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卷2 中华文库

惠周惕（惠士奇、惠松崖）

惠周惕，字元龙，一字研溪，吴县人。先世居扶风。远祖元祐徙洛阳，靖康末以文林阁学士扈高宗跸，如临安，家湖州。生善，分为四支：曰四七，曰廿一，曰三八，曰小一。三八支后七传至伦，始迁吴县东渚邨，五传至洪洪，年至一百五岁，吴下所称“百岁翁”是也。洪生万方，万方生有声，有声生周惕。有声字朴庵，明岁贡生，与同里徐枋友善，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研溪先生少传家学，又从徐枋汪琬游，工诗古文词。既壮，厄于贫，遍游四方，与当代名士交，秀水朱彝尊亟称之，文名益著。康熙辛未，成进士，选庶吉士，因不习国书，改密云知县，卒于官。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诗说》及《研溪诗文集》。

子士奇，字天牧，晚年自号半农人。研溪先生梦东里杨文贞公来谒，已而生先生，遂以文贞之名名之。年十二，即能诗，有“柳未成阴夕照多”之句，为先辈所激赏。二十一为诸生，不就省试。或问之，曰：“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乃奋志力学，晨夕不辍，遂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暗诵。尝与名流宴集，坐中有难之者曰：“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先生朗诵终篇，不遗一字，众皆惊服。戊子，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癸巳、乙未会试，两充同考官。圣祖尝问廷臣谁工作赋，阁学蒋廷锡以华亭王顼龄、仁和汤右曾及先生三人对。其后己亥正月，太皇太后升祔礼成，奉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学士以上乃得开列，先生以编修得膺宠命，洵异数也。庚子，主湖广乡试。冬，奉命督学广东。雍正元年癸卯，命留任三年。尝谓汉时蜀郡僻陋，文翁守蜀，选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宽等东受七经，还以教授。其后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相继而起，文章冠天下。汉之蜀，今之粤也。于是毅然以经学倡。三年之后，通经者多，文体为之一变。又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访诸舆论，有海阳进士翁廷资，其学品胜校官之职，具疏题补韶州府教授，得以诱进多士。吏部以学臣向无题补官员之例，格不行。世宗特旨：惠士奇居官声名好，所举之人谅非徇私，著照所请补授，后不为例。在任迁右春坊右中允，超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丙午，任满还都，送行者如堵墙。既去，粤人设木主配食先贤；广州于三贤祠，惠州于东坡祠，潮州于昌黎祠，元旦及生日，诸生肃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丁未五月，奉旨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罢官。乾隆元年，奉旨调取来京引见，以讲续用，所欠修城银两得宽免。丁巳六月，补侍读。戊午，以病告归。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

先生邃深经术，撰《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其论《易》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而其说犹存于汉。不明孔子之《易》，不足与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与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远问庖牺，吾不知之矣。汉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其论《春秋》曰：“《春秋》三传，事莫详于《左氏》，论莫正于《穀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记事也。《左氏》褒贬皆春秋诸儒之论，故纪事皆实，而论或未公。《公羊》不信国史，惟笃信其师说，师所未言，则以意逆之，故所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诸国史，公、谷得之师承，虽互有得失，不可偏废。后世有王通者，好为大言以欺人，乃曰“三《传》作而《春秋》散”，于是啖助、赵匡之徒争攻三《传》，以伸其异说。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年盲然如坐暗室之中矣。《公》、《谷》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择其善而从之，若徒据《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力排而痛诋之，吾恐三《传》废而《春秋》亦随之而亡也。《左氏》最有功于《春秋》，《公》、《谷》有功兼有过，学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无可疑，惑之甚者也。”

其论周礼曰：“《礼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康成注经，皆从古读，盖字有音义相近而伪者，故读从之。后世不学，遂谓康成好改字，岂其然乎！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故借以为说。贾公彦于郑注如“飞茅”“扶苏”“薄借綦”之类，皆不能疏，所读之字亦不能疏，辄曰从俗读，甚违“不知盖阙”之义。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周秦诸子，其文虽不尽雅驯，然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以其近古也。

