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戊子科山东乡试策问五首

问：古者立学释菜，祀其国贤者为先师，示学者取法前哲，从地近者始也。矧东土为圣人父母之邦，名儒继踵，多士仰慕师法，尤易兴起者乎？春秋时若柳下惠、季文子、孟献子之流，嘉言懿行，于《传》述焉，多士宜诵习而考其纯驳矣！及孔子同时所交游者，大抵齐、鲁贤士。太史公既称孔子严事晏平仲矣，而又载晏子尝沮尼谿之封。夫晏子贤者，而其言何谬乎？抑史所载有未信乎？刘向录晏子于儒家，而柳宗元谓其书出于墨子之徒，又何说也？

孔子之后，齐、鲁儒者，各有着书，惜哉今不尽传。其篇目存亡可考者凡几？曾子之书，见存于《大戴礼记》者十篇，与《论语》中曾子之语，精粗奚若？《孟子》十一篇，今存者七篇。其馀轶说，尚可闻乎？

荀子尝为齐稷下祭酒矣，古以孟、荀同称。然荀子乃诋子思、孟子之说为非是，夫何悖哉？抑其言今多载于《礼记》，诸生能别出之，而论其当否欤？

汉初若鲁申培、穆生、白生、齐辕固、济南伏生之属，诚多贤者。其后若公孙弘、甗宽、韦贤父子、萧望之、匡衡、孔光，皆齐、鲁之儒，皆致位公相矣。乃其人邪正优劣，则何如也？

郑康成于东汉之末，兴于高密，为海内巨儒。夫世言理学者宗闽、洛，而考证经义详博者推汉儒。虽然，汉儒行事具在，将谓其第能博闻稽古，为有功于经乎？抑有躬修实践，诚无愧于儒者也？宋儒孙明复、石守道，最有重名，其人亦可与闽、洛诸儒并论之否？

方今皇上圣学日跻，继古道统，崇经术，奖德行，所以兴起教化，劝示儒林者至矣。诸生承圣朝之泽，而追乡里之贤，尚友千古，考论辨说，所慨慕企仰者何如哉？愿闻之以觇志趣焉。

问：儒者之学非一端，而欲观古人之迹，辨得失之林，必求诸史。为史之家有数体，而欲统贯终始，言简事该，其法必取诸编年。昔者孔子作《春秋》，为编年家之所祖，笔削褒贬，学者述焉。然孟子曰：“其文则史。”《左传》亦间称其体为《礼经》之旧。然则圣人所笔削者，殆无多欤！

自是之后，为编年之史者，有荀悦《汉纪》，张璠、袁宏《后汉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裴子野《宋略》之类。其书或传或不传，然昔人固有评之者，其概可略闻欤？

宋司马文正公，以迁、固以来文字繁多，删削冗长，举其大要，作《资治通鉴》。观其《进书表》，自谓抉摘幽隐，计较毫厘，则可谓尽善矣。乃若汉留侯之致四皓，唐庄宗之负囊矢，艳称今古，而何以不载？而杂家小说，若《西京杂记》、《平剡录》之类，转有采者何哉？其后，朱子因之作《纲目》，其法益备，而义益精，第以门人编录，或不免脱漏舛误。诸生尝尽读而考论之乎？夫孔子序《尚书》始于尧，太史公亦止纪五帝，温公《通鉴》托始于三晋，而刘恕《外纪》，独上追盘古。夫恕固与温公同修书者，而兹何其异也？其馀《前编》、《续编》、《续纲目》等书，孰为优劣？王应麟、胡三省为《通鉴》注，尹起莘、刘友益为《纲目发明》、《书法》，其得失何如？扬子云曰：“子长多爱，爱奇。”爱奇，史氏通病，岂独子长哉？故审理论世，核实去伪，而不为古人所愚，善读史者也。

我皇上圣学渊深，睿知首出，故《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及近奉《御批通鉴辑览》，所取予进退，莫不归于至当。譬之日月至明，幽隐必照，千载之远，不能欺也。多士承圣训而仰文明，于史氏之学，必有能称量是非、自摅所见者，盍详著于篇！

问：《夏书》纪九州，而各载其贡道，盖以急惟正之供，谋转输之便，圣人所以安国而利民也。禹时九州之中，四州贡道，皆在今山东之境，或由济、漯，或由汶、泗，皆达河以至帝畿。或谓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河乃“菏”字之误，是何谓耶？

