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访书志/卷三 中华文库

首《尔雅序》，无“郭璞撰”三字。字大如钱。“敬”、“惊”、“弘”、“殷”、“匡”、“胤”、“玄”、“郎”、“恒”、“桢”、“真”、“征”、“恒”、“遘”、“慎”、“彀”等字“沟”、“遘”二字及“恒”、“慎”二字间有不缺笔者。则为南宋孝宗时所刊。卷末有“经凡一万八百九言，注凡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言”二行，又有“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臣李鹗书”一行。按王明清《挥麈录》云：“后唐平蜀，明宗命大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刊板于国子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明清家藏有锷书《五经》印本存，后题‘长兴二年’也。”据此，则此本为翻蜀大字本。其不题“长兴二年”者，盖翻刻时去之。唯“锷”作“鹗”为异，当以此本为正。案《释诂》注云“伦，理，事以相约敕”。阮氏《校刊记》谓“事务以相”四字系因疏语窜入，其说似精。若此果为蜀本，则在《邢疏》未作之先，而注中亦同他本，然则此四字，本郭氏原文欤？又《释畜》“狗四尺为熬”注，各本有“《尚书》孔氏曰”云云十五字，此本独无。段茂堂云：“此非郭注，后人所附益。按单疏本标起止云《注》‘公羊’至‘之熬’是邢氏所据，郭注无此十五字。”今以此本证段说，若合符节，则此洵为蜀本矣。但段氏所以谓此非郭氏注者，岂以《孔传》伪书郭所不见乎？然《孔传》于东晋之初已传于世，故《释鸟》“鸟鼠同穴”注，明引《孔氏尚书传》云“共为雄雌”。而段氏未之检及，则谓《孔传》必郭所不引，亦非事情也。此本后为黎公刊入《古逸丛书》中。余别有札记，未刊。

又按此书据松崎明复云，是日本室町氏所刻原本，今尚存东京高阶氏。余尝于黑田某所见之，果是日本重翻，字体校影钞殊肥。黑田告余云，日本今存仅此一本。

首《尔雅序》，次行题“郭璞撰”。首行题“尔雅序卷上”，次行题“郭璞注”。以下款式同前本。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注双行，约三十字。其中避讳缺笔略同前本。松崎明复定为北宋仁宗时刊本，亦有“桓”、“遘”二字缺笔，则系南宋时补刊，其板心有“重刊”、“重开”记。每卷末附《释音》，比前本字稍小，然望而知为北宋刊本也。其中讹舛不少，然无臆改之失，远胜元以来刊本。此书原本为日本大医某所藏，狩谷望之借之精摹，而松崎明复据以重刊，又别作《校讹》以附于后。大抵据大字本及阮氏校刊本，删繁摘要，然时过于疏略。如《释诂》经文，“席”大字本作“席”，而此不校。“袆”两本皆作“袆”，而此校云，“袆”大字本作“袆”，不相应。《释诂》注“先祖于摧”，大字本“于”作“于”；“楼犹今言拘楼”，大字本“拘”作“枸”，此皆未校。其他二本异同，漏略者不可胜数。而所校出者亦多误刻，良由松崎氏校此时年已七十馀，自言衰病相仍，多假手于门人，故未能精审。然影摹雕镂之工，则与宋刻无二云。

此本雕镂精雅，元椠之极精者，分卷与明闽本同，盖闽本原于此也。左右双边，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疏并低一格，双行，行二十字。经下载注，不标“注”字。“疏”标阴文。首题“《尔雅注疏序》”，次行、三行邢昺官衔，四行以下《邢序》。本书题“《尔雅注疏》卷第一”，次行题“《尔雅序》”，行下题“郭璞《序》、邢昺”。郭《序》后题“《尔雅兼义》一卷上”，行下题“郭璞注”。（按此下应题“邢昺疏”。）按此本与阮氏《校刊记》所载元椠本一一符合，其中误谬之处甚多，如“肇祖元胎”，此本“胎”竟误“始”，此其尤显然失之不校者。然阮本多明正德补刊，此则为元时初印本，绝无补刊之叶，今略校数端：邢昺题衔，彼本“子”误“赐”，而此本不误。又序疏，至序末揔序闽监以下脱“至”字，此不脱。“惣”作“总”，此作“揔”，与各本异，而《阮校》不及之。又“凡物虽殊其号”，《阮校》云“补刊本脱‘凡’字”，此不脱。又“谢峤”，《阮校》云“注疏本改‘㳢’”，此仍作“峤”，是皆补刊之失，非其原本如此。则此本之可贵，不得因有《阮校》而略之矣。

