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戎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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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政总部总论六

　　大学衍义补一〈总论威武之道〉

戎政典第七卷

戎政总部总论六

大学衍义补一

《总论威武之道》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 ，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 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 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杂卦》曰：“比乐师忧。”

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𦬊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迺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迺《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 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 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夬》之《彖》曰：“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 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 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 ，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夬，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 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 ，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

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夬》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 ，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 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 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 不杀者夫！

臣按：“神武不杀” 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 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 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 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 ，不徒曰“广运” 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 怀。”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 ，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 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 既伐，昆吾夏桀。”

朱熹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 ，所谓“临事而惧” 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 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 旧说以此。

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盖谓此欤。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馀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 羡，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发而中其节，是谓之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 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 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 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 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 ，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 遹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迺作邑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惟予 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惟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二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 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臲臲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 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𫏋𫏋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 尔公允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 ，后人于是宠而受此𫏋𫏋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 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𫏋𫏋》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 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 囚。”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 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讻，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 而谓之“既” ，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鄫？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发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古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曲礼》曰：“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

吴澂曰：“班次朝仪各有位次，整治军伍各有部分，临莅官府各有职掌，班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礼，是以有威严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谓“威则人不敢犯，严则人不敢违，所以致其威严者礼而已矣。” 是以朝廷之仪、官府之治，虽皆不可以无礼，而于军伍之法尢当以威严为尚，然徒尚威严而不本于礼，则所谓威者矫亢之容，严者暴戾之气也。

《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郑人伐卫。”

胡安国曰：“郑人伐卫，讨滑之乱也。凡兵声罪致讨曰‘伐’，潜师掠境曰‘侵’，两兵相接曰战，缳其城邑曰围，造其国都曰入，徙其朝市曰迁，毁其宗庙社稷曰灭，诡道而胜之曰‘败’，悉虏而俘之曰‘取’，轻行而掩之曰袭，已去而蹑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实，以明轻重。征伐，天子之大” 权。今郑无王命，虽有言可执，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权，非王命而自行，是乱也。《春秋》书“郑人伐卫，入” ，《春秋》以来列国兴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书伐推而详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战、曰围、曰入、曰迁、曰灭、曰败、曰取、曰袭、曰追、曰戍、曰以，以见用兵之事，其事类名称有不一如此者。兴师以讨人之罪者，必先审其大小、远近、强弱、虚实以定其名，然后“随其势，因其机而决其谋” ，则收其万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

胡安国曰：“三军，鲁之旧也。古者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侯封于曲阜，地方数百里，天下莫强焉。及僖公时能复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颂，其诗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故知三军鲁国之旧尔。然车而谓之公车则臣下无私乘也；徒而谓之公徒则臣下无私民也。若有侵伐，诸卿更帅以出，事毕则将归于” 朝，车复于甸，甲散于丘，卒还于邑，将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众，不相系也。文、宣以来，政在私门，废公室之三军，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尽征焉，而旧法亡矣，是以谓之作《春秋》。书之，以见昭公失国，定公无正，而兵权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国家者之所宜鉴也。

臣按：胡氏谓“兵权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国家宜以鲁为鉴” ，鲁一国也，尚不可失兵权，而况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 楚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胡安国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执而杀之。楚子贬而称名，何也？世子般杀其君，诸侯与通会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倡天下，奉词致讨，执般。”

“于蔡，讨其弑父与君之罪，而在宫在官者，咸无赦焉。残其身，潴其宫室，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又何恶乎？” 今虔本心欲图其国，不为讨贼举也，而又挟欺毁，信重币，甘言，诈诱其君，执而杀之。肆行无道，贪得一时，流毒于后。弃疾以是杀戎蛮，商鞅以是绐魏将，秦人以是劫怀王，倾危成俗，天下大乱，刘项之际，死者十九。圣人深恶楚虔而名之也，其虑远矣。后世诛讨乱臣者，或畏其强，或幸其弱，不以大义兴师，至用诡谋诈力，侥幸胜之，若事之捷，反侧皆惧，苟其不捷，适足长乱。如代宗之图思明，宪宗之绐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书此以见人君欲兴师以除奸乱，必审机宜、时势以伺间待时，仗大义、正言以声罪致讨而不用诡谋诈力以侥幸取胜。胡氏所谓后世诛讨乱臣者不以大义兴师，至用诡谋诈力侥幸胜之，若事之捷，反侧皆惧，苟其不捷适足长乱，此数语者可以为世之人君诛乱臣、安反侧者之鉴戒。

