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上

学而篇

《论语》一书，夫子之语录也。开卷第一义首标“学”字，以为天下万世倡。由是愚以之明，塞以之通，不肖以之贤，犹鱼之于水，无一时一刻而可以离焉者也。离则人欲肆而天理灭，不可以为人矣。

夫学始于人心，关乎世运，洽乱否泰，咸由于兹。故为明善复初而学，则所存所发，莫非天理，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为辞章名利而学，则所存所发，莫非人欲，处也无守，出也无为，生民毫无所赖，而世运宁有不否。是一心理欲消长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由分也。

果孜孜明善复初，力到功深，天机舒畅，不期悦而自悦。方以类聚，声应气求，研理则共相阐发，行义则交为切砥。进修既赖以不孤，埙吹簏和，为斯世扶纲常；转相导引，为万古存几希。学脉又赖以光大，悠悠天壤，何乐如之！人之知不知，于此乐原无加损，夫何愠？愠则便是名根未断，人欲犹杂，为己、为人之分，正在于此。故近名终丧己，无欲自通神。

因一士讲“翠而时习”一章，太息曰：学非辞章记诵之谓也，所以存心复性，以尽乎人道之当然也。共用工之实，在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而进修之序，散以为之本，静以为之基。戒慎恐惧，涵养于未发之前；澄神定志，致审于方发之际。察非几之萌动，炳理欲之相乘，惩忿窒欲，遏恶扩善，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其见之外也：足容重，手容恭，头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气容肃，声容静，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蚁；息有养，瞬有存，画有为，宵有得，动静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养其内也。内外交养，打成一片，始也勉强，久则自然。喜怒哀乐中节，视听言动复礼，纲常伦理不亏，辞受取与不芍，造次颠沛一致，得失毁誉不动，生死患难如常，无入而不自得，如是则心存性复，不愧乎人道之宜，始可言学。

高汇旃云：冯子谓“效先觉之所为”，说“为”便不落空。曰：学，觉也，学以觉乎其固有，非觉先觉之固有也；然不效先觉之所为，则觉亦未易言也。先觉所为，如尧之“执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阳之“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文之“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武之“敬胜怠，义胜欲”、周公之“思兼”、孔手之“敏求”、颜之“愚”、曾之“鲁”、元公之“主静”、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穷理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阳明之“致良知”、甘泉之“随处体认”，皆是也。学者诚效其所为，就资之所近而“时习”焉，则觉矣。始也，效先觉之所为而求觉；终也，觉吾心之固有而为己之所当为。若自始至终，事事效先觉之所为，是义袭于外也。是行仁义，非由仁义也，所为虽善，终属外入，又安能左右逢源，以称自得哉？

孔门论学，惟务求仁，而仁莫先于“孝弟”，此处不敦，便是不能尽人道，即非所以为人。有子比言，崇本尚贤，提出入无限良心，消却人无限妄念，求仁莫近焉。礼记称有若乎日之言似夫子，观此可见。

《孝经》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体何闳深，用何广大，而原本始于孝弟。又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移于畏，即所谓“本立而道生”也。此“孝弟所以为仁之本与”！

“巧言令色”，不务本也，故“鲜仁”。容貌辞气，德之符也，苟非根心，便是作伪，作伪则心丧。

色庄见于应接，“巧言”则不止应接。凡著书立言，苟不本于躬行心得之馀，纵阐尽道妙，可法叮传，俱是“巧言”，俱是鹦鹉。

曾手之“三省”，亦惟就日用应感易忽者，日一检点耳。若谓整日念念省此，则是念念止系于此，此外无复用心矣，恐其不然。

贤如曾子，犹“日三省若在吾人，资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万绽，其所当省者，岂止于此。故必每日不论有事无事，自省此中能空净不染乎？安闲恬定乎？脱洒无滞乎？视听言动能复礼乎？喜怒哀乐能中节乎？纲常伦理能不亏乎？辞受取与能当可乎？饮食男女能不苟乎？富贵贫贱能一视乎？得失毁誉能不动乎？造次颠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惧乎？习气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审，务要无入而不自得，才是学问实际，否则便是自欺。

