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郑公谏录/卷4 中华文库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经四十馀年，损坏处少。唯承乾殿是炀帝造，工多觅新奇，斗拱至小，年月虽近，破坏已多。今为政更欲别作意见，亦恐似此屋耳。”公对曰：“昔魏文侯时租赋岁倍，有人致贺，文侯曰：‘今户口不加，租赋岁倍，此由课敛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则薄，令小则厚，理人当亦如此。’由是魏国大化。臣今量之，陛下为政，百夷宾服，天下已安，但须守今日化道，亦归之于厚，此即是已足也。”

太宗谓公曰：“昨进周齐史看，末代之主，为恶莫不相似，俱至灭亡。然两主若为优劣？”公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即别。齐主懦弱，政出多门，上下相蒙，遂至亡国。周主立性凶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论，齐主为劣。”

太宗谓侍臣曰：“计朕平定四方，忧勤百姓，虽不及前代哲王，比炀帝故应万倍。但君臣相须，事同鱼水。然鱼不得水则不立，水无鱼则废。世有理乱，移易风俗，终自如旧。固知国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荣。”公对曰：“昔楚王召詹何为相，何曰：‘唯解脩身，不解理国。’王又遣使重请何曰：‘未有身正而国不理者。’今远方慕化，并由陛下克己自脩，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太宗御太极殿，大赦，因谓侍臣曰：“为君极难，法若急，恐滥及善人；法若宽，则不肃奸宄。宽猛之间，若为折衷？”公对曰：“自古为政者，因时设教。若人情似急，则济之以宽；如有宽慢，则纠之以猛。时既不常，所以法令无定。”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孙万代，政化过于尧舜，及其所行，则与尧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已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桀纣幽厉，亦皆丧亡，朕为此不得不惧。且天下百姓，倾耳侧目，唯看善恶，朕岂得不自思之？”公对曰：“自古以来，人君为难，祇为出言即成善恶。若人君出言欲闻己过，其国即兴；若出言欲人从己，其国即丧。古人云：‘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正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进于陛下以荣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辅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则进奇服异器，好鹰犬者即欲劝令畋游。所欲自进者，不觉为非，皆言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则奸人不能自效，如开其路，则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

太宗问侍臣：“《隋大业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对曰：“在者极少。”太宗曰：“起居注既无，何因今得成史？”公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其撰录，皆是采访，或是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三人所传者，从二人为实。”又问：“隋代谁为起居舍人？”公对曰：“崔祖浚、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见虞南，说祖浚作舍人时，大欲记录，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须书、手、纸、笔，所司多不即供，为此私将笔抄录，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

太宗谓侍臣曰：“观古来帝王，有盛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其过，以至于灭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遍览天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甯，便不存意。”公对曰：“自古亡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遂能留心政道，常如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等滥当重任，今又亲蒙诫勖，唯知自励，敢不尽心！”

太宗曰：“隋时百姓，假有财物，岂能自保？自我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所科差，人人皆得营产业，守其资财，即我所赐。向使我征求无已，虽数赏赐，亦不如不得。”公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有何力于其间哉！’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晋文公出畋，逐兽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道安从出？我且厚赐汝。’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出泽而受之。’于是送出泽。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愿受之。’渔者曰：‘鸿鹄保大海之中，厌而数移徙之小泽，则必有缯弋之忧；鼋鼍保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网罗钓射之忧。今君逐兽，砀入至此，何行之大远也！’文公曰：‘善。’谓从者记渔者名，渔者曰：‘君何以名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国，慈爱万人，薄赋敛，轻租税者，臣亦与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国，外失礼于诸侯，内逆人心，一国流亡，渔者虽有厚赐，不得保也。’遂辞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太宗谓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对曰：“今《礼记》所载，《月令》起自吕不韦。”太宗曰：“但为政专依《月令》，善恶复皆如所记否？”公对曰：“秦汉已来，圣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古者设教，劝人为善，所行皆欲顺时，善恶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时，三皇五帝并是圣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对曰：“计《月令》起于上古，是以《尚书》云：‘敬授人时。’吕不韦止是脩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太宗问曰：“朕比读书，所见善事，并即行之，都无所疑；至于用人，则善恶难别，故知人极为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数人，何因政化犹不及文景？”公对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于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论四夷宾服，天下无事，古来未有似今日者。至于文景，不足以方圣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为政者，皆欲比于尧舜，及天下既安，即不能终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尽心竭力，及得富贵，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岂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确论至理，诚如公言。”

