，盖土人不以为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容其长。惟长安以为贵异，故其干大于他处，非别种也。子家塾之西有山矾一株，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时，珑松耀日，如冬雪凝积。阖一里人家，香风皆满。比予辛未得第而归，则为人所伐矣！乃知唐五蕊正是人能护养所致，非他处无此之木也。

《唐六典》：大明宫有含元殿，夹殿有两阁，左曰翔鸾，右曰栖凤。两阁下皆为朝堂，东朝堂置肺石，西朝堂置登闻鼓（《长安志》、《馆图》皆同）。太极宫之太极殿，其朝堂亦皆夹殿而左右对出，故鼓、石皆在殿旁朝堂之内也。即《六典》所叙谓大明悉同承天之制者也。沈括《笔谈》曰：唐长安故宫阙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甚大，可长八九尺，形如垂肺，即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者也。原其义，乃伸冤者击之，如今挝登闻鼓也。括之此言必有所本。然朝堂不在殴门之外，此石何由外出？岂其唐亡，宫殿已废，或欲移而他之，缘重而弃，乃在阙外耶？因其言而知肺形象亦略有补，然恐沈未得确也。唐之有登闻鼓，自高宗始。《会要》曰：时有抱屈人赍鼓于朝堂诉事，乃命东西廊朝堂皆置鼓，则不独太极、大明两宫有之，虽东洛朝堂亦有也。按《通典·刑法门》载，隋文帝制曰：四方冤讼，州县及省不能治者，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以闻。然则晋隋间已尝置鼓矣。《会要》谓抱屈人赍鼓诣堂，当是唐人知隋世已自有鼓许之讼事，故赍鼓自诣也。然则朝堂置鼓已在唐前矣。沈独以鼓例石，是但知登闻院有鼓而不知西洛朝堂已自有石也。《六典》于刑部又曰：冤滞不达，听挝登闻鼓。又悍、独、老、幼不能自伸者，乃立肺石之下。立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鼓者，右监门卫奏闻。然则鼓可挝矣，而肺石不可击也。但见人立石旁，即知其有冤欲直也。垂拱元年敕朝堂登闻鼓及肺石不须防守。其有挝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状为奏（《会要》六十四）。则与沈语又复乖异也。沈以意料，而《六典》、《会要》自载其时制法，可疑可信，固有间矣。

李林甫设事谂众而求禁绝言路。其说曰：诸君见立仗马乎？常食三品料，一鸣辙斥去。立仗马者，马之立乎仗中者也。仗卫方立，马或嘶鸣。辙斥退而换他马，恶其哗也。颜真卿尝论仗马曰：太宗勒劳庶政．其门司式曰无门籍，有急奏，令仗家引对，不得关碍，防壅蔽也。置立仗马二，须乘者听，此其所以平治天下也。即真卿此言而推之，则太宗著令，凡人不预通籍者，如有急奏，亦许乘此二马。而有司引。使入奏也。其于招言防壅可谓至矣。至《唐会要》亦记仗马，详其所用，则与太宗初意全不相类矣。天宝八载敕：自今以后，南衙立仗马宜停，其进马官亦省。谓之进马则非臣下之所得乘矣。又曰：十二年，杨国忠又奏置立仗马及进马官。则马之与官至此皆复，而其所立名义特拟供御。则求言本意全革易矣。至大历十四年，闲厩使奏：准例每日于月华门外立马两匹（月华门在宣政殿）仗下，归厩。广德后，无马可支，即并与奏御之马亦废而不供矣。当时以进马之不可阙也，而降命使之复置复支，则无许奏事人乘马之文矣。然则太宗招言之马既已变为供御之马，而执牵之官又名进马，则是专拟进御，而臣下不复可得乘跨也，太宗设马初意至此而全泯没矣。此其变易之机正与玄宗设图，而开元之无逸遂为天宝之山水同一意也。若其改制之后食三品料，一呜辙斥去，则全以御马之食食之，以肃仗之礼责之。则其初时臣下得乘之制全无本祖矣。臣下欲望乘以入奏，其可得耶？至于进御之马恶其嘶鸣，则尚有可考者矣。唐北都有过马厅，韩渥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马必中官御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然后躞蹀嘶鸣也。则未御之前不令嘶鸣者，是林甫指为一鸣轵斥者也。北都者河东太原府也。玄宗以高祖起义此地，故建为北都。北都使宅即高祖旧居也。既为留都，而过马之制仍仿正都，故北都亦有过马厅也。国朝之制，每御，后殿立马两行于仗卫中，鞍辔皆为龙饰。则是仿唐进御之制，无复太宗来言之制矣。宣政间，有尝为内诸司者为子言：后殿、前殿中间有露行无屋处，索马乘御而过。