首郭璞序。卷首体式颇同宋本，但标目冠“新刊”字。每卷末附《释音》。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注双行。卷末有分书“景泰七年八月应天府尹和阳马谅校刊跋”。按：金陵陈氏于道光五年重刊此本，删去首行“新刊”二字，又改十一行为十行。尝校之，《释器》“以蜃者谓之珧”，注“以为名，珧，小蚌”，此误作“玤”。《释言》，“还，复，返也”，注云“皆迥返也”，此脱注四字。皆别本不误，此独误者。然其他皆与宋本、元雪窗本合，远胜注疏本及郎奎金、钟人杰本。《访古志》又载有明弘治间刊本，余未之见。

首题“许氏《说文》”，次行题徐铉校定官衔，以下许氏自序，许冲上表及徐铉表，而首尾无李焘序跋，凡“慎”字皆不书，双注“御名”二字，盖孝宗时刊板。序后题“《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卷一”。据《文献通考》所载仁甫《后序》云：“焘在武陵，尝与贾直孺之孙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说文解字韵谱》别《类编》所次五音先后，作《五音谱》。其部序仍用许叔重旧次”。又云：“会得请归眉山，兹来遂宁，嘱馀杭虞仲房镂板，即用徐氏旧《谱》，参取《集韵》卷第，‘起东终甲’即此本也。”按《宋史·仁甫本传》“淳熙四年后，焘知常德府”，即所云“在武陵初撰此书”之年也。又云“表请闲，提举兴国宫秩”，则所云“会得请归眉山”也。又云：“顷之垕、塾继亡，上欲以吏事纾焘忧，起知遂宁府。”即所云“来遂宁与虞仲房相遇”也。（此本字体端整，雕刻精工，当即虞仲房所镂原本，不知何时将仁甫序、跋脱去。）自明万历戊戌兵部侍郎陈大科重刻是书，所见本亦脱仁甫序、跋，遂误认此为徐氏校定许氏原书，而删去“《五音韵谱》”之篇题，别题“许慎自序、许冲上书”等字。段茂堂所讥为“庸妄人”者，又改许《序》“形声”为“谐声”，岐误后学。此本与段氏所见周锡瓒宋大字本大致相合，当同出一本；而段氏不言有仁甫序、跋，当亦脱去。余意明代无刻“始一终亥”之本者，（今着录家所传旧本，皆宋本也。）书估或得此旧板，抽出仁甫序、跋，以充大徐原本。明人罕治小学，故遂通行。而陈大科又成其错，遂以诬罔天下。（陈大科所附《说文异同》亦引李巽严序，而不悟此书即巽严所作，真异事也。又奇者，《文献通考》载仁甫序、跋，即续于《说文系传》之后，而失标“《五音韵谱》”之题。）或疑许氏、徐氏等《序》、《表》以为明人羼入，则冤矣。昔人谓铉书行，而锴书微，《五音韵谱》行，而铉书微。今铉锴书行，而《五音韵谱》又微。李氏书体例固驳，而所录《说文》必雍熙旧本，其足与今“始一终亥”之本相证验，不犹愈于小徐之《韵谱》乎！世有好古之士，以此本重刊，并录仁甫序、跋，以正明本之误，亦治《说文》者所不疵也。

