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庠汇语序

大道之在两闻也，如日月之经天，不可一息之或冥焉；如江河之行地，不可一息之或壅焉。故有斯道而后存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尧、舜、禹、汤阐其傅，尹、阔、濂、洛衍其秘，贤圣相承，心源遥印，无非为天下万世存此几希一脉耳。第人心易于泪没，即读书道古者穷年咕哔，祇不过为青紫之阶，而于先圣先贤之精意，不啻尘土视之，糟粕弃之。

阙中二曲先生力学多年，毅然以斯道为己任。太府骆公前令繁厔，躬谐其庐，见风雨不蔽，德容道气，望而知为隐君子。公馀之暇，辄就正辨论焉。盖芝兰同室，白尔芬芳气洽也。今守毗陵，先生贲然玉及大道之南，非特一邦之幸。馀小子司铎郡庠，愚陋何知，太府骆公命传集多士于明伦堂汇讲。先生之言，以正心术、励躬行为要，而下手处在静则涵养，动则省察。一时荐绅暨弟子员环堵而听，犹聋者忽闻锺鼓之声，盲者忽睹五彩之华也，无不欢忻畅悦，如梦斯觉。

夫道必讲而后明固已，第学者必身体力行，则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不患不到圣贤地位。不然聆其言而不返之于身，则今日一堂论辨，遇此以往，安知不内战于嗜欲，外战于纷华乎？于先生谆谆面命之旨，太府骆公传集之雅意何当焉？兰陵陆生，笃信人也，随绿其言，付之削劂，由此刊布海内，共知正心术、励躬行为人门第一义，将见斯道如日日之经天焉，江河之行地焉。先生之言在一时，先生之功在万世，不甚宏钜也哉！

时康熙辛亥仲春之吉，金沙王迈题于兰陵荒署

常州府武进县两庠汇语

门人【吴发祥】【陆士楷】仝录

先生曰：“明伦堂为设教之地。教化必自学校始，未有教化不行于学校，而可以言教化者也。然教化不在空谈义理，惟在明此心，体此理。人人有此心，即有此理。自圣贤以至愚夫愚妇，此心同，此理同。譬如眼中黑白，古人见是白的，今人亦见是白的，黑白何尝以古今异。可见心理同然，古今一辙。但古人之学多为己，今人之学多为人。夫子教子夏，所以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而君子、小人之分，只在立心上辨别。为己之学，事事从自己身心上体认，绝无一毫外炫；为人之学，不但趋名趋利，为圣贤所弃，即聪明才辩，无一可恃。故圣门如子贡，夫子不取而独取颜子。颜子何等聪明，夫子只取他‘不迁怒，不贰过’，盖颜手一味为己，只在心地上用功故也。人能从为己上用功，不论资禀高下，个个可造到圣贤地位。故颜子而下，如曾子得之于‘鲁’，子夏得之于‘笃信’是已。为己之学，不过明此心，体此理，修此身。此心未发之前要涵养，既发之后要省察，总不外日用常行、纲常伦理间，随时随处体认已。夫子说‘三畏’、说‘九思’，《中庸》说‘戒惧慎独’，孟子说‘求放心’，总是令人牧拾身心，不致放逸。此便是圣贤为己根本。古人学知求本，父兄相戒，子弟相规，只在此处，别无他道。今人教子弟，自六七岁读书时，怅是富贵利达，子弟自受学之初，便已种下务外的种子。故朝夕所从事者，名利而已，与人会聚，言及名利则欣悦，言及修己治人，不以为迂，则以为异。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而犹居之不疑，自以为功名，却不知‘功名’二字，今人亦多认错了。所谓功名者，有功于一方，有功于天下，有功于万世。如伊周孔孟，得志则经纶参赞，兼善天下；不得志则绍前启后，兼善万世。自然天下公颂之，后世传之。不求名而名自随，如形之必有影，是有功即有名也。而今童子进学，举人登第，只知肥身家、保妻子，谓之富贵则可，谓之功名则未也。若谓真正学问，即功名已落第二义了。人要明心见性，本源澄澈，比心凝然不劲，常变如一。不豫期功名，面时至事起，随感而应，功自建，名自立。故求功名者，须以道德为本，社稷生露为念。否则，富贵来必得，而此心先亡。此心既亡，多一富贵，则反受一富贵之累。然此非读书人之咎，亦学术不明，势使然也。为今日计，惟在明学术。学术明则人才兴，人才兴则风俗正，而治化翔洽矣。”

或言及“异瑞”。先生曰：“‘三端’字亦须体认。吾人发端起念之初，其端果仁、果义、果礼、果智，此是正念，此便是心术端，比便是端人正士。否则，径是邪念，便是心街不端，便非端人正士。即此便是大异端，不待从事于杨墨释老而后为异端也。”