幼时读廿一史，于天文、乐律二志未尽通晓。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举隅》二卷，言：测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两交，去交近则食，远则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说者谓日之食晦朔之间，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实行，有视行；日月之食亦有实食，有视食。实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实度；视食者，人在地所见之初亏，食甚复圆也。古术或知求实行，莫知求视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实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恒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恒星最高，遂指恒星为天体；新法于恒星天之外，又有宗动天，合于九重之数。宗动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谓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触者，气而已，此不知历象者也。如日月有气而无体，则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触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继之辞，非尽也。新法谓之金钱食：日大月小，月不能尽掩日光，故全食之时，其中阙然，而光溢于外，状若金钱也。

又撰《琴笛理数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黄锺至小吕为阳，蕤宾至应锺为阴，阳用正而阴用倍，蕤宾长，小吕短，黄锺中，自古相传之旧法也。晋永嘉之乱，有司失传。染武帝始改旧法，黄锺长，应锺短，小吕中，由是阳正阴倍之法绝。汉魏律小吕一均之下征调，黄锺为宫，有小吕，无蕤宾，故假用小吕为变征，黄锺之黄锺宫为正宫，小吕之黄锺宫为下宫，征最小而以为宫，故为下宫。隋郑译遂以黄锺正宫当之，擅去小吕，用蕤宾，以附会先儒宫浊羽清之说。夫宫浊羽清者，指下征调而言，译改为正宫，是以历代之乐皆患声高。隋唐以来，惟奏黄锺一均，而旋宫之法废矣。古法尽亡，独存于琴笛，笛疏密，取则琴晖。琴之十二律起于中晖，笛之七音生于宫孔。黄锺从宫孔黄锺始，一上一下，终于蕤宾；琴自中晖黄锺始，一左一右，终于十晖。”书成，惟嘉定王进士恪见而喜之，馀莫能解也。

所著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及《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海内学者称为红豆先生。初，研溪先生由东渚邨迁居郡城东南香溪之北，郡城东禅寺有红豆一株，相传白鸽禅师所种，老而枯矣。至是时，复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阶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为绘《红豆新居图》，自题五绝句，又赋《红豆词》十首，和者二百馀人。四万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访焉。因自号红豆主人。所以乡人称研溪先生曰老红豆先生，半农先生曰红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红豆先生。

