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_(张之洞) 中华文库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干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箸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于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枿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于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葱，起鲁国诸儒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于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于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内篇

　　同心第一 教忠第二 明纲第三 知类第四 宗经第五 正权第六 循序第七 守约第八 去毒第九

　　外篇

　　益智第一 游学第二 设学第三 学制第四 广译第五 阅报第六 变法第七 变科举第八 农工商学第九 兵学第十 矿学第十一 铁路第十二 会通第十三 非弭兵第十四 非攻教第十五

同心第一

　　范文正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顾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虽贱，与有责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几何？一命所济，济者几何？匹夫所责，责者几何？然而积天下之秀才则尽士类，积天下之命官则尽臣类，积天下之匹夫则尽民类，若皆有持危扶颠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则其国安于磐石，无能倾覆之者。是故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劝学，官以兴能，朝廷明于上则人才成于下。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人才奋于下则朝廷安于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赘旒，孔子诛乱贼，孟子明仁义，弟子布满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馀年，七十子后学者，流衍益广。至西汉而儒术大兴，圣道昭明，功在万世。东汉末造，名节、经学最盛，李、郭之气类，郑康成之门人，亦布满天下，一时朝野多重操行、尚名义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汉以兴；诸葛隐居躬耕，而师友极盛。其人皆天下之豪杰，所讲明者天下之大计，故昭烈得之而成王业。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郑学，故北朝兵事纷纭，而儒风不坠。隋王通讲道河汾，门徒众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与交游，〈其书虽有夸饰，其事不能尽诬，房、杜辈非必门人也。〉故贞观多贤而民得苏息。唐韩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赞伯夷，文宗六经，至北宋而正学大明，学统、文体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学术之中正、风俗之洁清，远过汉、唐，国脉既厚，故虽弱而不亡。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当时虽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满天下，故元有许、刘、吴、廉诸儒，元虐以减。明尚朱学，中叶以后，并行王学，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厉气节为事。三百年间，主昏于上，臣忠于下，明祚以延。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

　　吾闻欲救今日之世变者，其说有三：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夫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故国不威则教不循，国不盛则种不尊。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苏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宗尚儒术，以教为政。我朝列圣，尤尊孔、孟、程、朱，屏黜异端，纂述经义，以躬行实践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岉，必有与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说，圣道虽高虽美，彼安用之？五经四子，弃之若土苴；儒冠儒服，无望于仕进。巧黠者充牧师，充刚巴度，充大写〈西人用华人为记室。名大写〉。椎鲁者谨纳身税，供兵匠隶役之用而已。愈贱愈愚，愚贱之久，则贫苦死亡，奄然澌灭。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守残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

　　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执政以启沃上心、集思广益为事，言官以直言极谏为事，疆吏以足食足兵为事，将帅以明耻教战为事，军民以亲上死长为事，士林以通达时务为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则洙泗之传、神明之胄，其有赖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国也，而孔子以为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守王道、待后学，保教也，而汲汲焉忧梁国之危，望齐宣之王，谋齐民之安。然则舍保国之外，安有所谓保教、保种之术哉？今日颇有忧时之士，或仅以尊崇孔学为保教计，或仅以合群动众为保种计，而于国、教、种安危与共之义忽焉。《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此之谓也。

教忠第二

　　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请言其实：三代有粟米、布缕、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调三等之赋，最称善政，已列多名。以后秦创丁口之钱、汉行算缗之法、隋责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盐钱，中唐、北宋有青苗钱，宋有手实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于常例田赋、力役之外。明万历行一条鞭法，丁、粮尚分为二，明季又有辽饷、剿饷、练饷。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银并入钱粮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编审之法。于是历代苛征，一朝豁除。赋出于田，田定于额，凡品官士吏、百工闲民，甚至里宅货肆、钱业银行，苟非家有田产、运货行商者终身不纳一钱于官。

　　顺治元年，即将前明三饷除免；康熙中，复减江苏地丁银四十万；雍正三年，减苏松一道地丁银四十五万、南昌一道地丁银十七万；乾隆二年，减江省地丁银二十万；同治四年，减江南地丁银三十万、减江南漕粮五十馀万石、浙江漕粮二十六万馀石。初制已宽，损之又损，是曰薄赋，仁政一也。

　　前代赐复蠲租，不过一乡一县。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钱粮八次、普免天下漕粮四次。嘉庆朝复普免天下漕粮一次。至于水旱蠲缓，无年无之，动辄数百万。损上益下，合而计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宽民，仁政二也。

　　历代赈恤，见于史传者为数有限，或发现有之仓，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灾，富弼仅劝民出粟十五万斛，益以官廪；曾巩仅请赐钱五十万贯，贷粟一百万石。杭州之灾，苏轼仅请度牒数百道。本朝凡遇灾荒，仁恩立霈，动辄巨万。即如光绪以来，赈恤之举岁不绝书。丁丑、戊寅之间，晋、豫、陕、直之灾，赈款逾三千万金。此外畿辅、苏、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辄数百万或百馀万，从古罕闻。以今日度支之匮乏、洋债之浩繁，而独于赈恤之款虽多不惜，甚至减东朝之上供，发少府之私钱，出自慈恩，以期博济。是曰救灾，仁政三也。

　　前代国家大工大役，皆发民夫行赍居送，官不给钱。长城、驰道、汴河之工无论矣，隋造东都，明造燕京，调发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骚动，死亡枕藉。以及汉凿子午、梁筑淮堰、唐开广运、宋议回河，民力为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给雇值，即如河工一端，岁修常数百万，有决口则千馀万，皆发库帑。沿河居民，不惟无累，且因以赡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买民物，名曰和买、和籴，或强给官价，或竟不给价，见于唐、宋史传、奏议、文集，最为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苏杭织造、楚粤材木，发帑购办，商民吏胥皆有霑润。但闻商贾因承办官工、承买官物而致富者矣，未闻商贾因采办上供之物而亏折者也。子产述郑商之盟曰“无强贾，无丐夺”，于今见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贡，唐虞已然，汉之龙眼荔支，唐之禽鸟，明之鲥鱼，皆以至微之物，而为官民巨害，其他贵重者可知。本朝此义虽存，所贡并无珍异，广东贡石砚、木香、黄橙、干荔之属，江南贡笺扇、笔墨、香药之属，湖北贡茶、笋、艾葛之属，他省类推，由官发钱，不扰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应宫，所需木石、金锡、丹青之物，征发遍九州，搜罗穷山谷，致雁荡之山由此开通，始为人世所知，史书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兴花石纲，破屋坏城，等于劫夺。民不聊生，遂酿大乱。今内府上用，民不与知。是曰减贡，仁政六也。

