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录/卷09 中华文库

太子宫（博望苑思贤苑）

元帝在太子宫，生成帝于甲观画堂。又元后初入宫，见太子丙殿，则是太子别有一宫矣。成帝为太子而在桂宫，出龙楼门。龙楼门者，桂宫之门。太子适居于此，非本宫也。武帝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苑在汉长安城外、漕渠之北（或云在南）。至唐，则为长安县北五里，此特招致宾客之所耳。太子之奔湖也，斫覆盎城门而出。覆盎门者，汉城南面东头第一门也。苑在门外而太子斫门以出者，则知博望非常居之地也。此苑直至成帝乃始撤去。《西京杂记》曰：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它书皆无载者，不知苑属何地。

龙楼驰道

秦人驰道之骊。贾山尝刺其奢而不能发明其制。《黄图》曰：秦“本纪”注曰：驰道，天子道也。蔡邕曰：驰道，天子所行道也。今谓之中道。汉甘泉去长安三百里，而驰道亦绵亘其间也。汉令诸侯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不如令，没入其车马。故江充为直指使者，自公主以及太子家使，凡行驰道者，尝举用此法，取其车马而没入之。而驰道有禁尚矣。《黄图》云：“三途洞开”。班固《西都赋》云：“披三条之广路”。张衡《西京赋》云：城郭之别“旁开三门，参途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盖衢路皆有三条，是为三途，三途正中一条为驰道，则有禁：不得横绝。若两旁，则皆无禁也。《汉纪》曰：成帝之为太子也，尝处桂宫，适被急召，出龙楼门，不敢横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夫直城门者，长安城西面南来第二门也；龙楼门者，桂宫之门也；作室门者，未央宫之别门也。桂宫南面有龙楼门，未央北面有作室门。两门相对，从龙楼门南自可对趋作室，以入未央，而中有驰道，太子不敢横绝（即碍中间三丈，不敢自北迳南，是为不许横绝也）。故必迂回避碍而望西趋南，以至直门，遂可自驰道外过，至此则法不应避，故曰得绝也。惟许其绝，乃始可度也。其曰“还入作室门”者，言初时可以取径而有碍，不敢横越，至自直门得绝，乃始可入，故曰“还入”也。直门得绝之制，今不知其详矣。若其始而不敢横绝，知有禁也。终而得绝乃度，则是并城之地虽碍驰道，亦得横绝也。不如是，则驰道常为限隔。凡城中街衢相为东西者，皆不可通矣。史语俱在，有方向禁否，可以迫言也。《水经》、《追书》皆曰直门即龙楼门。子曰：非也。龙楼、直门惟其不为一门，故龙楼之前驰道不得横绝，而直门之侧驰道遂可横绝也。若两门本是一门，则同碍驰道，何为直门可绝而龙楼门乃不可绝也？此自可以理推也。龙楼云者，张晏谓门楼有铜龙，其说是矣。顾不当在直门之上而当在桂宫门上耳。此又理之可推者也。作室者，未央宫西北织室、暴室之类。《黄图》谓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作室门则工徒出入之门也。《王莽传》：莽在未央宫，朱鱼等烧作室门，斧敬法闼，入殿求莽，则知作室门盖未央之便门也。

唐东宫

唐东宫在太极宫中。自承天门而东其第三门曰重明门者，即东宫正门也（《长安志》）。其殿曰明德殿者，本显德殿也。太宗即位于此殿。而高宗亦以贞观二年生于丽正殿，则丽正、显德皆在东宫也。中宗为太子，名显，故改为明德（《长安志》）。马周曰：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太子乃处城中。其谓城中者，指重明、显德在太极宫城之内者也。太宗爱魏王泰，贞观十六年固尝徙处武德殿（武德殿在太极宫）。魏徵遂明其有嫌曰：武德殿在东宫之西，海陵昔尝居之，人不以为可。太宗即令泰归第。此唐世东宫方向也。若东宫官属如左右春坊及左右率府则尽在安上门之西，中有街巷，它官寺间平其间，不与重明宫相缀也（此据吕《图》云耳，亦与它不同），《长安志》曰：太子不居东宫，但居乘舆所幸之别院。太子、元子亦分院而居，故太子事迹著宫城之内者少也。

