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记/卷3 中华文库

王鸣盛（金曰追）

王鸣盛，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嘉定人。生而敏慧，四岁，随王父读书丹徒学署，日识数百字，县令冯咏以神童目之。年十二，为《四书》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年十七，补诸生，屡试第一，乡试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苏巡抚陈文肃公大受，招入苏州紫阳书院，院长归安吴大绶、常熟王峻皆赏其才。乾隆十二年乡试，以五经中式，会试不第，客游苏州。时沈文悫公德潜以礼部侍郎致仕，海内英隽之士皆出其门下。与王侍郎兰泉先生、钱少詹大昕、吴内翰企晋及曹仁虎、赵文哲、黄文莲相倡和，文悫以为不下嘉靖七子。又与惠松崖征君讲经义，知诂训必以汉儒为宗。精研《尚书》，久之乃信东晋之古文固伪，而马郑所注，实孔壁之古文也。东晋所献之《泰誓》固伪，而唐人所斥为伪《泰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事矣。十九年庄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公卿争以礼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礼通考》，属以分修，尤见重于掌院学士蒋文恪公溥。二十三年，天子亲试翰詹诸臣，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蒇事，即有内阁学土兼礼部侍郎之命，还京。有御史论其驰驿滥用驿马，挂吏议，左迁光禄寺卿。寻丁内艰归，遂不复出，卜居苏州阊门外，不与当事通，亦不与朝贵接。家本寒素，卖文谀墓以自给，馀则一介不取也。闭户读书，日夕探讨。尝谓汉儒说经必守家法，亦云师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义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经注惟《诗》、《三礼》及《公羊传》犹是汉人家法，馀经则出于魏晋，未为醇备。故所撰《尚书后案》以郑马为主，不得已间采伪孔、王肃，而唐宋诸儒之说，概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目有十：《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诗宗盛唐，中年出入于香山、东坡，晚年独爱玉谿生，谓少陵以后一人。手定《诗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老年因读书穷日夜不辍，目遂瞽，有吴兴医针之而愈，著书如常，乃自号西沚。卒年七十有八。

藩十六岁时，著《尔雅正字》，光禄在艮庭先生家见此书，嘱艮庭先生招藩往谒，奖赏不去口。尝谓藩曰：“予门下士以金子璞园为第一。予近日得见好学深思之士，惟子及李子赓芸、费子士玑三人而已。”璞园名曰追，嘉定诸生，闭门校书，不求闻达，《十三经》皆有校本，而《仪礼》尤精，著有《仪礼正讹》十七卷行于世。士玑，吴江人，嘉庆戊午科举人，治汉《易》。李赓芸，号许斋，嘉定人，深于小学，乾隆庚戌成进士，今官浙江嘉兴府知府。

钱大昕（钱塘、钱坫）

钱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又号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为嘉定人。生而颖悟，读书十行俱下。年十五，为诸生，有神童之目。时紫阳书院院长王侍御峻询嘉定人材于王光禄西沚，以先生对。先生，西沚之妹婿也。侍御告之巡抚雅蔚，文檄召至院中，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下笔千言，悉中典要，侍御叹为奇才。乾隆十六年，高宗纯皇帝南巡，献赋行在，召试举人，以内阁中书补用。在京师与同年长洲褚寅亮、全椒吴朗讲明九章算学，及欧罗巴测量弧三角诸法。时礼部尚书大兴何翰如久领钦天监事，精于推步，时来内阁与先生论李氏、薛氏、梅氏及西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诸家之术，翰如逊谢以为不及也。

先是，在吴门时，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两征君游，乃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成进士，散馆，授编修。二十三年大考翰林，以二等一名擢右赞善，寻迁侍读。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补侍读学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纯皇帝深知为绩学之士，官侍读学士时即命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又奉敕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皆预纂修之列。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会试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广东学政。明年夏，以丁外艰归。先生淡于名利，慕邴曼容之为人，尝谓官至四品，可以归田，故奉讳家居之后，即引疾不出矣。嘉庆四年，今上亲政，垂询大昕家居状，朝贵寓书敦劝还朝，婉言谢之。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卒于紫阳书院，年七十有七。