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对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护之，谓让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为智伯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何患无人？”

太宗谓侍臣曰：“朕昨往怀州，有上封事者云：‘何为常差山东众丁于苑内营造，即日徭役似不减隋时。怀洛已东雕残，人不堪命，而畋猎尤数，骄逸之主也。今者复来怀州游畋，是不得复至洛阳矣。’夫四时蒐狩，既是帝王常礼，今幸怀州，秋毫不干于百姓，凡上书谏争，自有常准。臣贵有辞，主贵能改。如斯诋毁，有似咒诅。”公对曰：“国家开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极多。陛下亲自披阅，或冀片言可取，所以侥幸之士得肆丑词。臣谏其君，甚难折衷，从容讽动使行之。孔子曰：‘凡谏有五，吾从讽谏。’汉元帝尝酎祭宗庙，出便门，御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当乘舆前，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颈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元帝不悦，光禄勋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广德言不可不听。’元帝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以此而言，张猛可谓能谏其君者也。”

公拜扫还乡，太宗遣三卫二十人从，仍借殿中马三十匹，赐物七百段。并给传乘。至是还，奉见焉，太宗劳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谓喜也。”公再拜谢。太宗乃问所经百姓安否，公对曰：“百姓咸蒙亭毒之恩，并得安居乐业。”太宗曰：“朕存心爱养，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猎一事耳。”时桂阳主在座，奏称：“陛下出游，唯将近亲左右及给使等，何关百姓？”公曰：“譬如人之故旧，有儿子无赖，破其产，虽不关己，然心必恶之。”又曰：“去冬暮，从怀州还，有人言陛下复欲幸关南，在外悉装束讫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当时实有此心，但畏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谢。

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文孰难？”左仆射房玄龄奏称：“天地草昧，群雄竞逐，功破乃降，战败乃服。由此言之，草创为难。”公对曰：“帝王之起，必由仁德，天下乐推，同心协力，为物除害，天授人与，翻为不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人乐安静而行役不休，人已雕残而裒敛不息，有国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则难。”太宗谓房玄龄曰：“卿所对不如征之切也。”

太宗谓侍臣曰：“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茍逢，何者为甚？”公对曰：“君心向理，则照见下非；若诛一劝百，谁敢不畏！若惽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吴、虞，不救其祸。”太宗曰：“必如此也，齐文宣惽暴，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对曰：“遵彦弥缝暴主，救理人物，才得免乱，亦甚艰辛，与圣主严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语。”

太宗谓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为灾。比来水旱不调，抑亦由人事。”公谢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为患；唯政教有失，乃以为灾。”太宗曰：“然。”

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悦尧舜之风，丑桀纣之行。然而行事即与言相违，何也？”公对曰：“自古称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战，虽聪明圣哲，以黈纩冕旒垂耳目。隋主虽有俊才，无人君之量，恃才骄物，所以至于灭亡。”太宗曰：“然。昔汉武征役不息，户口减半，中途能改，还得传祚子孙。向使隋主蚤寤，亦不至灭亡也。”

太宗曰：“往岁马料甚厚，今唯料麸三升。数年来又放宫人三五千人出，准计所费，与旧当减半。何为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对曰：“往岁所须皆于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于仓库出供，所用虽多，不扰百姓，所以用虽少于往时，而供进时有所阙。”

太宗问曰：“今人与古人同耶？”公对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浇浮。以臣量之，势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为化，唯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帝王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朕今与公等虽不及古，然须以百姓为心，不得有损于物而自奉也。”