　　前代游幸最为病民，汉、唐、宋以来，东封西祀，四海骚然。若明武宗北游宣大，南到金陵，狂恣败度，尤乖君德。至于秦、隋，更无论矣。本朝屡次南巡，亦间有东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观民为主，勘河工、阅海塘、查灾问民瘼、召试求人才，所过郡县必免钱粮。其桥道供张，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监商，或豁免积亏，或予以优奖。至今旧闻私记，但道其时市廛之丰盈、民情之悦豫，从无几微烦扰愁苦之词。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发民兵，汉选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劳关辅之师以讨南诏，田园荒芜，室家仳离，死伤过半，仅得生还。唐之府兵、明之屯卫，书生称为良法。然而本系农夫，强以战斗，征戍之苦，愁怨惨凄。司马温公尝论之矣，于忠肃尝改之矣。北宋签官军，刺义勇，练保甲，当时朝野病之。本朝军制不累农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绿营，嘉庆以后参用乡勇。其人由应募而来，得饷而喜，从无签派之事。是曰恤军，仁政八也。

　　前代国有大事，财用不足则科敛于民，汉、唐以来皆然，今土司犹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将伐辽，则派天下出免夫钱六千二百万缗〈见蔡条《铁围山丛谈》〉。宣和中创经制钱，绍兴以后又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帐钱、折帛钱，岁得数千万缗，并无奖叙。明季用兵，初加辽饷，继加剿饷，又加练饷，共加赋二千万。果如此法，筹饷易耳。本朝每遇河工、军旅，则别为筹饷之策，不以科派民间。历年开设捐输，奖以官爵，并加广其学额、中额。朝廷不惜为权宜之策，而终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权，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后，刑法滥酷，两汉及隋，相去无几，宋稍和缓，明复严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于《大清律》一书。一、无灭族之法；二、无肉刑；三、问刑衙门不准用非刑拷讯，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实缓决，情实中稍有一线可矜者，刑部夹签声明请旨，大率从轻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责实杖四十，夏月有热审减刑之令，又减为三十二；六、老幼从宽；七、孤子留养；八、死罪系狱不绝其嗣；九、军流徒犯，不过移徙远方，非如汉法令为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门岛，额满则投之大海；十、职官妇女收赎，绝无汉输织室，唐没掖庭，明发教坊诸虐政。凡死罪必经三法司会核，秋审句决之期，天子素服，大学士捧本，审酌再三，然后定罪，遇有庆典则停句减等，一岁之中，句决者天下不过二三百人，较之汉文帝岁断死刑四百，更远过之。若罪不应死而拟死者谓之“失入”，应死而拟轻者谓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抚、兼管巡抚事之总督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级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调，仍声明请旨，遇有疑狱，则诏旨驳查复讯，至于再三，平反无数，具见于历朝圣训。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据之朝，中外阻绝之世，其横遭略卖没蕃陷虏之民，朝廷不复过问。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诱贩之猪仔、美国被虐之华工，特遣使臣，与立专约，保护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异取内府之金以赎鲁人、拔三郡之民以归汉地耶？是曰覆远，仁政十一也。

　　前代黩武之朝残民以逞，本朝武功无过康熙、乾隆两朝，其时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萨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图交犯而商市开，越南来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兹，外洋各国屡来构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乱而取朝鲜，乘谅山之胜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与宋代等，两汉多任贵戚，北朝多任武将，六朝专用世家，赵宋滥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乐工、市侩为朝官，明以道士、木匠为六卿，若元代则立法偏颇，高官重权，专用蒙古、色目人，而汉人、南人不与。本朝立贤无方，嘉惠寒畯，辟雍驾临，试卷亲览，寒士儒臣与南阳近亲，丰镐旧族一体柄用。又汉、魏诛戮大臣，习为常事，唐则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则东厂、北司毒刑廷杖，专施于忠直之臣，碧血横飞，天日晦暗，尤为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礼，既无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谪官于外，即日逐出国门，程期不得淹留，亲友不得饯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车就道。且前代每有党锢学禁，罚及累世，株连亲朋。本朝进退以礼，不以一眚废其终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历代亲贵佞幸，骄暴横行最为民害，汉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贵主禁军、五坊小儿、监军敕使，元之僧徒、贵族，明之藩府矿使、边军缇骑、方士乡官，胁辱官吏、残虐小民，流毒遍于天下。本朝一皆无之，政令清肃，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笃念勋臣，优恤战士，其立功而袭封者无论矣，凡战阵捐躯者，但有一命，无不加赠官阶，给予世职，自三品轻车都尉至七品恩骑尉。即至外委生监殉难者，亦皆有之。本职或袭二十馀次，或袭三四次，袭次完时，均予恩骑尉，世袭罔替，皇祚亿万，其食禄即与为无穷。咸丰至今，京师顺天府及各省奏请忠义恤典，已至数百案。又职官虽非战功而没于王事，或积劳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难荫”，自汉迄明，其待忠义死事之臣有如是之优渥者乎？是曰劝忠，仁政十五也。

　　此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列圣继继绳绳，家法、心法相承无改二百五十馀年，薄海臣民日游于高天厚地之中，长养涵濡，以有今日。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中国虽不富强，然天下之人，无论富贵贫贱皆得俯仰宽然，有以自乐其生；西国国势虽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郁遏未伸，待机而发，以故弑君刺相之事岁不绝书，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国者矣。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大顺所在，天必岉之。世岂有无良之民，如《小雅》所讥者哉。

明纲第三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此《白虎通》引《礼纬》之说也，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之义本之。《论语》“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注：“所因，谓三纲五常。”此《集解》马融之说也，朱子《集注》引之。《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见旅华西人遇其国有吉凶事，贺吊忧乐，视如切身，是西国固有君臣之伦也。《摩酰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为先，西人父母丧亦有服，服以黑色为缘，虽无祠庙、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虽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举，以插花冢上为敬，是西国固有父子之伦也。〈家富子壮则出分，乃秦法。西人于其子，必教以一艺，年长艺成，则使之自谋生计，别居异财，临终分析财产，男子、女子皆同，兼及亲友，非不分其子也〉戒淫为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际，其防检虽视中国为疏，然淫佚之人，国人贱之。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亲，无为婚者〉惟男衣毡布，女衣丝锦，燕会宾客，女亦为主，此小异于中国，〈《礼记·坊记》大飨废夫人之礼，《左传》昭二十七年：公如齐，齐侯请飨之，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曰“请使重见”。是古有夫人与燕飨之礼，因有流弊，废之〉女自择配，〈亦须请命父母且订约，而非苟合〉男不纳妾，此大异于中国。然谓之男女无别则诬，且西人爱敬其妻虽有过当，而于其国家政事、议院、军旅、商之公司、工之厂局，未尝以妇人预之，是西国固有夫妇之伦也。

　　圣人为人伦之至，是以因情制礼，品节详明。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诚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乃贵洋贱华之徒，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饮食服玩，闺门习尚，无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讥笑之。甚至中士文学聚会之事，亦以七日礼拜之期为节目，〈礼拜日亦名星期，机器局所以礼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闻海滨洋界，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而后快，怵心骇耳，无过于斯。中无此政，西无此教，所谓非驴非马，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