先生深于经史之学，其论《易》先天后天之说曰：“《说卦》传，孔子所作其言曰‘震东方，巽东南，离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东北’，惟不见坤兑二方。兑为正秋，则必正西方矣；坤介于离兑之间，亦必位西南矣。伏羲画卦以来，盖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传称帝出乎震，是震东、巽东南之位，必出于伏羲，不当别有方位也。汉唐以前，儒家与方士均未有言先天图者，宋初，方士始言之，而儒家尊信其说，欲取以驾乎文王孔子之上，毋乃好奇而诬圣人乎！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各自相对，本无方位之可言，后儒援‘天地定位’四语，傅会先天之说，尤为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势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臣位南而北面，信如干南坤北之说，上下颠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

论虞氏之卦之说曰：“之卦，即变卦也。虞仲翔说《易》，专取旁通，与之卦旁通者，干与坤，坎与离，艮与兑，震与巽，交相变也。之卦则以两爻交易而得一卦。乾坤者，诸卦之宗，复、临、泰、大壮、，阳息卦，后、遁、否、观、剥，阴消卦，皆自乾坤来，而诸卦又生于消息卦。三阴三阳之卦，自泰来者九：恒，初四易也；井，初五易也；蛊，初上易也；丰，二四易也；既济，二五易也；贲，二上易也；归妹，三四易也；节，三五易也；损，三上易也。自否来者九：益，初四易也；噬嗑，初五易也；随，初上易也；涣，二四易也；未济，二五易也；困，二上易也；渐，三四易也；旅，三五易也；咸，三上易也。二阴二阳之卦，自临来者四：升，初三易也；解，初四易也；明夷，二三易也；震，二四易也。自遁来者四：无，妄初三易也；家人，初四易也；讼，二三易也；巽，二四易也。自大壮来者四：大畜，上四易也；睽，上三易也；需，五四易也；兑，五三易也。自观来者四：萃，上四易也；蹇，上三易也；晋，五四易也；艮，五三易也；临，二之五为屯，观上之初亦为屯；临，初之上为蒙观，五之二亦为蒙。故不从自临观来之例，于屯曰坎二之初，于蒙曰艮三之二也。遁二之五为鼎，大壮上之初亦为鼎；遁初之上为革，大壮五之二亦为革。于例不当从遁大壮来，而仲翔于鼎曰大壮上之初，于革曰遁初之上，失其义矣。愚谓鼎盖离二之初，革盖兑三之二也。临初之五为坎，观上之二亦为坎；遁初之五为离，大壮上之二亦为离；临二之上为颐，观五之初亦为颐；遁二之上为大过，大壮五之初亦为大过；此四卦亦不得从、临、观、遁、大壮来之例，中孚小过二卦，则非临、观、遁、大壮所能变。且颐、大过、中孚、小过与坎、离、干、坤，皆反复不衰之卦，故别自为例，于颐曰晋四之初，于大过曰讼三之上，于中孚曰讼四之初，于小过曰晋三之上。而仲翔于大过仍取大壮五之初，于颐兼取临二之上，又于坎云观上之二，于离云遁初之五，皆自紊其例也。一阴一阳之卦，仲翔说《易》未及之。今依其例，理而董之，则复初之二为师，初之三为谦；剥上之五为比，上之四为豫；后初之二为同，人初之三为履；上之五为大有，上之四为小畜，每卦当各生二卦也。而仲翔于谦云剥上之三（蔡君谟说），于豫云复初之四，于比云师二之五，此别取两象易为义。其注大畜云萃五之二成临，于丰云噬嗑上之三，于旅云贲初之四，亦两象易也。睽本大壮上之三，而仲翔汪《击辞》‘盖取诸睽’，又云无妄五之二，亦自紊其例也。”