松崖先生，半农先生之次子也，名栋，字定宇，一字松崖。初为吴江学生员，复改归元和籍。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父友临川李绂一见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学士视学粤东，先生从之任所。粤中高才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时称惠门四子，常入署讲论文艺，与先生为莫逆交。至于学问该洽，则四子皆自以为远不逮也。及学士毁家修城，先生往来京口，饥寒困顿，甚于寒素。遭两丧，不以贫废礼。终年课徒自给，甑尘常满，处之坦如。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尹继善、文襄公黄廷桂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会大学士九卿索所著书，未及进而罢归，然先生于两公，非有半面识也。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传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馀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书垂成而疾革，遂阙鼎至未济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传二篇。孔氏《正义》据马融陆绩说，以爻辞为周公所作，与郑学异。其所执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后事也。先生独能辨之。于《明夷》之五曰：“箕子当从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萁’。刘向云今《易》‘其子’作‘荄兹’，荀爽据以为说，读‘萁子’为‘荄兹’。‘其’与‘亥’，‘子’与‘兹’文异而音义同。《三统术》云‘该阂于亥’，‘孳萌于子’，该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终于亥，干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马融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之大义，读‘其’为‘箕’，盖涉《彖传》而讹。五为天位，箕子臣也，而当君位，乖于《易》例甚矣。谬种流传，兆于西汉。博士施仇读‘其’为‘箕’，蜀人赵宾述孟氏之学，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据古义以难诸儒，诸儒皆屈，于是施仇梁邱贺皆嫉之。孟喜、仇、贺同事田王孙，喜未贵而学独高。喜所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得自王孙，而贺恶之，谓无此事。语闻于上，宣帝遂以喜为改师法，中梁邱之谮也。仇贺嫉喜而并及宾，班固作喜传，亦用仇贺之单词，皆非实录。刘向《别录》犹循孟学，故马融俗说，荀爽独知其非，复用宾古义，而晋人邹湛以漫衍无经讥之。盖魏晋以，后经师道丧，王肃诋郑氏而禘郊之义乖，袁准毁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邹湛讥荀谞而《周易》之学晦，郢书燕说，一倡百和，何尤乎后世之纷纭也！”于《升》之四曰：“文王爻辞，皆据夏商之制。《春秋》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尧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云：‘梁山，晋望也。’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为晋望，明梁岐皆冀州之望。此王谓夏后氏受命祭告，非文王也。”其说《干》之四德曰：“元者，天地之始。《说文》‘元从一’，‘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生万物’。干之初九，积善在下，阳之始生，东方为仁，故云“善之长”。阴阳交而后亨，干之九二当上升坤五为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经凡言亨者，皆谓乾坤交也。干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干变坤化，六爻皆正，成两既济，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即利，正即贞也。经凡言利贞者，皆爻当位，或变之正，或刚柔相易。惟既济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刚柔正而位当’。《杂卦篇》所谓‘既济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变化而成两既济；屯三爻变，革四爻变，皆成既济；随三四易位；成既济；元妄三四易位，上爻又变而成既济；临二升居五位，三爻又变而成既济：故皆言元亨利贞也。”其论占筮之法曰：“《易》称天下之动贞夫一，故卦爻之动，一则正，两则惑。京氏筮法，一爻变者为九六，二爻以上变为八。晋公子得贞屯悔豫皆八，乃三艾变，不称屯之豫而称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变；不称艮之随而称八：所谓贞夫一也。七者，蓍之数；八者，卦之数。蓍圆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知来为卦之未成者，藏往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内外传》无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为蓍之数，未成卦也。”

又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大略谓《说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时，圣人法之，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统物，各于其方以听事，谓之明堂月令，今所传《月令》是也。古之圣人，生有配天之德，没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历代称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黄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颛顼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礼于明堂，谓之禘、祖、宗，其郊则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总谓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郑注《大传》“不王不禘”及《诗长发》“大禘”笺，皆云：“郊祀天”，是郊称禘也。《周颂·雍》序云：“禘太祖也”，郑笺云“太祖谓文王”，是祖称禘也。刘歆云：“大禘则终王”，是宗称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自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礼上溯远祖，旁及毁庙，下逮功臣。圣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群生咸遂，物无疵疠，所谓既济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灵台，下有辟雍，四门有太学。颎容《春秋释例》云：“太庙有八名：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禘祫；序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卢植《礼记注》亦云：“明堂即太庙，与灵台、辟雍古法皆同一处，近世殊异，分为三耳。”而晋时袁准著论非之，昧于古制矣。王者觐诸侯或巡狩四岳，则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谓之明堂，荀子所谓“筑明堂于塞外以朝诸侯”。战国时，齐有泰山明堂，即方明也。《周书》“朝诸侯则于明堂，觐诸侯则设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觐四岳群牧，周礼方明而觐公侯伯子男。六宗方明，即明堂六天之神，郑氏谓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详，而禘礼亦废。郑氏知圜丘方丘之为禘，而不知为明堂六帝。王肃又误据鲁禘，改禘为宗庙之祭，无配天之事，此魏明所以汉四百馀年废无禘祀也。禘行于明堂，明堂之法本于《易》。《中庸》言至诚可以赞化育，与天地参，此明堂配天之义也。又有《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皆推演古义，针砭俗说。

于《书》有《古文尚书考》二卷，谓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内有《九共》九篇，析之为二十四篇。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汉书》不合，可决其伪，唐人诋郑所传为张霸伪造者妄也。今文《泰誓》三篇，其略见于太史公书，太史公从安国问故，当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泰誓》，而以今文《泰誓》为伪，亦非也。

