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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九

诗文

古人本传载其诗文,即此便见古人妙处。可见平生所作止此,不浪作。今人一年刻一集,有何益处?妙在天地间所传,多者与少者一般,绝不因作者多,而传遂多。

凡作诗,须看何题,要与古人某诗某诗相似,玩他立言体裁是何等,以为规模,但不大差,祇是不可钞写耳。如此模仿久,即自作亦中规合矩矣。如曾子固做古文,每篇或摹韩,或即摹欧,皆有成处,读古文亦是要记样子,样子多便不窘。

顾宁人读得书多,古文与诗都可观。但诗落笔便要不朽,不为《诗经》,亦为诗史,这个见解存在胸中,亦是病。何屺瞻亦然。信如是《诗经》,至今还可删去大半,“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有何关系?盖诗与文章不同,所以道性情,性情谁不有?屺瞻聪明,此却须与说破。

王守溪以气之灵明为性,正佛氏之说。守溪未必学佛,正坐终身繁华,于理上欠研求耳。本讶王、唐、瞿、薛未能立极,盖经义必须与程朱合无间。或有其人矣,而不肯为此,又或辞不足以副之,笔力不高,类于训诂语录,如虚斋先生者。看来制义总无有一人立极。文立极有韩昌黎,诗立极有杜子美,又好帮手,汉有马、班。同马迁虽不及古史,纪传一体是他开创自作底文字,《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后虽有作,不能及也。使韩昌黎与之打滚,定当折脚骨。“迁、固雄刚”,此评不虚。又如贾、董之条对,诸葛武侯人物,敢道他不立极?即以文章论,零零碎碎皆极好。张留侯亦是立极人物。扬子云有重名,然少逊,就论文字也拖遝,既不及董子之醇,又不如贾子之快。六朝无人物,书法立极,自王右军而外,亦多善书,非后代所及。明无一人立极,仅一阳明收拾结果,不及古人。学不如宋,文不如韩、柳,诗不如李、杜。擒宸濠一节,乘机遘会,如此者多。若论勋业,则郭汾阳、李临淮,赫赫前日矣。孙襄。

论世元诗品,许其清新。世得问:“清而不新,可乎?”曰:“以时文论之,岁生中式文字清而不新,亦有新而不清者,要之得古人一节,皆足以豪。”孙襄。

张籍祭退之诗,与李翱祭文,俱绝调。退之平生自处,首在于排二氏,翱篇端发挥,而此诗终韵无一语及者。文昌早年曾劝退之著书矣,岂晚乃悔,遁而之他耶?退之《与孟简书》,籍、湜辈未知,果能不畔去否?而不及翱亦可疑也。自记。

问:“韩子论诸经皆当。”曰:“程子云:‘退之说他不知不得,“《春秋》谨严,《左氏》福蒧,《易》奇而法,《诗》正而葩”,皆明理之至’。程子说:‘礼一变而为夷狄,再变而为禽兽。’《春秋》于夷狄斤斤然,韩子以为谨严,深得其旨。看来以福蒧评《左氏》极当,盖《左氏》叙事过于铺张。‘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也赞得是。”问:“‘诘屈聱牙’四字,亦类‘《周诰》、《殷盘》’?”曰:“如某人与某人语,即学其声音。退之不独翠《周诰》、《殷盘》,为《樊绍述墓志》,通篇效樊绍述文,为《柳子厚墓志》,亦类柳子厚笔意。”孙襄。

种与穆伯长皆受业于希夷,而传其理数之学者。伯长又笃好韩文,为学者倡。元之则首作杜体诗,一代人文,权舆于此时矣。自记。

孔安国《尚书序》,朱子以为不类西汉之文,看来是孔子家法。《孟子》七篇,犹有《国策》习气,《论语》则绝不类《左传》、《国语》矣。孙襄。

锺伦问:“西汉文章尚有流弊否?”先生曰:“何弊之有?秦不如汉。若《国策》则有弊,一变而为苏子瞻。”又问;“六朝流弊。”曰:“六朝之弊已极。”孙襄。

予与屺瞻言:“文章不要求古,无论不似,即似亦无足取。所以古人谓东坡耑摹《战国策》,便非文之至。从来无所谓古文也,祇是就这一事,意思见得透,说得出来,只将闲字眼芟得个干净,便是好文章。如今谓南宋文字不古者,非以其过于条达明显,形貌不似也,不过是以其闲字句太多耳。”