入孝出弟，谨信爱聚，亲敬好人，此人道之要、立身行己之奉、弟子口用职分而教弟子者之先务也。今之教者，不过督以口耳章句、属对作文，朝夕之所启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媒利之技。蒙养弗端，童习而长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口闭，名利之念，渐萌渐炽。诵读之勤、文艺之工，适足以长仿遂非、率意恣情。今须力反其弊，教子弟务遵比章从事，辅以《孝经》、《小学》，《童蒙须知》、《四礼翼》，令其出入言劲，是则是效，尽其节目之详。大本既立，夫然后肄习诗书艺业，则教不凌腊，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

学，所以敦伦也。伦苟弗敦，纵背诵五车，文工一世，徒增口耳之虚谈，纸上之赘疣，在流浴虽曰吾学，吾必谓之未学；伦纪诚敦，实行过人，在流俗雎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问：学在敦伦固矣，然敦伦可遂不学乎？曰：学以学夫敦伦、而敦伦乃所以为学也。舍伦而言学，则其学为口耳章句之学、富贵利达之学，失其所以学；敦伦而不学，虽或至性过人，未必情文兼至，尽善尽美。是故好贤而不学，则无知人之明，所好未必贤，而真贤未必好；即所好果贤而无学以济之，色病未易识破，心地未易廓清，未必笃“缁衣”之好，奋“思齐”之勇。事亲而不学，无由知力之当竭；即知竭力而无学以济之，唯竭力以养其口体，未必先意承志，根心生色。假令怡怡祗奉，爱散无歉，而不竭其力于圣贤德业，行道显亲，亦未得为能竭。事君而不学，无由知身之当致；即知致身而无学以济之，则不学无术，不足以匡君定国；康济时艰，虽鞠躬尽瘁，孜孜奉公，临难殉节，不有其身，然而无补于洽乱安危，亦未得为能致。交友而不学，则昧于慎择，易蹈“比匪”之伤；即所交得人而无学以济之，亦未必言其所当言，而信其所当信。甚矣，学之不可已也，学之何如？亦惟兢兢于数者之间，以求至乎其极，表裹克尽，巨细罔歉而已。曰：如是则吴氏之言，亦不为无见。曰：吴氏固为有见，而以之致疑子夏，实未达。子夏口气，盖抑扬其语，正所以折衷学问之实，令人知学之所以为学，在此而不在彼，所重在此，所学即在此。自此说出，而天下后世人人晓然知所从事，不致误以口耳辞章之未了生平，其有补于纲常名教非，真学者之清夜锺也，何流弊之可言，亦何至于废学？

自后世豪杰不兴，正学不明，学者终身皇皇。亦知“敏事”，，亦知“慎言”，亦知“隆师亲友”，志非不笃，功非不密，用心非不专且虚，而卒不可与入圣贤之道者，其所从事者非君子之学也，以其为安与饱计也。故吾人今日之学，先要清楚此念，辨个必为君子之志。此志诚立，而后所敏为君子之敏，原是敏吾性命不容已之事，而初非有要于功利；慎为君子之慎，原是慎吾枢机，躬恐不逮之言，而要非有心于三缄；“就有道而正”，原是正吾学术不容不辨之实，而初非有意于声气。夫然而所学始为道谊之学，所好始为正大之好，其人始为君子之人。

惟志不在安饱，其品格始定；志不在安饱，于道谊始专；处不为安饱之图，则出必不为肥家之计。如此方为君子，否则便是小人。

宋王曾乡会试并殿试皆居首，贺者谓曰：“士子连登三元，一生吃著不尽。”曾正色答曰：“曾乎生志不在温饱。”其后立朝不苟，事业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温饱，是以居官多苟，事业无闻，甚至播恶遣臭，子孙蒙羞讳言，不敢认以为祖。故人品定于所志，事业本乎生平。

吾入学非为人。人之知不知，原于己无损，故不以此为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实难。我若不能穷理知人，则监衡昏味，贤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则不能亲贤而远佞，用人则不能进贤而屏好。在一己关乎学术，在朝廷关乎洽乱，虽欲不患，得乎？