上林疆境（甘泉苑）

秦之上林，其边际所抵，难以详究矣。《水经》于宜春观曰：此秦上林故地也。《史记》载上林所起曰：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前殿。则宜春观、阿房宫皆秦苑故地也。武帝尚以秦苑为狭，命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悉除为苑，则所拓比秦益汰矣。以汉唐郡县言之，则周至一县不尽入苑，而户、杜两县悉归包并矣。其曰“举籍阿城以南”，而阿城之北则不在数，是其疆境至渭水南岸而极也。至扬雄则曰：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师古曰：在杜县东，即曲江池）、鼎湖（宫名，在蓝田）、御宿（川名，在樊川西）、昆吾、长杨、五柞（宫名，在周至）并南山（终南），北绕黄山（宫在渭北兴平县），濒渭而东，则苑境不止限乎渭南矣。盖谓逾渭而北，北又向东，皆为苑地也。此雄之误也。渭北有苑百八十里向西而入扶凤，周回五百馀里，此则渭北之苑也。以《旧仪》、《黄图》考之，自名甘泉苑，不名上林苑也。当是扬雄但见夹渭南北皆有苑矣。而渭北之苑又复有宫，如黄山宫之类，故误包言之耳。《东方朔传》，寿王所籍截自阿城以南，原不跨渭，此最疆境要证也。张衡赋西京上林曰：“绕黄山而款牛首”。牛首可款矣，而黄山可绕，乃其据行幸言之，非上林位置也。惟其侈大如是，故世之传言不一。在宫殿，疏则曰方百四十里；在扬雄则曰周袤数百里；《汉仪》则曰方三百里也。语之多少虽不齐等，要之拓地既广，故说者亦遂展转加侈也。高帝开汉之二年，命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则上林也者宜在许田之数矣。至十二年，萧何为民请上林中空地，令民得田，毋收槁为兽食。则是许人田作之地尚收槁秸。故何之丐除者，赋之出输槁者也。《百官表》：置令、丞、啬夫，以为定员。则上林常为禁苑，未尝与民也。方高帝时，民口尚稀，荒莱尽辟，故苑中尚有空地可请。至武帝时，民齿蕃息，耕凿益广。凡寿王举籍之地皆苑外民间熟成之业也。故帝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以赏户、杜之民也。夫举其成业而酬以草田，则与籍夺何异？东方朔尚能直言其情，然不能救也。《汉旧仪》曰：武帝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万，徙置苑中，人日五钱。后得七十亿万钱，以给军，击西域。则虽许业苑，仍使输钱也。详其意制，则犹今之佃作也。至元帝时，乃始捐下苑以子贫民。《扬雄传》谓割其三垂者，始是举以子民也。

上林赋（一）

相如之赋上林也，固尝明著其指曰：此为亡是公之言也。亡是公者，明无此人也。夫既本无此人，则凡其所赋之语何往而不为乌有也？知其乌有而以实录责之，故所向驳碍也。武帝之有上林也，本秦故地。以秦苑为小，又从而开拓之，正仿秦而有加者也。始皇既并天下，志得意广，则遂狭隘先王之宫庭而加大创治，东既极河，西又抵沂，终南之北，九峻之阳，数百里间，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穷年忘归，犹不能遍。乃又表南山以为阙，立石东海朐山，以为东门。其意盖曰：阙不足为也，南山即吾之阙也；门不足立也，朐山即为吾门也。此其侈大。盖武帝之所师也，所师在是。苟有谏者，不顺其欲而逆折其为，则彼有坐睡唾掷而已，无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辞也“包四海而入之苑内”。其在赋体固可命为敷叙矣，而夸张飞动，正是纵臾使为。故扬雄指之为劝也。夫既先出此劝以中帝欲，帝既沂沂有意，乃始乐听。待其乐听，而后徐加风谕，以为苑囿之乐有极，而宇宙之大无穷，则讽或可入也。此其导之以劝者，理盖出此也。夫讽既不为正谏，凡其所劝，不容不出于寓言，故举一赋之语而归之无有，此子虚、乌有、亡是之名所由以立也。