自水道屡变，大河改流而南，而国家建都燕京，则天下粮运，皆由会通河以至太仓，而山东为咽喉扼要之地，是其势较古时为尤重。夫运河北所行者，漳水也；南所行者，泇、承、沂、泗也；临清以南，济宁以北，则上下皆赖于汶水。昔人言“汶水有五，源别而流同”，其详可得闻欤？

明永乐中，尚书宋礼用白英策，筑灞东平之戴村，遏汶尽出南旺，分流南北，可谓巧于济运矣。然南旺地势特高，故昔人谓去闸则南北分泻一空；况天时不齐，或有旱竭，固其理也。然则豫备之使无患运道者，宜以何术？《周礼·稻人》：“以潴蓄水，以防止水。”《考工记》曰：“善防者，水淫之。”初，宋礼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斗门，柜以蓄泉，门以泄涨。然水柜在明时，已苦易淤，今固不免填塞矣。夫岂乏善防之术，如《周礼》所云“逆地阞”、“不理孙”者乎？抑湖滨之民或有侵占，失其旧而吏不之省乎？且唐时承县有十三陂，以为沃壤，峄县其故界也。今将举湖陂之利，尽修复之，内美田畴，外资舟楫，其道何以筹之？至于浚浅、置闸诸策，前人谋之详矣，其在今日，尚有可议者欤？

夫通古今之谓儒，漕运经国之重务也。是以皇上既尝亲莅河堤，指示方略；至雨泽小有不时，必上轸宸虑，咨命河臣，毋敢怠忽，意至切矣。然则考稽川渎，讲求利病，几一得以佐当世之用，亦儒者事也。其各陈所见，以为当宁献！

问：国家设官分职，各有典司，而惟守令最为亲民之吏。使亲民之吏，举得其人，则天下何患不治？使亲民之吏，一方失其人，则一方受其病，朝廷虽有良法善政，皆为虚文而已。恭惟我皇上爱养黎庶，轸念如伤，重司牧之官，慎察吏之政，是以纲维建立于上，群生禔福于下，治化之泽行，而贪暴之风寡矣。虽然，海内至大，人情万殊，贤者固各举其职，而间有不肖，或亦偷容其间。今将使郡县之吏，尽称其职，其道以何者为要？

夫人难求备，德性多偏，吏之严明者或鲜慈惠，仁爱者或过于宽柔。所谓严而不残，爱民如子，见恶如农夫之去草者，甚难其人。今将听长民者意之所自趋乎？抑国家法令，有可以持其偏而扶其弊者欤？至其甚者，则又或放纵无忌，黩冒侵婪。是以今者稽察之令，责成上官，而执法除邪，明示惩创。然犹恐上官以姑息，而吏巧于避法，何以禁之？

且《国风羔羊》之诗，美节俭正直之德。夫节俭则无侈费，正直则无营求；无侈费，无营求，则取用于廉俸，宽然有馀资矣，而曷至甘为墨吏哉？然则奢荡营谋者，吏治之所由败也。今欲《羔羊》之美，遍于郡邑，而无“簠簋不饬”之讥，将焉所立法而后可？昔者司马子长始传《循吏》，而所载公仪子，固鲁人也。诸生亦尝读史而慕其风欤？《汉书》循吏六人，《后汉书》循吏十二人，其所为之迹，有于今可仿而用之者，亦有不可施于今者，尚分别论之！至其馀如赵、张、三王之流，虽不入于《循吏》之传，然其治道实有足为吏法者，采其长而施之于今，奚不可也？诸生其援古以合诸当世之要，《书》所谓“学古入官”者，盖将有取于此。