于《春秋》有《左传补注》六卷，自序云：“尝见郑康成之《周礼》、韦宏嗣之《国语》，纯采先儒之说，末乃下以己意，令学者审其异同。杜元凯《春秋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今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而于古今文之同异，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属贾君”，用唐尚书说，以贾君为申生妃；“令尹𫇭艾猎”，用《世本》说；为叔敖之兄；“同盟于亳城北”，用服虔本；证“亳”为“京”之讹；“堑防门而守之广里”，用《续汉书》及京相璠说，以防门广里为地名；“吴句馀”，用服虔说，以为吴子馀祭；“万者二人”，用吴仁杰说，“二人”当为“二八”；“臧文仲废六关”训“废”为“置”，读如《公羊》“废其有声者”之“废”：皆前人所未及道也。又言《公羊》有严颜二家；蔡邕《石经》所定者；严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颜氏《春秋》也。《石经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云云，僖公三十年，颜氏言“君出则己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今何本亦有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颜氏本也。郑康成注《三礼》引隐二年‘放于此乎’，隐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迁郑焉而鄙留”，皆与何氏异，与《石经》同。盖郑所据者，严氏本也。”又云：“应劭《风俗通》称穀梁为子夏门人，杨士勋谓受经于子夏。按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遭战国浸微，后百馀年，鲁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违失。”然则穀梁子非亲受经于子夏矣。古人亲受业者称弟子，转相授者称门人，则穀梁于子夏，犹孟子之于子思，故魏糜信注《穀梁》，以为与秦孝公同时也。杨士勋言穀梁作传，传孙卿，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公。按孙卿，齐湣襄时人，当秦之惠王，则在其后。卿所注书，言天子庙数及赙赗襚含之义，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诅不及三王，诸侯相见，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说。其言传孙卿，信矣。隐元年《传》“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僖二十二年《传》“过而不改，是谓之过”，二十三年《传》“以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今皆在《论语》中。《传》所载与《仪》、《礼》二记合者尤多。故郑康成曰：‘穀梁善于经者也’”。

其论《论语》曰：“宣尼言‘述而不作’于《鲁论》见之，《乡党》一书，半是礼经；《尧曰》数章，全书训典。论君臣则人言不废；讥无恒则南国有言；于善人为邦，则曰‘诚哉是言’；于隐居行义，则曰‘吾闻其语’。素绚唐棣，逸《诗》可诵；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闻之所述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记也。‘克已复礼’，左氏以为古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以为古语（见《小问篇》）。‘参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遗文也（今《逸周书》即《周志》也，在《程典篇》）；‘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遗言也。推此言之，圣人岂空作哉！”

其论《尔雅》曰：“《释诂》、《释训》，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诗》称‘古训是式’。汉时谓之故训，又谓之诂训，诂训者，雅言也。周之古训，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门人记之。俗儒不信《尔雅》，而仲山之古训，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

又撰《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古字古音，以博异闻，正俗学。又以范蔚宗《后汉书》缺略遗误，范书行而《东观汉记》、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诸家之书皆亡，乃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诸书，作《后汉书》补注十五卷。所有撰述，如《王文简公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盛行于世，论者以为过于任渊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诗焉。《周易本义辨证》五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亦经好事刊刻。惟《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钞》二卷，世无刊本。又有《诸史会最》、《竹南漫录》，皆未成书。卒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先生晚年，卢运使见曾延至邗上，如《雅雨堂十种》、《山左诗钞》、《感旧集》，皆先生手定焉。

同时与先生友善者，沈彤、沈大成。大成字学子，号沃田，华亭人，有《学福斋集》。受业弟子最知名者，馀古农、同宗艮庭两先生，如王光禄呜盛、钱少詹大昕、戴编修震、王侍郎兰泉先生，皆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钱少詹为先生作传，论曰：“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