道理已是见得如此,却要放在那裹,数十年写出,方好。不特差错者须改,即是者亦要烂熟,久之枝叶渣滓尽去,自己不消多著语言,而自朗然。即听者,不待我言说之毕,而已自领悟。此境非可强取,所以用工须少时。程子言:“某十七八岁时便见得如是,至今仍见得如此,却意味自别。”要之意味别,则所见亦定别矣。

何焯云:“宋人文字皆偷人的说话,本之于经者,循其根柢,皆有味。本之《庄》、《列》、《国策》者,察其源本,已自索然。”曰:“《六经》道理,平正深厚,平正则无弊,深厚则不穷。故古人原本于此,则耐寻味。且后人本此不为剿袭,乃为发明。若庄、列之徒,存其言足矣,何足发明?既不系发明,则为剿袭。即《注疏》内字有不相粘者,但年代久,经前人用过者,便觉得有些古雅。柳州学西汉,昌黎学周,故文时古。吾于八家内,欲选韩、柳、曾、王四家文行世,亦以其近古也。《易注疏》看了,亦于《易》不相干,《周礼注疏》最好。”何焯云:“《书》、《易》两《注疏》极不好,《礼记注疏》甚好。”

世得论昌黎《师说》中,有说“爱其子”,使从句读之师,至“传道”、“解惑”之事,便不肯从师。盖今人原有于技艺外面之事,转向人求学习,至身心性命之学,则置而不问。无论厌其迂而畏其难,亦有《四书》、《五经》自幼学习,何至老大尚以问人之耻。后又云:“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今人明知自己身分不如人,却以年大不便俯首师人。又彼人有绝技,我以为我固知大道,何屑屑以此屈节于人?如程夫子便不肯请教康节《易》数。孔子却问官,问礼,不立界限。乃信倡黎之文至为切实。

《平推西碑》有但书日,而不书年月者,岂非大阙漏?但《书经》却有此体。大抵名号书法,惟《春秋》当法。《春秋》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有以两日赴告者,则书两日。有雨雹、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某灾几日。有无关轻重者,则不书日。楚及吴、越,慎之又慎,不使见经。到后来,列国策告俱有他,他实与中国盟会,不得不书,则书人。其后日益张大,竟主盟,不得不书其爵,然但书子而止,必不予对僭号。至于子,则概称之曰“公子”,盖公亦可通称。至楚虽王子,亦称之曰“公子”,真正谨严。

柳真工于为文,随笔写去,书札数百千言,无一字可增损,直到班、马地位。至韩文公驾而上之,直追周文。柳、刘辈皆知昌黎必然千古,柳当时语人曰:“子勿以大唐人物为易,目前如班、马者便有三四人,如崔、蔡者便有二三十人。今自不信,后当自见之。”今其言果不虚,如韩、柳何愧班、马?而元、白之流,何愧崔、蔡?

韩文公《顺宗实录》,质实得经意。无虚词,无遗事,方是实录。彼正不屑学《史》、《汉》面貌,而人至以为訾议,乃不读书人也。

如今人读经、史、古文,随人道好,所以然好处,问之茫然。如韩文公《平淮西碑?,谁不知好?然无知其好之所以然者。如其中叙事之始末,不分年月,却是何意?盖淮、蔡之在唐,不过一隅耳。以叛逆之臣,据一隅之地,用天下之全力图之,四年之久而后成功,其为辱莫大焉,故略而不书。联片读去,有似一时之事。其立意高处,为得《春秋》之义。而驾漏联贯,不用编年,却用《书经》体。昌黎之文,本之《六经》,所以高出于两汉之后也。

韩文公、王荆公晚年极熟时,每作一文,令人书之,冲口念出,写者不给,一字不可点窜。司马温公称介甫高才博学,真无书不读,即举子投以程式文,有一二佳处,亦无不记诵,故晚年遂造熟境。看介甫生平无事不傲,独至文字,真虚心服善。子瞻作《表忠观碑》,介甫得之,宾客皆以为荆公必因其异己,衔恨毁之。荆公回数读,累日不舍,谓客曰:“子瞻此文若何?”众唯唯。徐曰:“西汉文也。”众以为然。又问:“可比西汉何作?”众不能定。又曰:“《异姓诸侯王年表》论赞也。”举太史公最佳文以方之。范蜀公死,温公为作墓志,尽将蜀公不喜新法,及新法之不好,直笔尽书。彼时正荆公流窜诸贤,威慑朝野时,蜀公子见之而惧,急密礲石,纳之矿中。不知小人已早购石工得之,以献荆公。荆公读之不已,粘屏壁间反复雒诵,语客曰:“君实此文,西汉文也。”荆公不喜苏氏诸论策,何尝不公道?子瞻初中时,倾国传诵其文,独荆公绝口不道。一日入朝,寮友问之,曰:“全是《战国策》文字,安石为考官必黜之。”于是苏氏大恨。可见荆公所以望苏氏者甚大,苏氏自待亦不小。不然如今人以《战国策》许之,便勾了,如何尚街恨?

