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明经

筑台于郎，筑台于薛，筑台于秦，冬不雨

力役荐兴而民困，故天降之异为可忧。夫固国莫大于保民，而保民莫切于备患也。鲁之庄公，不知务本而节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筑台于郎矣，至夏而再筑台于薛，其秋又筑台于秦。三时而筑三台，是谓妄兴力役，无故以劳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异。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灾，宁不深可忧乎？是故一岁筑台而至于三，则庄公之虐其民者可见；一时不雨而书，则圣人之忧民者可知矣。吾尝观于庄公之经矣，公之二十八年，一兴筑郿之役，而遂至于大无麦禾，则其不能务本节用而无豫灾之备可知矣。筑郿之岁，未尝闻有水旱蝗螟之灾也，而至于仓廪皆竭，况于连筑三台而重以不雨之变乎？呜呼！此《春秋》为之深忧而谨书之也。

古者天子有灵台，以候天地；诸侯有时台，以候四时。夫岂以为观游之所哉？今庄公去国筑台于远，则是为耳目之娱而劳民矣。劳民以自乐，使百姓见其车马羽旄，皆疾首蹙额而相告，其何以为国乎？故当卒岁于耜之时，既已筑台于郎矣；至举趾条桑之月，又筑台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亨葵及菽之民，而筑台于秦。何至若是数数而不惮烦也哉！财尽则怨，力尽则怼。怨怼之气积于下，而阴阳之气沴于上，是以不雨之应，遂见于二年之冬。呜呼！天之爱民甚矣！岂使一人肆于民上而淫从其欲哉！今兹之警，良可惧矣。是故一时不雨，非大灾也，《春秋》犹谨书焉，所以寓忧民之深意也。抑尝论之，鲁于春秋，以周公之故，而为天下诸侯之宗。庄公值齐桓之伯，宴安无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跂其民，周公之业可复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时盘乐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筑台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谷，是以民力为不足惜而惟其所欲为矣。身虽终于正寝，而嗣子卒毙于乱臣之手，其国几亡。呜呼！使天假之年，吾恐庄公之忧不在其子孙，而在其身矣！

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

诸侯连兵以构怨，又结言以固党，《春秋》所以直书于前而贬之于后也。

夫征伐、会盟，已非诸侯之所得为，而况以不道行之者乎！郑憾鲁之后己而挟齐、卫之君为郎之战，是谓连兵以构怨，非义甚矣。既战而为恶曹之盟，又结言以固党，夫何义乎！《春秋》存其爵于战，所以见其实；贬其爵于盟，所以正其罪。圣人之笔削严矣哉。呜呼！九伐之法，职在司马，王者所以讨不庭；盟载之法，掌于司盟，圣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岂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齐者，太师之胤；卫者，康叔之后；而郑者，宣王之懿亲也。我周东迁，子孙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所当戮力，以为藩屏，“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今也不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树党，以侵败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呜呼！此《春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也。且郎之战何为耶？鲁桓，天下之大恶，人人所得而讨也。彼郑伯既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齐侯则继会于稷，以济其奸；卫亦坐视而不问也。则皆与之为徒矣。今乃以周班后郑之故，合三国之君，亲将戎卒，压周公之封境，以快心于一战，尚为知类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国之爵，而曰“来战于郎”，若曰“三国之志为此战”也，则其动众无名、残民不道之罪可见矣。郑伯主兵而先齐者，所以治恶党，犹卫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恶曹之盟，又何为耶？方其来战也，既曰同心以从事于兵革矣，复何嫌隙而结盟哉？盖其合也不以义，则其中不无疑矣。于是刑牲歃血，质之以鬼神，矢之以约誓，将以固其党与，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长乱耳。《春秋》于此贬其爵而称人，贱之也。若曰“无道之君，不足以当王爵”也，则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见矣。是故始不书爵，则不知其为三国之君；后不书人，则不足以瘅三国之恶。故前书爵而以来战着罪，后书其盟而以夺爵示贬。属词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后不出三年，郑伯果合纪鲁而战齐、卫。明年，齐、卫又听宋人之言而伐郑。誓言果足恃乎？卒之连兵结党，惟利之从。今日取赂而纳突，明日纳朔而归俘，使兄弟之伦、君臣之义委诸草莽而不存也，然后王纲凘尽，而天下变为伯矣。吁！《春秋》深贬恶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孙宿会晋士、宋华阅、卫孙林父〈云云〉于戚，晋人执卫行人石买

党大恶而治小罪，此晋伯不竞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义也。今卫孙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恶也，晋人乃合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会矣。至于石买之伐曹，较之林父，非小罪乎？晋则因其来使而执之，无乃不能三年而缌、小功之察也乎？观《春秋》书“于戚”之会于前，而书“执卫行人石买”于后，则晋之所以为伯主者可知矣，云云。昔者桓王不讨宋、鲁而伐郑，以致葛之败，王纲始大不振，而《春秋》讥其不天，为其不知轻重之伦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篡兄，则相与为谋，以成其乱，而欲以威力禁与国之争，吾知其无益矣。故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其斯之谓与？

是故孙林父，卫之强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晋，又介于大国以归其国，非定公之所欲也。其于先君且然矣，于嗣君乎何有？丘宫之盟，杀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帅职而增淫发泄，罪孰大焉！晋悼惑师旷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议，不能共行天罚，而反为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何以为训乎！遂使乱臣贼子，得有所恃，以纵其恶，而无所忌惮也，不亦甚哉？若夫石买之伐曹，非无罪也。然而毁瓶之怒，起于孙蒯。当是时也，卫侯在外未入，而僭窃之剽，犹立于位也。使晋平因曹人之，治其旧恶，告于诸侯，复衎废剽，执孙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问，而执石买，徒以伐曹之故，伯讨宜不如是矣。《春秋》先书“于戚”之会，既出“林父”之名，而继于“卫侯出奔”之后，后书晋执石买，而贬称“人”，且曰“执卫行人”，则晋人党大恶而治小罪之失可见矣。呜呼！买可讨也，置林父而讨买，则不可也。于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权衡矣。故以悼公之贤，而伯止于萧鱼，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纵，则皆党孙氏之效也。诸侯之贰，岂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晋人以会戚之大夫而讨逐君之罪，以执石买之怒移于孙氏，则晋之伯业未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栾盈入于曲沃，而赵鞅入于晋阳，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大夫相继而起，其患不减于林父；三家竞爽而靖公废为家人，其祸不止于卫侯。故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又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推原其由，则于戚之会可胜憾哉。