知类第四

　　种类之说，所从来远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左氏传》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三年问》曰：“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是知有教无类之说，惟我圣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华帝王无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为五种，以欧罗巴洲人为白种，亚细亚洲人为黄种，西南两印度人为棕色种，阿非利加洲人为黑种，美洲土人为红种；〈欧洲种类又自有别，俄为斯拉物种，英、德、奥、荷为日耳曼种，法、意、日比为罗马种，美洲才智者由英迁往，与英同为白种，同种者性情相近，又加亲厚焉〉西起昆仑，东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内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罗、缅甸、东中北三印度，东及环海之朝鲜、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脉与朝鲜连，仅隔一海峡〉，其地同为亚洲，其人同为黄种，皆三皇五帝声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种族之所分。隋以前佛书谓之“震旦”，今西人书籍文字于中国人统谓之曰“蒙古”〈以欧洲与中国通始于元太祖故〉，俄国语言呼中国人曰“契丹”，是为亚洲同种之证。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气，故昼夜适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灵淑，风俗和厚，邃古以来称为最尊、最大、最治之国。文明之治，至周而极，文胜而敝，孔子忧之，历朝一统，外无强邻，积文成虚，积虚成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懵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见势绌，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内之士，感概发愤，竭智尽忠，求纾国难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则视国家之休戚漠然无动于其心，意谓此非发捻之比，中华虽沦，富贵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为贪黩，以待合西伙为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说甚至诋中国为不足有为，讥圣教为无用，分同室为畛域，引彼法为同调，日夜冀幸天下有变，以求庇于他人。若此者，仁者谓之悖乱，智者谓之大愚。印度属于英矣，印度土人为兵为弁，不得为武员，不得入学堂也；越南属于法矣，华人身税有加，西人否也。华人无票，游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属于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议院也；美国开辟之初则赖华工，今富盛之后则禁华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员某，吞蚀公款数十万金，存于德国银行，其人死后，银行遂注销其帐，惟薄给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故王猛死不伐晋，钟仪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耻为人役之人，君子知乐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韩非之覆韩必杀其身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孙婼聘于宋，桐门右师见之，〈杜注：右师，乐大心，居桐门〉语卑宋大夫而贱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师其亡乎？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是贱其身也，能有礼乎？无礼必亡。定公九年传，逐桐门右师。〈注：终叔孙昭子之言〉《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权孙辄，叔孙辄对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托也则隐。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恶废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通鉴》卷六：秦王下吏治韩非，非自杀。臣光曰：“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宗经第五

　　衰周之季，道术分裂，诸子蜂起，判为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胜，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显。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补经义，〈乾嘉诸儒以诸子证经文音训之异同，尚未尽诸子之用〉应世变，然皆有钓名侥利之心，故诡僻横恣，不合于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墨子贵兼，料子贵别，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不过如扁鹊适周则为老人医，适秦则为小儿医，聊以适时自售耳，岂其情哉？自汉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艺之科为断，今欲通知学术流别，增益才智，针起喑聋跛躄之陋儒，未尝不可兼读诸子，然当以经义权衡而节取之。刘向论《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合于六经之义。”斯可为读诸子之准绳矣。〈汉书艺文志曰：“若能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意与此同〉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

　　诸子之驳杂，固不待言，兹举其最为害政、害事而施于今日必有实祸者。如《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扬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读隆杀之杀〉，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子》及他书所引〉韩非用申之术，兼商之法，惨刻无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务德。商鞅暴横，尽废孝弟仁义，无足论矣。此外若《吕览》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见。刘向谓其中诋孔子者为辩士伪托《战国策》考见世变，势不能废。〈晁公武以《战国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孙吴、尉缭，兵家专门，尚不害道。〈孙子，惟“用间”篇末有谬语，尉缭惟“兵令”篇末有谬语〉尹文、慎到、鹖冠、尸佼，可采无多。至于公孙龙巧言无实，鬼谷阴贼可鄙，皆不足观。又如《关尹子》多剿佛书，并有后世道书语；《文子》全袭《淮南》，皆出作伪。西汉儒家诸子，如贾长沙、董江都、刘子政，皆为儒家巨子，《说苑》、《新序》最为纯正，《新书》已多残缺，《春秋繁露》精义颇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后师之说，几陷大愚之诛，宜分别观之。《法言》文藻而已，《孔丛》、《家语》甚多精言，兼存孔门行事，虽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为王肃诸人伪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资考古，闲有精理］大抵诸家纰缪易见，学者或爱其文采，或节取一义，苟非天资乖险，鲜有事事则效、实见施行者；独老子见道颇深，功用较博，而开后世君臣苟安误国之风，致陋儒空疏废学之弊，启猾吏巧士挟诈营私，软媚无耻之习，其害亦为最巨。功在西汉之初，而病发于二千年之后，是养成顽钝积弱，不能自振之中华者，老氏之学为之也。〈“大巧若拙”一语最害事，此谓世俗趋避钻刺之巧则可矣，若步天测地、工作军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岂有巧拙相类之事哉？数十年来，华人不能扩充智慧者，皆为此说所误〉故学老者病痿痹，学馀子者病发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若不折衷于圣经，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坠入于泥，亦必死矣，不独诸子然也。

　　群经简古，其中每多奥旨异说，或以篇简摩灭，或出后师误解。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新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馀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伊川程子曰：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故为此说以规之。

正权第六

　　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

　　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聚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且外国筹款等事重在下议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议院，故必家有中资者乃得举议员。今华商素鲜巨资，华民又无远志，议及大举筹饷，必皆推诿默息，议与不议等耳，此无益者一。

　　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且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此无益者二。

　　将以开学堂欤？从来绅富捐资，创书院，立义学，设善堂，例予旌奖，岂转有禁开学堂之理，何必有权？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此无益者三。

　　将以练兵御外国欤？既无机厂以制利械，又无船澳以造战舰，即欲购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进口，徒手乌合，岂能一战？况兵必需饷，无国法岂能抽釐捐，非国家担保岂能借洋债？此无益者四。

　　方今中华诚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业者，由朝廷之法维系之也。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倡此议者，岂得独安独活？且必将劫掠市镇，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国必藉保护为名，兵船、陆军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或谓朝廷于非理要求，可诿之民权不愿，此大误也。若我自云国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将自以兵力胁之昔法国承暴君虐政之后，举国怨愤，上下相攻，始改为民主之国。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此所谓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权之说所由来，其意不过曰国有议院，民间可以发公论、达众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译者变其文曰“民权”，误矣。〈美国人来华者，自言其国议院公举之弊，下挟私，上偏徇，深以为患。华人之称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谈耳〉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至外国今有自由党，西语实曰“里勃而特”，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译为“公论党”可也，译为“自由”非也。

