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录/卷08 中华文库

清台

《汉志》：武帝造太初历，即上林清台课候，惟太初历密，是其处也。则清台也者，盖在上林苑中矣。《黄图》曰：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后更名曰灵台。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者，高十五仞。上有张衡所制浑仪、相风铜乌，又有铜表，题云：太初四年造。吕《图》曰：汉旧城外有灵台，北与未央宫对。《水经》亦曰：城南漕渠有汉灵台。故延生书其所见，亦曰在宫之南也。然则汉世城西之上林、城南之漕渠，皆有候景之台也。或曰清台，或曰灵台，名称不一耳。然铜表之立既在太初，即是武帝定历之初矣。至铜浑仪则云张衡所造，衡之所造地动仪，在后汉顺帝阳嘉元年，其时帝都不在长安，或者衡仪已成，亦分置长安候台耶？

西京太学

晋灼释曲台曰：西京无太学，故于曲台行大射礼。《儒林传》：公孙弘举制书，请置博士弟子员。凡民在京师而眩酃，及郡国贡送，来入京师，皆隶太常。夫惟选贡弟子皆隶太常，则灼谓西京无太学者信矣。然史赞武帝明曰：作明堂，兴太学。则安得谓西京为无太学也？若太学虽尝建置而隶属太常则不可知耳。《儒林传》载，成帝时，或有言者，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孔子之三千人，则是太学尝有弟子员矣。弟子有员，则安得全无区舍也？夫班固明以为有，而晋灼乃遂云无者，何也？当是太学生员送补、教养、奏用，皆属奉常，可由末以推本也。汉之博士皆隶太常，而不以太学冠衔，则可见矣。《儒林传》又言，昭、宣、元帝皆增弟子员，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既曰“用度不足”，则又尝给之日食矣。至王莽，乃始大治区舍于城南外郭。故吕《图》漕渠南亦有太学而非武帝时太学矣。上林别有槐市，士以土物来者，皆即市以鬻。

槁街（都亭驿）

武帝斩南越王，傅介子斩楼兰王，皆垂其首北阙。北阙，未央北门也。陈汤斩郅支单于，上疏乞垂之槁街蛮夷邸间。诸家无言槁街之在何地者，唐都亭驿即蛮夷邸矣。在朱雀街西，与鸿胪寺近。

吏部选院

尚书省在朱雀门北正街之东，自占一坊，六部附隶其旁。吕《图》及《长安志》：尚书省之南别有吏部选院，与礼部选院皆出尚书省六曹治所之外也。《长安志》曰：以在尚书省之南，亦曰吏部南院，选人看榜之所也。《六典》：吏部员外郎掌选院，谓之南曹。注云：其曹在眩圮之南，故谓之南曹也。唐时选法，不似今时，日日引选，每遇四时当受选时，别出本曹治廨之外，于南院引集焉。选事正举时，却云选门闭者，闭门以防请讬也。黜陟即定，院以无事，却曰选门开者，事竟而禁驰也。故语有选门开，闭之异也。院外别有列榜之所，告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谓之看榜。

礼部南院（贡院）

礼部既附尚书省矣，省前一坊别有礼部南院者，即贡院也。《长安志》曰：四方贡举所会。其说是也。今世淡墨书进士榜，首列为四字，曰“礼部贡院” 者，唐世遗则也。则唐世已尝名南院以为贡院矣。有试其中而赋诗曰：“才到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则以试所为南宫也。或谓尚书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故礼部郎为南宫舍人也。唐初试进士皆属考功，后因员外郎李昂为举子所辱，朝廷以考功权轻，改用礼部侍郎典之，即南院是其考选之地矣。若正用礼部侍郎典试，其结衔则曰知贡举；或委它官为之，则其结衔曰权知贡举，言此本礼部侍郎职任而它官来典者，皆为摄事也。有列榜之地如吏部。

谏坡（一）

唐制自谏议大夫进迁，始为给事中。而其龙尾道上两省供奉官之立班也，谏议顾在给事中上，故裴吉之为谏议也（吉本名从人、从吉），供奉班中共谑之曰：“饶伊上坡，却须下坡。”言今为冻议，虽骤班给事之上，及其迁为给事班，反在下也。吉喻其谑则曰：“以我不可，何不拽下？”拽者，挽之使居给事之下。言班虽退下一等，而其职位却是迁进也（《因话录》）。今世通呼谏议坡，盖起于此。坡者，含元殿前龙尾道。坡，陀而高者也。唐制，散骑常侍、中书门下侍郎、谏议、给、舍两史，遗、阙、通事官皆名两省，而其职则供奉也。此之两省供奉也者，常在人主左右侍奉、宣传，掌执应对，不可暂阙。故每御含元，则宰相及两省官于未索扇前立栏槛之内，及扇开，便侍立于香案之前。取其先上而备供奉，于事便也。此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上坡、下坡，即以班列高下为言也（见《会要》贞元二年中书门下省奏）。