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难知。盖正直君子光明洞达，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见；邪曲小人则文诈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难觉，若张趟诸公之于秦桧是已。张赵初以张邦昌之僭位，脍不附会，及与同朝共事，又见共事事克办，交称其贤，以为才似文若，以致阶以进用；卒之祸天下而贼生灵，贻害无穷，诸公实不得辞其责。由此观之，人固未易知，而知人实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则讲究有素，患则慎之于初。

为政篇

“为政以德”者，是以实心行实政，如以《关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是也。夫岂高拱深宫，民自化哉！《注》内“无为而治”，要善看。

清心寡欲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无为而天下归之—也。

“思无邪”之旨，非孔子拈出以示人，不几使三百篇之《诗》，将与后世徐、庾、沈、宋之诗，同类而并观也哉！

知一部《诗经》祇一“思无邪”，则知《六经》皆所以存天理也。

《六经》皆古圣贤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无非为后人身心性命而设。今人祇当文字读去，不体认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穷经，而究无益于自己身心性命也。即如《诗》之为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为善去恶，思不至于有邪耳，故日“诗以道性情”。若徒诵其篇章之多，善无所劝，而恶无所惩，则是养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学问全在心上用功，矩上操存。学焉而不在心上用工，便失之浮泛；用工而不在矩上操存，便无所持循。“心不腧矩”，虽在力到功深之后，而其志期于“不腧矩”，实在命意发端之初。譬之射然，学射之初，固不能中的，若志不在的，亦将何凭发矢？惟其志期中的，则习射之久，庶几一一中的。夫子一十五志学—，即志此“不渝矩”之学；“三十而立”，是大立小不夺，是非无以摇也；“四十而不惑”，是吾心固有之理，见之透而无复有疑也；“五十而知天命”，乃心与理融，洞然于心所自出之原也；“六十耳顺”，则声人心通，人之言语、物之鸣音接于耳者，无不触其机而豁然契于心也；“七十从心，不腧矩”，任心而劲，自不越乎范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绝无意必固我之私心即矩，而矩即心，义精仁熟，学成而志遂矣。

人人有是心，心心有是矩，夫子不过先得人心之同然耳。然人虽同有是心，而人多不肯“志学”，即号为“有志于学”者，又多舍心言学，稍知求心者，又往往舍矩言心，惑也久矣！

此章真夫子一生年谱也。自进学次第，绝口不及官阀履历、事业删述，可见圣人一生所重，惟在于学，所学惟在于心，他非所与焉。盖内重则外自轻，所性不存故也。由此以观，吾人亦可以知所从事矣。事业系乎所遇，量而后入，著述生于明备之后，无烦再赘，夫何容心焉！

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忧”，子心已不堪自问，若不能自谨而或有以致疾，则不孝之罪，愈无以自解矣。故恒居须体父母之心，节饮食，寡嗜欲，慎起居，凡百自爱，必不使不谨不调，上贻亲忧。

父母所忧，不仅在饥寒劳役之失调，尸德不加进，业不加修，遗正狎邪，交非其人，疏于检身，言行有疵，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谨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则，纵身不天札，而辱身失行，播恶遗具，不几贻父母之大忧哉？

人子不能谨身修行，以贻父母忧，是必病狂丧心之人。不然独非人子，宁独无心，何忍纵欲败度，丧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

为人父母者，惟子疾是忧，吾不知今之为人子者，亦曾忧父母之疾如父母之忧己者乎？

“不敬”，非必形之声色言辞，祇一念不诚，便是“不敬。”嗟乎！亲恩罔极，为子者竭终身之心力而报之，尚恐其多遗憾，亦何忍以一时之不谨，致自陷于养父母如养犬马，蹈此大不孝之罪也耶？吾人须谨之又谨。