　　若强中御外之策，惟有以忠义号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盗跖才武拥众，而不能据一邑；田畴德望服人，而不能拒乌桓；祖逖智勇善战，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于晋，而遂足以御石勒；宋弃汴京而南渡，中原数千里之遗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两河结寨，陕州婴城莫能自保，宋用韩、岳为大将，而成破金之功；八字军亦太行民寨义勇也，先以不能战为人欺，刘锜用之，而有顺昌之捷；赵宗印起义兵于关中，连战破敌，王师败于富平，其众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璘为将，而后保全蜀之险。盖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势固然也。曾文正名为起家办团练矣，其实自与发匪接战以来，皆是募勇营、造师船，济以国家之饷需，励以国家之赏罚，而以耿耿忠义、百折不回之志气，激厉三军，感发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岂团练哉？岂民权哉？

　　或曰，民权固有弊矣，议院独不可设乎？曰：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凡遇有大政事，诏旨交廷臣会议，外吏令绅局公议，中国旧章所有也。即或咨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绅民得以公呈达于院、司、道、府，甚至联名公呈于都察院；国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陈奏，可呈请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施行，固朝廷所乐闻者。但建议在下，裁择在上，庶乎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何必袭议院之名哉？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翻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簿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

　　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如养生者，先有谷气而后可饫庶羞；疗病者，先审藏府而后可施药石。西学必先由中学，亦犹是矣。〈华文不深者不能译西书〉外国各学堂，每日必诵耶苏经，示宗教也；小学堂先习蜡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国地图，再览全球图，示有序也；学堂之书，多陈述本国先君之德政，其公私乐章，多赞扬本国之强盛，示爱国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之骑、无柁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约第八

　　儒术危矣，以言乎迩，我不可不鉴于日本；以言乎远，我不可不鉴于战国。昔战国之际，儒术几为异学诸家所轧，吾读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说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于有博无约。如此之儒，止可列为九流之一耳，焉得为圣，焉得为贤？老诟儒曰“绝学无忧”，又以孔子说十二经为大谩；墨诟儒曰“累寿不能尽其学”，墨子又教其门人公尚过不读书；法诟儒曰“藏书策，修文学，用之则国乱”。〈《韩非子》语〉大率诸子所操之术，皆以便捷放纵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难无用诬儒家，故学者乐闻而多归之。夫先博后约，孔、孟之教所同，而处今日之世变，则当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且孔门所谓博，非今日所谓博也，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即以经而论，古言古义隐奥难明，讹舛莫定，后师群儒之说解纷纭百出，大率有确解定论者不过什五而已。沧海横流，外侮荐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再历数年，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则儒益为人所贱，圣教儒书浸微浸灭，虽无嬴秦坑焚之祸，亦必有梁元文武道尽之忧，此可为大惧者矣。尤可患者，今日无志之士本不悦学，离经畔道者尤不悦中学，因倡为中学繁难无用之说，设淫辞而助之攻，于是乐其便而和之者益众，殆欲立废中学而后快，是惟设一易简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间执仇中学者之口，而解畏难不学者之惑。

　　今欲存中学，必自守约始，守约必自破除门面始。爰举中学各门求约之法，条列于后，损之又损，义主救世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依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间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之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然百人入学，必有三五人愿为专门者，是为以约存博，与子夏所谓博学近思、荀子所谓以浅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专门箸述之学，有学堂教人之学。专门之书，求博求精，无有底止，能者为之，不必人人为之也，学堂之书，但贵举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学术皆分专门学堂与普通学堂为两事〉将来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晓中学大略之人，书种既存，终有萌蘗滋长之日，吾学、吾书庶几其不亡乎。

　　一、经学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诗谱序：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经邦国、治官府、纪万民，其馀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国、官、民三义并举。盖官为国与民之枢纽，官不治则国民交受其害。此为《周礼》一经专有之义，故汉名《周官经》，唐名《周官礼》此总括全经之大义也。如十翼之说《易》，《论》《孟》《左传》之说《书》，大小序之说《诗》，《孟子》之说《春秋》，《戴记》之说《仪礼》，皆所谓大义也。

　　欲有要而无劳，约有七端：一、明例，谓全书之义例。〈毛诗以训诂音韵为一要事，熟于《诗》之音训，则诸经之音训皆可隅反〉一、要指，谓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经少则数十事，多则百馀事。一、图表。〈诸经图表皆以国朝人为善，谱与表同〉一、会通，谓本经与群经贯通之义。一、解纷，谓先儒异义各有依据者，择其较长一说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国朝人说而后出者较长〉一、阙疑，谓隐奥难明碎义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别，谓本经授受之源流，古今经师之家法。〈考其最箸而今日有书者〉以上七事，分类求之，批却导昒，事半功倍。

　　大率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易》则程传与古说兼取。〈并不相妨〉《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孙书兼采汉人说及王弼注〉《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诗》止读陈奂《毛诗传疏》，《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国朝人讲《公羊》者惟此书立言矜慎，尚无流弊〉，《春秋穀梁传》止读钟文烝《穀梁补注》，《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已刊未毕〉《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钦定七经“传说”“义疏”皆学者所当读，故不备举〉《论》、《孟》除朱注外，《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孝经》即读通行注本，不必考辨。《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兼采段、严、桂、钮诸家，明白详慎，段注《说文》太繁而奥，俟专门者治之〉

　　以上所举诸书，卷帙已不为少，全读全解亦须五年，宜就此数书中择其要义先讲明之，用韩昌黎提要钩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钩乙标识。但看其定论，其引征辨驳之说不必措意若照前说七端，节录纂集，以成一书，皆采旧说，不参臆说一语，小经不过一卷，大经不过二卷，尤便学者。此为学堂说经义之书，不必章释句解，亦不必录本经全文。〈盖十五岁以前诸经全文已读，文义大端已解矣〉师以是讲，徒以是习，期以一年或一年半毕之，如此治经，浅而不谬，简而不陋，即或废于半途，亦不至全无一得。有经义千馀条以开其性识，养其本根，则终身可无离经畔道之患。总之，必先尽破经生箸述之门面，方肯为之，然已非村塾学究科举时流之所能矣。

　　一、 史学考治乱典制。

　　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事实求之《通鉴》。〈《通鉴》之学，《资治通鉴》、《续通鉴》、《明通鉴》〉约之以读《纪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学，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如汉《郊祀》，后汉《舆服》，宋《符瑞》、《礼乐》，历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历》，唐以后之《艺文》，可缓也。地理止考有关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关治理者。如古举今废，名存实亡，暂置屡改，寄禄虚封，闲曹杂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学，《通典》、《通考》约之以节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国朝人有《文献通考详节》，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条目有应详而不详者，内又有数门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略，知其义例可也。考史之书约之以读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氏《商榷》可节取，钱氏《考异》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缓〉史评约之以读《御批通鉴辑览》。若司马公《通鉴》，论义最纯正而专重守经，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于经世之用。〈此说非因尊王而然，好学而更事者读之自见〉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若考古之史学不在此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说详《宗经》篇。