谏坡（二）

等之其为两省焉，高下固有定序，而立班之时谏议在给事上者，有为为之也。会昌二年，牛僧孺等奏曰：《六典》谏议在隋从五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历间升门下、中书侍郎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望升谏议为正四品，以补其阙。诏从其奏。则是谏议班乎给事之上者，偶因大历间四品阙官，而从五品越取冻议充入四品，以补其阙也。以品叙班，故谏议越立给事之上也。然而班虽暂上，而其进迁之序犹仍旧不改，于是方为谏议则班乎给事之上，以其尝从五品而升补四品故也。及其进迁，则谏议复在给事之下。以其官品同在五品而位序在下故也。此上坡、下坡之详也。至阁显德五年，敕谏议依旧正五品上，班在给事下。其说曰：谏议虽升班给事之上，及其迁拜，官虽叙迁，位则降等，故改正焉。则谏议升班、降班，其首末悉昭然矣。

蛾眉班

沈括《笔谈》曰：唐制：两省供奉官东西对立，谓之蛾眉班。国初，供奉班于百官前横列。王溥罢相为东宫，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后。太祖见之，以为不伦，遂降命，令供奉班依旧等叙立。庆历，贾安公为中丞，以东西班对拜为非礼，复令横行。至今初叙班，则分立，百官班定，乃转班横行。参罢，复分立，百官班退乃出者，采用旧制也。予惟人臣会朝，不对黼康拜君而东西自相对拜，诚为非礼。然而，究寻其初，则有以矣。《会要》曰：会昌二年，中书门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两省官皆未索扇前，立于栏槛之内。及扇开，便侍立于御前。三朝大庆，百官称贺，惟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不拜至尊，酌于礼意，事未得中。臣等请御殿日，昧爽，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俟扇开，通事赞两省官再拜，拜讫，升殿侍立。从之，案此则两省官为供奉者，自会昌以前，每朝叙班则对立龙尾道上栏槛之内，俟驾坐则遂升殿，立侍。元不曾拜。自会昌立仪定制之后，其两班对立者乃始再拜。而其拜元不离位，故班既东西对立而拜亦东西相向也。此所以不面扆坐而蛾眉其偶也。世人但见已行之制，而不知立制之因，故于东西自相对拜共觉其异，而东西自相对立，不知究其本所以异也。本朝距唐，中隔五代，此之因革不能详传。故贾安公虽讶对拜之不伦，而不能知对拜之所起。故能究正拜礼，而不敢全废对立，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也。宜其无据以伸折衷也。供奉官之立名，以其所从执掌者（如唾壶、笔橐，殿上扶掖，版奏，严办），皆人主出入起居之所首须。顾视朝之初，它官未及接侍，而此之供奉亟上听命也，故对班之初，不立平地而立乎龙尾道之上者，取其升殿蚤疾也。

侍从（一）

汉世之谓侍从者，以其职掌近君也。行幸则随从，在宫则陪侍，故总撮凡最而以侍从名之也。武帝之诏严助曰：君厌直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助时为中大夫，是之谓中朝臣。中朝臣者，唐以来名内诸司也。谓其职任得在内朝，故皆冠以中字也。郭舍人诉东方朔曰：朔诋天子从官。武帝谓窦太主曰：但恐群臣从官多为主费。司马迁曰：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也。此在汉世虽皆以侍从名之，特以常在左右，如前所云耳。皆非今世之谓侍从者也。今世侍从，汉之九卿也。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皇帝十数年者，此即今世侍从之事也，盖安世尝为光禄勋，后又有大司马、车骑将军也。若摘汉语以称今世侍从，则笔橐正其事矣。今时侍从又名两制，两制者，分掌内外两制也。内制为翰林学士，外制为中书舍人。在元祜未置权侍郎以前，自中书舍人已上，方为侍从也。故率内外制而名其官，所以别乎汉世之侍从而未为九卿者也。今制：七寺卿既为庶官，若以九卿为侍从，则轻重晦杂，非一见可了，故别名两制也。汉语又有法从者，出《扬雄传》，曰：成帝时，赵昭仪方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属车豹尾中。故雄为赋以风。师古曰：法从者，言以法当从也。又一说曰：从法驾也。二说皆似可通言。而实不然也。