问：民俗美恶，因上治化。王者在上，道德一而风俗同，言治化无弗遍也。虽然，当周盛时，分封鲁、卫及晋，已有用夏政、商政、周索、戎索之异。然则所云风俗同者，举其概而已。其水土风气性情习尚之偏，圣人不能强使合也。故曰：“修其教不异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昔者周公“尊尊而亲亲”，太公“举贤而上功”，二者殊而齐、鲁皆治。及其衰，则“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而临淄至以“多劫人为大国之风。”于是乎曹参以勿扰狱市、容奸为治矣。若是者，岂风俗一变，不可复反乎？将其时上所以导之者，失其理乎？恭惟国家平治百年，百姓自厥祖父，被列圣教养之泽，加以我皇上建极锡福，德溥而化光。是以山东境内，秀民则《诗》、《书》弦诵，愚民则重农桑、务本业，有淳古之风，岂非以其质性敦朴，处地近而感化尤速乎？虽然，恬熙久而侈肆萌，生齿繁而游惰起，文学固可贵，而恐其质行之衰。织作冰纨、冠带、衣履，天下之旧不必复，而恐其本富之不足。欲防其弊，厥道奚从？

且欲保风俗之美者，莫要于去奸民。昔管子治齐，“参其国而伍其鄙”，使“罢士无伍，罢女无家”。管仲虽非王道之器，及其治国，实与《周礼》比伍族闾联“相保相受”者同意。诸生能举其法之详而识其要欤？今山东东渚巨海、广斥之野，南岨蒙、羽，西连湖泽，盗贼匪人或托迹焉。夫列郡举行保甲之法，岂非周公、管子之遗？去奸宜得其要矣，奸民犹有窜匿何耶？将山泽旷远，有散处幽阻，难以比次欤？抑市廛杂遝，流冗来去无常，难以踪迹欤？不然，则吏奉行者不尽实欤？诸生生长其间，见闻熟矣，欲登进其风俗之美，而彰善瘅恶以敦治道，诸生私所议论者谓何？其悉论陈之！

乾隆庚寅科湖南乡试策问五首

问：古者立教，多以文章礼乐为则，未尝轻言性命，而性命之理，实无不明。其后学者歧分，异说竞起，于是言性理者纷纷焉。盖孔子之传，惟孟子得其宗。至若庄周、荀卿之属，推其原，未尝不出于孔氏之徒，而卒不胜其刺谬者何也？夫言性恶者，其悖不待论矣。董仲舒对策陈性命之情，韩愈作《原性》、李翱作《复性书》，皆依于儒先之旨，而时有纯驳，将何所去取欤？

昔箕子言五事，《周礼》言六德，孔子四教：文、行、忠、信而已。孟子始言四端，及宋周子又举仁义中正。夫道一而已，圣贤所举之目，何其参差也？将有同条共贯者存，而不嫌于言之异乎？自汉以来，天下贤人君子，不可胜数。然言道学，孟子之后，遂绍以周、张、程、朱，其实何以定之？且周子言无极、太极，颇近于太始、无始，主静则近于寂灭之旨，主一则近于常德不离之教。正学异端，悬于霄壤，而判于微茫，奚以析焉？

方今圣天子在上，至德至教，究广大而极精微，接羲、轩之统，探孔、颜之蕴，垂则士林，向风兴起。湖南为周子故乡，馀风未泯，尤宜有推阐服习其微言者。诸生其毋谓诵习宋儒，第为科举之学也。试悉摅所自得焉！

问：史家之体多矣，而纪传之叙载为详。为纪传者亦多矣，而司马迁、班固为首。故言史法者，宗《史》、《汉》而已。夫《史记》之纪五帝、三王，援据《尚书》及《帝系篇》，不敢多入异说，盖其慎也。然杨子云犹云“子长爱奇”，乃后人补述，或反溢于子长之外，何耶？

《汉书》本纪止于十二，张衡谓宜增元后纪，岂诚班氏之疏乎？表所以淆列事时，使人易晓。共和以前之年，不可知矣。司马迁表燕昭、齐宣时事，亦与《孟子》诸书不合者为何？汉有《功臣表》与《外戚》、《恩泽侯表》。景帝以后，侯国以降将得者，皆进于功臣。丞相封侯，虽以魏相、丙吉之贤，皆列于《恩泽》，其升降义当然乎？抑有所失耶？后世之史，多作《兵志》，而《史》、《汉》不著其目。并分见于他篇，其义安取？

孔子或谓不当入《世家》。屈、贾、鲁、邹，或谓不当同传。进游侠，退处士，前人并以是讥迁，能断其功过欤？《史记》西域之事，何以附于博望？《汉书》宗庙之议，何以附于韦贤？又霍去病之于子孟，贾生之于君房，虽为一家，而列传厘分，各以事汇，当矣。至刘向以附元王，而不与萧傅同传，张汤、杜周不入《酷吏》，其于本书体例，能无参差乎？