沈彤

沈彤，字冠云，一字果堂，吴江县诸生也。康熙、雍正间，何学士焯以制义倡导学者，四方从游弟子着录者四百馀人。弟子中惟陈季方、陈少章及彤最知名。季方工文词，少章精史学，彤独以穷经为事，核先儒之异同而求其是，为文章不贵词藻，抒心自得而已。应博学鸿词科，以奏赋至夜半不及成诗，不入选。有人荐修《三礼》及《大清一统志》，议叙得九品官，耻不仕。遂归吴江，闭户治经，矻矻终年，群经皆有撰述，尤邃于《礼》，著《周官禄田考》三卷。因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疑，故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特为精密。又以《仪礼》古人患其难读，自唐贾公彦后，惟朱子、李如圭、张淳、黄干、杨复五人，乃专攻《士礼》，著有《仪礼小疏》，惜未成书，惟有《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士丧礼》、《丧服传》五篇，每篇附以监本刊误，卷末又附《左右异尚考》一篇。其说以康成、公彦为宗，兼采元敖继公之注，然掊击君善者十之七，从其说者十之二三耳。彤述作矜慎，不轻意下笔，所著如《尚书小疏》、《春秋左传小疏》，仅有数十则，以视近日士大夫急于成书，蹈卤莽灭裂之讥者，有霄壤之分矣。其书传于世者，《周官禄田考》、《仪礼小疏》之外，有吴江震泽二县《志》、《果堂集》十二卷。彤老而无子，穷困以卒，得年六十有四。

藩向在京师，有夫已氏问予曰：“叔嫂有服乎？无服乎？”予答之曰：“据《礼经》，是叔嫂无服也。考《奔丧》云‘无服而为位者，唯叔嫂及妇人降而无服者麻’，郑注：‘虽无服，犹吊服加麻，袒免，为位哭也。’则叔嫂之服，吊服加麻，袒免，既葬而除，无所谓大功也。”夫己氏出鄞人万充宗《叔嫂有服辨》示予，大笑曰：“子墨守郑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岂得为礼家乎！”充宗之文，因晋成粲之说，而曲解《丧服传》“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以证叔嫂之大功，而谓康成不能解，公彦强为之解。予心知其说之谬，然无以应也。南归后，读《仪礼小疏》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郑于上记注云：‘兄弟，犹言族亲也。此兄弟同义，故不重出。贾云：‘妻从夫服，其族亲即上经夫之诸祖父母，见于《缌麻章》，夫之世叔父母，见于《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无服，今言从夫降一等，记其不见者，当是夫之从母之类乎！’彤谓此条总结上经，非专记其不见者。夫之姑姊妹，见于《小功章》，贾乃遗之。至云从母之类，则有若夫之从祖父母，夫之从父姊妹之类，皆以小功而降为缌，有若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从祖姑姊妹适人者之类，夫皆为之缌，妻皆降而无服，并包含于其中矣。从母者，母之女兄弟也，故亦可称兄弟。”此可以发成粲之症结，息充宗之狂喙矣。且自愧不能潜心寻讨传文及郑贾之说，至为夫己氏所折，乃知果堂肄《礼》之精审如此。嗟乎！先辈之用心缜密，乌可及哉！