论郑爻辰之例曰：“郑氏爻辰之例，初九辰在子。颐初云‘舍尔灵龟’，子为天鼋，龟者，鼋属也。同人初云‘同人于门’，随初云‘出门交有功’，节初云‘不出户庭’，子上直危，危为盖屋，故有门户之象。节九二‘不出门庭’，二亦据初，故云门也。明夷初云‘三日不食’，子为玄枵，虚中也，故有不食之象。九二辰在寅，泰二云‘用冯河’，寅上直天汉，云汉，天河也。九三辰在辰，大壮三云‘羸其角’，辰上直角也。九五辰在申，萃五云‘大人虎变’，申上直参，参为白虎也。上九辰在戌，睽上云‘见豕负涂’，戌上直奎，奎为封豕也。初六辰在未，小过初云‘飞鸟以凶’，未为鹑首也。六三辰在亥，上直营室，营室为清庙，萃涣之彖辞皆云‘王假有庙’，谓六三也。六四辰在丑，大畜四云‘童牛之牿’，丑上直牵牛也。上六辰在巳，小过上云‘飞鸟离之’，巳为鹑尾也。小过六爻，惟初上有飞鸟之象，此其义也。解上云‘公用射隼’，巳上直翼，翼为羽翮，有隼象也。此皆可以爻辰求之者也。康成初习京氏《易》，后从马季长授费氏《易》，费氏有《周易分野》一书，其爻辰之法所从出乎？”

论孔壁《书》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亲见之，何以不为之注？曰：“汉儒无无师之学。古文《尚书》初得之屋壁，未有能通之者，孔安国始以今文读之，而成孔氏之学。然安国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书》，古今文本不相远，以此证彼，易于闿阐，惟文义不能相通者，乃别为之说，以名其学。若增多之《书》，既无今文可相参考，虽亦写定，而不为训诂，故马季长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也。自安国以及卫、贾、马诸君，皆未有说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无征不信之说著于竹帛乎！即如《礼》，古经五十六篇，郑亦亲见之，其注《仪礼》，多以古文参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无师说故也。《左氏》得刘子骏创通大义，故流传至今。而《逸书》、《逸礼》无师说，故皆亡于永嘉，自东晋古文出，乃有安国承诏为五十八篇作传之语。夫使安国果为逸篇作传，则都尉朝、庸生辈必兼受之，何以马郑以前传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礼》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论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

论《诗毛传》多转音曰：“古人音随义转，故字或数音。《小旻》‘谋夫孔多，是用不集’，与‘犹’‘咎’为韵，《韩诗》‘集’作‘就’，于音为协。毛公虽不破字，而训‘集’为‘就’，即是读如‘就’音。《书顾命》‘克达殷，集大命’，《汉石经》‘集’作‘就’。《吴越春秋》‘子不闻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回复俱留’是‘集’有‘就’音也。《瞻卬》‘藐藐昊天，无不克巩’，《传》训‘巩’为‘固’，即转从‘固’音，与下句‘后’为韵也。《载芟》‘匪且有且’，《传》训‘且’为‘此’，即转从‘此’音，与下句‘兹’为韵也。顾亭林泥于一字只有一音，遂谓《诗》有无韵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本当作‘潧’，《说文》“潧水出郑国”，引《诗》‘潧与洧，方涣涣兮’是也。今毛诗作‘溱’者，读‘潧’如‘溱’以谐韵耳。‘溱’即‘潧’之转音，不可谓《诗》失韵亦不可据《诗》以疑《说文》也。《鲁颂》‘烝徒增增’，《传》云：‘增增，众也’，本《尔雅释训》文。而《小雅》‘室家溱溱’，《传》亦云“溱溱，众也”。‘潧’‘溱’声相近，转‘潧’为‘溱’，亦以谐韵，与‘潧洧’作‘溱洧’同。”