子于父母，无所解于其心者也。谁无“明发”之怀，孰无“劬劳”之报，然或敬养兼隆，而乏怡恰婉顺之实，致父母心弗安而意弗愉，承欢之谓何？古今咸称老莱之孝，以其爱亲肫挚，情见乎色，常得父母之欢心故也。今吾人虽不可袭其迹，不可不心其心，有其心斯有其色，吾父母自心安意愉。夫是之谓承欢膝下，夫是之谓根心真孝。

服劳奉养，古人尚不以为孝，若并服劳奉养而有遗憾，罪通于天矣！

“问孝”四章，乃事亲金镜，吾人欲尽子职，宜大书侍右，触目警心，仍不时向执馈之妇宣说，使知所戒。

大凡聪明白用者，必不足以人道，颜子唯其“如愚”，所以能于仁不逮。

大聪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聪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聪明黜聪堕明，知解尽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聪明矜聪恃明，知解纠缠，心体末空，人道无其几。同之“如愚”，正回之聪明绝人，受教有地，人道有机处；夫子不容不喜，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久，乃可以言而言也。言苟当可，虽千言不为多；言未当可，即一言亦为多。此夫子所以于同“终日言”，于赐“欲无言”也。盖同之听言而悟，超语言文字之外；赐之听言而识，囿语言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悟道；识囿言中，则因言反有以障道。

言在无言处，方知道在心。赐若悟此，则亦“默识心融”，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便是“亦足以发”，又何患小子无述？

“颜如愚”，所以具体夫子之道；“曾惟鲁”，所以卒传夫子之道。吾人如果有志于道，须“希颜之愚，为曾之鲁”，庶有入机。明道先生坐如泥塑，庶几颜子。

吾人生二千载之下，不获亲炙颜子，玩“不违如愚”一语，恍若睹其遗像，不觉口耳尽丧，心形俱肃，然后知平日之所以喋喋论辨、孜孜发明者，特浅乎小慧，道听途说，视频之潜体默会、不言而喻，贤不肖之相去何啻天渊！此“不愚”正所以为愚也。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在当日为子贡顶门铖，在今日为吾人对症药也，猛然一省，请事斯语。知得“先行后言”是君子，则知能言而行不逮者为小人矣。

一友语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视万物犹一体，故爱无不溥，无所为而为也。印时而有好有恶，而好恶一出于公，好善固是爱，恶恶亦是爱，盖侯明挞记，无非欲其并生于天地间，而不至长为弃人也。小人非无所爱，而所爱惟徇一己之私，有所为而为也：同己则狎昵亲密，绸缪汲引；异己则秦越相视，阴肆排诋，必使之无所容而后已。是故有君子之爱，则福及群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赖；有小人之爱，则朋比作祟，党同伐异，而祸延人国。汉唐宋明君子小人之周比，其已然之效，盖可见矣。君子小人，达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子居乡，则爱溥一乡，而一乡蒙其庥；小人居乡，则阿其所好，而一乡被其蠹。有为无为，公私异同，始于一心之微，阔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几而致审也。否则昧天理之公，而流于人欲之私，处人接物将有愧于君子，同于小人而不自觉者矣！

古者道德一而风俗同，师无异指，学无异术，无希阔辽绝、玄妙可喜之论滑泪其间，咸有以全乎知能之良，而循乎纲常彝纪之分，民协其中，世登上理。三代之衰，道术不一，学始多吱，贼德败义，渐以成俗。孔子惕然有感，故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其所以为人心世道之防者至矣！虽未明指其开端之人，然而恶乡愿之乱德，三致意焉。是孔子同时异端，盖印乡愿也；战国异端，则告子、许行、庄周、邹衍、邓析、公孙龙子之属，纷纷藉藉，所在争鸣，而杨朱、墨翟“为我”。“兼爱”之说，尤为世所宗尚。孟子目击其弊，以为生心害政，烈于洪水，辞而辟之，其说始熄。汉唐以来，异端托老氏以行世，若魏伯阳之仙术、张道陵之符录，皆足以蛊人心志。而释氏五宗云布，禅风盛兴，卑者惑于罪福，高者醉于机锋，率天下之人弃实崇虚，披靡失中，其为害何可胜言？程朱从而辟之，人始晓然于是非邪正之归。今其说虽未尽熄，耍之不至生心害政；其生心害政，惟吾儒中之异端为然。盖吾儒之学，其端肇自孔子，思孟阐绎，程朱表章，载之《四书》者备矣，无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济世而安民也。吾人读之，果是体是遵，全其固有之良乎，果人己兼成、康济民生乎？否则止以荣肥为计，其发端起念，迥异乎此，与《四书》所载，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异端而何？生于共心，害于共事，发于共事，害于其政，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程子以佛、老之害甚于杨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辨。”余亦云：儒外异瑞之害浅而易辟，儒中异湍之害深而难眶。噫，吾末如之何也已！