狩谷氏求古楼旧藏，《访古志》所称元椠未见者，即此本也。每半叶六行，行六字以大字计数，四周双边，板心鱼尾下标“《汉隶字源》”。今存去声五“寘”，自“义”字起，（前半叶缺。）至册九“宥臭”字止，凡八十六叶有半。其书以娄氏《字源》为主，每字先以阴识楷书标目，其下隶字次第，亦与娄氏同，而笔画小异。凡娄氏已收之碑而有所遗者，则题云“某碑，今补”，原书有误者，则题云“今正”；原书未收之碑及未收之字，则题云“续增”，并沿娄氏之例，以数目字记之。惜其首卷《碑目》不存，无从考其为何碑也。按《苏平仲集》及《宋潜溪集》均有宋季子重校《汉隶字源》六卷《序》，似此书即季氏所编。然潜溪称其于《字原》之外，增多仅一千八百十七字，而此书所增，约略计之，几及原书之半，然则亦非宋氏书也。视其板式，当在明初。惟汉碑之出土者，元、明二代着录寥寥，不应此人得见如此之多。或所采沿及南北朝，或足以印章之近隶书者。观其所补之字，以《隶释》及今所存汉碑照之皆合，则知其所增之字，必非乡壁虚造，拟其博综，欧、赵以还，良堪指数。惜缺其首、尾，使作者姓名翳如，真可谓之不幸。要其所增之字，虽无碑名，望而知其可为典要，学者犹有资焉。记之以告内之讲金石者。

每卷有王鸿绪印，知是横云山人旧藏，不知何时流入彼国。又有备前河本氏藏书记，此亦日本有名之收藏家也。按都氏此书原刻今罕见。德州卢氏刊本所据亦钞本，以此本校之，大有有异同。然以见存之碑校之，则二本皆有脱误。则其碑之不存者，未敢定其谁是也。是书首题“《金薤琳琅》卷第一”，次行题“太仆少卿吴郡都穆”，三、四行题子目“周坛山石刻”、“周石鼓文”，五行低一字题“周坛山石刻”，款式仿宋本，盖都氏富藏古籍，故所自著书犹仍古式也。

《玉篇》卷子本四卷，其第十八之后，分从柏木所藏原本用西洋影照法刻之，毫发不爽，馀俱以传写本入木刻成。后日本印刷局长得能良介从西京高山寺借得《系部》前半卷，以影照法刻之，乃又据以重镌，而《系部》始为完璧。四卷中唯柏木本最为奇古，馀三卷大抵不相先后，然皆千年以上物也。是书所载义训，皆博引经传，其自下已意者，则加“野王按”三字。按：顾氏《玉篇》经萧恺等删改行世，（见《梁书·萧子显传》。）至唐上元间，有孙强增加之本，又有《玉篇钞》十三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是则增、损顾氏之书，在唐代已有数家。（释慧力《像文玉篇》，赵利正《玉篇解疑》当别自为书，与顾氏原本不相乱。）然就此四卷核之，则为顾氏原本无疑。今孙强等增损之本已无传，仅存宋陈彭年大广益本。余旧疑广益本虽亦三十卷，仅分为上、中、下三册，若顾氏原本更简，何能分为三十卷？岂知其所云“广益”者，特于正文大有增益，而注文则全删所引经典，并有删其大字正文者。据广益本于祥符牒后载，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又双注云，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余以广益本合大字注文并计之，实只二十万有奇，绝无注文四十万之事。今见此本，始悟其所云“注四十万”者，为顾氏原本之数，故盈三十卷。旧一十五万者，孙强等删除注文，增加大字，并自撰注文之数也。新五万有奇者，陈彭年等增加大字并自撰注文之数也。或者不察，乃以顾氏原本注文为简，孙强、陈彭年注文为繁，傎之甚矣，按野王所收之字，大抵本于《说文》，其有出于《说文》之外者，多引《三苍》等书。于字异义同，且两部或数部并收。知其纲罗《苍》、《雅》在当时已为赅备。广益本递有增益，而不为之分别，使后人无从考验得失，殊失详慎。又原本次第多与《说文》同，《说文》所无之字续之于后，广益本则多所凌乱，间有以增入之字夹厕其中，近人乃欲以《玉篇》之次第校《说文》之次第，不亦谬乎！今顾氏原本虽不得见其全，而日本释空海所撰《万象名义》，三十卷。当唐开成、会昌间。其分部隶字，以此残本校之，一一吻合，则知其全书皆据顾氏原本，绝无增损凌乱。又日本僧昌住新撰《字镜》（十二卷。日本昌泰间所撰，当唐昭宗光化中。）其分部次第虽不同，而所载义训较备。合之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百卷，唐元和十二年撰，此为中土佚书。）源顺《和名类聚钞》（二十卷。日本天延间所撰，当宋开宝间。）具平《弘决外典钞》、（四卷。日本正历二年，具平亲王所撰，当宋淳化二年。）释信瑞《净土三部经音义》、（日本嘉祯二年撰，当宋端平二年。）皆引有野王按语，若汇集之以为疏证，使顾氏原书与孙、陈《广益》本划然不相乱，亦千载快事也。今第就顾氏所引经典，校其异同，为之札记焉。（别详。）光绪十年正月。

