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牧谓“河图之数九，洛书之数十”。李觏、张行成、朱震皆因之，而朱子以为反置。一证之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放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然鹤山辨之曰：“邵子但言方圆之象，不指九十之数。若以象观之，则九又圆于十矣。且星少阳，土少柔；偶者为方为阴，奇者为圆为阳，十偶而九奇，邵子之言反若有助于牧也。”再证之关子明，曰：“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然关子明伪书也，不可为证。刘因为之解曰：“关氏之书者非伪，后人之托夫关氏也。盖伪其自作者，托之于圣人也。”则又不然。关氏书亡，阮逸伪作，安见非后人之托夫关氏乎？三证之大戴礼，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郑氏注云：“法龟文也。”然郑玄注小戴礼，未尝注大戴礼，在艺文志可考。今之所传亦后人假托为之也，其疏略不出于郑氏明矣。况郑氏明言“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岂又以九宫为洛书，自背其说哉！凡此数证，皆不足以绌牧。在宋以前，二数未尝有图、书之名，安得谓此九彼十？至于刘、邵，则同出希夷，授受甚明。若彼此异同，所传者亦复何事？故以十为图九为书者，特始于朱子，后之诸儒相率而不敢违耳。就二数通之于易，则十者有天一至地十之系可据，九者并无明文。此朱子争十为河图之意长于长民也。虽然，自一至十之数，易之所有也；自一至十之方位，易之所无也。一三五七九之合于天，二四六八十之合于地，易之所有也；一六合，二七合，三八合，四九合，五十合，易之所无也。天地之数，易之所有也；水火木金土之生成，易之所无也。试尽去后人之添入，依经为说，则此数仍于易无与，而况名之为河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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