吉禘于庄公，作僖公主

礼失于亟，而复失于缓，《春秋》所以病望国也。

夫丧祭之礼，各有其时，缓与亟之失，均也。何谓亟？庄公丧制，未终三年，而闵公遂行吉禘之祭，无乃太早乎？何谓缓？僖公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练祭之主，则又太慢矣。先王制礼，以节人情，亟与缓，同为不敬。鲁为秉礼之国而若是焉，可叹也夫！古者三年之丧毕，致新死之主于庙，庙之远主，当迁入祧，于是大祭于太庙，以审定昭穆之序，其礼有常期也。诸侯既葬则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练祭，练主用栗，故特祀之于寝，而不同于宗庙，以昭其孝思之诚，其日有定数也。今闵公既失之于亟，而文公又失之于缓，一缓一亟，皆以己意行之，先王之制紊矣。圣人爱礼甚矣，宁不为周公之鲁惜哉？

自今观之，吉禘于庄公，在闵公二年之五月，庄公之薨，至是二十三月，则三年之丧未毕矣。丧未毕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礼乎？禘非鲁所当用，姑置未论。今先君方祀于寝，而非宫庙，遂用盛乐而行吉礼，三年之忧忘矣。为子而忘三年之忧，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举而三失礼也。故《春秋》禘祭不书，因其亟，而书曰“吉禘”，见其用吉之早也。曰“于庄公”，明其于寝也，而闵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则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过乎期三月矣。过期而犹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礼之大节。以先君练祭之主，而作不及时，以为微而忽之，慎终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终之意，不可以为子也。是事也，积恶之原也。《春秋》于他公作主不书，以其缓而书之，且谨志其日焉，而文公之失不可盖矣。送死，人道之大变，而不谨其礼，履霜坚冰之兆也，其可以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鲁僭天子以为常，不可胜书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礼也，不必书也：今皆见于《春秋》之经矣。为国以礼，而祭祀又礼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时之鲁，尚可为周公、伯禽之鲁乎？又其甚者，禘太庙以致妾母，纵逆祀以乱昭穆，鲁之礼不可言矣。周家之礼，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孙，而坏周公之法度，吾于他国又何望焉？呜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

贤者之后，能不失其去国之礼，《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圣人不以常事过褒于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国，待放而后出奔，常礼也。曹公孙会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则既贤于当时之人矣，而况又为子臧之后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书曰“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鄸者，其食邑也。自鄸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鲜有以名氏书。其曰“公孙”，贤也，而又贤者之后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书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赐之环则复，赐之玦则去，是臣子之常礼也。时入春秋，君臣道丧久矣。故臣子能专其邑者，无不叛其国；能使其众者，无不要其君。以臧武仲之智，而据防以求后，况其他乎！今有人焉，语其世，则贤人之子孙也，观其所行，又有异乎当时之人，则君子又乌得而不录之哉！若曹之公孙会是已。

夫公孙会者，公子喜时之后也。喜时者何？所谓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而使喜时逆曹伯之丧。负刍乃杀太子而自立。子臧将亡，负刍惧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晋侯之执负刍也，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谓社稷之镇公子也。今会之出亡也，虽不可知其故，然当衰乱之世，独能行古人之礼，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鄸，则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鄸而君不赐之环矣，然后徐徐焉自鄸出奔宋，其进退之间，雍容不乱，隐然有子臧之遗风焉，可谓不坠其世德矣。观于子臧已如彼，而子臧之后又如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义，善善也长，而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孙，安得不特书以著其美也哉？故奔未有书自者，而书“自鄸”，则知其为待放也。曹无大夫，唯公子首以鞍之战，特书以示贬，此则特书公孙，则知其与之也，不书其入于鄸，则非叛也。自鄸出奔，而不以鄸系之曹，则与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者不同也。由此观之，圣人之情见矣。抑尝论之，国之衰也，未尝不由亲小人而远贤臣也。是故维鹈在梁，刺于诗人，乘轩三百，数于伯主，其来久矣。故子臧，贤公子也，致邑与卿而不出；公孙会，好礼者也，去国而入于宋。然后白雁来而公孙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国之善词书于经，呜呼悲夫！观《鲁论》记太师以下逾河蹈海而知鲁，观《春秋》书子哀来奔而知宋。吾于公孙会之去也，而又有以知曹矣。

秦伐晋，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强国并起而伯势分，《春秋》所以深为世道虑也。世至文公，中国衰而外夷强矣，是故秦有伐晋之师，而狄亦为侵宋之举。二强并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间而挟蔡侯次于厥貉，以与晋争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后，然则成楚之强者，秦与狄也。观“伐晋”、“侵宋”而“次厥貉”，书于一年之间，诸侯之无伯，害哉！

尝考春秋之时，倚方汉之险，以凭陵诸夏者，楚也；据崤亟之固，以抗衡伯国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业不振，无岁不有秦、狄之师，无国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为忧，而以秦、狄党楚为忧者，何哉？盖当时天下之所倚赖者，一晋而已。今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强竞爽，不弱一个焉，晋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晋，而楚遂灭江；秦、晋战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师至于狼渊，而狄又有侵齐之告。何其不约而同耶！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可不惧哉？况于晋君冲幼，不在诸侯。于是起范山之邪谋，生蛮荆之祸心。救郑不及，楚人遂有以觇其不能；聘鲁而傲，楚人遂敢以试其倔强。而北方之图，坚不可破矣。彼秦者，晋之姻亲也。令狐之役，晋不谢秦，固不直矣；而秦纳不正，岂为无罪？康犹不悛，不顾义理之是非，而惟以报复为事，兴兵伐晋，以取北征，当楚、狄交乱之际，而乘时肆暴，陵轹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晋之失伯，秦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虽曰潜师以为侵掠，而豺狼之毒，寝不可遏。是役也，非特为宋患也，将天下之患自此始矣。于是楚人知中国之多故，而乘势以兴。厥貉之次，以临宋也，临宋所以图北方也。而宋果以狄虽不能御，遂道以田孟诸。夫以变夷覆载不容之罪人，俨然入于中国，驱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变，有大于此者乎？故楚从此遂得书“子”，同于中国，以其强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进楚于后，岂无意哉？观楚、秦相与灭庸，相与盟于蜀，而他日吕相绝秦之言，亦谓穆公即楚谋我，则秦之党可知矣。自是以后，楚伐麋而狄侵齐，楚围巢而秦战河曲。新城之盟，仅仅收拾，而齐又叛。晋人置不敢问，不欲更生一敌以为东顾之忧也。而不知文襄之业，堂堂然去矣。