上林赋（二）

“左苍梧，右西极，日出东沼，入串西陂。”此赋语敷叙上林所抵也。上林疆境设使真有数百里广，而此之数百里地者，其能出没日月于左右东西也乎？又曰：“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又曰：“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水揭河。”信斯言也，则是此苑之南穷冬不冻，而其北亘夏不暑也。冬而不冻，夏而不暑，极天下之大，并夷狄地而言之，则交广朔漠气候乃始有此，而此苑之境其能奄有交广朔漠气候以出此异也乎？则子虚之虚，其为亡是而又乌有，大不难见。特今古读者偶不致思，故主文谲谏之义晦于不传耳。至于八水分流，则长安实有此水。惟此不为寓言矣。然而上林东境极乎宜春下苑，下苑即曲江也。曲江仅得分沪为派，而其沪霸会合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则其地出上林疆境外矣，安能包该霸沪也？而赋务侈收乃曰终始霸沪，不知如何而能终始之也？然则虽其实有之水，亦复不能真确。况其紫渊丹水，虽善傅会者，亦不能通，尚可强求乎？

上林赋（三）

古惟扬雄能知此意，故其校猎之赋曰：御自汧谓，经营丰镐。此则明命其实矣。至谓禁御经营能“出入日月，天与地杳（御，禁也。禁约人与兽皆不得出也），则关中纵广不能千里，岂能办此也，又曰：“虎路三峻，以为司马。围经百里，以为殿门。”此则可得而有矣。至谓“正南极海，邪界虞渊。”此又岂关境所能包络也哉？雄之此意，正仿子虚、亡是公为之，而恐人之不悟，则于发首自叙其以而曰：“文王囿百里，民尚云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遂云大。裕民之与夺民也。”用雄此意以推想乎相如，则讽劝相参，不皆执实，其于两赋实一意矣。若相如篇终致讽之言，则遂明于扬雄矣。曰毁墙堑以与民者，乃为知悟；而贪难免以独乐者，则为迷复也。迷复也者，如齐楚所赋，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者也。于千里而取九百里以为之苑，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此正相如本意：设操纵以施讽劝者也。亦扬雄所采而立为文囿、齐囿之分者也。说者不知出此，乃从地望所奠、土毛所产枚举而较有无，是谚语谓对痴人说梦者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多过其实，非义理所止。故删存其要，归正道而论之。推此言也，则虽班固亦自不解也。予故曰：古惟扬雄能知此指也。

渐台（一沧池太液池）

未央宫有渐台。文帝之梦邓通，王莽之死于兵，皆在其处。渐者，渍也。一作谶，音义同也。言台在水央“按水央，《关中丛书》本作未央”受其渐渍也。建章宫亦有渐台。《郊祀志》曰：建章北有大池，渐台高二十丈，名曰泰液，王根治第亦有之。百姓歌曰：“土山渐台西白虎”。然则凡台之环浸于水者，皆可名为渐台。顾王根为之则僭耳。《长安志》疑王莽之在未央为汉兵所逼，仓卒出避，无由有暇得趋建章，因疑两宫各有渐台也。此其疑之是也。《水经》：未央渐台在沧池中，建章渐台在太液池中，则正与《汉志》所载相合，最可据矣。《黄图》曰：旧图云未央宫有沧池，其水苍色，故曰沧池。此即《水经》言渐台之在沧池者也。《汉书》又曰：建章宫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蓬莱、方丈、瀛洲。此之三山，即是太液渐台之详也。至《黄图》曰渐台在未央宫太液池中，则未央似有太液矣，而《汉志》无之。则疑《黄图》不审也。图之下文又曰：未央宫有沧池，池中有渐台。王莽死于此。则此地本是沧池而误为太液池也。按《昭帝纪》：始元元年，黄鹄下建章太液池。则太液自在建章甚明。而正史之于未央，又无太液之文。故子得以议其不审也。然予于此别有疑焉。