恭惟皇上万几之暇，披阅前史，抉千古之匿情，剖儒生之疑说，特著论辨，启牖群蒙。士得奉折衷之论，以尽探石室之藏，将博学精思，足备异日珥笔之选者，必有其人焉。故询《史》、《汉》数端以觇其概云。

问：管子曰：“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贾生曰：“积贮者，天下之大命。”古圣王之制：“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则积贮莫善于此。其后，李悝治魏，视年丰杀以为籴出之节。是虽富强之术，其计划亦足为王政资。汉五凤年间，始设常平仓。其法，悝之遗法也。然当时止用于边郡，一传及元帝而罢之。岂其道有不便于民乎？抑吏为之不善也？隋时有义仓之名，宋儒定社仓之制。言积贮者，大抵因此三术。其建置本末利害得失之相较，可悉闻欤？

今州县各设常平仓，又令乡邑自为社仓，国家筹为民厚生者至矣。湖南之地，古所云“火耕水耨，民食鱼稻，呰窳俞生，而无积聚”者。然则议积贮于兹地，尤其急也。夫土壤卑湿，官存仓谷，久贮则有红朽之虞，岁籴则有强派抑买之弊，是将何以杜之？社仓积谷，虽民所自为，然将一听于民，而官不为之经理欤？将使吏与于其间，而毋乃又为闾里扰欤？必使吏良而令行，民赖其利，将何术与？夫审民生纤悉，以达于谋国大体，儒者有用之学也。愿闻陈义之详密焉！

问：民有四，而士其表率也。士习既端，则国多卿大夫之材，而民安于从化。古之时，兔罝之士，皆可为干城。父与父言慈，子与子言孝，一有罢士，不得容于其间也。周、秦之交，士习始漓，而纵横狙诈之说以起。自汉以来，士风又屡变矣。方今多士涵濡于列圣重熙累洽之馀，又仰被皇上声律身度之教，向仁慕义，俊民聿兴。《诗》云“蔼蔼王多吉士”，固兹时也。

若乃九州万国，地广俗殊，椎鲁者无文，华巧者失实，南北异尚，何以齐其短长？又其间，间有居庠序而侵吏事，舍朴厚而乐轻侠，有士之名而实为士之蠹。地有师儒，而未必尽从其教；岁举优劣，而未必尽得其实。将使化导得行，而激劝各当，其道曷由？诸生夙诵洙、泗、闽、洛之言，所以自正其身者，即国家所以整齐天下之理也。修己移风，试为悉陈其要！

问：诗以言志，虞廷设教，盖首用之。唐时以律诗试士，其后或沿、或否。圣上以科举表判之法，文具无实，乃诏试士增用诗题。所以观学者性情才力，毕陈而不可掩也。今试以古今体制之殊，俾诸生纵论之。

五言诗始于枚乘、苏、李，其后作者辈出。魏、晋而下，太白讥其绮丽，退之斥为蝉噪，果无足取若是乎？李、杜诗之大家，而朱子尤推子昂《感遇》者，则又何说？七言歌行，王子猷所告谢太傅者，已尽其理，能阐发其意与？唐、宋、金、元、明诸家歌行一体，派别尤多，而各极其致。其正变何以衡之？自沈约始言声病，五言近体，权舆于此。唐初言律诗者推沈、宋，其后诸家少变其法。中唐作者多以五律为长，然以视开、宝以前何如也？元微之推杜子美为第一者，其长律一体耳。子美果以是独绝，而律诗必以是为正法乎？七言律诗，明人之论，或主王维、李颀，或主杜子美，而尽斥宋、元诸作者，意亦隘矣。然苏、黄而下，气体实自殊别。意有不袭唐人之貌，而得其神理者存乎？夫唐人之诗，古今独出。然或谓惟绝句一体，最为得乐府之遗者，是何谓也？

我朝文治百有馀年，风雅之林，炳焉极盛。皇上睿藻昭回，囿古今而罗万象。学者少窥万一，以旁衡千古诗人之作，如登高临谷，如持鉴察形，较如其易明也，可以究举而详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