荆公清修有学,复孝友,能文章,不幸做宰相。武侯不出世,不过是管宁一辈人,幸而做丞相。管幼安著述,至今无一字传世。汉人学问,多是黄、老、谶纬,不肯耑心周、孔。忠武若老于南阳,其学术恐仍是汉人家法。广川之学至纯粹,而说灾异太烦琐,亦是习气。荆公《上皇帝书》,本欲选入古文,因其太长,故汰之。然宜删节之,庶可令子弟读也。

王荆公真工于文,其《周礼序》三篇,虽柳州不能也,惟昌黎办此耳。宋朝万言策,亦以介甫为第一。南丰文,以《梁书目录序》为第一,次《学记》三两篇。

古文以句句有实理,有实事,简净踏实马上。若多用“也”、“矣”、“焉”等字,气一住便弱。欧文每有此病。予见子弟读欧、苏文者,辄劝沮之,以文太卑耳。昌黎之文,周文也;柳河东之文,汉文也。近年有弹驳柳州文者,由于不解其佳处耳。朱文公《朱汴墓志》,何让班固!其他便卑冗。想文字随气化,虽贤者亦流转其中,而不自知也。

伦儿近知于古文字字求其着落,由此而上,求之经书便佳。何焯云:“汉、唐人文字还禁得敲打,宋人文字若如此,便无一足存者。”曰:“汉人文字亦难敲打。大抵古人力大,于身所见高,无起不收,无呼不应。即有一段放空,如天外一峰,亦必有缘故。”

朱子《大学序》云:“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如东方朔之流,腹中书记得一大堆,即方言俚语无不记的,是多少工夫?徐、庾、沈、谢,耑事雕花刻草,风云月露,工于制词,竭一生之精力为之,是多少工夫?如今梅定九算,不过一年可尽其术,岂不是“其功倍于小学”,而确乎一无所用?日用之间,应事接物,记诵词章何尝是刻不容少之物?异端之教,至于连身子都抛了,父母妻子都抛了,耑要成道,岂不是“高于大学”么?而确乎皆是落空的,并不可以治天下。文公如此等句子,真是字字的确,古今名句。惜乎以排偶出之。予问之:“排偶有何不好?”曰:“不古。”予问:“文章祇是道理足,何用句调古?”曰:“修词亦少不得。如《六经》亦用排句,而字面不对。《汉书》及东汉文章,有对句,而字面亦尚参差。然昌黎不喜班固,想即以此。南宋文字,苦在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如‘异端’对‘俗儒’;‘虚无寂灭’对‘记诵词章’;‘其高过于大学’对‘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 对‘而无实’。便开八股之宗,便流为时文体。”

朱、程文字拖长,不简净;昌黎理未透至十分,所以文字不能如《语》、《孟》。

朱子、王阳明皆能文,而晚年故意不为文。此正不如孔子处。孔手愈老文愈妙。

明朝人真不肯读书。古人文字,看去简古,零零落落,若不可解。久而读之,脉络井然,一字不妄下。后人文字,如七八岁童子作,看去无不了然。然寻其字眼乱下,语无伦次,意不相接,多不能通。

王姚江、王道思、归熙甫皆有好文字,但不多。

明朝古文,王阳明、方正学为首,次宋景濂,再次归震川、唐荆川、王遵岩。

世得云:“明朝自万历年间,读书人看古人文字,最怕分语意,前如何说,中如何说,后如何说。以为文字要飞舞错综,随意绚烂,不得寻章摘句,分立言次第,句句有归,令节节断续。今见一明朝名公批《国语》某处云:‘不必求其语脉,不过是鼓舞笔端。’此风一开,便使学者不讲道理,而求文工,读书终身,茫不加思,如坠云雾,心益昏蔽,毫不能辨天下事。此祸至今为烈也。李于鳞为某人作序,云:‘文宁失之于理。’此可为明朝人做古文不好的供状。”