渐台（二漕渠王渠飞渠）

未央据龙首山为基。龙首之在渭滨者，本高四十丈。故未央殿皆出长安城上矣。其为地既如此之高，则安所得水而为此巨浸也？《水经》于此甚有次第。顾其文不畅白耳。凡汉城之水皆取诸昆明。而昆明之水，则自沉水以及樊、杜诸水。武帝皆尝堰壅以入，与之为广矣。水之既池，而又北出也。其下口酾为三渠，以并城而行。其先分一派，自西而东，横亘城南之鼎路门，已而东折，以注青门（长安东面南来第一门）。《水经》固谓之漕渠（汉明堂、圆丘、博望苑皆在漕渠之南），而吕《图》亦具著迹暨至清明门外（东面南来第三门），合王渠以入于渭；第二枝自都城西面南来第一门名章门者，于其旁设为飞渠，东向入城，注于未央宫之西，以为大池，是名沧池（沧或作仓，《黄图》作沧）。此池之中有渐台，则未央渐台也。已而沧池下流，循殿之北向东而往，迳石渠。天禄阁、桂宫、北宫、长乐宫皆用此水也。未央地势甚高，而此水能自西面而转北以行，是行乎未央山背洼下之处也。沧池下流有石渠者，砒石为之，以导此水。自此以往，凡水既周遍诸宫，自清明门出城，是为王渠。王渠犹御沟也。王渠至清明门外与漕渠合而北入于渭也（即上文王渠）；第三枝则揭水陂也者，自南而北，径趋建章。先为唐中池，周回十里，已而从东宫转北，则为太液池。其中又有渐台，即建章宫渐台也。渐台下流入渭，亦名谲水。谲水本沉水，传写久沉误为沆，沆又误为潏（《长安志》）。或曰：潏水者，水声也，非水也（右东自少陵原而暨龙首山之尾，凡水地望，悉用吕《图》为据。至汉都所引诸水地望，悉用《水经》，参以《长安志》）。惟飞渠一语，诸家无言其制者，予以本朝架汴之事例之，尚可言也。

飞渠

本朝都汴城，内有大水二：其一自北趋南直贯都城者，汴渠也；其一自西而东横亘都城者，京水也（名金水河）。太祖欲通京水使东下以达五丈河，而中间有所谓汴渠者焉，实与京水交午，而京水高于汴渠。若决京注汴，则必随汴南流，不能东出，故遂于金水会汴之地架空设槽，横跨汴面，其制如桥。而金水河之水乃自西横绝以东注乎五丈河也，本朝名惠民河者是也，予意《水经》之谓飞渠者，如架汴桥渠而遂名之为飞也。飞者，底不附土而沿空以行，如禽之不以足履而以翼飞也。盖未央殿址据山为高，而“按而，《关中丛书》本作为”明渠之欲入城也，必有洼下之地中断不接，故架空为渠，使得超洼下而注沧池也。飞渠之制，恐必尔也。

露台

《汉书》：文帝罢露台。师古曰：今新丰县南骊山之顶有露台身，极为高显，犹有文帝所欲作台之处。《十道志》曰：汉文帝罢露台于此。然则骊山露台正文帝已有成基，而惜费不肯竟役者也。《长安志》曰：露台神庙在万年县东北四里。《寰宇汜》曰：始皇祠也。辛氏《三秦记》又云：骊山颠有始皇祠，不斋戒而往即风雨。则是后人误认汉址以为秦祠也。如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古事如此极多。初时大似可笑。然而灵场宜夜，人以其神而遂信之也。