呜呼！狄不足责也，楚亦污于荆蛮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于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崤之败，出悔过之誓言，圣人录之，使其由是而进于善，则其伯岂止西戎而已哉？奈何连兵数岁，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呜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诸侯连兵以为暴，而敌国又乘其后，《春秋》所以交责之也。

夫兵，圣人之所恶，而况以诡诈相报复乎。宋、卫间郑师之在外，而乘虚以入其国。既入郑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则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郑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师焉。夫宋、卫固不义矣，而郑亦岂得为义哉？《春秋》书“入”，书“伐”，又书“伐取”，则为交责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马掌焉，列国而非王命，不敢擅动其兵也。东迁以来，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党，以奸诈为仁义，视杀戮为寻常，侵夺纷纷，莫之能禁，其罪可胜诛哉！今郑师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国之无守也，于是挟卫人以捣其虚，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之谋也。果然造郑国都，如入无人之竟。是宋、卫之得志于郑矣，二国既已入郑而骄，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郑有旧怨，戴何罪乎？不过乘时徼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则其阻兵安忍之恶极矣，而不知郑庄之计又巧也。方二国之入郑也，郑师已在郊矣，不还师以自救，而委国与之，避其锐也。及其既伐戴而图之，击其惰也。是故驻师于郊，多方以误之。彼宋、卫狃于入郑之役，谓己实无敌矣，而不虞郑伯之亦掩其不备。郑攻其外，戴应其内，一举而三国之师尽没，亦可为好兵毒众者之戒矣。呜呼！宋、卫以是施之于郑，而郑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鱼肉之若是耶！然则宋、卫、蔡、郑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书其事，而四国之恶彰矣。

抑尝考之，春秋之初，以诈用兵，莫甚于宋、郑也。前此宋人伐郑，围其长葛，郑则输平于鲁，而不之救，长葛见取于宋，犹不顾也。宋人自谓无能为矣，不知宋、鲁之党既离，而郜、防之取继至，则宋已堕郑之术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辙焉，卒于民不堪命，祸发萧墙。呜呼！若宋之殇公，所谓自取之也夫！

齐人、郑人入郕，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郑庄公之不道也！

夫诸侯而不知有王，恶之大者也。郑伯憾郕之不会伐宋，于是托于王命，而挟齐人以入其国。“入”者，不顺之词也，则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见矣。既而以不朝得罪于王，王帅诸侯以讨其罪，乃敢用兵，交战于葛，王非诸侯之敌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于“入郕”书“人”、书“入”，以著齐、郑之罪；于“伐郑”，不言战败，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呜呼！郑者，宣王之懿亲。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则郑实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连诸侯以逞其不义？东迁之初，实为无王之首。是故伐卫而专征伐之权，盟石门而乱司盟之法；温麦周禾，君臣道丧；取邑易田，灭纪废典；则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观葛之一战，可以究其奸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当鲁之九年，郑人伐宋召郕，而郕不与，非郕罪也。郑庄以其尝为王之卿士，而托于王命，以败诸侯，于是合齐人以虐郕，而诬以违命之罪。干戈戎马，造其国都，而王臣不行，王师不出，则其矫假之罪已明而犹未也。一旦王夺其政，遂怀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奋怒，躬帅三国以伐之。此举虽非天讨，而郑之见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郕之为矫矣。不然，郑方纠逖王慝，何至自受王师之伐也哉？王师既至，乃不俯首请命，而敢执干戈，与天子周旋葛之后，至以一矢加之乘舆，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战与败，所以为王讳，而存天下之大防也。虽然，郑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矫制入郕，而王不问，然后大假王命，以制诸侯，于是而入许，于是而纳冯，志得意满，遂有葛之举矣。自葛以后，而王命不行，伯图遂启。故夫东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为也。论而至此，郑庄之罪，不容诛矣。而齐以太公之裔，赐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义制郑，而从其所欲，然则禄父者，亦寤生之徒与。

杞子来朝，公子遂帅师入杞

事人而失其礼者固可责，责人之失礼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谓不知，而鲁亦可谓之不仁也欤。

夫杞不朝王而朝鲁，非礼矣。况以中华而用夷俗，以夷变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鲁之于杞，有婚姻之好焉。诲之以文告，加之以训辞，抑岂不可？而公子遂帅师入其国，则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贬称“子”，狄之也；“公子遂帅师”，言其用大众也，“入”者，不顺之词也。而二国之罪，皆无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诗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曷尝自外于礼乎？汤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书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曷尝以失礼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时，人心郕坏，天理不明，故小国安于僻陋，而无自强之志；大国矜其威力，而无仁爱之心。于是并吞并起，弱肉强食，然后礼义衰而干戈横行，中国微而夷狄暴横，莫之能御，夫岂无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后，先王以之备三恪而作宾者也。今而弃命废职，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纵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国以镇抚其社稷，则有先公之遗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孙，用东夷之习俗，投章甫而袭左衽，变礼乐而言侏离，己则无礼，以污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来朝之用夷礼，遂从而夷之，以见杞之自绝于中国也。由此观之，杞则诚有罪矣。奈何鲁以周公之胤，周礼所在，彼小国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国以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况于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弃乎？彼之来朝，岂不有慕于我而为是仆也乎？威仪文词之不，进退揖让之或愆，胥教胥诲，以引以翼，以继武王、周公兴灭举废之心可也。今也不然，来朝之车甫旋，而上卿授钺，直造东楼之国舍，曰“有罪”，何至于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书“公子遂帅师入杞”继于“杞子来朝”之后，则杞之失礼可罪也，而鲁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尝考之，桓之二年，杞尝朝鲁，未几而鲁亦入杞。则杞每以朝鲁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责也，僖公号称贤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庙，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爱季姬，遇鄫子，而闺门之防乱。况又从楚盟齐，乞师于楚，使天下沦于涂炭，鲁之为鲁，庸愈于杞乎？不省己而以责人，呜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恶矣。