侍从（二）

蔡邕《独断》曰：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有法驾，则公卿奉引属车八十一乘。在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备之百官，有其仪注，名曰甘泉卤簿。中兴以来希用之。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惟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引属车三十六乘。小驾，祠宗庙则用之。案邕此记则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驾。大驾行则公卿皆从。若用法驾已下，则公卿不从矣。然则凡泛引汉法从语以言今时两制侍从者，似未安也，盖公卿不从法驾而从大驾故也。若夫赵昭仪之谓法从者，虑卤簿中有后宫焉。人或非之，故立为之名而曰法从也。言天子在行则其宫嫔皆当以法得从也。扬雄见之，果设却妃之讽，则其预立此名，盖以自文，本非公卿扈行正语也。若司马迁谓从上上雍者，九卿固多在行，而九卿不尽在法驾之内也。迁与任安书曰：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臣瓒曰：汉太史令干石，故比下大夫，然以其得在卤簿中，故武帝上雍亦得名为从上焉耳。服虔曰：属车八十一乘，作三行，尚书，御史乘之，最后一乘垂豹尾，已前皆为省中。虔之此言即蔡邕所载汉制也。邕从在豹尾以前者，得与今侍从比，而他官非也。唐世卤簿正用汉制。其行列先后品列，在《仪卫志》甚详。

唐两省

东坡云：元佑元年，馀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馀白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读《乐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作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作诗。乃知唐时得西掖作窗以通东省，而今日本剩刍得往来，可叹也。予按乐天《西掖诗》云：“结讬白须伴，因依青竹丛。题诗新壁上，过酒小窗中。”其谓“开窗”“过酒”者，是从本省之地开窗以通本省右常侍之直而隔窗对饮，非能自西掖开窗以与东省之左常侍对饮也。按《六典》宣政殿前有两庑。两庑各自有门，其东曰日华，日华之东则门下省也。以其地居殿庑之左，故又曰左省也。凡两省官系衔以左者，如左散骑、左谏议、给事中皆其属也。西廊有门日月华，啁华之西即中书省也。凡系衔为右者，如右谏议、右常侍、中书舍人则其属也。故东西两省皆有骑省，为其各分左右而常侍亦分左右也。乐天之为舍人也，虽尝自西掖北院开窗以通骑省，而其所通者，本省散骑之直，非东剩荩侍之直也。东骑省自在日华门之东，而西骑省亦在月华门之西。日华、月华门内有宣政殿据间其中，而两省又遂分处日华、月华之外，无由止隔一窗而可以度酒对饮也。其曰开窗通东骑省者，当是右骑省直舍在舍人院东。其南面有户而北面无之。故乐天遂于省北创亭而凿右骑省牖以过酒色也。凡此所引，皆宣政殿下东西两省位置也。别有中书门下外省者，又在承天门外，两省官亦分左右，各为廨舍。而承天门前有朱雀街，东省则处街左，西省则处街右，中间正隔通衢，愈无凿壁过酒之理也。老杜诗曰：“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其曰散者，分班而出东西，各归其廨也。然则东坡所谓西掖可通东骑省者，恐别有所见也。

政事堂

政事堂在东省，属门下。自中宗后徙堂于中书省，则堂在右省也。按《裴炎传》：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徵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中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杜甫为左拾遗，作《紫宸殿退朝》诗云：“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凤池者，中书也。左省官方自宫中退朝而出，则归东省者，以本省言也已。又送夔龙集于凤池者，殆东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耶？杜之为左拾遗也，在中宗后。肃宗时则政事堂已在中书矣。故出东省而集于西省者，就政事堂见宰相也。为其官于东省而越至西省，故《文昌录》于此阙疑也。岑参为右补阙，与杜同时，故杜答参诗曰：“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言分东西班各退归本省也。又曰：“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则是宰相罢朝由月华门出而入中书，凡西省官亦随丞相出西也。若左省官，仍自东出，故曰“我往日华东”也。