南==唐三苑说== 唐大内有三苑：西内苑也，东内苑也，禁苑也。三者皆在两宫之北而有分别。西内苑紧“按紧，原本及四库本均作谨，今据《关中丛书》本改”并西内太极宫之北，而东内苑则包大明宫东、北两面地。两地苑北门之外，始为禁苑之南门也。禁苑也者，隋大兴苑也。其西则汉之长安，四城皆在包并之内。苑东距霸而北抵渭，广轮所及，自周一百二十里，而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二里（据所记如此，若以汉地约其道里当不啻此数也）。中置四监，监分领一方，凡立四官四局以监之。北军营卫尽在三苑四监封畛之内，而大明宫基乃取禁苑中射殿地为之，则其广可想矣。若夫禁苑西面则又绕出太极宫之南，故苑之南墙与宫城相齐，芳林等三门是禁苑南出之门也。东内苑在大明宫东，直南而出，亦与丹风门齐。其南面延政门，是东内苑南出之门也。龙首池、龙首殿皆在内苑之内，不在大明宫垣中矣。凡此三苑也者，地广而居要。故唐世平定内外祸难，多于苑中用兵也（吕《图》、《两京记》）。太宗武德六月四日之变，建成、元吉皆死苑中，而高祖泛舟海池，未及知也（海池却在太极宫内）。中宗之诛二张，玄宗之平韦氏，则皆自玄武门资禁军为用。而玄宗幸蜀，则自苑西之延秋门以出。德宗幸奉天，则又出苑之北门也。李晟自东渭桥入禁苑之东，逐出朱泚而入屯于苑，经宿，市人远者有不及知，即此足以见苑之阔远也矣。

唐存古苑宫

太宗出征突厥，高祖饯之兰池宫。宫之来已久。若非秦创，亦必汉造也。太宗幸甘泉宫，猎昆明池，则此宫此池皆汉迹矣。

望春亭

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在禁苑东南高原之上。旧记多云望春宫。其东正临沪水也。天宝元年，韦坚因古迹堰渭水、绝沪霸为潭，东注永丰仓下（永丰仓下在渭水入黄河处，汉之船司空也），以便漕运，名广运潭。未几，沪、霸二水沙泥冲壅，潭不可漕，付司农掌之，为捕鱼之所（《长安志》、《元和志》参定）。

梨园

梨园在光化门北。光化门者，禁苑南面西头第一门，在芳林、景曜门之西也。中宗令学士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分朋拔河，则梨园在太极宫西禁苑之内矣。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即是梨园者，按乐之地，而预教者名为弟子耳。凡蓬莱宫、宜春苑皆不在梨园之内也（见《唐历》、《唐志》）。上素晓音律，时有李龟年、贺怀智皆能以伎闻。安禄山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绝不类人间。此之玉箫所陈者，乃始正在梨园也。《长安志》又曰：文宗幸北军，因幸梨园。又令太常卿王涯取开元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成，献诸梨园亭。帝按之会昌殿。此之会昌殿也者，即在梨园中矣。唐末，芳林十哲即自此门入而交中官。故十人者冠戴芳林名号，如鸿都赋徒也。以史考之，开元二年正月，已置梨园弟子，上自教乐。而其年七月，焚锦绣珠玉于前殿，仍禁采珠玉及为刻镂器玩绳帖馅索者，又废织锦坊。若玄宗果能身先天下，如此之严，则奇巧遂可无用矣！然是年正月已置教坊，立梨园弟子，以教法曲，不知既有此辈帝肯服大布大帛以与乐会耶。此司马文正公所为探微致议也。