及晋处父盟。公孙敖会宋公〈云云〉，晋士縠盟于垂陇

受人之非礼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国；待人以非礼而贰其过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诸侯，礼之大节也。今也文公朝晋，而及晋处父盟，是晋以非礼加鲁，而鲁受其辱矣。奈何垂陇之盟，宋、陈、郑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孙敖会之？晋又以士縠主之！晋既贰过，鲁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从此大紊于天下，谁之咎耶？《春秋》于处父之盟，没公不书而处父去氏，于垂陇之盟，则据事直书，而罪自见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国之所当专，况于以大夫而与诸侯盟乎！

周道衰微，王纲解纽。及邾盟蔑，隐公实肇其端；至于浮来之歃，降尊从卑；于折之盟，以下援上。则乱常失序，皆自我鲁为之，宁不重可叹乎！齐桓创伯，而以公子结抗盟为讨；于防之歃，鲁又不祥；直至后幽之盟，齐伯大定，二十馀年，纲纪粗立，抑何幸欤。晋文以谲主诸侯，而翟泉之役，首为厉阶，王臣且不顾矣，况与国乎？襄公当国家多难之时，不知以礼信属诸侯，而以不朝来讨。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礼自守，而畏大国之威，奔走听命，辱莫大焉。晋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处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灭纪废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没公以为鲁讳，鲁人耻之，君子亦耻之也。至于垂陇之会，宋以三恪之宾，陈以虞帝之后，郑以宣王之懿亲，咸与在列，而晋又使士縠主其盟，是晋襄之待诸侯，皆以大夫当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晋不足责也，鲁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敌三国之君！辱于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祸也。不知政权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处父之盟，而后有垂陇之盟。晋有处父、士縠，而鲁有公孙敖。相视而起，相观而化，三家六卿之祸萌矣。《春秋》严谨始之法，故深贬处父，而垂陇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书以从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书于经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由是晋有赵盾，鲁有仲遂，纷纷迭起，而桃园之事、过市之哭继见。呜呼！滥觞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谨，知坚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废，乃其效欤。然后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谨于始，为后世虑至深远矣。

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子使椒来聘

外夷猾夏，而中国失御侮之道，故外夷遂强，而用中国之礼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机也。

夫外夷之所以强，皆由中国不振而已矣。当我文公之时，晋灵少懦，不在诸侯。楚人师于狼渊以伐郑，是以此尝晋之能否也。晋大夫以五国之师救郑而缓不及事。《春秋》贬大夫而人之，以见中国之不振，自此始欤。由是楚势遂张，而使椒聘鲁，乃以爵书，而君臣并见，然后华夷无复辨矣。可不为之寒心哉！尝谓夷狄猾夏未足忧，而中国之衰为可忧，何哉？当齐桓创伯之时，荆始入蔡而伐郑，其势张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后，荆始来聘，其进不过书人，而国号且未改也。既聘之后，屡驾伐郑，而改称楚，不骎骎乎强大而将不可遏欤？然而次陉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战，献捷于后。终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见经，以中国之有人也。城濮以来，楚人不敢北向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郑之师，宁不谓中国无人而可以逞其愿乎？是役也，实华夷盛衰之大机也。晋之执事，不思折冲御侮以消外患，虽起救郑之师，而逡巡畏缩，不即赴敌，遂使郑国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谁之咎耶？《春秋》于伐郑之楚，犹以“人”书，向使晋能遏之于此，亦何致遂成其强哉？惟晋人不识事势，而坐失其机，然后强夷得遂其志，而越椒来聘，公然以中华之礼行乎望国，观其以玉帛而来，固异乎执干戈以从事，推原其心，岂诚知义而慕之者哉？不过借此以为窥觇之计耳。《春秋》于救郑之役，贬诸大夫而称“人”，而中国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来聘之役，遂进楚而称“子”，以蛮荆之得与齐、晋并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陈，遂侵宋，无乃滥觞于伐郑，而滔天于聘鲁也欤？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邲之战，首足遂倒悬焉。然则晋灵赵盾长乱之罪，无所逃矣。

或曰：“来聘之举，传谓与之，今子之云，得无异乎？”曰：“君臣并书，固与之也，而浸强之意见焉；不然，何以从此而凡役得书爵耶？愚请为之说曰：滕子来朝，自是而皆称子。若曰滕之沦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来聘，自是而得称子，若曰楚之进于中国，自聘鲁始也。吁！圣人之旨微矣哉！”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

礼施于不当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当降之国者，天道之变也。夫时聘结好，常礼也，而以为非，何哉？鲁桓以不义得国，王法所当讨也。今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兹非人事之失乎？百谷顺成，嘉瑞也，而以为异，何哉？鲁桓以不义得国，天理所不容也。今五谷皆熟以有年，兹非天道之变乎？在他君以聘问为礼，而施于桓公则非；在他君以有年为常，而降于桓公则异。圣人之旨微矣哉。

尝谓《春秋》之作，无非为存天理、正人伦计也。人事舛，则伦不正；天道僭，则理不明。圣人上奉天时，下立人纪，故有赏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于天人之际交致其谨也哉？是故鲁桓篡隐而夺其位，人伦之大变也。执之者无罪，杀之者无禁。暴明其恶，恭行天罚，宜也。鲁之臣子，义不戴天，而莫能讨，则邻国之所当举法也，况于太公，实受赐履之命，齐可以不问乎？奈何不修方伯之职，乃使其贵介弟将玉帛以修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书曰：“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所谓礼施于不当施之人也。桓篡隐而有其国，天理之大变也。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旱干水溢，疾疫饥馑，宜也。天下诸侯视以为常，而莫能讨，则惟天能诛之耳。况于丰年之瑞，当应于有道之国。鲁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灾之谴，当其即位之三年，乃获五谷皆熟之庆？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特书曰“有年”，是谓瑞降于不当降之国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为非常之事而谨书之哉？厥后宣公之恶，犹桓也。元年齐侯与之会于平州，以定公位，则亦僖公修聘之类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则亦桓公有年之类也。人事之失，天道之变，《春秋》特于二公备之。圣人诛乱讨贼之法严矣哉！