座中偶言及“鸡呜章，先生曰：“昔潘侍即求教于伊川先生，先生并无他说，只令在鸡呜而起时辨别，为善为利，俱在此处。盖以今之所谓‘善’，乃古之所谓‘利’也。潘竦然拜谢而去，终身佩服不忘。今农、工、商、贾求利，原以资衣食；士为四民之首，当正谊明道，表正四民，乃汲汲于利，反更甚若辈。其有闭户读书，鸡呜吟诵，人人便钦其笃志，称其好学，却不知彼终日揣摸者，全在富贵利逢，起心结念，满胸成一利团。如此为学，即终日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忘食忘寝，亦总是孜孜为利，与大舜分途者也。即学富二四，文工一吐，占状头，跻显要，适足以为济恶之资而已。故发端起念之初，不可以不察也。学者慎诸！”

问：“学问之要，全在涵养省察，当何如？”先生曰：“也须先识头脑。否则，‘涵养’，是涵养个甚么？‘省察’，是省察个甚么？若识头脑，‘涵养’，涵养乎比也；‘省察’，省察乎此也。时时操存，时时提撕，忙时自不至于逐物，闲时自不至于著空。”

敢问：“如何是头脑？”先生曰：“而今问我者是谁？”在座闻之，咸言下顿豁，相与叹曰：“先生一言之下，令人如还故乡，此古人所以贵亲炙也。”

先生曰：“成始成终，不外一‘敬’。‘敬’之一字，是圣贤彻上彻下的工夫，自洒扫应对，以至察物明偷，经天纬地，总只在此。是绝大功业，出于绝小一心。”

又曰：“为学不要骛高速，但从浅近做起。手足耳目，神明之符也，须是整顿精神，中恒惺惺，足重手恭，视明听聪，对境不迁，敛之又敛，以至于无时无事之不敛。如是，则吾身之官器治，万物之官器亦治；吾身之性情和，万物之性情亦和。所谓修身立命，成己成物，一贯之道也。故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

间：“官器之治，性情之和，在己一身，何以便至万物之官器、性情亦治亦和？”先生曰：“《礼记》一部，开卷第一义便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而《论语》之称‘安人，安百姓’，以至《中庸》所谓‘笃恭而天下乎’，莫不本于修己之敬。盖己身庄敬不肆，俨然人望而畏之，默有以律其骄肆多矣。己身安定和平，人对之则鄙吝自消，是不言而饮人以和，鲜有不和者矣。比所谓正己而物正，一正百正，一了百了。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亦应矣。乃位育参赞之实际也，夫何疑？”

问：“鸡呜平旦，此衷亦觉清楚，一与物接，未免随境纷驰，奈何？”先生曰：“当境纷驰时能知纷驰，即不纷驰矣。”

问：“入门下手之要，可得阖乎？”先生曰：“我这裹论学，本无定法，本无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人自求入门，自国下手耳。”曰：“学人若知自求入门，自能下手，则何敢过问，以滋烦聒。”先生曰：“我这裹论学，却不欲人闻讲泛论，祇要各人迥光返照，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即此便是入门，便是下手。若立定一个入门下手之程，便不对症矣。譬犹所患在虚寒，教以服温补之剂，若即以此概投之强壮之人，快人不浅！”

先生曰：“人之病痛各别，或在声色，或在货利，或在名高，一切胜心、妒心、惶心、吝心、人我心、是非心，种种受病，不一而足。须是自克自治，自复其元。苟所病不除，即终日讲究，只成画饼，谈尽药方，仍旧是个病人。可慨也已！”

先生曰：“孔、颜、思、孟，及宋之濂、洛、阅、闽，明之河、会、姚、泾，俱是医人的名医；《五经》、《四书》及诸儒语录，俱是医人的良方。乃吾人自少至长，终日读其方，祇藉以为富贵利逢之资，实未尝以之按方服剂，自疗其病，岂不辜负明医立方之初心。”

问：“学问之要，在于自治其病，固矣。但道理无穷，学问亦无穷，病去之外，可遂无进步乎？”先生曰：“噫！何言之易也。夫以文王之圣，犹称‘望道未见’；尼父论学，一则曰‘未能’，再则曰‘未能’。二圣之心，即尧舜犹病之心也。若文王、尼父自以为已见、已能，便是自画，便是大病。惟见而不自以为见，能而不自以为能，乾乾惕厉，日进不已，此二圣之病病，所以卒能无病也。”