《穀梁传》曰：“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 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导之以德，齐之以礼，邻国望我，欢若亲戚，何师之为？师众素严，不须耀军列陈，上兵伐谋，何迺至陈？军陈严整，敌望而畏之，莫敢战，投兵胜地，避实攻虚，故无死者，民尽其命，无奔背散亡，见危授命，义存君亲，虽没犹存也。”

臣按：古之圣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为国一以德礼而不专恃于兵，未尝无兵也而不用之于师旅，虽用师旅之众而不布于行陈，虽有行陈之法而不施于战斗，战斗有其备，遇敌可以不死，然卒不战也；死亡以其道，虽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

《左氏传》隐公十一年：“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君子谓郑 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 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 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臣按：郑庄公会齐鲁伐讦，既入许，庄公命许大夫奉许叔，君子谓其得伐叛、讨贰、存亡继绝之礼，所谓“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 之三数言者，诚得圣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谓相时而动无累后人者，其为虑周而谋远，尢可为世法者也。

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 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 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杜预曰：“不征辞，谓言语相恨，当明征其辞，以审曲直，不宜轻斗。”

臣按：《韪》之为言是也。“人之兴师以伐人者，皆见他人有不是之处耳，反求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于不是者则亟止焉，所谓是者理而已矣。顺理为是，逆理为非” ，如此，是惟不动众，动则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讨。

桓公十一年，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

臣按：所谓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 之和。

庄公十年，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 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 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 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 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 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 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 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 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 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 故逐之。”

臣按：曹刿《对庄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复得用兵之法，所谓小惠之未遍、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战，惟察狱以其情，是为尽心之忠，如是而后可战，可谓得战之本矣。若夫三鼓则气竭，惧其有伏，必其辙乱旗靡然后逐之，可谓得战之法矣。其《答乡人》之问而谓“肉食者鄙不能远谋” ，是诚天下后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褖，而不能谋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晋侯将伐虢。士𫇭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 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 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 用也。虢弗畜也，亟战，将饥。”

臣按：《春秋》去古未远，故其论战恒以民心为本，后世则论敌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围曹。子鱼言于宋公曰：“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 垒而降。《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 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 无阙而后动。”

林尧叟曰：“因垒而降，垒，石垒也。言不增兵，但因旧垒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无阙而后可以伐人，世主有欲兴师以伐人者，盍姑内自省曰：“吾之德有阙否乎？若犹有阙，方当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 ，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 未既济，司马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 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 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馀，不鼓不成列。”

苏轼曰：“古人有言，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师犹足以当桓、文之师，一战之馀，救死扶伤不暇，此独妄庸耳。齐桓、晋文得管仲、子犯以兴，襄公有一子鱼不能用，岂可同日而语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

吕祖谦曰：“说者以宋襄之败为古道之累，是犹聩者之误评宫角，遂欲并废大乐，岂不过甚矣哉？或者又谓宋襄无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败，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则固不待于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则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纵豕突亦何所不至？我迺欲从容揖逊” 以待之，适遗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师，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师曰：“殄歼迺仇” ，曰“取彼凶残” ，凛然未尝有毫发贷其所宽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归我，是以弗击。苟推锋而与之争，一旦之命，胡为而纵之哉？是纵降者帝王之兵，纵敌者宋襄之兵也，乌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败，《公羊》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 ，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其言虽过，然襄公之战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变，是以取败耳。是故善学圣人者当师其心。其心谓何？仁义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骤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非礼也。“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 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

杜预曰：“责公不以礼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论征代率以礼为言，可见惟礼可以已乱，苟伐人之国而不以礼，则是以乱平乱也。

十有二年，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闻郑既及楚平， 桓子欲还，曰：“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楚归而动，不 后。”随武子曰：“善。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 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 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 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 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经也。

臣按：此举六事之目，下文历说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六者为治之要也。为国而有六者不可变易，则在我者有不可敌之具而在人者无以敌我矣。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潘党曰：“君 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 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 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 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 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 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盖古语也。使凡天下之兴兵动众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焉，非此七者不举，则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师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云霓矣。

成公十二年，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 戎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卫国家，此二者国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郑。子反入见申叔时，曰：“师其何如？” 对曰：“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 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 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 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今楚 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渎齐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 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谁致 死？