款式全与泽存堂本同，首亦无大中祥符牒，而野王《序》前亦有新旧字数。此书并宋椠《玉篇》初为森立之所藏，余欲购之，则以高木寿颖有前约为辞，厥后高木遂以此二书纳之博物馆，故余所藏仅有宋本《广韵》而无宋本《玉篇》焉。按《提要》据曹楝亭所刊本前有大中祥符牒，（余所见元、明刊本皆有此牒。）而张氏刊本无之，遂谓是张氏所删，而诡称为上元本，并谓竹垞一序以未见其书而漫题之。今按竹垞序明云“借毛氏宋椠元本以属张氏”，又明云“张氏书刊成求序”，是则宋椠、张刻皆竹垞所目见。今以此本照之，一一吻合，是则删除牒文亦系宋人。谓竹垞误以大中祥符本为上元本，可也；谓为张氏删牒作伪，不可也。至张氏校刊以《广韵》例之，亦必多所校改。惜此书为官物，不得借出。然原书俱在，后之好事者可就其馆见之，以证余言之不诬。而张氏诡托之冤可白，至曹氏所刊本有祥符牒，或据元、明增，或所见宋本本有此牒，今亦不敢臆断焉。（盖大中祥符原刊颁行本，必有此牒，其删除牒文者，为重刊本也。）

每半叶十三行，每行大字十九字，左右双边。首有大中祥符六年《牒文》，次野王《序》，次《进玉篇启》。目录后有“至正丙申孟夏翠严精舍新刊”木记，又后有《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盖据释神珙《反纽图》而增益僧守温等之《字母》为之。第一卷后又有木记，与前同。此本以张士俊所刻宋本校之，此多大中祥符一牒，而每部文字次第不与张本同，殆坊贾欲均其注文字数，以便排写，唯图易于检寻，不知依类相从之义。考《玉篇》原本次第皆本《说文》，（以《古逸丛书》残卷照之可证。）张刻宋本已有移易，然不甚悬绝，此则任意排置，全无义例，但所据原本，当是祥符官刊，故仍存祥府一牒。张刊本无牒文，故朱竹垞认为上元孙强之本。然“大广益会”之题未改，则亦从祥符本出也。二本同源异流，当有互相订正处。此本卷首有“狩谷望之”印，又有“掖斋”印，即望之之字也。望之博极群书，其求古楼所藏秘本，为日本之冠，珍惜此册，洵可贵也。

每半叶十二行，四周双边，篇幅较至正本、郑氏本尤廓，无刊板年月，盖亦元椠。此书与张刊宋本异同之处，已见于至正本、郑氏本两跋。兹复即每部字数合校之，如《须部》张刊本六字，此本少一“■〈辵页〉”字。（与《天禄琳琅》所说合。）《长部》张刊本十六字，此本多一“𨲟”字；《土部》张本四百五十五字，此题“四百五十六字”，因就此部字字互对，乃知复一“垺”字，而说解不同。又张本有“埒”、“埌”“墟”、“𡊵”四字，而此本无之。（至正本、郑本同。）此本有“堥”、“■〈土瓮〉”、“㚂”、“塜”四字，（至正本、郑本同。）而张本无之。然则他部之出入，何可胜纪。他日当合此数部，与张本一一对勘，姑为发其端于此。