待制次对

阁本《图》：待制有院，在宣政殿之东，少阳院之西，盖放汉世待诏立此官称也。武后名曌（音照），故凡诏而改为制，而待诏亦为待制也。永徽六年，许敬宗以弘文馆学士每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此之名为待制者，亦迫用改制后事以为称呼耳。高宗永徽时，未名待制也。显庆四年，李巢等待诏弘文，尚称待诏。至文明元年，以京官五晶为之，则名待制（文明、武后年号），即待诏、待制之分，其时之先后可考也。贞元七年诏，每御延英，令诸司长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参官每日引见二人，访以政事，谓之巡对。则是待制之外又别有巡对也。于是，正为待制者，即诸司长官也，上文以二人奏本司事者是也。至其名为巡对者，未为长官而在常参之数，亦得更迭引对者也。其曰次对者，即巡对官许亚次待制而俟对者也。则次对不得正为待制矣。元和元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制官两员，贞元七年又有次对，难议两置。诏今后每坐日，两人待制正衙，退后于延英候对。中书门下、御史台官依故事并不待制，则是自正衙两人待制以外，凡德宗所置次对皆罢矣。夫谓两人待制者，诸司长官也。中书门下、御史台官则是未为长官而预常参者也。自此两等不可混合。今人作文凡言待制者，皆以次对名之，则恐未审也。然其称谓既熟，虽唐人亦自不辨。开成中敕今后遇入阁日，次对官未要随班出，并于东阶松木下立侍，宰臣奏事退，令齐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对官奏事讫，同出。按此所方，则尝以诸司长官之待制者，名为次对矣。若究其始，则实误以待制为次对也。

待漏院

故事：建福门（在大明宫丹风门东）、望仙门（在风门西）昏而闭，五更五点而启。至德中，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开。宰相待漏太仆寺车坊。元和元年初，置百官待漏院，各据班品为次，在建“案建，关中丛书本作延，误”福门外候禁门启入朝。

郎官印匮

《南部新书》曰：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纳直厅。每郎官交印时，吏人系之于臂以相授，颇觉为烦。杨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镭以贮之。人人以为便，至今不改。按古者居此官即佩此印，印有组，常系腰垂之。一日去官，即解印而上诸有司，故汉语所谓丈二之组，方寸之印者是也。组，所以系也。银青金紫亦其事也。后世当官不佩印，故始时付之典吏而又加匮封贮，以取便逸，失古远矣。

汉南北军及畿内军制

汉有南北军。循其名而思之，知其扈卫屯营决相南北矣。而史家不尝分别其地何在也。按汉制有卫尉，总掌宫中卫士。故《百官表》曰：掌宫门卫屯兵也。又曰：长乐、甘泉、建章各有卫尉而不常置。则知表之所叙卫尉也，其职掌官属皆指未央卫尉也。《表》书其职既曰“掌宫卫屯兵”，则凡未央一宫卫士，不问在南在北，皆当入其统隶矣。然以武帝兵制考之，八屯之中有中垒校尉者，专掌北军垒门内事，则是卫兵之在宫北者，自属中垒校尉，不属卫尉也。予于是得南北分军之以，而武帝以前兵制亦可推求也。《吕后纪》：周勃以节得入北军，军皆左袒为刘氏。则吕禄之军见夺于勃者，是为北军矣。《纪》又曰：勃已入北军，尚有南军，乃使刘章监军门，而别遣平阳侯告卫尉毋纳吕产殿门，故刘章得以杀产于未央殿门之外也。夫惟未得南军而使卫尉毋纳吕产，则卫尉所掌是为南军矣。又使刘章往监军门，而吕产不得遂入，未央殿门则刘章所监之门，亦南军之门也。然则吕后之时，未有中垒校尉，已有北军矣。北军已为周勃所夺，而南军尚不及知，足以见高祖立制之初，分名南北，不使专隶一官，其所提防深矣。特至武帝，乃始明立中垒之名，使为北军主帅焉耳。此外，都城之内别有金吾（即中尉）、司隶、羽林、期门、虎贲、城门校尉，皆典兵官，而非宫中卫兵也。其八屯校尉（实有九屯，胡骑不常置）惟中垒（已见上文）、射声、虎贲、屯骑当在城中，而四屯悉在城外。故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之兵越骑校尉掌越人内附之骑；长水校尉则掌胡骑之在长水宣曲者也；军骑校尉则掌胡骑之在池阳者也。总都城而言所屯之方，则上林在城西南，长水宣曲在城东南，胡骑在城北渭水之外，是为汉家都城兵制之大略也（宣曲固在城东，而城西昆明池旁亦有宣曲。然而长水校尉所掌必在城东，为其与长水相附并也）。