奉诚园

在安邑坊。本马燧宅，燧子畅以赀甲天下，贞元末献第为奉诚园。

岐阳石鼓文（一）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周太王之都，秦雍县，汉右扶风，唐天兴县）。石形如鼓，其数盈十。盖记周宣王田猎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本字讳）记其事云：虞、褚、欧阳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纪地理者不存记录，尤为可惜。按志此言，则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苏勉、欧阳虞、褚四子实为之先，隋以前未也。故欧文忠虽甚重其笔画，谓非史籀不能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而自周至隋数千百载何以无人采录也？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详考其语，实皆臆度以言，无有明著其说得诸何书、传诸何人者，宜乎欧公之不信也。若夫窦泉、张怀瓘所著则特详矣。泉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lo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石寻毁失。怀瓘《书断》曰：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即史籀体，与古文小异。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语亦皆臆言之耶？或其尝有所本也？

岐阳石鼓文二（鼓文）

欧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识者过半。即韩歌所谓“牧童敲火牛砺角，年深岂免有缺讹”者也。就其文之可晓者言之，有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者，车攻语也。有曰“有鱼维何，维𫚈及鲤。何以标之，维杨及柳”，则兼记田渔也，凡此数语之可读者。又苏文忠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夫其语既与车攻诗台而其所记田渔又与车攻相似，且其字体又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其可以归诸宣王，则无怪乎说者云然矣。然古事可参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贻后之训，伊尹之三风十愆，又皆成汤之本语也。此乃世臣子孙举扬先训以明祖述之自耳。则鼓语偶同车攻，安得便云宣诗也。惟其字正作籀体，似为可证。而大篆未必创于史籀，古载又有可考也（辨在后）。舍此二说，则无所执据以名宣鼓矣。如子所见，则谓此鼓不为宣鼓而当为成王之鼓也。

岐阳石鼓文（三宣王田洛成王搜岐）

《左传·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曰：成王归自奄，大搜于岐山之阳。岐山在扶风美阳县西北也。杜预之为若言也，虽不云搜岐之有遗鼓，而谓成搜之在岐阳者，即古鼓所奠之地也。然则鼓记田渔，其殆成王之田之渔也欤？宣王固尝出镐而东猎矣，其地自属东都，故曰：“四牡庞庞，驾言徂东。”徂东云者，以方言之，则是自镐出洛也。岐在丰西三百馀里，安得更云徂东也？则鼓辞不为车攻之辞亦已明矣。鼓辞既不为车攻之辞，则何据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远，事之出于传疑者，不敢不存其旧，等之其为可疑焉，且从一据之明者而主之，犹愈于泛漫臆度者也。故子惟椒举之言既能明记岐搜为成王之搜，则其不能明记此搜之有鼓，虽为不备，若较之唐语，绝无的据，而专用籀体定为宣王之物者，其说差有本祖也。古田狩与后世不同，名为从田，其实阅武。其事则登兽数获，其意则致众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而陈天命，以镇抚在会之诸侯，已遂，识之于策者，所以扬威传远，使来今共见焉耳也。此古人讲武识事之深意也。然则岐阳之记搜也以鼓，而武成之记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虽异，而诧物传远则一意也。

岐阳石鼓文（四古刻石汉石鼓）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邹峄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议刻山也，其群臣上议已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自为记。则刻石之与刻金，其所自来，皆在秦前矣。若夫斫石为鼓不可考击而遂刻文其上，则三代之前，无有两闻。非诚无也，世远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汤盘枸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盘之与鼎皆铸金为之，则遂可盛可烹，皆适于用见者，但玩其辞不骇其异也。今其此鼓则石为之质，既已不可考击，而专著事辞，故人莫明其用，且惊且疑也。然而武成识政于策，策之为策，岂其可为用器也欤？盖古人物见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辞，故在盘在鼎在策皆无间也。今其伐石为鼓，则意又可料矣。田渔必用众；致众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斫石象之，因以记事焉。是其托物为久，正与铸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铭刻者，遂兼举金石也。古来说物记事，决不止于盘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传于后焉耳。后汉桥玄（本字原讳）之庙有石钲、石钺以及石鼓，而蔡邕与为铭辞（见《蔡邕集》）则曰：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勒公文武之勋焉。邕之谓勋者，盖桥尝克平鲜卑也。钲、钺、鼓三者皆军旅间用器，而三器同为一辞，则古来识事于石，岂必专为鼓形？顾岐阳田渔，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辞焉耳，而他器自可类推也。汉距三代未远，古制犹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与桥勋为明，而石鼓源流赖之以存也。诗与典刑老成配对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