先生言已，又喟然曰：“吾人诸病，犹易拔除，惟葛藤好名之病，病在膏肓，卒未易除。”众请其故，先生曰：“不讲学者，可无论已。乃有挺身号召，名为讲学者，及察其实，仍旧祇是掣章句，论书旨。如此祇是讲书，非讲学也。即真正不泥章句，不滞故纸，能以理道为务，则又舍目前各人进步之实，茫不究心，往往言‘太极’、谈‘理性’、辨‘朱陆异同’、指‘阳明近禅’，葛葛藤藤，惟鼓唇吻，此其一病也。浅之为富贵利逢之名，深之为圣贤君子之名，浅深不同，总之为大病。此病不除，即谨言慎行，终日冰兢，自始至终，毫无破绽，亦总是瞻前顾后，成就此名根，毕生浇灌培养的是棘蓁，为病愈深，死而后已。比皆膏肓之证，卢、扁之所望而却走者也。”

府学博请问：“阳明‘良知’之说，何如？”先生曰：“比千载绝学也。”“然则人疑其近禅，何也？”先生曰：“此不知者之言也。天若无日月，则遍地成昏暗，安能出作入息；人若无良知，则满身成僵尸，安能视听言劲。自己一生大主宰，抵死不认，支离缠绕，摹拟仿效于外，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骑驴觅驴，可哀也巳！”

问：“‘致良知’三字，泄千载不传之秘，然终不免诸儒纷纷之议，何也？”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则文字知见，义袭于外，原不曾鞭辟著裹，真参实悟；一则自逞意见，立异好高，标榜门户，求伸己说。二者之谬，其蔽则均。若真正实做工夫的人，则不如是，譬犹婴儿中路失母，一旦得见，方刻刻依依之不暇，又何暇摇唇鼓舌，妄生异同也。”

一友问《君子欲讷于言》章。先生叹曰：“‘君子’二字要看。惟君子方讷于言而敏于行，否则，敏于言而讷于行矣。世之无志于学者，固勿论已；即号为有志者，亦往往辩论有馀，而实体不足，是道之所寄，不越乎语言文字之间而已。申公有言：‘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今为学亦不在多言，亦顾力行何如耳。减能于《四书》中，著着实实力行一二言，即终身无议论，无著述，亦不害其为君子。否则，论辨虽精，撰著虽富，不过巧言而已。夫巧言乱德，学人所当痛戒也！”

问：“承先生敞切之诲，今后当励志躬行，杜门杜口，不敢徒讲。”先生曰：“人患不着实躬行，诚肯着实躬行，则不可一日不讲。讲则神情娓娓，日精日进；不讲则自作自辍，率意冥行。譬犹杜门安生之人，终日讲尽无穷路程，而自身却依然在家如故，此则可羞可戒。若启程就途，不详讲路程，而曰“贵行不贵讲”，未有不北辕南辙，入海而上太行者也。”

问：“静坐所以收敛此虚灵也，而一念省存，随一念逐外，奈何？”先生曰：“此切问也。然亦无他捷法，惟有随逐随觉，随觉随敛而已，久则自寂自定。静坐时如此，纷扰繁冗时亦如此矣。释犹浊水求证，初时犹浊，既而清浊各半，久则澄澈如镜，自无纤尘。”

问：“随逐随觉，随觉随敛，犹从流迎源也。不知可于未流时得其主宰，自不至逐否？”先生曰：“亦熊他法。祇是要主静，静极明生。无事时自不起念，有事时自不逐物。如明镜，如止水，终日监而未尝驰，常寂而常定，安安而不迁，百虑而一致，无声无臭，浑然太极矣。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雕’是也。”

越华先生问：“天命之性，三教同否？”先生曰：“同而异。在天为于穆不已之命，人禀之为纯粹至善之性，直觑原本，不落思想，不堕方所，以臻无声无臭之妙，是则同；持之以戒慎，济之以穷理，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文理密察，立大本，纶大经，参赞位育、溥博渊泉而时出之，则异而异矣。以彼真参实悟，其有见处，非不皎洁，而达之于用，犹无星之戥，无寸之尺，七倒八颠，回视儒者真实作用，何啻霄壤！”

熊别驾见堂联，有“学以致道，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语，因以“致道”焉闷。先生曰：“性本人人各具之性，则道为人人当由之道，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得而私也。然人人当由，而人人不能尽由，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能率其性所固有，由其日用之所当然。如尧之‘允执’，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汤之‘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文之‘不临亦式，不谏亦入’，武之‘敬胜怠，义胜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皆是也。后之学者，诚能如群圣已然之效，而率之、由之，尊所闻，行所知，见群圣之心而因以自是其心。始也，就其效先觉之所为，而若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终也，自返自照，自戒白证，乃各人自致其各人当由之道也。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乎何有？若执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手之道而致之，是义袭于外也，是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也。其摹拟仿效、畔援歆羡之私，中心不胜憧憧，乃行仁义者之所为，而非由仁义之实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