　　一、理学看学案。五子以后，宋、明儒者递相沿袭，探索幽渺，辨析朱、陆，掊击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体多仿宗门语录，质而近俚，高明者厌倦而不观，谨愿者惝恍而无得，理学不绝如线焉耳。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黄梨洲《明儒学案》成于一手，宗旨明显而稍有门户习气；全谢山《宋元学案》成于补辑，选录较宽而议论持平，学术得失，了然易见。两书甚繁，当以提要钩元之法读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两书，其馀理学家专书可缓矣。惟《朱子语类》原书甚多，学案所甄录者未能尽见朱子之全体真面，宜更采录之。陈兰甫《东塾读书记》朱子一卷最善。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词章有奏议、书牍、记事之用，不能废也。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若学者自作，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则不至劳积损志矣。〈朱子曰：“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须是靠实说，不可架空细巧，大率七八分实，二三分文。欧文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均《语类》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专在知今，一形势，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产，一都会，一运道〈水道不尽能行舟〉，一道路，一险要，一海陆边防，一通商口岸。若《汉志》之证古，《水经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陕，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按图索之，十日可毕，暂可不必求详，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馀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尽西艺，其于西政更无与矣。天文、地图、化、力、光、电，一切格物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可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今世学人治算学者，如李尚之、项梅侣、李壬叔诸君，专讲算理，穷幽极微，欲卒其业，皓首难期，此专家之学，非经世之具也。〈算学西多中少，因恐求备求精有妨中学，故附于此〉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中学之训诂犹西学之翻译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晓其人之语。去古久远，经文简奥，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近人厌中学者动诋训诂，此大谬可骇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二程遗书》，《近思录》引〉朱子曰：“训诂则当依古注。”〈《语类》卷七〉又曰：“后生且教他依本子认得训诂文义分明为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诳误后生，其实都晓不得也。”〈《答黄直卿书》〉又曰：“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答张敬夫书》〉又曰：“向议欲刊《说文》，不知韩丈有意否，因赞成之为佳。”〈《答吕伯恭书》。此外言训诂为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经，训诂精审，考据《说文》者甚多。《潜夫论》圣为天口，贤为圣译，可谓善譬。若不通古音古义而欲解古书，何异不能译西文而欲通西书乎？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不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如水部自有专书，示部多列祭礼，舟车今制为详，草虫须凭目验，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忤，则阙之不论。〈许君书既有脱口逸，复多奥义，但为求通六书，不为究极许学，则功力有限断矣〉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何至有废时破道之患哉？若废小学不讲，或讲之故为繁难，致人厌弃，则经典之古义茫昧，仅存迂浅俗说，后起趣时之才士，必皆薄圣道为不足观，吾恐终有经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资性平弱并此亦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烟之为害，乃今日之洪水猛兽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过九载，猛兽之害不出殷都，洋烟之害流毒百馀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数十万万人，以后浸淫尚未有艾。废人才、弱兵气、耗财力，〈近年进口洋货价八千馀万，出口土货可抵五千馀万，洋药价三千馀万，则漏卮也。是中国不贫于通商而贫于吸洋烟也〉遂成为今日之中国矣。而废害文武人才，其害较耗财而又甚焉。志气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见闻不广，游历不远，用度不节，子息不蕃。更数十年，必至中国胥化而为四裔之魑魅而后已。

　　昔者国家尝严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祸中国，谁能除之？然而吾意以为不然，《论语》曰：“齐之以刑，免而无耻；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顾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学得而化之。何也？中国吸烟之始，由于懒惰，懒惰由于无事，无事由于无所知，无所知由于无见闻。士之学取办于讲章墨卷，官之学取办于例案，兵之学取办于钝器老阵，如是已足，〈近日宋学、汉学、词章、百家之学亦皆索之故纸，发为空言，不必征诸实事，考诸万物〉农无厚利，地无异产，工无新器，商无远志，行旅无捷途，大率皆可以不勤动、不深思、不广交、不远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缓，缓生暇，暇生废，于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学之故也。若学会广兴，文武道艺，城乡贵贱无有不学，弱者学之于阅报，强者学之于游历，其君子胸罗五洲，其小人思穷百艺，方且欲上测行星、下穷地隔、旁探南北极，岂尚有俾昼作夜、终老于一灯一榻者？导之且不为，况禁之哉？故曰兴学者，戒烟之药也。近日海内志士，伤时念乱，怵然有人类灭绝之忧。上海、扬州均有戒烟会，其说大抵各自治其所属之人，如吸烟者，主不以为仆，师不以为士，将不以为兵，田主不以为佣，商贾不以为伙，匠师不以为工，凡以治愚贱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贵智能之人，则将吏、师长、田主、工师不乏吸烟者，彼恃有逃墨归杨之薮，犹不戒也。且官师皆无常职，彼视其官师如传舍，亦不戒也。吾谓惟在以学治智能少壮之人，愚贱者视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听之，十年之后，此智能少壮之士大率皆富贵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属之人，三十年而绝矣。今各省多创立学会，谓宜即以戒烟会附之而行，无论何学会皆列此一条。四十岁以上戒否听其便，四十岁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会，家训训此，乡约约此，学规规此，剥穷则反，此其时乎？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使孔、孟复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益智第一

　　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孔子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人力不能敌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御大水堕高山，然而能阻之开之者，智也。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钧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中华春秋，战国、三国之际，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假使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儆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时西国国势愈强，中国人才愈陋，虽被巨创，罕有儆悟，又有发匪之乱，益不暇及。林文忠尝译《四洲志》《万国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终；曾文正尝遣学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寿；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一儆于台湾生番，再儆于琉球，三儆于伊犁，四儆于朝鲜，五儆于越南、缅甸，六儆于日本，祸机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骄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谓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则其究必归于吞噬而后快。是故智以救亡、学以益智、士以导农工商兵。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也。大抵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印度属于英，浩罕、哈萨克属于俄，阿非利加分属于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国先属于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属于西班牙，以不尽愚而复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箸，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此李斯、韩非之学，暴秦之政也，于历代何与焉。汉求遗书，尊六经，设博士，举贤良，求茂才异等，绝国使才，非愚民也。唐设科目多至五十馀，宋广立学校，并设武学。明洪武三年开科，经义以外兼考书、算、骑、射、律，〈《明太祖实录》，《日知录》引〉非愚民也。自隋以词章取士，沿袭至今，此不过为荐举公私无凭，词章考校有据耳，谓立法未善则可，谓之愚民则诬。至我朝列圣殷殷以觉世牖民为念，刊布《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仪象考成》，教天算西学也；遣使测经纬度，绘天下地图，教地舆西学也；刊布《授时通考》，教农学也；纂《七经义疏》，刊布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开四库馆修书，分藏大江南北，纵人入读，教经史百家之学也；同治军务敉平以后，内外开同交方言馆，教译也；设制造局，教械也；设船政衙门，教船也；屡遣学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学公法、矿学、水师、陆师、炮台、铁路也，总署编刊公法、格致、化学诸书，沪局译刊西书七十馀种，教各种西学也。且同文馆三年有优保，出洋随员三年有优保，学堂学生有保奖，游历有厚资，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无如陋儒俗吏动以新学为诟病，相戒不学，故译书不广，学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学，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学者负朝廷耳。且即以旧制三场之法言之，虽不能兼西学，固足以通中学，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窃，非尽法之弊也。果能经义、策问事事博通，其于经济大端、百家学术必能贯彻，任以政事必能有为，且必能通达事变，决不至于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书而不读，家有师而不亲，过庭、入塾惟务欺饰，及至颓废贫困，乃怨怼其父母，岂不悖哉？大率近日风气，其赞羡西学者自视中国朝政、民风无一是处，殆不足比于人数，自视其高、曾、祖、父亦无不可鄙贱者，甚且归咎于数千年以前历代帝王无一善政，历代将相、师儒无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国有何学，西国有何政也？