此本缺《牒文》、《序》、《启》及《指南》一卷，本书卅卷皆全，其篇幅嬴于至正、郑氏两本，盖亦元刻，每半叶十二行，四周双边，每卷有赤龙馆印。按：岸本氏藏本与此体式相同，此似更在前，或彼即从此本翻雕，以其缺首《序例》，故抑置第四。其中文字异同，已详前三卷。

此本板式校至顺本稍嬴，行款亦同，唯标题彼作大字，跨两行，此则只占一行。《目录》后有鼎形木记，中有篆书“宗文”二字，下有“建安郑氏鼎新绣梓”方木记。相其字体，盖亦元代刊本，其中与张刻宋本参差之迹，已略见至顺本跋中，今复比校之：如《目录》，宋本三十卷分为上、中、下三册，每十卷为一册，每册有十卷之总目，每卷又有总目，非也。盖野王《玉篇》三十卷，孙强本亦三十卷，每卷为一轴，故应每卷有总目，断无分上、中、下三册之理。祥符官刊虽有增删，改卷子为折叠本，亦必仍其旧。不然，既经重修，若嫌每卷叶数过少，何必不为之合并，而仍三十卷也。（北宋官刊如《太平御览》之类，亦每卷不及三十叶，此盖犹沿卷子本之旧，以卷子本不能过长也。）至南宋则始为之合并，而每卷相连属不隔流水矣。此本《目录》通在第一卷之首，固非祥符旧式。然三十卷不分上、中、下，每卷各自为首尾，不相接续，则又此本之胜也。又《目录》张刻部首大字居中，部数旁注于下。此本部数阴识，部首阳识，疑此本为古。此本每卷有“新宫城书藏”印，日本储籍家之有名者。

或谓所贵于旧本者，文字之异同耳，沾沾于《目录》卷数之分合，似无关出入。余谓古书分合以唐、宋为一大关键，盖由卷子改折本之故。今存北宋本尚多旧式，至南宋则面目全非，此唐、宋《志》所以违异，而《崇文总目》又多不同于《读书志》也。

此本板式校永乐本稍缩，而行款相同。第一卷标题下有木记云“刘氏明德堂京本校正”，第三十卷末又有木记云“刘氏明德书堂新刊”。案：《四库提要》所著有明德堂刊本《广韵》，余旧亦藏之，盖《篇》、《韵》合刊本，相其字体，当在明成化、弘治间。或以为元椠本，误也。

此本《黄部》独多一“黉”字，盖又窜入者。

此即张氏泽存堂刊本所从出也。原为日本寺田望南所藏，后归町田久成，余多方购之未得。会黎公使欲重刻之，坚不肯出，而町田久成喜镌刻，见余所藏《汉印谱》数种，亦垂涎不已，因议交易之，以西法影照而上木。原本谬讹不少，张氏校改扑尘之功，诚不可没。然亦有本不误而以为误者，有显然讹误而未校出者，有宜存而径改者，如“官”字下原本“并”作“井”，尚是形近之误，张氏据谬说改为“开”。钱竹汀未见原本，遂谓误“并”为“开”始于《广韵》，而不知原本不如是也。