何焯云:“泰州人但知有王心斋,却不知有储柴墟。”柴墟古文甚温雅,无虚套,又无理学语录句样。明时古文,亦是成、弘盛时好,如王济之、邵二泉、李东阳、储柴墟皆好。至王遵岩、归震川已衰矣。柴墟《与友人书》云:“当今经学甚衰,海内惟蔡介夫、王伯安为正路。伯安已告归,介夫亦不久将返海滨。君必须见此两人。”如今人皆知阳明、虚斋两先生,当时尚未定论也。而柴墟两屈指焉,不必问其文之佳否,即此便有关系,足存。又《送介夫归序》甚好,似欧文。如今应将明朝古文选存一帙,未必不精采。从来文集成一家言,可以千古者原少。文章以西汉为盛,班、马累世成书,古今不多见,其他亦不过有几篇而已。若就《汉书》中择可读者,亦不过一二百首,惟选者具眼难得耳。吾想选文,吾以为佳,人未必以为佳;吾今以为佳,后人未必以为佳,奈何?惟是字字与他核实,自肺腑中流出有关系者,便存可也。海刚峰《上世庙疏》,调虽软靡,然却有气,中有实际处,可存。亦有文虽长,事虽美,而不足存者,杨椒山疏是也。罗一峰《劾李贤疏》恐亦不足存。何焯云:“椒山疏中无条理。”

问:“龙守珠、狮戏球,意何为?”曰:“如今人一部文集,精神命脉所在。”孙襄。

古人终身不得几篇好文字,著一书,便终身精力,数十年功夫。今人动辄成集,不数月便著一书,如何得好?渠见孔子《诗》、《书》、《易》、《礼》、《乐》,都是成于二三年间,不知孔子周流天下,多见多闻,遍举历叩,已数十年功夫,不特腹槁久成,只恐改订之本亦不一。至此时才了无疑义,遂为定本。朱子《四书集注》,不知经几番改窜才定。

作文须识体裁。初拟选馆时,试《申饬督抚荐举廉能以兴吏治诏》。中有一人,众望所服,竞就问焉,予不为动。吴孙若述其语,起处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止处用“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予谓:“此赦诏体,不可从。直起竟可,不然只用‘诏曰’两字。‘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是决用不得。”同考五十八士,与我意合者仅七八人。及纳卷,大为魏柏乡所笑,谓:“申饬督抚,如何布告天下耶!”孙襄。

文章不讲立言体裁,便至鄙俚可笑。清苑郭蒯庵为李高阳作传,有云:“太皇太后崩,公入临,声彻殿陛。人皆以为公忠诚所结,而孰知其为公,位极人臣之符也哉。”盖高阳声高,遂如此立言,岂非笑话!若将此作文章馀波,如所云眉目如昼,戟髯若神,目有紫光之类,有何妨?一日,李刚主过予,贻以《祭万季野先生文》,通篇皆道万如何称奖他,岂有此体!

一亩泉李令求朝分司作记,分司便牵扯大中丞长,大中丞短,许多支词。我最不喜如此,面阻之云:“我说开井好,汝说极无益而劳民。今又说是开井好,岂不是行与言违?伺取此不实之言?汝各自逞文采,便自作,不必干与我,我便不管。若干涉我,又不说实话,却不许。”如今文章不好,便是此病根。无其事而为文,虽马迁之笔,不害其为不好。若字字核实,虽今人作,亦古文也。

泽州以生传见命,而渠门人为渠作年谱,累累数万言。大概如钱亮工为陆淡成作墓志,所云:“大抵先生之学,以穷理尽性为宗,以正心诚意为要。”至今日以为笑柄。予将为作书后,实实道他同作考官,不受关节,平生耿介,老而好学,手不释卷。他自然不喜,我也不要他喜。

检讨高其伟,因大山寄性理诸论,请教安溪师。师曰:“凡做此等文字,须似质所疑惑,求解不得,方是真读书人用心于内,而体裁亦佳。遽然直下判断,是非古人学识不能到这里,而声势如此,便不过是要做文字以自炫耀,非真欲明理而求自得者。用心于内者,文字虽不高,而其中却有条理;务外者,虽多话说,而条理少。此作文理亦无不通,然却还是这一种,不是那用心于内一种。”