游学第二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馀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请论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馀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论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设学第三

　　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觏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经费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馀区，大县数十，小县十馀，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修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讲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又进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馀书仿此。〉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馀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修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贫子弟，学生出赀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已出费，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自无冻馁。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尝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费不仰给于官，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其善有三，出赀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费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

　　十年以来，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然有二弊。师生言语不通，恃翻译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传达失真，豪釐千里，其不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译者善矣，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时，所教不过一两事，西人积习，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师不惮劳，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以故学堂虽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学不能精，后一弊学不能多，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仅凭一二翻译者，其弊亦同。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诵训，扬雄录别国方言，朱酺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隋志》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南海冯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时，创设方言馆，译西书数十种，是为中国知西学之始。迹其先几远跖，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者，师生对语，不惟无误，且易启发。无洋教习者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况中国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为所欺，贻害无底。吾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是以虽面谈久处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多矣。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其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帐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非所习者不能译也，为中等；能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在位之达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学之耆儒，略通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皆得取而读之，采而行之矣。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惟字须略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也。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

　　李翰称《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讳〉斯言也，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语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馀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变日多，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不惟中国之政事也，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宣之简牍，互相攻发，互相驳辨，无从深匿，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变法第七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治中年、光绪初年国家闲暇之时，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请征之经，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刘楚桢《论语正义》引《汉书》成帝纪：诏曰：“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百官表》：“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孔冲远《礼记叙》：“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是汉、唐旧说皆以温故知新为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请征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召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馀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笾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是三代之旧乎？历代变法最箸者四事：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赵边以安；北魏孝文帝变法尚文明，魏国以治。此变而得者也。〈若武灵之不终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孙不肖，与变法无涉〉商鞅变法，废孝弟仁义，秦先强而后促；王安石变法，专务剥民，宋因以致乱。此变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非不可变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养民两事为先务〉请征之本朝：关外用骑射，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乾隆中叶科场表判改五策，岁贡以外增优贡、拔贡，嘉庆以后绿营之外创募勇，咸丰军兴以后关税之外抽釐金，同治以后长江设水师，新疆、吉林改郡县，变者多矣。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訾议繁兴，此时若欲废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为苟安之俗吏，盖以变法必劳思，必集费，必择人，必任事，其馀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计，皆有不便，故藉书生泥古之谈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隐情也。至问以中法之学术治理，则皆废弛欺饰而一无所为，所谓守旧，岂足信哉？又一为苛求之谈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亦诚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顾其私，故止为身谋而无进境，制造各局，出洋各员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爱惜经费，故左支右绌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时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无定论，故旋作旋辍而无成效，学生出洋、京员游历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无人，未学工师而购机，未学舰将而购舰，海军、各制造局是也。此先后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谈，不推原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而吹求责效，较之见弹求鸮炙、见卵求时夜，殆有甚焉。学堂甫造而责其成材，矿山未开而责其获利，事无定衡，人无定志，事急则无事不举，事缓则无事不废，一埋一搰，岂有成功哉？虽然，吾尝以儒者之论折衷之矣，吕伯恭曰：“卤莽灭裂之学或作或辍，不能变不美之质。”此变法而无诚之药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将因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变法而悖道之药也。由吕之说则变而有功，由曾之说则变而无弊。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馀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搜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廿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勾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驱之，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洁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昏。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遍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着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馀。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语焉。

《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

　　南宋时科举之弊，朱子论之者甚多，其言亦极痛切，今略举数条于此：《衡州石鼓书院记》云：“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为适然而莫之救也。”《学校贡举私议》云：“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无稽，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语类》云：“今人文字全无骨气，自是时节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学，全无本柄，被人引动，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个作起，一个学起，有不崇朝而遍天下者，本来合当理会底事全不理会，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时文之弊已极，日趋于弱，日趋于巧小，将士人这些志气都消削得尽。莫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才罢，学舍中无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类是什么样有气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壮，当时亦自煞有人。及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作文字极粗，更无委曲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气。”〈卷一百九〉“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作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同上〉问：今日科举之弊，使有可为之时，此法何如？曰：“更须兼他科目取人。”〈同上〉问：今日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同上〉此亦朱子欲救当时风气之弊，使朱子见今日科举时文，不知更以为何如耳。

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扎子〈庆历四年〉：

　　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理当变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变法之利，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欧公时之不专重诗赋，意与今日不专重时文同〉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而去，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太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农工商学第九