余初议刻此书，尽从原本，即明知其误亦不改，以明张氏校刻之功过，而黎公使必欲从张氏校改，故《古逸丛书》皆守敬一手审定，唯此书及《老子》是黎公使据余校本自为《札记》，然往往有当存疑而径改者。如开卷景德四年牒，原本“准”作“准”、“敕”作“敕”，二字虽俗体，然当时公牍文字本来如此，今皆校改之，亦似是而非也。又有失于校改者，如《一东》“蒙”字下注“二十六”，实二十七。又如“鶫”字下注：“鶫鵍，鸟名，美形。出《广雅》”。泰定、至顺刊本《广韵》皆作“又美形也”。“狨”字注“细布”，泰定、至顺刊本均作“猛也”。此皆当从元本者。又如“去声艳第五十五”注“𣕊、酽同用”、“酽第五十七”、“陷第五十”“鉴、梵同用”、“鉴第五十九”，原本如是。顾涧滨因其与曹楝亭刻本不同，谓是张氏据《礼部韵略》，此则张氏之受诬也。（余别见北宋本《玉篇》，体式与泽存堂本亦同，曹刻《玉篇》有大中祥符牒，亦谓为张氏所削，并诬，附记于此。）又第五卷后《四声清浊法》“生”字下张本留墨丁，此本“生”作“朱”，曰：“‘之余’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张本留墨丁，此本作“‘䌷’，‘直流’反，䌷布也”。此必张氏所据原本。此二处有霉烂处，非又有别一本也。日本收藏家于古字书最多，余尽数购求之不遗馀力，自宋本外，凡得元刻本《玉篇》、《广韵》各四、五通，明初刻本各三、四通，各不同板；而明中涓大字本不数焉。其中异同差池，不可枚举，元、明本亦有足订宋本者。意欲归后合诸本校之，重刊此二书，详为札记，而力薄愿奢，终不克副。昔顾涧薲憾张本校刊不审，深惜传是楼原宋本不传，不能尽刊潘氏转写张氏之误，孰知今日宋本之外，更有互证之本如是其多也。

首题“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与元至顺本同。序后当有木记，为后人割去。每半叶十二行，两边双线，缺宋讳处与各本同。每卷首有“若秋藏书”印。此本字体绝似南宋，盖不如北宋之方整，而又非元本之圆润。虽无年月可考，固一望而知之也。至此本与重修本之分合，详见余至顺、至正两本及勤德堂本三跋，兹不赘录。

首载陈州司法孙愐《唐韵序》，《序》后有“至顺庚午敏德堂刊”篆书木记，木记后又有“辛未菊节后十日印”，校刊此书首尾年馀，宜其刻印俱精。此本校张士俊泽存堂所刊重修本注文殊简，而与顾亭林刊本略同。朱竹垞谓明代内府刊板中涓欲均其字数，取而删之。《提要》谓《永乐大典》引此本，皆曰“陆法言《广韵》”，引重修本皆曰“宋重修《广韵》”。世尚有麻沙小字一本，与明内府板同，题曰“乙未岁明德堂刊”，当为元刻，非明中涓所删。然其本但题曰“乙未岁”，究不能确指为元刊。余藏有《玉篇》，亦刘氏明德堂刊本，似已在明初。此本明著“至顺”，则刊于元代无疑。又《提要》称二十一“殷”不作二十一“欣”，“殷”独用，不作与文通，皆与此本合。又称“匡”字纽下十三字皆阙一笔，避太祖讳，其他则不避，此本亦与所说合。但“朗”字虽不避，而《一东》“融”字注“朗”作“㓪”；又“荡”字下“‘徒朗’切”，亦缺笔作“㓪”，是其他不避者，重刻时补之也。据此，其根源于宋本无疑。又《提要》称“东”字下“舜七友”讹作“舜之后”，此本作“七友”，不误。足知明德堂本又不如此本之善也。今略校之，其足以订重修本之误者，如“东韵”中“𢘐”字，重修本注“古文，见《道经》”，此本“见”作“出”二义虽通，以下“仝”字注例之，则作“出”是也。“同”字注“亦州”，此本“州”下有“名”字。“狨”字注“细布”，“绒”字注“上同”；此本“狨”字注“猛也”，“绒”字注“细布”。“蒙”字纽下注“二十六”，此本作“二十七”，按“蒙”纽实“二十七”字。聪字注“闻”也，此本作“开”，皆当以此本为是。而“狨”、“绒”二字，则一望而知为重修之谬。其他虽亦有此本独误者，皆是未校之故，可以参证得之。至《永乐大典》称此本为陆法言《广韵》，殊非典据。按法言之书目名《切韵》，其书久亡。《崇文总目》有陆慈《切韵》五卷，当即法言之书。唯《郡斋读书志》称“《广韵》五卷，陆法言撰，其后唐孙愐增加字”。是公武以孙愐之书本之法言，故以标题。然屡经增改，非事实矣，况《封氏闻见记》载法言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今此本有二万五千九百二字，则为增加本无疑。又李涪《刊误》云：“《尚书》‘嘉谟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诗》曰‘载沈载浮’，法言曰‘浮’，‘伏予’反”。今此本“谋”、“猷”二字皆在“尤韵”，与李涪说不相应，则非法言书更无疑义。要之，法言之《切韵》、孙愐之《唐韵》、重修本之《广韵》三书，同源异流，此本每卷既题《广韵》，则非孙愐之旧，无论法言。然少于重修本二百九十二字，则非从重修本出。疑重修本既行于世，而孙愐本仍存书坊，刻孙本因冠以《广韵》之目，其中参差各不相照。书此以俟知者。