桐城论文最好,说“昌明博大”是矣。但其所谓“昌明博大”,不过多些长些便是,却不好。文字肯切实说事说理,不要求奇求高,都有根据,天下便太平。明末,如金、陈、黄陶庵、黄石斋,洪高才绝学,而其文求其近情理者甚少。观其自命,几几分坐尼山,后亦归结忠孝。到底文字不好,真是关系气运之物。

台垣为泽州制锦屏祝七十,求师衔呈,文稿乃吕履恒捉刀。师笑曰:“无论文字难通,即通篇以圣人归泽州,予何至于此!虽至愚之人,亦不敢以此自居。当日予六十,京僚为予索文,看韩慕庐一篇,已不成文字,何况其他?他文皆不敢观。张辰史死,将来后辈为文者,只有一阵季方,虽气薄,还干净。”问:“何屺赡何如?”曰:“未尝见其大篇,不敢定。渠未搦笔,先有一个必定要不朽之意在胸中,是于为文之外又多一意矣。即诗亦然。古人作意者固多,随笔成文,冲口而出者亦不少。全是雕刻一种,自然萧洒之意全无,有何佳处?即渠看诗文,亦似捉虱子一般,好搔抓细碎处,益处固多,通体算来亦是病。”

四家叔亦是知己。予假还,卅馀岁,祇是读书不已。四家叔向二家伯等云:“人生天姿靠不得,厚庵少时,天姿平常的狠,如何比得二兄与五弟?无奈他祇是读书不歇,如今定何如。”二家伯云:“难道我如今做得文字不好么?”四家叔云:“怎么不好?祇是也压不倒厚庵。”拉将军将班师,泉州人感其不杀,立功德碑。予求二家伯为之,二家伯允为之。四家叔又促予亦做一篇,云:“汝二伯文虽古,泉州人未必领略,算不得当行。汝试为之,择用焉可也。”予亦成一篇。二家伯文成,古奥难读,几不可以句。四家叔观之,云:“倒底用厚庵的。”二家伯曰:“他的也好,我此作毕竟也是奇观。”四家叔始终不竹执定,仍用予作。予问曰:“倒底立意如何?”曰:“子文中,一段表扬其不杀闹热些,汝二伯文,未免将此意乎叙去了。”

家四弟作古文,不偷韩文公。人读的大文字,都在墓志碑版文中窃取,恰有何屺瞻耑留心碑版文字,尽被他捉住。敝乡有一人,作诗极熟杜工部,自作也窃取杜工部人不读的诗,亦被人捉住。屺瞻看古文,不从议论文字入手,先读碑版文字,亦是一病。古文自是议论畅达,后渐缩敛便妙。韩、苏少年率如此。孙樵、刘敛、黄山谷辈,文字不能成大家,就是此病。如今看小学生文字亦然,下笔千言,汨汨不休,有论头便有成。短短的亦成章,也有一二语有笔意思路的,到底有限。屺瞻古文亦长碑版,教他做叙事文字,便不能出色。碑版文字须简古庄严,难开展。

如今所谓古文者,亦不求如韩、柳模样,那就不好。字字核实,如其人,如其事而止,文从字顺便可传,便是好古文。然文字句调古,觉得惹人爱重,以其中有不可轻处。如一般铜器,有几片朱砂、翡翠瘢点,便耐人摩挲。

周卿弟未尝肆力于古,然于文之古今到识得,此亦山川之气。孙襄。

陆稼书文字气短,与万季野一般,直撞便完。虽长篇大章,而气促无益也。以上论文。

向尝语韩慕庐以:“时文奇,不如平。明末文毕竟是有词,气不如成、弘。公试看东汉之末文字,何如西汉;中、晚唐诗,何如初、盛;南宋文字稀烂,何如北宋。自然太平时文字正气。公乃风气之家,何不选一部前辈文风行天下,使人变而之上?”韩亦首肯。后东宫令选一部时文看,渠都选成、弘以前,文字寥寥数行者,东宫嫌其太淡而不观。惜其不久病而死。

洪、永、成、弘间,先辈大结,其长浅与八股埒,于道理却合。述圣贤说话,不过数言可了,正须以我意论断耳。如今之描画口角以求拟肖,圣贤肯为之哉?我所以欲变经义,意正如此。孙襄。