虽然，弟年来聘，齐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灾，每见于经，而仅一有年，则他岁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诛，而周公之遗民不可殄也。天为民而有年，岂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难，亦不异於氏之祸，何耶？故曰“天定亦能胜人”，不可诬矣。

考仲子之宫。筑王姬之馆于外

望国以非礼为礼，《春秋》书之，所以正其失也。

夫知其不当为而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当祀以夫人之礼，而隐公成其父之邪志，为别立宫以祀之，盖自以为得礼，而不知其非礼也。齐者，鲁之仇也，不当为之主婚，而庄公忘其父之仇，为筑王姬之馆于外，亦自以为得礼，而不知其悖礼也。由此言之，岂非故为其所不当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恶之也。

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为其母不禫，所以厌于尊；慈母与妾母不世祭，所以降于嫡。此礼之当辨者也，况以妾母而敢立宫以尊之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与同国；九族之仇，不同乡党。此义之当行者也，况以父仇而敢筑馆以主其婚乎？今隐公紊嫡庶之分，而庄公忘父子之亲，天理绝而人伦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责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隐公承先君之邪，而让非其所当让，将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庙，则仲子不得与之并享，则非不知仲子之为妾矣，故特奉之以别宫。自常情言之，则不敢致诸太庙，而别立宫焉，疑若称也；由君子观之，则谓公虽不敢祔仲子于太庙，而立宫之礼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书曰“考仲子之宫”。“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隐公之以非礼为礼可知矣。庄公之于齐，不共戴天之仇也。天王嫁女于齐，而使鲁为之主，害义甚矣。为庄公者，泣血以请辞焉而勿从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顾而遂受命焉？然不馆之于国内，则非不知其不当为也，故特筑王姬之馆于外。自常情言之，则筑馆于外，不失居丧之礼，疑若可也；以大义言之，则公也方当寝苫枕戈之时，而与仇人主婚姻之礼，不亦悖乎？故《春秋》特书“筑王姬之馆于外”，则庄公之以非礼为礼，又可见矣。夫考宫，常事也，其得为者不书，而“考仲子之宫”则书，以其乱夫妇之伦也。考宫书于上，而继之以“初献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当用，则隐公之罪不可逃矣。鲁主王姬久矣，其得为者不书，而庄公之主齐婚则书，以其忘父子之伦也。筑馆书于上，而继之“王姬归于齐”，归齐则非鲁所当主，而庄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纲之所系也，《春秋》安得不深谨之哉！

呜呼！鲁之礼若是耶，而曰犹秉周礼也，然则当时诸侯之于礼可知矣！

会于萧鱼，秦人伐晋，莒人伐我东鄙，围台

伯主既服贰国，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虑患于功成之后，则未有不失之者矣。

晋悼公叠三驾之劳，以得郑于萧鱼之会，此中国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继之以伐晋。借曰秦，晋仇也，蕞尔莒乃敢伐我东鄙而围台，彼固有以觇晋之怠矣。而当悼公之世，有是焉，宁不深可惜哉？故自萧鱼而晋伯衰矣。吾尝观于齐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与国，纠逖王慝，如恐弗逮，何其勤耶。至于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炽，公不能抑。君子伤之，以为有始而无终也。然而缘陵之城，救徐之役，功虽不足，犹有事焉，而未至如晋悼之遽自画于服郑也。人徒知葵丘为桓公盛衰之会，又孰知夫萧鱼为悼公勤怠之机耶！何也？悼公之入国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内，围宋彭城以治外，而复伯之权舆，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诸侯，和戎狄，三分四军，以待来者，其勤为何如耶？故郑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会，震之以三驾，屡盟而屡叛，屡叛而屡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尽善矣，于是乎肆青围郑，聊以张吾三军，而纳斥候，禁侵掠，旋继于行成之后，讲好会而却担盟，推至诚以待郑使，反复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几乎王者之气象矣。奈何服郑之后，遂自纵弛。秦，虎狼也，党楚而来谋我，盍亦预为之防乎？今也徒知一郑之服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为可忧。蜂虿有毒，况敌国乎！秦人来伐，乃使士鲂以孤军御之，卒易秦而不设备；于栎之战，不敢以告诸侯，亦可耻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兴师伐鲁，而围其邑。夫鲁，晋之同姓，事晋最谨，而莒敢陵之，岂徒弱鲁而已？知晋之怠而不畏也。观《春秋》书萧鱼之会，而继书“秦人伐晋”，明年又书“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无乃与“盟于葵丘”而继书“狄灭温，楚人伐黄”之事类乎？

虽然，萧鱼之会，晋悼之终也，诸侯赖之，稍获息肩，当衰乱之世，亦可谓之小康。然以圣人之王道律之，则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资而止于此，宁不深可惜哉？悼公没，晋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当其盛也，有荀、魏绛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栾黡，而会戚惑于荀偃、师旷，然骎骎不振，而溴梁之乖见矣。无竞维人，岂虚语哉？

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

列国互用诈以相覆，《春秋》直书之，亦可见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夫兵，圣人之所恶也，而况于以诈谋交相倾覆者乎！

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越五年，而郑罕达又帅师取宋师于岩。夫“取”者，悉虏而俘之也。成师以出，而使敌人得尽取之，则败者必有不备不虞之失，而胜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计。诈谋并作，仁义涂炭，宁不重可怜哉？观《春秋》书宋、郑互相取师之文，可以有所感矣。