首题“陈州司马孙愐唐韵序”，《序》后有木记，题“至正丙午菊节南山书院刊行”。行款与至顺本同，而篇幅则廓。又四周双边，知非从至顺本翻刻。按各本皆题为“司法”，此题为“司马”，当是浅人所改。此书前人未得刊刻年月，故多疑窦，余已略疏其分合于至顺本。今又得此本，注文亦简略，尤足证非明中涓所删。或疑此即陆法言之原本，谓《切韵》亦兼《唐韵》之名，引《唐志》、《宋志》皆载陆法言《唐韵》五卷为证，余检新、旧《唐志》皆不载法言《唐韵》，唯《旧唐志》有陆慈《切韵》五卷，法言盖以字行。（《和名类聚钞》作陆词《切韵》，慧琳《一切经音义》亦云“陆词”。）然题为“《切韵》”，并无《唐韵》之目，唯《宋志》有法言《广韵》，《宋志》多谬，不足据。此盖沿《郡斋读书志》之称，而又失其意者。宋人多以《切韵》、《广韵》、《唐韵》三书为一，《困学纪闻》已辨之。或又谓孙愐以后，陈彭年以前，修《广韵》者尚有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三家，此本当为三家之遗。今按重修本牒文，有郭知元、关亮、薛峋、王仁煦、祝尚邱诸人增加字，亦不止严、裴、陈三家。考《日本现在书目》自武玄之以下皆称《切韵》，（《和名类聚钞》、慧琳《音义》、希麟《音义》、《白氏六帖》、《佩觽》等书引孙愐、郭知元、王仁煦、祝尚邱、裴务齐、麻果、蒋鲂诸人之书，亦并称《切韵》。）无称《广韵》者。况祥符牒文云：“仍特换于新名，庶永昭于成绩，宜改为《大宋重修广韵》。可知《广韵》之称，实始祥符，陈彭年以前，固不得冒此名也。且果为严宝文等之遗，何以独载孙愐一序？余跋至顺本，亦疑此为孙愐之书，特为书贾改题，今细绎之，亦非也。愐自序称：按《三苍》以下之书数十种，并列注中。今此本注皆不引各书名。尤有切证者，邱光庭《兼明书》云：“孙愐《唐韵》引《风俗通》云：‘邱氏，鲁左邱明之后也’。”此本“邱”下但注“地名”二字，则非孙愐之书无疑。又按魏鹤山称：吴彩鸾《唐韵》写本“二十九山”之后，继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则此本非《唐韵》又一证也。（鹤山之说未足据，《困学纪闻》已辨之。按《云烟过眼录》及《研北杂志》皆云彩鸾所书为“二十三先”、“二十四仙”，此卷国初尚存，故阎潜邱称：亲见彩鸾所书《唐韵》，次第较鹤山亦不合。）然谓此本是据重修本所删削乎？则又非也。重修本“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隐’用同”。此本“二十一殷”不作“欣”，不避宋讳。与“二十文”皆独用，“十八吻”目录注“‘隐’同用”，而卷内仍注“独用”，不使连属。按合“欣”于“文”，合“隐”于“吻”，始于景祐中之修《礼部韵略》，非特唐人无此，顾亭林、朱竹垞皆力言其非。即重修本亦不应有此。幸此本尚有参差之迹可寻，不尽为景祐之合并所汨没。唯其注文之简略，前既非孙愐，后亦不同陈彭年，武玄之以下之书既不存，无从考验其根源。或以简略为古，或以详赡为真，皆未可为定论也。