时文要字字可以讲得方妙,一片雪白。虚字体贴虚神,实字如铁板推搬不动,如经传一般。无一字无义理,方是正宗。又作文要词调不离样,屺瞻时文要字字有出处,读来却不似时文,作古文则可,时文断不可。小学生初作文,要得有词,有了词,又要有气,有词气,再要他有法,终之要他有理。成人不如是,第一须求理,理足而法、气、词具焉。此正法也,百馀年不讲矣。成、弘间人有此,至正、嘉便肥肉多,然尚是有血气的。但文体己坏,所用《五经》句,似是而非,捕风捉影,就写上全不典切矣。

明末时文,看其议论气势,直欲凌驾前人,掀天揭地。由今看来,卑鄙无味之甚。以其理不足,于题不相干。大约时文之坏,由不肯看书起。不肯看书,则于题理懵然。理不胜,则思以词采胜。以词采胜,则求新奇灵变,以悦人之目,遂离经叛道而不可止矣。

子欲辑《语略》、《文略内外篇》,外仍欲辑《制义略》。盖制义无论为一代取士之制,其精者羽翼经传,至者语皆如经。如顾亭林“且比化者”一节文,直驾守溪而上。盖字字有来历,精于经学,而其辞又能补经之所未备,而不悸于经,亦可马绝矣。守溪《周公兼夷狄》文,论者推为明朝第一,果然。琼山因见其中间补奄、飞廉,遂补出五十国,似为密致。然守溪不补非漏也,五十国夷狄在内也,邱程反觉有痕迹。至于说“百姓宁”,真经语。盖“兼”字非后世穷兵黩武,犁庭扫漠,不过内外有限,各安疆界。而“驱”字非 “放”字,后人讲成猛兽一似要依人,而周公断不容并处之象。不知猛兽亦苦在园囿之中,以纵之山野旷阔处为乐,亦非后世禽荒之比。观其“天冠地履,华夷之分截然;上恬下熙,鸟兽之类咸若。”词义精粹,气象正大,昌明俊伟,可观世运之盛。其“上”、“下”字及“若”字,俱出《尚书》,无一宇杜撰也。如杨慈“武王缵太王”节文,中间出“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字字醒出而无痕迹。盖此句与“必得其名”句有别,文紧承“一戎衣”。盖天与人归,虽欲辞之而不能,故下 “一”字。文中“牧野之师方会,而前徒已倒戈”四句,字字精神,通篇正大醇厚。田中台吾岂若,使是君文皆文之至者。若择一代之可久传者,或二百篇可得也。

王文恪时文已看过千篇,三百年中真第一人。论道理,虽不能登朱子之堂,入伊川之室,要如出其上者。其文似淡实有味,似疏实周密,似少实足有等。题目天生不可装入说话的,祇是就题下得几个虚字妥帖,不生出语病来,此天下之至文也。

王守溪文字登峰造极,然有以后人心思偶然可以相近者,便不须存。如“奔而殿”,任后人穷思极巧,无可复添一句。至“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一节,文法已备具。细思孟子因其种粟后食,有食必有衣,故问衣褐。有衣必有冠,故问冠。又问釜甑、铁耕,引出“以粟易之”,为下文折辩之地。是“冠”与“冠素”生于“织布后衣”,而“爨”、“耕”生于“种粟后食”也。文尚漏,此巧。

守溪自然算时文第一手,本是一极体贴好讲章,又创出许多法则。其安顿亦极好,极费经营,而绝不见有巧处。此所以好。若一见巧,便不好。制科本意,不过如此。到如今,耐推敲者惟守溪,不是他精神才力能詟服人,是他用功到得是处。故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然”字妙不过,大家皆以为是。不曰我心之所同奇、同妙,而曰同然,与上同视、同听、同美,分大小之官者以此。千百万人心合起来,便与圣人同,所以善不善,久自论定。