先王用三驱而不掩群；君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待物且尔，而况人乎？时入春秋，诸侯放恣，干戈相寻，靡有宁岁。用诈逞奇，纷纷而莫之禁。以奸宄为仁义，以杀戮为寻常，在王法不可胜诛矣。今郑大夫欲外取邑以与嬖人，于是乎有围宋雍丘之举，其罪岂不大哉！《春秋》乃舍郑人之围邑，而专著宋人取师之罪，何也？夫敌加于己，自反而有礼焉，则修文告以却之，不得则告于天子，请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则围郑师于雍丘，日迁舍以合垒，是宋人之志，在于尽割其众，而异于解罔祝禽者矣。则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书郑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爰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言“取”，则无一人得脱可知，而郑之悬军深入、自取败亡之罪，亦可见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尔者，必反乎尔矣。不越五载，而郑罕达又以取宋师书于经。夫向巢欲尽平元之族而围岩，亦犹郑人之围雍丘也。郑罕达救岩而围宋师，亦犹皇瑗之救雍丘而围郑师也。则郑人之志，亦在于报宋，必欲悉虏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诸我，而我又以不道报之，以怨易怨，当何时而已乎！《春秋》亦不书宋人之伐郑，而直书曰“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则用诈之罪在郑，而宋之不备不虞、以取丧败之罪，又可知矣。

夫国以民为本。君子之爱民也，如保赤子，不时且不敢使，况以私忿小怨，驱而纳诸陷阱之中，使其肝脑涂地、骨肉离析至此极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当服上刑矣。抑尝考之春秋之初，书曰“宋人、卫人入郑”，而继之曰“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是二国之以诈谋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师之文不见于经，至是乃两见焉，而又出于宋、郑。宋以先代之后作宾王家，而郑以母弟懿亲蕃屏王室，而坏法乱纪，至于如此，可胜诛哉？呜呼！观宋殇、郑庄于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无王，观宋皇瑗、郑罕达于春秋之终，而知天下之无伯，始而诸侯，终而大夫，又可以言世变矣。

仲孙羯会晋荀盈〈云云〉城杞，晋侯使士鞅来聘，杞子来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亲，故命使施礼为可鄙，而屈身要信为可贱也。夫惟义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则无以令与国矣。

今晋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诸侯以私其母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后，而使士鞅来聘，来聘所以拜城杞也；未几而杞子又以来盟至鲁，来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观，则其以不义动人、而有不慊于心者可知矣。然则晋之失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谁敢不从？是故齐桓公以诸侯之师城邢封卫，天下翕然以存亡继绝之美归齐，不闻桓公之遣使以谢诸侯，而亦不闻邢侯、卫侯之亲往结盟于诸侯也，而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功为何如哉？惟其心在于公义，而非为私也。今晋侯以奕世之伯，号令诸侯，非弱于齐也。而城杞之后，仆仆焉来聘、来盟之不暇，宁不可鄙贱哉！何以言之？晋平之母，杞女也。杞于是时，非有外患如邢、卫之在齐桓时也，德则不竞，而介于大国，以劳诸侯。夫诸侯者，天子之诸侯也，非晋国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抚其民而戍母家，诗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伤之，而况于晋乎！今晋臣彪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于是乎合十二国之大夫，勤版筑于东楼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弃同即异，不仁；役人以私，不义。不义不仁，何以为伯主？当时鲁、郑大夫有甚乎之叹，而不敢违也，则天下皆知其不当为。而晋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甫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谓区区礼文之未可以盖其愆、而收诸姬之心乎，则其鄙也，不待贬而自见矣。既成其国，又治其田，使晋命之出于公，鲁何敢不尽归乎？今瘠鲁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继于朝府无虚月之故，则晋之所以令诸侯者，利而已矣。来盟以固归田，而以国君亲其事，且不守中华之礼，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亲辱于人，是徇利也；以先伐之后，而变于夷，是弃礼也。礼亏利胜，其能国乎？呜呼！晋以城杞之故而来聘，杞以得地之故而来盟，则伯主之所以为伯主，杞子之所以为诸侯，皆可知矣。《春秋》于“城杞”，则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动众之罪，而继之以“晋侯使士鞅来聘”，又继之以“杞子来盟”，杞称“子”，贱之也。盖尝考于斯时，天下甚多故也。吴、楚交政于中国，此何时耶？平公举七世之伯业，一朝付之于楚，自谓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于虢之会，再读旧书；于申之役，楚主中夏。他日将通少习之言，一出而执戎蛮子赤归于楚，如事天子然，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蛮夷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内，晋国卒剖而为三，则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胜叹哉！

楚人伐黄，楚人伐徐，公至自会

外患自远而至近。《春秋》危望国以见伯业之衰也。夫华夷之势不两立，伯业衰，则夷狄强矣。

当齐桓之暮年，楚人伐黄而公不救，然后楚复伐徐。夫黄，远国，而徐在山东，与齐为邻，非“外患自远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秋》始书“公至自会”，而桓德之衰，与国皆有可危之势，于是因鲁以见其馀也。楚之为中国患久矣。东迁以来，僭号称王，凭陵上国，尚赖齐桓创伯，以攘夷安夏为己任，是以有次陉之役，而中华之势复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既会，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废。使强夷得以付度其心，而前日相与周旋之国悉蒙其患。自远以及于近，岂不骎骎乎剥床及肤也哉！观《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惧矣。且夫黄自贯泽受盟于齐，于是有阳谷之会，相为掎角，以牵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来盟，则黄实有功于齐也。今楚人敢兴兵以伐黄，无乃讨其前日从齐之故与？黄以从齐见伐于楚，则楚师之起，乃所以尝齐也。齐既视黄而不救，然后浸淫而及徐，鸣锺击鼓，将问徐以何罪？不过为其附齐而取舒也。借曰黄远国也，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徐在齐之宇下，可不被发缨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黄，则置而不恤；继之伐徐，则救而不亟，则桓公之不竞、不足庇与国可知矣。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会皆不书“至”，安之也；至于牝丘之盟，始书“公至自会”。夫楚之患，自黄而及徐矣。徐之去鲁不远也，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宁不有无厌及我之患乎？呜呼！岂独鲁也？天下之从齐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鲁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国从可知焉。