唐南北军

唐制：凡曰禁军者，总南北衙言之也。南衙，即诸衙之屯于宫南者也；北衙，即北军之在禁苑者也。此之列屯，吕《图》载之甚明。盖诸卫营在太极宫前、朱雀门内，而北军左右两军皆在苑内。左军在内东苑之东、大明宫苑东也；右军在九仙门之西。九仙门在内西苑东北角。凡此诸卫，皆调关内府兵，以供役使。故府兵分为十道。无事则散处关内，有急则号召为用，诸卫官皆得领之，故号南衙也。北军之众，亦从卫兵中选用。其法创于太宗之飞骑。其后羽林、龙武、神策、神威之类皆北军也，此其大略也。五王之诛二张，玄宗之平韦氏，皆资北军为用。肃宗以后，名制多所增废，惟羽林、龙武、神策、神威最盛，总号曰左右十军。边将此军出戌，给赐比它军皆多三倍。缘此诸将皆请遥隶神策，上行营亦皆统诸中人矣。僖宗时，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则南北卫兵皆统，故其势大盛，遂至于不可制御也。李揆之在乾元中尝因李辅国选羽林以为微巡，固尝预言其祸矣，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以相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有非常，何以制之。其议遂寝。呜呼，此正唐末倒持之祸之所从始也，揆能先事而方，揆贤也哉。

左右龙武军

睿宗时置，即太宗时飞骑也。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武皮鞯。武者，虎也。唐祖讳虎，故曰龙武。龙武者，龙虎也，言其人材质服饰有似龙虎也。初置，惟以从猎。其地最为亲密，固已易于宠狎矣。又其军皆中官主之，廪给赏赐比他处特丰，事力重，技艺多。故杜甫曰：“在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谩焚香。”言其初时拟幸芙蓉，已遂留驻龙武也。甫之此言，盖有讥也。唐自中叶以后，天下多事，凡有土木兴作，多于北军取办焉。而它秘戏耽乐，外人不知者尚多，此其亲狎之由也。

神策军

哥舒翰破吐蕃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禄山反，神策故地沦没，其军人有寓屯陕州者，号神策军。后遂统于观军容使。自此，迭以中官领之，分左右厢。大历中，凡兵屯京兆、凤翔七县者，皆隶神策。贞元改左右厢为左右神策。

南牙北门

王同皎之谓南牙北门者，本指南北禁军而言耳。宇文士及谓太宗曰：“南衙群臣面折陛下”。则此已云“南牙”，盖指朝臣之预正衙朝者也。德宗初，张涉、薛邕以脏败，宦官、武将得以借口曰：南牙文臣赃动至巨万，而谓我曹浊乱天下，岂非欺乎！此南牙北司之分也。其后北军皆以中官典领，故禁军在苑北者皆为北司也。

飞龙厩

后苑有骥德院，禁马所在。韦后入飞龙厩，为卫士斩首。盖自玄武门出宫入厩也。

始皇陵

《关中记》曰：丽山之陵虽高大，亦不足役七十万人积年之功。为其徙移，水势本北流者，皆西北之。又此土无石，取大石于渭北诸山，其费功由此甚也。此说是矣，而不究其实也。骊山、阿房两役并兴，未论他事，且计八十里阁道，其土木之费，工力之大，自应广调而久役矣。《史记》及贾山疏皆言阿房始皇所造，独《黄图》言：阿房一名阿城，惠文已造而始皇广之。此恐不然也。始皇明言：朝廷小，不足容众。故渡渭而志，以营朝宫。则其创意营造出于始皇，不出前人也。