老师言:“崇祯末,时文鬼怪。有一提学至闽,非此不录,通顺者率置劣等。时有泉州府学岁试,第一题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破云:‘东周不可以玉帛之会,会夫夫者,愿天尝生圣人。’既发落后,同侪率不解,叩所以,其人曰:‘此最明显,东周即天子之都,焉能人人皆主玉帛?此指不能施济也。下—句破“必也圣乎”’。其人姓范,皆呼之曰:‘范东京’。又一老生作次题,为‘沧浪之水清兮’四句。前后文皆用平常语,苦于腹俭无可填写,而深惧置之末等,乃著二句云:‘沧浪之水清且粲,中有鲤鱼长尺半。’提学阅其前作,已置六等,至此二语,则加点,为升之四等。又一童生完卷后,与其亲串看,亲串曰:‘如此平常,恐不能得志。’童生曰:‘已完,奈何?’反复不得已,于篇末缀尾云:‘乱曰:“邛若登,干复坤”。’其意盖曰,我名若能登案,则天下而地上矣,甚言其无进学之理。提学二作已平点过,将置之,及尾见此,乃密点之,遂得人泮。国家将亡,妖孽昼见。闽中邪神祟鬼,昏暮舆从拥道过,人家酒食。而土木神像自起行走,人家祖先木主,人但于座下动之,便能自行于几上。先君、先慈每夜起,看天上刀弓剑戟之形,常经月不散。与时文言妖并见于时,可畏哉。”

看杨用九时文,不怡,云:“大凡文字毕竟说得出者,其人便有方寸。”

孙燕及平生最感一老童生。及发时,诸亲族都未照管,先为老童生谋进一学。此老童生自己不会做文章,却会看文章,平时见孙文章,许可而有未足之词,曰:“文章已好,祇是尚未长出眼来。文章到太好时,不要人看他,他便会生眼睛来看人。到得这里,便能一路腾达而去,不留行矣。”孙至中举人之年,其前妻饿不过,竟舍之而改嫁一屠户。孙哭之累日,自思哭死无益,仍读时文,作文字,希图教书过日。此老童生一日又过之,见其文火惊曰:“了不得了,子文通身是眼矣。论其常,岂独进学?当即联捷而去。”其年,孙即进学,即乡会联捷。孙终身感之。

宾实如今若教他做一部时文稿,自当驾归、胡而上,以其理透也,渠且会安顿题目语气。王文恪等好处亦是如此,书理既明,想出如何托出圣贤口气,而法出焉。宾实却与冥合。

大山文虽比韩翁纯正,然也有一病。都是读书时见有一段好意思,好议论,做这一篇文字不是空空洞洞,说这是个难题就做,逼山来的文字,如此才有一段生新意趣。秦龙光文字,所刻《学》、《庸》一帙,殊不如往时。问:“病在何处?”曰:“其根仍是见理不真,临文时又要人见好,便有假气。作文时看书已不错,又要我做成这一篇文字,必定雅俗共赏,不特理路好,就是文章也是古今不可废的好文章,如此便带假气。盖临文时无暇作此念头方好。向王原令贻文字,是陆稼书评次,句句都要合朱子说话,何尝有差错?却不是真文字。”

何屺瞻时文祇是不做,故生,若常做,自然比他人好。他腹中倒底有许多见识。渠只欲一做到不朽地位,方出笔,岂有此理?韩文公亦祇是不厌不倦的做,倒成了,人自存其足传者,即有不好者何害?先不好而后好,更妙。若天生能文,幼而出笔便足传世,乃王德用所云:“貌类艺祖,父母所生,已有何功!”况决无此理。如写宇一班,祇是写。诗文祇是仿与人看,切摩讲贯,读书不巳自佳。

读八股者不辨美恶,第见其为刻本,诵不绝口。人饮食将以求肥,而啖泥沙非徒无益,其必有害矣。一少年登科刻窗稿,求叙文于予,斥而拒之,病其速成也。令以一部奉吾家某者,必珍而读之,其文不胜某也。十二至见馆试诸卷,知其平常。诸庶常皆极一时之选,执牛耳者仇兆鳖也,有文名者胡作梅、汪灏也。当其锓版行于世,则岂有非之者哉?孙襄。

先生问:“吴元木何日撤馆?”曰:“二十日。”曰:“可谓勤矣。去家半日就馆,未可云远。读书须有跋涉意,又稍不闻家中事正好。”问:“某人文字何如?可望入泮?”未答。曰:“有章文在进学时本事。”先生曰:“章文在今日,本事亦差向时不远,苦心体认处,自有其弊端。亦如释子念念不忘西天,见古文正经书,视之非不隆重,但不敢入目,恐其浼己也。传一部新稿,几篇新试牍,则急取披诵,以为真可以取富贵耳。故我尝有中平素之说,谓某文不利场屋,但苦学有年,到时脱胎换骨亦未可知。有平日文字好,而当头不满人意者。亦有文字不好而售者,偿其勤劳,中亦论不得。黄岁生乡墨清,不失家数。”孙襄。以上论科举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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