孙愐序。后有木记云“余氏勤德书堂鼎新刊行”，不著年月。相其字体、纸质，亦是元刊元印。此书余既得至顺、至正两本，已著其参差之迹，然究不能定为何时、何人之作，反复研寻，乃知张刊宋本，非陈彭年之旧。此本系从重修原本出，非从张本节删，故有胜于张本之处。而其依用《礼部韵略》，则此本与张刊本皆然。按张淏《云谷杂记》：“诏丁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其韵窄者凡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此盖今所行《礼部韵略》也”。《东斋记事》所说亦同。今以《集韵》、《礼部韵略》校《广韵》，则知并“殷”于“文”；并“严”于“盐”、“添”，并“凡”于“咸”、“衔”；上声，并“隐”于“吻”；去声，并“废”于“队”、“代”，并“焮”于“问”；入声，并“迄”于“物”，并“业”于“叶”、“帖”，并“乏”于“洽”、“狎”。凡得九处，馀悉相同。及考之上声末，合“俨”于“琰”、“忝”，合“范”于“■〈⻊兼〉”、“槛”；去声末，合“酽”于“艳”、“𣕊”，合“梵”于“陷”、“鉴”，与“平”、“入”之部分不相应，乃知此四处亦《韵略》、《集韵》所合并，合之前九处，恰符“十三”之数，并非《广韵》原注如此，乃校刻《广韵》者，因《韵略》、《集韵》而改移之。（当因此四韵尤窄之故。）细校此本，阙宋孝、光、宁三帝讳，“慎”、“惇”字皆缺笔。张氏重修本亦缺钦宗讳，是其根源不出南、北宋之间，皆非祥符官刊原本。张氏本注文详瞻，与《兼明书》、《路史》、《困学纪闻》、姚宽《战国策后序》所引多合，其为孙愐以下诸家增加之本无疑。此本简略过甚，其中实有删削不成语者，其为从祥符本节省无疑。然如“狨”、“绒”二字之互异，则显为张刊本之误，则不唯部分有改易，即注文亦未尽陈彭年之旧。吁！二百六部之祥符本尚费寻究，何论陆法言与孙愐古书罕存。存者又不得其真源流变迁，非深识不能见其症结，此余所以有《经籍沿革考》之作了也。

标题亦改“司法”为“司马”，与元至正本同。序后木记云“弘治辛酉刘氏文明书堂新刊”。四周双边，匡廊亦与至正本不殊，但字体略大，其中正俗文字不一。然其避宋讳处，宋、元本同，知其亦翻旧本，非重书上木也。首册书眉有日本人以他本校字，往往此本为是。此余所得旧本《广韵》之第六册，旧系日本寺田弘所藏，有“读杜草堂”印记。

标题改“司法”为“司马”，与元至正本同。序后木记云“永乐甲辰良月广成书堂新刊”。行款匡廊亦同至正本，而字体稍宽博，文字亦有异同。避宋讳处则皆与宋、元本同，则亦据旧本重翻者也。每卷有“释意芳印”，第一册有“多纪氏印”。按多纪亦称丹波元坚，字芷庭，三世为医，博通典籍，收藏极富。此本每卷签题分书“孙愐广韵”，当是多纪氏之笔。盖彼国人亦疑此为孙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