　　石田千里，谓之无地；愚民百万，谓之无民。〈《韩诗外传》语〉不讲农、工、商之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劝农之要如何？曰讲化学。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故昔之农患惰，今之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欲尽地利，必自讲化学始。《周礼》草人掌土化之法，实为农家古义。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又须精造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则又兼机器之学。西人谓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若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然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宜设农务学堂，外县士人各考其乡之物产，以告于学堂，堂中为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县乡绅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上海《农学报》多采西书，甚有新理新法，讲农政者宜阅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给于华也，印度锡兰讲求种茶，无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销路仅恃俄商，大率俄销十之八，英、美销其一二，缘茶中含有一质，涩而兼香，西人名曰“胆念”，印茶惟胆念较华茶略少。故俄尚食华茶。若再数年，印茶日精，恐华茶无人过问矣。此茶户种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机器，烘焙无法之弊也。〈光绪二十年，湖北、湖南两省合力，以官款买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运赴俄境，自销之。西路水运，销阿叠萨，托出使许大臣交俄行带售；东路陆运，销恰克图，托俄商佘威罗福代售，除茶价、运费、关税外，西路赢馀得息一分，东路赢馀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饶馀可知也〉丝之为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国用华丝者十之六；三年以内，日本丝销十之六，意国丝十之三，华丝仅十之一，且本贵则价难减，价昂则销愈滞。此由养蚕者不察病蚕，售茧者多搀坏茧，茧耗既多，成本自贵之弊也。外国种棉分燥土、湿土两种，长茎宜湿地，短茎宜燥地。种植疏阔，故结实肥大。〈种子三粒为一窠，长至四五寸，留壮者一株，其馀拔去，每茎相距横三尺三寸，纵一尺三寸〉洋布、洋纱为洋货入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馀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一口进口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特是洋纱最精，有至四十号者，而华棉绒短纱粗，以机器纺之，仅能纺至十六号纱止，以故不能与洋纱洋布敌。购洋棉子种之，多不蕃茂，此由农夫见小，种棉过密，又不分燥湿之弊也。麻为物贱，南北各省皆产，然仅供缉绳、作袋之用，川、粤、江西仅能织夏布耳，西人运之出洋，搀以棉则织成苎布，搀以丝则织为绸缎，其利数倍。此由沤浸无术，不能去麻胶，又无搀丝之法之弊也。〈湖北现设制麻局于省城外，以西法为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他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惟种稻，西人谓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学谓土地每年宜换种一物，则其所吸之地质不同，而其根叶坏烂入土者，其性各别，又可以补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为精微，此亦简显易行者也。工学之要如何？曰教工师。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士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中国局厂良匠多有通晓机器者，然不明化学、算学，故物料不美；不晓其源，机器不合，不通其变，且自秘其技，不肯传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众生事为得计，此《王制》所谓执技事上，不与士齿者耳。今欲教工师，或遣人赴洋厂学习，或设工艺学堂，均以士人学之，名曰工学生，将来学成后名曰工学人员，使之转教匠首。更宜设劝工场，凡冲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陈列于中，以待四方估客之来观，第其高下，察其好恶，巧者多销，拙者见绌，此亦劝百工之要术也。商学之要如何？曰通工艺。夫精会计、权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国工商两业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为主，工为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环无端，中国之商惟听其自然而已。所冀者亿中之利，如博塞求赢，但凭时运；所分者坐贾之馀，如刮毛龟背。虽得不多，虽有积货如阜，日赢千金，犹为西商役也。至劝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译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华商集股，设有欺骗，有司罕为究追，故集股难。西国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虽敝，然仍是芽嫩无烟者价高而速售，霉湿搀杂者、样盘抵换者价亏而难销，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设总行以为合群持价之计，西商固必不听，群贩亦必不从。一曰游历。各省宜设商会，上海设一总商会，会中自举数人出洋游历，察其市情货式，随时电告以为制造、贩运之衡，此较设外洋公司为易。夫学问之要，无过阅历，各国口岸即商务之大学堂也。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相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至如驼羊之毛、鸡鸭之羽皆弃材也，马牛之皮革皆贱货也，西商捆载而去，制造而来，价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门德士，华名红毛泥〉、火砖〈以中国观音土和砖屑烧成之〉、火柴、火油、洋毡、洋纸、洋蜡、洋糖、洋针、洋钉，质贱、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给外人，而岁耗无算矣。然而以上诸事，非士绅讲之，官吏劝之不可，荀卿盛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

兵学第十

　　或曰：兵必须学。《论语》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诸葛忠武曰：“入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学。霍去病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岳武穆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无法、无教也。此皆圣贤名将之说也，何道之从？曰：吾将以四说通之。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有械不利，利械不习，与无手同；工作不娴，桥道不便，辎重不备，与无足同；地理不熟，测量不准，侦探不明，与无耳目同。聚千万无手、无足、无耳目之人，乌得为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战之具，范之以不败之法，既成为兵矣，而后可以施方略、言运用。至于方略运用，岂必西法，亦岂必古法哉。汉《艺文志》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馀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陆军之别有五：曰步队、马队、炮队、工队、辎重队，工、辎两队皆兼有步队之所能，每一军皆兼有之，如四体具而后为人。工队主营垒桥道之事，辎重队主械药衣粮之事，西法以步队、炮队为最重，马队止为包抄及侦探之用。工、辎二队，古人所略，缘火器猛烈，或大队相持，或侦探扼守，必须掘地营、开濠堑，顷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须应时可渡，故立工队。今日用快枪、快炮，所需弹药过多，〈一装五子、十子连珠而发者为快枪，炮子如枪子式，弹药相连，一分钟可放数十出者为快炮〉以及备战各物至为繁重，故立辎重队，分为数起，层递转运，故进不误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训》言：将以五官为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军者也；一曰候之官，侦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队之官也；一曰舆之官，即辎重队之官也。其一阙，其说舆之官曰：“收藏于后，迁舍不离，无淫舆，无遗辎，舆之官也。”往年辽东之战多因无此队之为累矣〉临战之善有三：一、未战先绘图，〈欲兴敌国有战事，先于一两年前详绘敌境地图〉一、马队充侦探，〈侦探必以马队分途四出，更番归报〉一、前敌有军医。〈随在阵后，药物皆具。西法有军乐队，以作战士之气，今姑从缓〉恤兵之善有四：一、饷厚，一、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为供备，一、阵亡者恤其家终身。教武备学生之法有三：曰学堂，曰操场，曰野操。学堂讲军械理法，地理测绘，战守机宜，古来战事。操场习体操，队伍，火器。野操习分合、攻守、侦探。〈或于山阜，或于溪谷，或于平地，作两军对敌状，惟将所指挥无定式，不仅在校场排演旧阵也〉将领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战图。兵棋者，取地图详绘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书马，步各队，将校环坐，各抒所见，商榷攻守进退之法。战图者，取西国古来大战事诸图，推究其胜败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场，迟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学堂，〈若绿营把总外委额外，勇营哨官，哨长皆为弁〉步队、辎重队弁十四月，马队弁十六月，炮队、工队弁十八月，均兼随营操演。〈其十四岁以前例入之小学堂，不在此数〉教将官者，学堂五年，随营操演二年。〈若绿营千总以上至副将，勇营管带以上至分统皆为官，以下为弁，界限甚严〉教大将者，学堂五年，随营二年，再入大学堂二年。〈若提镇及大统领〉凡为将官者，虽为官，仍不废学，以时受教于本管之将领，必至大将乃不受学，初入学堂者，年无过二十岁。总之，略于教兵，详于教将，此其要旨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此其通例也。水师之别有二：曰管轮，曰驾驶。管轮主轮机测量，驾驶主枪炮攻战、先教之于学堂，大率五年。复教之于练船，游历各国海口，习风涛，测海道，观战事，大率三年。其事较陆军为尤精。〈将领之外，又有关涉军事最要之官两项：一曰参谋官，主谋画调度，考地理，审敌情，国君之参谋，若宋之枢密、明之本兵，将帅之参谋，若今之营务处而较尊。一曰会计官，主一军械物、衣粮、车马，何物用汽车，一车装若干；何物用马，一马驮若干；何物用马车，一车装若干，皆预算于平时，若今之粮台。两项官皆出于学堂，参谋尤重。今日固有营务处、粮台，但无预为此学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营者为常备兵，教之三年，即遣之归，名为预备兵，不给饷，每年调集一操，酌予奖赏。又三年则罢为后备兵，有大战事，常备不足，则以预备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备之退为预备兵者约三之一，补新兵亦三之一，新旧层递蜕换，行之二十年，则举国之人无不习战者，用饷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气常新。其法创始于德，欧洲效之，东洋踵之。〈欧洲大战动辄用兵二、三十万，故兵须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国重武，其民以充兵为荣，为国家效力计，不为一身糊口计。〈华兵以入伍为生计，故疲老多而裁汰难〉且工商多，闲民少，其兵皆有技能，军籍既脱，仍有执业，故可行也。中国若仿为之，则惟有于三年学成之兵发给凭照，退为预备兵，遣归本籍，酌给半饷，以供本县缉捕之用。改业远出者不给饷，三年以后亦照西法退为后备，有事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将士之本务有二：曰知忠爱，曰厉廉耻。〈西洋将官教武备学生之言曰：“汝等须先知自己是中国人，将来学成，专为报效国家。若临战无勇，乃国家之耻，一身之耻。若无此心，虽练成与西兵一律之才能，亦无用也。”云云，西人武备书所言，意与此略同。东洋将领人给官书一卷，佩之于身。有来湖北者，取视其本，所载皆中国古来忠义文字，如《出师表》《正气歌》之类〉所以将士皆能知忠爱，厉廉耻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国君服提督之服，邻国之君相赠以武将之衔，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在上无发愤求战之心以倡导之，兵虽可用，将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孙、吴、韩、岳、戚，近今之江、塔、罗、李、多，与西人战，能胜否乎？曰：能。亦学西法否乎？曰：必学。夫师出以律，圣之明训也；知己知彼，军之善经也；后起者胜，古今之通义也。兵事为儒学之至精，胡文忠阅历有得之格言也。〈《孙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导，谋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争天下之交、养天下之权，皆西国兵争要义。《吴子》：“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与西法行军修路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与西法学堂重在教将领合。畜骑之对，与西法养马合〉知忠爱廉耻则必学。其不学者，必其不知忠爱廉耻者也。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义之气，运以奇正之略，奚为而不可胜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废弛，而借口于汉家自有制度，亦多见其无效忠死国之诚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语曰：“不习为吏，视己成事。”况不习兵而又不视成事，岂不殆哉？