魏征宅在丹凤门直出南面永兴坊内。封演《见闻录》曰：征所居，室屋卑陋。太宗欲为营造，辄谦不受。洎征寝疾，太宗将营小殿，遂辍其材为造正堂，五日而就。开元中，此堂犹在，家人不谨，遗火烧之。子孙哭临三日，朝士皆赴吊。唐《传》所载亦同。惟百官赴吊，出于诏命，则与封说差异耳。然唐世君臣共知钦重正直于此可见矣。至《白居易传》则又有异焉，曰：李师道上私钱六百万为征孙赎故第。居易时为拾遗，当元和四年建言：征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寝。后世不能守，陛下宜为贤者子孙赎而还之。师道人臣，不宜掠美。帝从之。若如居易所言，则是太宗殿材所造之寝至元和犹在。开元中不尝遭火也。特子孙不能保有而遂货鬻之耳。予详思其理，开元间所火当是殿材之为正寝者耳，而他屋不尝皆火也。直以清贫之故，子孙尽举其有而鬻之。居易深探太宗重征之意，欲其还赎，使事出朝廷而不出臣下也。至《会要》所载，又异于是，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征谏诤，诏访其故居，则质卖，已更数姓，析为九家矣。上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以还其家，禁其质卖。据此所记，与《居易传》略同。当是《会要》又欲归美宪宗，不欲出自臣下建请耳。

慈恩寺（进士题名前进士先辈）

在朱雀街东第三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名进昌坊）。贞观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此寺，故名慈恩。南：临黄渠，水竹森邃，为京师之最。寺西院塔崇三百尺。神龙后，杏园六月十五日，进士关宴悉于塔下，选同年中能书者题名其上（《松窗杂录》）。《杂录》则曰张莒实始为之，遂成故事。而钱希仁《南部新书》则曰：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题名。后人慕效，遂为故事。未知敦是。元和中，李肇著《国史补》曰：进士得第，谓之前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谓之曲江会，亦谓之关宴。或曰：及第后，遇未及第时题名，好添前字。故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其相推尚亦以先得第者为先辈。先辈之语虽起唐时，然其来已久。汉宣帝制：学生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试通，亦得为文学掌故。唐语之谓先辈、前进士者，取其得第在先，故以为言也。

感业寺（武后为尼）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上仙，其年即以安业坊济度尼寺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此寺之东又有道德寺，亦尼寺也。改造道德寺为崇圣寺，充太宗别庙。永徽五年太宗忌日，高宗诣寺行香。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欲以间萧淑妃之宠，令武氏长发，劝上纳之后宫（以《通鉴》、《长安志》及吕《图》参定，《通鉴》言武氏在感业寺，《长安志》云在安业寺，惟此差不同。然《志》能言寺之位置及始末，则安业者是也）。

荐福寺

荐福寺在朱雀街东，本萧踽宅。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院东有放生池，周二百馀步。《传》云即汉世洪池陂。

香积寺

香积寺，吕《图》在子午谷正北微西。郭子仪肃宗时收长安，陈于寺北。唐本《传》云：距丰水，临大川。大川者，沉水、交水、唐永安渠也。盖寺在丰水之东，交水之西也。吕《图》云：在镐水发源之北。则近昆明池矣。子仪先败于清渠，至此循南山出都城后，据地利以

待之也。安国寺（兴唐观兴唐寺）

安国寺在朱雀东第四街之长乐坊。若兴唐观，则与之同坊，而兴唐寺别在向南一坊矣。开元八年营造之初，敕令速成其兴唐观。即毁兴庆、大明两宫别殿而取其材以为观矣。而兴唐寺材亦殿材也。其天尊殴即兴庆宫之通贤殿也，门楼即大明宫之乘云阁也。至于精思堂，即以白莲花殿为之。而老君殿亦以甘泉殿为之。后至和八年，又增壮其旧观之地，北距太极宫城。因是有复道，以为行之所（《长安志》）。则知毁殿为观，固以徼福，要之亦便游幸也。教实在其地，即可见矣。至夫通贤、乘云、白莲花、甘泉等四名者，即改毁，史册之书宫殿者遂没其名。以此知古来宫殿难得其明矣

太清宫（太微宫紫极宫）

隋开皇间，已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礼阁新仪》）。唐家以老子为祖。天宝元年，田同秀言老子降丹风门外，于是置庙改此庙名为之宫。二年，加号大圣祖，又敕西京为太清宫，东都为微宫，诸州为紫极宫。十二载，又加帝号。每岁四时修朝献之礼建庙，取太白山白石为帝真像、衮冕之服。当康南向，玄、肃二：容立侍左右。每天子有事于南郊，即先朝谒太清宫。张巡起兵，帅吏士哭玄元皇帝庙，庙即雎阳郡之紫极宫也。紫极宫，凡外州皆本朝置天庆观，许就以紫极宫为用。

唐吕观

在京城东，有玉蕊花（《剧谈录》详载，有说在前）。

兴圣尼寺

在朱雀街西通义坊。本高祖龙潜旧宅。

崇德坊崇圣尼寺进士樱桃宴在此寺佛牙阁上（《长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