余古农先生

先生讳萧客，字仲林，别字古农，吴县布衣也。先生生五岁，父幕游粤西不归，母颜授以《四子书五经》，夜则课以《文选》及唐宋人诗古文。年十五，通《五经》，即知气理空言无补经术，思读汉唐注疏。家贫不能蓄书，有苕溪书棚徐姓识先生，一日诣书棚借《左传注疏》，匝月读毕，归其书，徐姓讶其速，曰：“子读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诵，终卷无误。徐大骇曰：“子奇人也！”赠以《十三经注疏》、《十七史》、《说文解字》、《玉篇》、《广韵》。于是闭户肄经史，博览群书。性癖古籍，闻有异书，必徒步往借，虽仆仆五六十里，不以为劳也。以郭璞注《尔雅》用旧注而掩其名，谓之攘善无耻，乃采《注疏》及《太平御览》诸书中犍为舍人、孙炎、李巡旧注而为之释。书未成，先成《注雅别钞》八卷，专攻陆佃《新义埤雅》及罗愿《尔雅翼》之误，兼及蔡卞《毛诗名物解》。沈宗伯德潜见其书，折节下交。年二十二，以《注雅别钞》就正于松崖先生，先生曰：“陆佃蔡卞乃安石新学，人人知其非，不足辨；罗愿非有宋大儒，亦不必辨。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先生闻之矍然，遂执贽受业，称弟子焉。吴县朱丈文游藏书之富甲于吴门，延先生教读，馆于滋兰堂中，得遍读四部之书。又尝阅《道藏》于玄妙观，阅《佛藏》于南禅寺。居恒手一编弗辍，日不足，则继之以夜，于是目力亏损，不见一物。有人传以坐暗室中，目蒙蓝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后，目虽能视，然读书但能读大字本而已。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闻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辅水利志》。闲游京师，与朱学士笥河先生、纪文达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咸谓其学在深宁亭林之间。因目疾复作，举歙戴震以代，遂南归，以经术教授乡里，闭目口授，生徒极盛。是时，江震沧孝廉名筠者亦以目疾教读，时人皆号为盲先生。同郡以经义诗古文词相论难者，薛家三先生、汪爱庐先生、彭进士绍升、汪孝廉元亮先生，上下议论，风发泉涌。家三先生曰：“鬼谷子纵横家，舌有锋锷，不可当也。”先生状貌奇伟，顶有二肉角，疏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轨革，家悬鬼谷子像，故同社中戏呼为鬼谷子。乾隆年间，诏开四库馆，征四万名彦充校雠之任，有人以山阴童钰及先生名达于金坛，因一诸生一布衣，格于例，不果荐。先生贫病交攻，再娶无子。卒年四十有七。其牢骚不平之气，往往托之美人香草，形于歌咏，哀音微茫，有骚人之遗意焉。

生平著述甚多，《尔雅释》、《注雅别钞》悔其少作，不以示人。《文选音义》亦悔少作，然久已刊行，乃别撰《文选杂题》三十卷。又有《选音楼诗拾》若干卷。先生深于选学，因名其楼曰选音。疾革之时，以《杂题》、《诗集》付弟子朱敬舆，敬舆宝为枕中秘，以是学者罕知之，惟《古经解钩沈》已入《四库经部》。当日戴震谓是书有钩而未沈者，有沈而未钩者。然沈而未钩，诚如震言；若曰钩而未沈，则震之妄言也。今核考其书，岂有是哉！惟皇侃《论语义疏》，其书出于著《钩沈》之后，且为足利赝鼎，何得谓之钩而未沈者乎！藩为先生受业弟子，闻之先生曰：“《钩沈》一书，汉、晋、唐三代经注之亡者本欲尽采，因乾隆壬午四月得虚损证，危若朝露，急欲成书，乃取旧稿录成付梓，至今歉然。吾精力衰矣，汝能足成之，亦经籍之幸也。”藩自心丧之后，遭家多故，奔走四方，雨雪载涂，饥寒切体，不能专志壹心，从事编辑。今年已五十，忽忽老矣，叹治生之难，蹈不习之罪，有负师训能不悲哉！

江艮庭先生

先生讳声，本字畺涛，后改叔氵云。其先世居休宁之梅田，后迁苏州又迁无锡，复归吴下，遂为吴县人。少与兄震沧孝廉同学，不事帖括，读《尚书》，怪古文与今文不类，又怪《孔传》庸劣，且甚支离，安国所为不应若此。年三十五，师事同郡通儒惠松崖征君，得读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古文疏证》，乃知古文及《孔传》皆晋时人伪作，于是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古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补谊》九条、《识伪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编》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也。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疑伪古文者，始于宋之吴才老，朱子以后，吴草庐、郝京山、梅𬸦皆不能得其要领。至本朝阎惠两征君所著之书，乃能发其作伪之迹，剿窃之原。若刊正经文，疏明古注，则皆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岂非伏、孔、马、郑之功臣乎！

