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篇

世人多事，多起于争：文人争名，细人争利，勇夫争功，艺人争能，强者争胜，无往不争，则无往非病。君子学不近名，居不谋利，谦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争？惟是见义争为，见不善争改，君子之为君子，如斯而已。故世有君子，而天下享和平之福矣。若徒以血气相尚，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犹有未化之客气，时或动于一念之微，亦岂得为有道之君子？

问：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礼？曰：国可亡，史不可亡，况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虽时异势殊，非所以施于昭代，而其大经大法，岂可令其泯灭而失传？匠殷之礼，夫子盖于残篇断简之中，因流穷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概，尝欲参孜互证，笔之于书，以存二代经世之典，使后世议礼制度者，有所考镜折衷。惜乎既无成籍可据，又鲜老于典故者相质，无征不信，故不禁流连而三叹也。大抵上古典后世不同。后世书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布既广，一旦改革，其书散藏人士之家，虽久不至尽亡。上古则蝌蚪漆写，藏之庙堂，人士艰于钞传，一经改革，兵燹之馀，存者几希，年代既久，老成凋谢。子孙又多微弱不振，流播之馀，于先典不惟不遑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献所以不足也。其流行于人士之家，类非典礼仪制所关，而书史文翰之不至泯绝者，在夏则仅仅《禹贡》、《夏小正》、《五子之歌》、《胤征》敷篇，在殷则《汤诰》、《太甲》、《说命》、《盘庚》、《戡黎》数篇而已，惜哉！

方策尚存，故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文献不足，致禹汤之道湮而失传，不但圣心缺然，实为千古遗憾。

洛阳年少，通逢国体，尝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吏事犹然，况帝王经世之大乎？虽日自有昭代章程，然考古正所以裨今。

沛公入关，诸将争取财物金帛，萧何独收图籍，沛公由是具悉天下阻塞户口强弱。即斯一节观之，则知文献所关之重矣，故在天下则关系天下，在一省则阅系一省，在一邑则关系一邑，在一家则关系一家，述往昭来，为监匪。若子孙于先世遣籍及志状谱牒，以其非关日用之急，视为故纸而忽之，任共散逸，漫不珍藏，则贤不肖可知也，继述之谓何？

君当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难以对天，况媚权臣乎？王孙贾以媚君得权，又欲孔子媚己以取位，小人肆无忌惮，遂不知头上有天矣。夫子以夭折之，不特自存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惕醒权奸之心。

古来权奸凭借宠灵，势位已极，又患无名，每以美职厚禄，牢笼正人君子，以为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惟恐不义富贵，浼其生平，超然远引，若凤翔千仞，岂彼所得而牢笼之哉？孔子之于弥子瑕、王孙贾，固不待言，下比如谢上蔡、邵伯温、陈师道之于时相，亦皆避逮权势，素履罔玷。上蔡初仕时，人劝其谒执政则馆职可得，上蔡笑曰：“他安能陶铸我，自有命在。”章尝受学于伯温父康节先生，及为相，伯温入京，惟恐为所荐，先谒选而后会竞不获用其力。师道以布衣寓京师，慕其名，再三托人，欲求一见而不可得，此皆诵法孔子而无忝者也。故学者于此处，须慎之又慎，所谓“风急天寒夜，才看当门定脚人”若此处一错，一失脚，便成千古憾矣。

人生真实有命，穷达得丧，成本天定，须是安分循理，一听于天。若附热躁进，于定命无秋毫之益，于名节有泰山之损。

孔子以上圣之资，道全德备，言动纯乎天理，犹恐“获罪于天”，余资本下愚，生平千破万绽，逢天理而—获罪于天”者何限？冥冥之中，逐日鉴记其罪，而阴有以加谴者何限？念及骨栗，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淬砺，永坚末路，息天怒于万一，是所愿也。顾行年如许，未必再如许，义理无穷而岁月有限，窃恐所得不补所失，凛乎日以忧惧，盖莫知所以白兔，余滋戚矣。曰：先生犹如此，小子将何如？曰：后生虽可畏，勉之在青阳，慎勿玩因循，虚抛岁月，当以余之覆辙为鉴戒可也。

天生夫子，以启人心、觉世梦，为天下万古存几希也。而一时从游之士，以其所至不遇，遂患道之不行，乃一封疆小吏，独具祇限，邂逅一言，足成定评，见地卓越，千载下犹令人起敬起仰。

从古圣人“明明德于天下”，皆倚势位而后得以有为，独夫子“明明德于天下”，一无所倚，此夫子之所以为夫子，而非他圣之所能及也。

讲学洙泗，木铎一方也；周流迪人，木铎列邦也；立言垂训，木铎万世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赞化育于无穷，与元会而相终始者，端在于斯。陈人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亦有见于斯与？