矿学第十一

　　矿学者，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难。夫以浑浑土石，略见苗引，而欲测其矿质之优劣、矿层之厚薄、矿脉之横斜、施工之难易，是何异见垣一方人之神术矣。西国矿师之精者声价极重，不肯来华，其来者中下驷而已。方今兴利之法，诚无急于此者，然华商既无数百万之巨资，矿之易开者，一矿亦须数十万，又无数十年之矿学，但凭西师一言，岂能骤集巨股？且无论何矿，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层，资费耗尽，亦必中作而辍。若略备微资，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废然而返，是矿利终不可兴也。是惟有先讲实学，缓求速效之一法。今山东之矿已为他人所笼，山西之矿亦为西商所觊，若东三省之金，湖南、四川、云南以及川滇边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为丰饶，他省亦尚不多。有矿之省，宜由绅商公议，立一矿学会，筹集资斧，公举数人出洋，赴矿学堂学习，数年学成回华，再议开采，察矿之质性。而后购机。水有开通运道之法，陆有接通大小铁路之法。而后采矿，能不用西师固善，即仍用西师，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为所欺。如是则得尺得寸，不等于象罔求珠矣。窃谓今日万事根本惟在于煤，故煤矿较他矿尤急，而开煤尤非凿井深入不为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质必较多，其矿气必较重，其煤质必不甚坚结。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积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气闭，或地火发，是四者皆足以坏井。即使浅尝可得佳煤，而所得无多，其井已废，数月必弃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动，虽凿遍九州之山，而断不能得一可用之煤矿。〈锅炉、气机止用烟煤、白煤，若炼铁、炼钢必须焦炭，非佳煤不能炼焦炭，非西炉、西法所炼亦不能精，此又煤矿之相因递及者〉尝考英国之富以煤矿兴，故西人谓煤矿之利国利民实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则孰能代之？煤源一断，机器立停，百举俱废，虽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将而后练兵，学水师而后购舰，学工师而后制造，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或曰：必待学成而后开矿，如时迫效远何？无已，则有一变通之策焉。就本省内择取一矿，募西人之曾办矿厂确有阅历者与议包办，一切用人购器听其主持，不掣其肘，约定出矿后优给馀利，限满而不得矿有罚，即于局内设矿学堂，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已学成。此藉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但须严定限制，止开此处。若全省包办，则其害甚大，不可行〉记曰：“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若人无湛深之思，专壹之志，而欲乞灵富媪，安坐指挥以侥大利，盖不可得之数矣。

　　更有一策，与西人合本开采，本息按股匀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此策在前三年则必梗于时议，此时或可行矣。

铁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凡此五学，总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一曰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耳目者外国报也，心知者学堂也，气脉者铁路也。若铁路不成，五学之开未有日也。至铁路所不到之处，则先多修马路及行手车之小铁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综观东西洋各国，自三十年来无不以铁路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网，大国有铁路数十万里，小国有铁路二三万里。〈东西洋各国公设有铁路会，考求铁路利病新法，三年一举〉今中国干路北起卢沟，南达广州，已归总公司建造，以后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须抵押，独修铁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无须他物，商为之则利在商，国为之则利在国，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若内无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人游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华岂尚有生机乎？昔魏太武讥刘宋为无足之国，以此较两国胜负之数，谓北朝多马，南朝无马也。若今日时势，海无兵轮，陆无铁路，则亦无足之国而已。及今图之，为时已晚，若再因循顾虑，恐尽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会通第十三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腾辈之东来，法显辈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师子国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冲淡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气，故《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况今之环球诸强国，谁能诬之，谁能蔽之？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廿年以来但闻此国增兵船，彼国筹新饷，争雄争长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诵《孝经》以散黄巾，黄巾不听；举驱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有败约者必出于战，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则东洋助顺，西洋居闲，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若弭兵之议一倡，则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枕戈待敌之事。各省寥寥数军，裁者不复，存者不练，器械朽败，台垒空虚，文酣武嬉，吏贪民困，忠谏不入，贤才不求，言官结舌，人才消沮，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无志如此，于是一举而分裂之，是适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劳矣乎？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弭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讏言，舍求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庄，道也，而与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与他儒家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欧洲因争新教、旧教，连兵相杀数十年，乃教士各争权势，藉以为乱，非争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张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国借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借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中西之町畦渐化，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欧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无目者，百口一辞。及委员往，会同府县一一验视，则皆无影响，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瘪，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伤，群疑始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埋死孩以图栽诬，城乡周知，其人当即服罪讯结。此皆近事之可凭者〉试思西教创立千馀年，流行地球数十国，其新教、旧教争权攻击，则多有之矣，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若谓不戕西人，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馀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