问：驰心于词章名利，明悖《四书》，固自异于吾儒之实，问有觉其非而志耻同乎流俗，反经典行，究心理学者，所在亦不乏人。曰：理者，人心圆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妇一念之良也，圣之所以圣，贤之所以贤，亦不过率其与愚夫愚妇同然之良而已，比中庸平常之道也。乃世之究心理学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穷玄极赜，索之无何有之乡。谓之“反经”，而实异于经；谓之“兴行”，而实不同于日用平常之行。其发瑞起念，固卓出流俗词章之上；而流荡失中，究异于《四书》平实之旨：是亦理学中之异端也。故学焉而与愚犬愚妇同者，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者，是谓“异端”。

手路勇于为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无所谓知，然不过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诲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独觉之良，指出本面，令其自识家珍；比知既明，则知其所知，冈是比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盖资于闻见者，有知有不知，而比知则无不知，乃吾人一生梦觉关也，既觉则无复梦矣。

千圣相传，祇是此知，吾人之所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终是冥行；此知既明，才得到家。此知未明，学问无主；此知既明，学有主人。此知未明，藉闻见以求入门；此知既明，则开门即是闭门人。此知未明，终日帮补凑合于外，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洽非不皆盈，然而无本，终是易涸；此知既明，犹水之有本，源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耳目手足之所以作主者，此知也，虚灵不昧，肆应无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清水朗监不足以喻其明。人人本来如是，而人人不自知其如是，此之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子张学干禄”，非必如后人之营营于富贵利达，习干时之策，奏治平之略，仆仆自售也。盖亦“多闻多见”以精业，“谨言慎行”以立德，冀乡举里推以见用于时，试其所学耳。夫子以其有所为而为，恐其外驰，教其“阙疑阙殆”、“寡尤寡悔”，无所为而为，一味务实；实至禄随，天爵修而人爵自从，不待于干。后世则自童子时，所志即在利禄，所务惟在辞章，于谨言慎行、修身立德之道，咸以为迂，绝口不一语及。凡《性监》、《衍义》切要有关之书，未尝略一寓目，惟恐有妨于举业，即本经亦在所忽。惟取近今中选之文，讽诵摹仿，以希科第，投牒自荐，奔竞成习。古人修之家者，犹往往壤之天子之廷；况未尝修之家而欲其出而不坏，难矣！

人之立身，言与行而已。言慎则不招尤，行慎则不招悔，无尤无悔，品始不差，一有玷合，他长葵赎。《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劲天地也，可不慎乎？”

修身须先谨言。心者，身之主宰；口者，心之藩篱。藩篱不守，主宰空存，故守口乃所以守心。

凡言不但无补于身心者当慎，即有补于身心而躬所未逮，亦当羞涩其口而致慎。即躬行心得之馀，借言以明道淑人，而所遇非可言之人，亦当慎而又慎，或不得已而言，言贵有节。

人苟好恶公，用舍当，为君则兆民服，为大臣则同列服，处一乡则一乡人服，处一家则一家人服。

举错当与不当，关国家治乱、世运否泰。当则君子进而小人退，众正盈朝，拨乱返治，世运自泰；否则小人进而君子退，群小用事，酿治为乱，世运日否。诸葛武侯有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言言痛切，可作此章翼注，人君当揭座右。

人之于信，犹水火金木之于土，水火金木无土则无由生，人而无信则无以立。

千虚不博一实，言一有不实，后虽有诚实之言，亦无人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