其辨《泰誓》曰：“《泰誓》今文古文皆有之，汉儒皆诵习之，马郑皆为之注。自东晋伪古文出，则有《泰誓》三篇，世无具巨眼人，遂翕然信奉，以为孔壁古文，因目此为今文，且反疑其伪，以故浸微而至于亡。顾其遗文记火流谷至之事，且无诸传记所引之语，故马融虽为之注，不能无疑。今姑备录马说而辩之。马融《书叙》曰：‘《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词。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毋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纣’；《礼记》引《泰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之《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马此说具《正义》。辨之曰：案融之意，以《泰誓》非伏生所传，故疑之尔。融独不见伏生之《尚书大传》乎！《泰誓》‘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云云，《大传》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传者，盖生年老，容有遗忘，自所得二十八篇之外，不能记忆其全故尔。《大传》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录其片语而不传其全文，是其不能记忆之明验也。然则《泰誓》虽不出于伏生，不得谓非秦火已前伏生所藏之旧文矣。且《汉书艺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计伏生书二十八篇，三分《盘庚》，则为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泰誓》三篇，适五十七，无《泰誓》则不符其数。又李颙集注《尚书》，于此《泰誓》辄引孔安国曰，则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国且作传矣。而两汉诸儒备见今文古文者，未尝疑《泰誓》有今古文之异，然则今文《泰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独以其后得而疑之，则五十四篇恶在其可信邪！若其所称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则娄敬说高帝尝言之矣，司马子长亦录其文于《本纪》矣，不既信而有征乎！又若火流为雕，以谷俱来，斯乃符命之应，犹龟书马图之属也。孔子系《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记孔子之言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然则符瑞之征，圣人且觊幸遇之，而乃以火流谷至为神怪，谓为子所不语，岂通论乎！且《思文》之诗不云乎，‘贻我来麰，帝命率育’，即此以谷俱来之谓，融亦将斥《诗》为诞乎！不然，《诗》则信之，《书》则疑之，进退皆无据矣。融又以《书传》所引《泰誓》甚多，而疑《泰誓》皆无有。又案：《汤誓》篇传自伏生，既又出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节，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云云，载于《墨子·兼爱篇》，而《汤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国注《论语·尧曰篇》不敢质言《汤誓》之文，而云《墨子》引《汤誓》，其词若此’。又《墨子·尚贤篇》引《泰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汤誓》中亦无之。然而谓《汤誓》有逸文可也，谓《汤誓》为伪书则不可。以此相况，《泰誓》亦犹是耳，夫复奚疑哉！不独此也，《大传》引《盘庚》曰‘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引《无逸》曰‘厥兆天子爵’，今《盘庚》、《无逸》具在，而皆无是言。经与传具出于伏生，不应传录其文，经反遗其语。然则伏生既传之后，欧阳夏侯递有师承，犹不能无阙逸，况《泰誓》经灰烬之馀，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遗逸邪！且夫传记诸书，夫人而见之矣，苟欲伪造，必不敢张空弮以自吐其胸臆，并不敢出神奇以骇人之观听，将摭拾典籍以供补缀，依据谊理以为干城，以求售其欺于后世，如彼伪孔氏之所为矣，安肯故留此间隙以滋后人之议哉！盖惟当时实有其事，史官据事直书而无所顾忌，故有火流谷至之文。逮其后遗文残阙，传之者仅守残编而不敢补缉，故无诸传记所引之语斯何足怪乎！季长之说，吾不谓然，故为此辨。”此又阎惠二君之所未及也。

先生精于小学，以许叔重《说文解字》为宗，《说文》所无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尝著《六书说》一首，自书勒石。其说转注，以五百四十部为建类一首，以凡某之属皆从某为同意相受，实前人所未发。又《恒星说》一卷，文不录。喜为北宋人小词，亦以篆书书之。先生性耿介，不慕荣利。交游如王光禄鸣盛、王侍郎兰泉先生、毕制军沅，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尝以私事干之，所以当事益重其人。嘉庆元年，诏开孝廉方正科，江苏巡抚费公淳首举先生，赐六品顶带。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谐俗，动与时违，取周易艮背之义，自号艮庭，学者称为艮庭先生云。