岐阳石鼓文（五籀体）

世传大篆起于史籀。是谓宣王之前未有此体。故唐世诸人因其体之为籀也，而遂指之以为宣鼓，其示近似而实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体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体者欤？盖《艺文志》记史、苍两学曰：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颜师古之于《释籀》则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于《释苍颉》篇则曰，上七章，李斯作；爰历六章，赵高所作也。晋人卫恒曰：斯、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名为小篆，则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对鸟迹立论，则遂通指籀篆以为古文子孙矣。不曰史籀别为一种也。恒之说曰：宣王时，史籀始著大篆，或与古同，或与古异，则知史籀之体名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创也。王莽时，甄丰考定“六书”，自不立籀书一体。其一曰古文，则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丰“六书”原无籀体，而丰也亦不能即古文体中别白何者之为籀体也。则谓籀体创始于籀者，未必确也。又如汲冢遗书，字体最古，而自《易经》以至魏之安厘，字体数四其变，世但见其体为数体，而无能言何体之始于何世也，则世人岂可闻大篆之为籀书，而即谓鼓字之为籀书，籀书之为宣王时物也。此子所以不安于唐人之论而详此审是也。

岐阳石鼓文（六）

鼓之数十。先时散弃于凤翔之野。郑馀庆取置夫子庙中，尚亡其一。国朝皇佑四年，向传师求诸民间，得之，而后十鼓乃足。当张怀瓘之为《书断》也，其登载能书人姓名，至卢藏用而止。考其时则玄宗以后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则此时鼓石尚在也。至窦泉，但见墨本，而曰石寻毁失，则在郑馀庆未尝置庙之前矣。至韩退之则曰十鼓只载数骆驼，则是因馀庆收徙而石得存也（馀庆与韩同仕宪宗朝）。绍兴壬子，福唐郑昂得洪庆善所遗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诗韵次和谢之。其自跋曰：昂贡隶辟雍时，尝徘徊鼓下，以旧本校之，字又差讹矣。虏难以来，不知何在。莆田郑樵著《石鼓考》，其文多至数百干言。谓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与昂向，或得之于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语多不审，子尝论辨正之，文多不录。

岐阳石鼓文（七）

韩退之但得墨本而诗之曰：“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是也。及东坡苏氏，则亲见石鼓矣。其诗曰：“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在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龙蛇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是也。东坡初仕为凤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亲见之也。子之取古辞而叙辨石鼓也，非独不曾见石鼓，亦复不见墨本。独因郑樵模写其字之可晓者，而随用其见以为之辨。南剑州州学以郑本锓木，子既得版本，遂随事而为之辨。绍熙辛亥，有以墨本见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点画横糊，皆不可读。而其粗可晓解者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此即东坡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郑樵南剑本其成字而粗可读者，比东坡又多，特不知郑本所传奚自耳？东坡自记其所览曰：其词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其鱼维何？维𫚈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维此六句可读，馀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盖东坡仕岐而于鼓上见之。其曰“何以贯之？维杨与柳”，而郑本乃作栏。益疑郑本不真也。又有异者，古传鼓有十，中失其一。皇佑间，向传师得之，而十鼓复足。秦丞相家本有传师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类。寻访得之，形半坏而书体是。遂易去小鼓而置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怅其不足，而创为一鼓以补足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