《庆善乐》为文舞，《破阵乐》为武舞，诏公及虞南、褚亮、李百药等为之词。太宗谓侍臣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朕观前王有功于人者，作事施令，有即为法所贵，不忘其德者也。朕既平定天下，安堵海内，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终，自我作古，何虑不法？若遂无德于物，后代何所遵承？以此而言，后法不法，犹在朕耳。”公对曰：“陛下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已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脩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太宗谓侍臣曰：“太子师保，古难其选。成王幼小，以周召为保傅，左右皆贤，足以长仁致化，称为圣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戚，酷烈不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恶，诚由近习。朕弱冠交游，唯柴绍、窦诞，然则诞等为人，既非三益，及朕居宝位，经理天下，虽不及尧禹之明，庶免乎孙皓、高纬之暴。以此言之，复不由染，何也？”公对曰：“中人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然上智之人，自无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乱，救兆人之命，旋致升平，岂绍、诞之徒能累圣德？但《传》云：‘放郑声，远佞人。’近习之间，尤宜深愼。”太宗称善。

太宗谓侍臣曰：“汉代常以八月选洛阳中子女资色端丽者，载还后宫，此不可为法。然即日宫内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诞乳诸王，是非所宜。据此论选补宫列，理宜依礼。”公对曰：“人多惑嬖色，乃致败乱。周幽惑裦姒，晋献惑骊姬，耽于宠欲，废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丧西周，献公身虽护没，祸延数代。嫔御之间，所宜深愼。”

太宗问侍臣曰：“帝王之兴，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玄龄对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观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势如神，不行而至；其无天命，终至灭亡。昔周文王、汉高祖，启洪祚，初受命则赤雀来，始发迹则五星聚。此并上天垂示，征验不虚。非天所命，理难妄得。朕若仕隋朝，不过三卫，亦自惰慢，不为时须。”公对曰：“《易》云：‘潜龙勿用。’言圣德潜藏之时，自不为凡庶所识，所以汉祖仕秦，不逾亭长。”

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封禅是帝王盛事，比表请者不绝，公等以为何如？”公对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禅。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雕残最甚。若车驾既行，不能全无使役，此便是因封禅而劳役百姓。”太宗曰：“封禅之事，不自取功绩归之于天；譬如玄龄等功臣，虽有益于国，能自谦让归之于朕，岂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归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谢泰山？公等评议。”

太宗问公曰：“朕为人主，实仰止古先帝王。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优劣？”公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于功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内之乱，除戎狄之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复生业，是陛下之利。”

太宗谓侍臣曰：“夫贤人出仕，进则利物荣主，退则官达名成，勤于此事，闻之益少。唯有见恶如崩，淫酒是务，此皆不学而能，是以善人常少，恶人居多。古人称百年一贤，谓之比户企伫，奇才常不可得。”公对曰：“夫贤人居则善其身，达则兼济其物。是以明圣求之，不有懈怠。”

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贼盗不作，内外甯静，朕喜得此事，故共公等乐饮。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辅。然安不忘亡，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虑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公对曰：“自古以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圣明，所以致化。臣等驽蹇，不称陛下所任，然臣等虽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贤臣，但令君不思化，亦无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为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万机事重，岂得不思？公可语起居郎，常书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太宗与大将军蔺谟语，谟不对，太宗怒而系之，后知其聋，乃释不问，谓侍臣曰：“我昨发怒蔺谟，若遂加其罪，岂不枉滥？”公对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滥其赏罚。今陛下思怒蔺谟，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有司奏近臣所荐凌敬乞贷之状。太宗责︰“公等滥进何也？”公对曰：“臣等每蒙顾问，常具言其长短，有学识，强谏争，是其所长；爱生产，好经营，是其所短。今其为人作碑文，教人读书，即附托官人，回易求利，与臣等所说事实未乖。陛下未用其长，唯见其短，以为臣等欺罔，实不甘心。”

高丽等三蕃僧求学至中国，游莱州，莱州以闻。太宗曰：“不须遣来，此非为学问，但觇国家虚实耳。”公对曰：“陛下所为，若善此等，固当取则；若不善，虽拒蛮夷，亦无益也。”

太宗曰：“《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之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公对曰：“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