里仁篇

里有仁风，则人皆知重礼义而尚廉耻，纵有二一顽梗，亦皆束于规矩，不至肆无忌惮；而姿质之美者，益熏陶渐染，以成其德。居于此者，不惟可以养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后，子孙而贤且智，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败家。故人或未有定居择里而不居于是者，其为无识不待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乡实无仁风，却贪恋苟安，不能舍互乡而入康庄，亦为驽马恋栈豆，智不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迁，其智为千古之独与！

择里而不处仁则不智，择交而不亲仁则不智，择术而不求仁则不智。

未处之先，须择仁里；既处之后，尤须和里；待人接物，恂恂谦谨。中间有良善人，固当倾心相与，即有一二横暴人，尤当婉转化诲。婚丧相助，有无相通，礼义相交，情谊相关，务蔼若穆若、熙熙如一家，即此便是太和景象。

“处约”最易动心，不必为非犯义而后为滥，祇心一有不堪共忧之意，便是心离正位；才离正位，便是泛滥无间，将来谄谀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于此。故吾人处困而学安仁，未可蹴几，须先学“知者利仁”，时时见得内重外轻，不使贫窦动其心，他日必不至败身辱行，自蹈于乞燔穿窬也。吴康斋遇困窘无聊，便诵《明道先生行状》以自宽，其庶几“智者利仁”欤！吾侪所宜师法。

尹尹一介弗取，千驷弗顾；夫子疏水曲肱而乐，不义之富贵如浮云；领子之乐，不以箪瓢改；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圣贤，未有不审富贵、安贫贱，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况于中材下士乎？

“不处”、“不去”，才见操持，于此而一苟，则人品可知；“造次”、“颠沛”，方验学力，于此而少懈，则存养可知。

金遇渗金石而程色自现，贫贱、富贵、造次、颠沛，亦吾人之渗金石也。

富贵、贫贱一视，造次、颠沛如常，“鸢飞鱼跃”，其机在我，夫是之谓君子。

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舜禹有天下而不与，所好在仁，故无以尚之。白沙云：“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穷。夫惟无穷，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恶，又何暇铢轩冕而尘金玉耶？”

世间惟乡愿无过，良由用心于外，专在形迹上打点，是以无非无刺。君子则任真而行，直尽己心，世人往往以迹观人，故君子不得不冒有过之迹，抑岂知因迹正可以见君子之心乎？语云：“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其仁乃可知也。”此“劝过”所以“知仁”也。

子路缊袍不耻，夫子嘉其“用臧”；颜子箪瓢不改，夫子叹其“庶乎”。他若管幼安之帽、张子韶之筵，皆久敝补用，历廿载而不厌。一则望重一代，曾屡征不出；一则登科殿元，尝仕至八座：皆不以恶衣恶食为耻，盖用心于内，自不以此为意。近代焦弱侯受学于耿天台先生之门，天台以其根器迈众，时与浃钹，年馀未尝及道。久之，弱侯请问，天台讶曰：“吾辈浑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侯之深心大力，犹不矛以语及，况其下焉者乎？故学道者，须先扫清俗念，而后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并行，未有能济者也。

“君子喻于义”，故其心常“荡荡”；“小人喻于利”，故其心常“戚戚”。君子以忠信仁义为利。

义利之辨，乃吾人学问大开头，然共机甚微，须是辨得一一分明，然后趋向不差。若析义不精，鲜不认利作义。象山先生《白鹿讲义》，发明义利之辨，警策明快，宜揭之于壁，时一寓目。

《易》曰“干父之蛊”，又曰“有子考，无咎，厉”，谏之谓也。然必待其事已形而后谏，则事迹昭彰，考有咎厉，非所以善干也。《易》谓：“几者，动之微。”《通书》所谓“介于有无之间者，几也”。诚察其微而顶挽之，潜消默化于将萌，如是则既不彰亲之咎，又无进谏之名，善之善者也。

曹月川因父好佛，作《夜行烛》，旁征曲喻，务纳亲于善而引之于正道，吾有取焉。顾“夜行烛”三字，施之于亲，似非所宜，安得起先生于九泉而与之更定哉！

往而不返者，亲之年也，尽朝夕承欢，左右就养，尚恐桑榆晚景，来日无多；若复悠忽泄视，漫无关怀，则其子职可知矣。古者言不过行，有耻故也。

古人尚行，故羞涩其言而不敢轻出；今人尚言，故鼓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学务躬修，自然沈潜静默，慎而又慎，到讷讷然不能出口时，才是大进；否则纵议论高妙超世，总是顽不知耻，总是没学问，没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