藩少从古农先生学，先生没后，藩泛滥诸子百家，如涉大海，茫无涯涘，先生教之读七经三史及许氏《说文》，乃从先生受惠氏《易》，读书有疑义，质之先生，指画口授，每至漏四下犹讲论不已，可谓诲人不倦者矣。子镠，字贡庭，名诸生。孙沅，字铁君，优贡生。世传其学。弟子数十人，元和顾广圻、长洲徐颋最知名。广圻字千里，号涧薲，邑诸生。天资过人，无书不读，经、史、小学、天文、历算、舆地之学靡不贯通，又能为诗古文词骈体文字，当今海内学者莫之或先也。颋字述卿，嘉庆甲子举人，乙丑以第二人及第，今官翰林院编修。先生老友中来往亲密者，钱宫詹大昕、褚部郎寅亮。宫詹别有传。

褚寅亮

褚寅亮，字搢升，号鹤侣，一字宗郑，长洲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官至刑部员外郎，与钱宫詹大昕为同年友。深于经学，从事《礼经》几三十年。尝谓宋人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惟《仪礼》一书为朴学，空谈义理者不能措辞，而晦庵、勉斋、信斋又崇信之，故郑氏之学未为异义所汩。至元吴兴敖继公撰《集说》，虽云采先儒之言，其实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专攻郑氏，学者苦注疏之难读，而喜其平易，乃盛行于世。盖君善之意不在解经，而有意与康成立异，特其巧于立言，含而不露，若无意于排击者，是以入其玄中而不悟。至于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曲就其义，不几于无所忌惮乎！著《仪礼管见》四卷。其说之最精者，如《乡饮酒》记“北面者东上”，敖改“东”为“西”。驳之曰：“注明言统于门，门在东，则不得以西为上也。”《乡射》“记胜者之弟子洗觯升酌，南面坐，奠于丰上，降，袒执弓，反位”，敖以“袒执弓”句为衍。驳之曰：“胜者之弟子，即射宾中年少者，以是胜党，故袒执弓，非衍文也。”《燕礼》“胜觚于宾”，敖改“觚”为“觯”。驳之曰：“凡献以爵者酬以觯，燕礼宰夫主献，既不以爵，则酬亦不以觯矣，安可破觚为觯乎！”《大射仪》“以耦在还上射于左”，敖依《乡射》改为“于右”。驳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乡射大射所同。但乡射位在楅西，从楅向西则北为右；大射次在楅东，从楅向东，则北为左。敖比而同之，昧于东西之别矣。”《丧服》记“公子为其妻縓冠”，敖改“縓”为“练”。驳之曰：“练冠之纰亦饰以縓，故间传云“练冠縓缘”。就其质言之，曰练冠；就其纰言之，曰縓冠。母重，故言其质，妻轻，故言其纰，非有二也。”《士虞礼》“明齐叟酒”，敖以“叟酒”为衍文。驳之曰：“注明言‘有酒无醴’，据下文‘普荐叟酒’，亦专言酒，不及醴，岂得妄解明齐为醴，辄删经文乎！”《特牲馈食礼》三拜众宾，众宾答再拜”，敖改“再”为“一”。驳之曰：“乡饮酒众宾答一拜者，大夫为主人也；有司彻之答一拜者，大夫为祭主也。此士礼，安得以彼相例乎！”

寅亮精天文历算之术，尤长于句股和较相求诸法，作《句股广问》三卷。钱少詹著《三统术衍》，寅亮校正刊本误字，如“月相求六扐之数”句，“六扐”当作“七扐”推；“闰馀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当作“加七”。少詹服其精审，早年为《公羊》何休之学，撰《公羊释例》三十篇，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又因何邵公言《礼》，有殷制，有时王之制，与《周礼》不同，作《周礼公羊异义》二卷。又著《十三经笔记》十卷、《诸史笔记》八卷、《诸子笔记》二卷、《名家文集笔记》七卷，藏于家。乾隆四十年，以病告归，五十五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