《商书》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吾于桓公见之矣。厥后公卒未几，而楚遂至其国都，以盟鲁、郑、陈、蔡；越八年而以师伐齐，取谷。至是则盟贯取舒，进次于陉之憾，悉报无遗。呜呼！向使桓公敦不息之诚，当楚人伐黄而振旅焉，天下事岂至此也？或者谓桓公初致江黄之时，管敬仲尝有言矣，桓公不从，而卒贻祸于二国。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修身而行王道，则岂无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之遗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国贤君欲自援于蛮夷之污而不克遂其志，君子盖深伤之。不然，仲之器不小矣。

吴入郢，于越入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于越入吴

强国每逞力于外，而不虞敌人之乘其后，观《春秋》书吴之事，亦可以为戒矣。方吴之败楚而入郢也，师犹在楚，而于越乘虚以入吴，亦可警矣。至于黄池之会，方与晋侯争长，何不虞于越之又入其国耶？《春秋》始书“于越入吴”于“吴入郢”之后，再书“于越入吴”于“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之后，则其虚内事外、阻兵安忍之效，岂不深切著明也哉？

尝谓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吴国，天下莫强焉。长岸、鸡父之战，灭巢、灭徐之文，经不绝书，犹曰以蛮夷而攻蛮夷也。及其胜楚，则遂及齐，而及鲁、及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自以为莫能敌已，不知祸乱相寻，罔有纪极，东南又生一越，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苏之栖兆矣，岂不可为陵人而不顾己者之大戒哉！自今观之，吴乘楚之得罪于中国而伐之，虽曰因以复怨，犹有名也。至于五战而造其国都，系累其人民，鞭挞其冢墓，君居其君之寝，大夫处其大夫之室，弃约肆淫，恣行无忌，暴横未有甚于此矣。方且扬扬然自以为得志也，不思国内空虚，而于越之兵捣其不备，入其巢穴，如造无人之境，无乃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乎？《春秋》书“吴入郢”，而继之以“于越入吴”，比事以观，可谓深切著明矣。吾意吴人为是恐惧而警省也，岂意夫胜齐伐鲁之后，复驾晋而争伯，黄池有会，方将逞其枭雄，以长上国，不知勾践之又蹑其后也。死灰燃于会稽，而太子毙于姑蔑，所得几何？不足以偿所丧。《春秋》书“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而又继之以“于越入吴”，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于后也？

呜呼！吴以力胜楚，而越又以力胜之；吴以强陵晋，而越又以强陵之：天道好还，岂不信哉？阖闾之时，犹曰不备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书之，垂戒之意远矣。是故观入郢而会黄池，宜吴之盛也。而于越入吴，败亦随之，譬之蛇豕踯躅，卒以自偾，不亦可哀也哉？虽然，吴不足论也，吾于此而为中国诸侯悲也。当入郢之时，特以晋不救蔡，而吴得假之以为功。吴兴而晋遂失伯，槜李一败，北向之图稍辍，而诸侯莫之省也。齐、卫方助叛臣以挠晋，鲁方有事于邾，而晋则惟纳蒯聩、伐鲜虞之是务也，而皆不以吴为忧，遂使伐陈会鲁，势焰大炽，而齐、晋大国，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后吴、越争衡，而春秋终矣，其可叹也夫！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礼以生事，而贻患于其国，《春秋》据事直书而自见矣。

夫失己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结以国卿下媵陈人之妇，既失己矣；媵妇之后，遂专事，以及齐侯、宋公盟。公、侯岂大夫之敢敌乎？是以牲歃徒陈而反以致三国之伐，然后生事病国之祸见矣。结可责也，而齐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词，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专之可也。未闻专命而非礼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皆由己以致之。况于己为大夫，固当使其君安富尊荣，而民无侵陵之患也。今一举而害及其国，其罪岂不大哉？是故公子结者，鲁之卿也，媵妇浅事，非大臣之当亲，今乃纵其私情，去国逾境，以媵微者之妇，则以尊而临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齐侯者，太师之胤，尊为东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后，爵为天子之上公；夫岂列国大夫所可敌哉？今结也因媵妇之行，遂及二君为盟焉。夫盟者，有国之大事也。乃不禀命于君而专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内有以臣专君之恶，一举而二罪并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国殄民，果谁之所致乎？则结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妇浅事不当书，而《春秋》特书曰“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郢”。“陈人”微者，既见其重以失己矣，而继之曰“遂及齐侯、宋公盟”，“遂”者专词，“及”者所欲，又见其轻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师，而书曰“伐”，见三国之有词于伐也。

然则三国义乎？曰鲁则失矣，三国亦岂义哉！夫以伯主之严，上公之重，谁得而犯之？蕞尔大夫而求盟，其从其否，诚在我耳。训之以礼义，道之以名分，不与之盟可也，执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国之君，俯首与之共歃？既歃之后，而以兵刃临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结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话言，虐无辜以黩威武，不义甚矣！吾尝观乎文公之经，有曰：“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夫以商人之不义，且能却大夫之请，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终乎？然则结也不足责也，齐为伯主，于是乎有惭德矣。

公围成，公至自围成。筑蛇渊囿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劳民以自乐，甚矣鲁之不竞也！夫佚游从欲，已非人君之当为，而况作于患难之时乎！是故成，鲁邑也，而疆臣据焉；定公欲堕其城，而亲帅师徒以围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惧警省之时也，奈何告至之后，乃役民以筑蛇渊之囿，尚可谓知务乎？《春秋》书“公围成，公至自围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书“筑蛇渊囿”于十有三年之夏，则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