孔颖达曰：“叔时此对，首尾相成，先举六名，云战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战，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时，先王礼义之泽犹存，故论兵者犹知以德义为言，后世则舍德义而惟论兵甲、士马之多寡、强弱，其战则同也，所以为战则不同也。此无他，其器异也，其器既异，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 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之意也，盖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惧，有所惧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则不敢纵肆而国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师请赏，公与之邑。子罕曰：“凡诸 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 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 则乱生，乱生则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 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 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 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

林尧叟曰：“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赏，宋君欲赏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谓凡诸侯之与小国，晋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惧而后大小上下慈爱而和顺，慈爱和顺而后国家赖以安靖，以听大国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无威则骄纵易生，骄纵则祸乱必至，祸乱则灭亡随之，此小大所以至灭亡” 也。“天生金、木、水、火、土” 之五材，天下之民并举而用之，五者不可阙一兵是五材之金岂可去哉？古人设兵，其来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轨法之徒，而昭明国家文德之盛。汤、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兴；桀、纣身弑国亡，以兵威而废。盖明君善于用兵，则以之而兴，以之而存，术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则以之“而废，以之而亡” ，术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诸侯，不亦诬罔之甚乎？

臣按：国有六典而不可无兵，犹天有五材而不可以无金也。盖立国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赏必有罚，徒有文而无武则威不立而国势弱，有赏而无罚则法不行而人心纵。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使弃疾为蔡公。王问 于申无宇，对曰：“择子莫如父，择臣莫如君。郑庄公城 栎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 焉，至于今赖之。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 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王 曰：“国有大城何如？”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 杀子游。〈在庄十二年〉《齐渠丘》实杀无知。〈在庄九年〉“卫蒲戚”实出 献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 掉，君所知也。”

杜预曰：“五大，言五官之长，专盛过节，则不可居边，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颖达曰：“宋杀子游，齐杀无知，乃是赖大邑以讨篡贼，而谓之害于国者，以其能专废置则是国害。天子之建诸侯，欲令蕃屏王室，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挥从己，不得使下邑制国都，故大城为国害也。‘末大必折’，以树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兽喻也。”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实为切要。人君之治国，必居重驭轻，必以大制小，则上下之势顺，小大之分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独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语》有曰：“公制城邑，若体牲焉。”有首领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变而不动。夫边境者，国之尾也，譬之于牛马，处暑之既至䖟？�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惧之。此譬尢为详尽。谋人国而虑及远者，尚其图之。

哀公元年，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 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 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厉，亲巡其孤寡而共 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 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 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 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 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吴也，不料其地土之广狭、车徒之多寡、士卒之强弱、甲兵之利钝，惟以君之所修、所为者以占其胜负焉，然则有国家者所以强兵。

之要，孰有先于修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飨大夫以谋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国不信，伐 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将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于城，城保于德” ，所谓德者信与仁而已，国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为心，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上毋以使下，又安有争斗侵夺之患哉？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 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 王之于兵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 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 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 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 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 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 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 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罚之辟， 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 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 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 “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乎？ 王〈襄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 仓葛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列，匿文不昭。”

胡安国曰：“古者觌文匿武，修其训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观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让之令、陈文告之辞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于远也。所以然者，岂非武不可觌、文不可匿，不当尚武隐文乎？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 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 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 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菑’。”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之以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 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 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然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之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 ，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 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

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 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 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 ，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谓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实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 下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 弱；将率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已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 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此 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 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 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 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 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 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悠暗，莫知其所从，孙吴 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 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 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 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之闲，滑然有离 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 卵投石，以指挠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 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 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 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路暴露亶读为袒谓上下不相覆盖〉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 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 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 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 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 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霸功小小、补塞闲隙之可比，又岂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 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 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 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 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 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 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 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 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 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 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 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 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 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 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 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 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 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 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 ，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 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尢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 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 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 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 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 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 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又曰： “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 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 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胜此二者， 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 攻守也。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 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 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 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 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 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齐用王子， “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霸诸侯，兼列邦土。 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 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 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 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 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 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 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 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 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主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权” 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 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 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 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 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 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 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 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 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 为言，盖

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 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 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 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 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 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 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 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 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 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 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御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 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畜资粮，以 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 虑皆能及之。臣窃以为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 之时，岂能使四裔常自窜伏，而保不为患哉！若乃纲 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 赐无常，务晏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 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裔内窥中 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 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 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臣按：为国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 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 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纲纪，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幸。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