汉陵庙太上皇陵，在栎阳东北二十五里。

庙在长安城香街南，又在酒池北。

高帝吕后

长陵，在咸阳县东三十里。

高庙

在长安城中安门里。

惠帝安陵，在咸阳县东北二十里。

庙在高祖庙西。

文帝霸陵，在白鹿原，齐名霸上也。

顾成庙，在长安城南，又《方舆志》在金坞北大道南。

景帝阳陵，在咸阳县东四十里。

德阳宫，不言庙，讳言之也。

武帝茂陵，在兴平县北十七里。

龙渊宫，在茂陵东。

昭帝平陵，在咸阳西北二十里。

庙号徘徊。

宣帝杜陵，在长安东南二十里。

乐游庙在杜县曲池北，因苑为名。

元帝渭陵，在咸阳县西北七里。

长寿宫。

成帝延陵，在咸阳县西北十三里。

池阳庙。

哀帝

义陵，在咸阳县西北八里。

平帝

康陵，在咸阳县西北九里。

高庙（复道游衣冠前汉十一帝庙后汉世祖庙）

《汉书》高庙。晋灼曰：《三辅》黄图云：在长安城中安门里大道东，又在挂宫北。《关中记》：在长安城中安门里。《三辅故事》在长安城门街东、太常街南。《长安志》：在西四里。按此数者，世远闻见殊，而各以所得言之，固不齐一。然其可必者，决在未央之南也。何以知其然也？《水经》载，安门者，汉长安城南面之中门也。既名安门，亦名鼎路门也。高庙在此门内，则于方固为南矣。而唐长安县之西，亦汉未央之西南也。高庙既在城南，而高寝乃在桂宫。佳宫者．未央之北也（晋灼引旧《黄图》云）。汉法，祖宗衣冠，各藏其寝，每月具威仪出而游之于庙。游已，复归藏之于寝。是名月游衣冠也。高寝在未央宫之北，而高庙在城之南。武库在未央之东，如当衣冠出游，必经武库，然后可以自北达南。故武库之道遂为游衣冠之道也。惠帝之自未央而朝长乐也，亦是自西而东，每行必经武库。故于武库之南筑复道以达长乐。初时，止欲免民间避跸之劳耳，而此之复道正临武库，故孙叔通曰：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也。夫谓宗庙道也者，即指武库游衣冠之路也。亦犹言及人主而转为乘舆也。惠帝既闻通语，则遂别作原庙于渭北。渭北既有原庙，则高寝衣冠不游城南正庙而向北以游原庙，故复道不在衣冠道上也。此通之巧设曲计也。若夫《黄图力，既曰高庙在安门矣，而又曰亦在桂宫，则城内遂有两庙矣。是殆因桂宫之有高寝而误认为庙焉耳。游衣冠之制至元帝乃罢。

蔡邕庙寝游衣冠说

蔡邕《独断》曰：宗庙之制，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奕奕”，言相连也，是皆故制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武儒衡议曰：韩皋引《汉仪》：“古不墓祭”，臣据《周礼·冢人》之职：凡祭墓则为之尸。古亦墓祭，安得无哉？出《会要》）。居西部时，高帝以下，每帝各立其庙，备法驾游衣冠，又未定迭毁之礼。元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乃以经义处正罢游衣冠，毁先帝亲尽之庙。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祠，其馀惠景以下皆毁。五年而称殷祭，犹古之棉袷也。殷祭则及诸毁庙，非殷祭则祖宗而已。光武中兴，都洛阳，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或云十二帝）。元帝于光武为祢，故虽非宗而不毁也。后嗣承之，遂常奉祀。光武有天下，以再受命复汉祚，更起庙，称世祖。明、章二帝园陵皆自起庙，孝明日显宗，孝章曰肃宗。是后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顺曰敬宗，孝桓曰桓宗；唯殇、冲、质三少帝皆以在位不逾一年，不列于宗庙。四时就陵上祭寝而已（已上并蔡邕本文）。《三辅旧事》曰：光武之兴，宗庙为墟。乃聚十二庙合于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知高庙事。则是西都十二帝始各有庙，至此合为一庙，仍在长安，不在洛阳也。《唐会要》：大中三年杨发等议庙则曰：光武都洛，遣邓禹入关，奉高祖已下。

五陵七迁

班孟坚《西都赋》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李善曰：宣帝葬杜陵，文帝霸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又曰：三选七迁，谓选三等之人而迁处七陵。至元帝乃始不迁。凡善此之所引，皆汉实也。然七帝七陵亦尝迁其人而独曰北眺五陵者，刘良曰：高、惠、景、武、昭五陵在北，其说是也。在北者，在渭之北也。若霸陵，则在渭南矣。杜、霸则言南望，而五陵皆言北眺也。后世言陵邑之盛、人物之众但曰五陵者，语顺也。刘裕入关，父老言之曰五陵联络，是君家坟墓。盖从称谓便者谓之，非有去取也。

七太子庙

天宝间，以隐太子等七太子立庙于永崇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