呜呼！鲁自宣公受国于东门氏，而禄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于大夫。丘甲之作，费邑之城，三军之作，中军之舍，不绝于经。三家竞爽，不弱一个焉，孰知陪臣之又专制其后哉？至于孔子摄相，然后费、郈继堕。公室可为之兆，已见于此。使其终用圣人，鲁可以为政于天下矣。虽百成，何能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堕，出于仲尼之化，而以为己功也，于是亲帅其师以围成，而不知公敛、处父之徒，无君之人也，于公何难哉？是以“无成是无孟氏”之言一动强臣之心，而深沟高垒，坚守弗下。以封内之邑，而用师围之，有如敌国，已见鲁之失政矣。况以堂堂国君之尊，伐一陪臣而不能胜，卷甲而归，亦可危已。吾意定公因是而惧，改前辙以自新，委国圣人之不暇也。奈何恬不知畏，告至之后，反自肆于骄乐。当举趾条桑之月，役农作之民以筑囿焉。夫筑者，创始之词，而囿者，育鸟兽之所也。当闲暇之时，且不可为也，而况于萧墙之寇未弭，此何时耶，而自放于盘乐怠傲，无乃安危利菑而乐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己为重，颠倒错乱，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先书“公围成”，而继之以“公至自围成”，危之之意已见。至明年之夏，而有“筑蛇渊囿”之书，则定公之不足与有为也明矣。卒之女乐至庭，而圣人以燔肉去，遂使一变至道之国，日沦于微弱；而大野之麟，卒虚其应。悲夫！

吾尝观乎《春秋》书筑台及囿，凡六见，庄公一年而筑三台。当齐桓方伯，四邻和睦，国家无事，可以有为而不为也，故鲁自是始弱。及庄公告终，而遂大乱，国几亡。成公之时，内政归于强臣，而外屡辱于大国，末年晋悼复伯，稍获见重，而遂筑鹿囿。昭公游于季孙之术中，而筑郎囿，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为鉴，而又履其辙焉。呜呼！无囿犹可，无民何为？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是谁之咎哉？

取汶阳田。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

藉势以复地，其利国也为甚微；致赂以从夷，其辱国也为甚大。夫为国而不知以义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

鲁之成公，恃晋之势，一战胜齐，以取汶阳之田，以乱而易乱也，其利国不亦微乎。遂使楚人以此借口，而为阳桥之役。公也乃屈千乘之尊，会其大夫于蜀，致赂纳质，以求免焉，则其辱国大矣。观《春秋》书“取汶阳田”于前，而书“公会楚公子婴齐”于后，则鲁之所获不如所丧，为国而不以礼，其效岂不深切著明矣哉？尝谓天下莫大于礼，莫强于义。是故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后蛮夷顺令，以事中国，不敢违也。今也友邦冢君不能和协，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为猾夏之阶，不亦甚哉！观成公之所以胜齐而辱于楚者，抑亦可以为戒矣。

且夫汶阳，鲁故田也，而见夺于强大之齐。考于建邦士地之图，若在封域之中，则先王所锡，先祖所受，不敢失坠，所当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当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之，则固有兴灭继绝之义，齐固不得而有，亦岂鲁之所当有哉？今鲁之战齐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于大国，幸以获胜，则藉郤克之言，以取汶阳，而不使一介告诸天子，是惟强力之恃，而于君臣之义蔑矣。虽取故邑，与夺人之有何异哉？而不知我以强力陵人，人亦以强力而陵我矣。未几楚人遂有侵卫、侵我之师，以问伐齐之故。甥舅之国，剪为仇雠，而使蛮夷得以为词，亦已颠矣。而又不能亲贤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国君之尊，亲会公子婴齐于蜀，而荐侑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听于夷狄之大夫，岂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礼为国，以及此忧也。故曰“藉势以复地，其利国也为甚微；致赂以从夷，其辱国也为甚大”也。

季孙行父为国上卿，固当上使其君，保安富尊荣之位，而下庇其民，使无辛苦垫隘之祸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残民以逞其私。汶田之归，扬扬然自以为功，而辱逮君父不顾也。方将立武宫以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韩穿一言，复束手以归诸齐，而所得者为虚文，不足以偿所丧。然后知不以义为利，而以利为利，乃有国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讥取汝阳田之意远矣。

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后序

《诚意伯刘公文集》固栝一方文献，实为明百代文章勋业之宗、儒先理学之统也。刻自永乐初王太史景，后凡三易梓矣。岁久浸堙，论次或盭，海内学士大夫诵说睹慕公者，每嗟咨焉。嘉靖己未，公卿达斗山樊侍御尝刻于北畿巡院，东南修辞士人鲜得觏睹。且经义删遗，似非全集。隆庆壬申春，豫章虬峰谢公持斧按两浙，丕崇正学，风厉人文。行部至栝，握刘公简籍，恻然曰：“集残缺矣，士君子有志用世明道，舍是何所法程哉！”乃檄烈搜讨遗文，重手校而锓焉，公诸远迩，意甚渥也。刻成，授烈序诸末简。序曰：

烈自撮发读书，即跂向公勋业、文章为古今殊绝人物，恨不一至其地，为之藻蓺，奋感依冯。兹猥以谫薄承乏公郡，获瞻仪刑章典，复辱挂名文字中以自托于尚友，岂非畴昔之愿哉！夫天将开一代文明之治，则必笃生名世之臣，以应昌期，遘会风云，翊主佐命，赞谟决策，拨乱攘夷，辅成皇王之化，未始不本之于道德文章。道德文章，精神心术之微也。古之君子，若伊尹于商，吕望于周，其阿衡鹰扬，事业已定于莘野、渭滨之时。子房始遇沛公，运筹决策，以成帝业，亡一不酬。孔明卧草庐，与先主商榷孙、曹，因蜀之资以图天下，终身不易其言。公天挺人豪，锺禀特异，固伊、吕之亚，子房、孔明之俦也。生丁元季，厄塞抗愤，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撰著《郁离》《覆瓿》诸篇章，言虽雄浑奥密，闳辨激壮，体裁殊，而摅忠阐性，则皆所以铺撷其拯世救民之心，酿酝夫礼乐法制之教。出入造化，机变鬼神，卒泽于道德仁义之懿。及其明炳物先，克识真主，起从而受心膂之寄，柄帷幄之筹，殄汉歼吴，驱夷奠夏，指授诸虓虎熊貔柱石之臣，以成高皇帝大一统之业，涤秽湔膻，复还三代之华，何其伟欤！

嗟嗟，树开国之勋猷，昭传世之文章，与古先豪杰兼休并显于千百世之后，公盖出有所为而生非无意者矣。岂章句之儒，虚诵读，守空文，罔效尺寸已哉？是固烈之依凭向慕之私也。谨序。

隆庆六年秋七月朔，后学建安陈烈顿首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