论《春秋》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愚尝疑之。将谓当时之乱贼惧乎，则赵盾崔杼之伦，史臣固已直笔书之，不待《春秋》也。将谓后代之乱贼惧乎，则《春秋》以后，乱贼仍不绝于史册，吾未见其能惧也。孟氏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为后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春秋》之法行而乱臣贼子无所容其身，故曰惧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渐，圣人随事为之杜其渐，隐之弑也，于翚帅师戒之；子般之杀也，于公子庆父帅师伐于馀邱戒之。此大夫不得专兵柄之义也。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书尹氏卒于隐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书崔氏奔卫于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义也。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再见于《春秋》，为无知之杀君张本也。母弟虽亲，不可使逾其分也。赵穿弑君，而以赵盾主恶名，穿之弑由于盾也。胥甲父与穿同罪，盾于甲父则放之，于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帅师侵崇，盾尚得辞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书而书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网也。郑公子宋弑君，而以归生主恶名，归生正卿，且尝帅师败华元矣，力足以制宋而从宋之逆，较之赵盾，又有甚焉，不得托于本无逆谋也。楚公子比之弑君，弃疾成之，而比独主恶名者，奸君位也。而弃疾之恶终不可掩，故以相杀为文，著其罪同。然比与弃疾皆楚灵之弟，灵逐比而任弃疾，卒死于二人之手。先书比奔晋，又书弃疾帅师围蔡，明君之晜弟不可以爱憎为予夺也。卫孙宁出其君，而以出奔为文，衎有失国之道也。贬衎，则嫌于奖剽，故先书公孙剽来聘以见义，公孙而干正统，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许止不尝药，非大恶，而特书弑以明孝子之义，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书葬而许独书葬，所以责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与晋献略同，子孝则为申生，子不孝则为商臣，而晋亦寻有奚齐与卓之弑，未有家不齐而国治者也。故晋献之卒亦不书葬也。书阍弑吴子馀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书盗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栾盈之入曲沃，赵鞅之入晋阳，书之以戒大都耦国之渐，人臣不可专其私邑也。楚子虔弑于干溪，书其地，著役之久也。君亲出师，久而不归，祸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强莫强于虔，伐吴，执庆封，灭赖，灭陈，灭蔡，史不绝书，而无救于弑者，无德而有功，天所恶也。宋襄公用鄫子，楚灵王用蔡世子，皆特书之，恶其不仁也，且以征二君之强死，非不幸也。宋公与夷、齐侯光、楚子虔，以好战而弑，晋侯州蒲以诛戮大臣而弑，经皆先文以见义，所以为有国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传》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后儒多以斯语为诟病。愚谓君诚有道，何至于弑；遇弑者，皆无道之君也。其贼之有主名者，书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书，不足书也；无主名者亦阙而不书，史之慎也，非恕臣之罪也。圣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后世，俾其君为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各得其所，又何乱臣贼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据事而书之，良史之职耳，非所谓其义则窃取之者也。秦汉以后，乱贼不绝于史，由上之人无以《春秋》之义见诸行事故尔。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

论妇人七出之说曰：“七出之文，先王所以扶阳抑阴，而家道所以不至于穷而乖也。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尧舜之道不外乎孝弟而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于夫，其初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联之，其情易亲，至于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亲以亲之，其情固已不相属矣。况妇人之性，贪而吝，柔而狠，而筑里姑姊之伦，亦妇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真能安于义命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设为可去之义，义合则留，不合则去，俾能执妇道者可守从一之贞，否则宁割伉俪之爱，勿伤骨肉之恩。故嫁曰归，出亦曰归。以此坊民，恐其孝衰于妻子也。然则圣人于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妇之义，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妇。后世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全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于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兄弟不可乖，而妻则可去，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使其过在妇欤，不合而嫁，嫁而仍穷，自作之孽不可逭也；使其过不在妇欤，出而嫁于乡里，犹不失为善妇，不必强而留之，使夫妇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鸡之司晨日炽，夫之制于妇者隐忍而不能去，甚至于破家绝嗣。而有司之断斯狱者，犹欲合之。知女子不可事二夫，而不知失妇道者虽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节者虽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谕先王制礼之意也。”

论性与天道之说曰：“经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祸福言。《易》‘天道亏盈而益谦’；《春秋传》‘天道多在西北’，‘天道远，人道迩’，‘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文《尚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天道福善祸淫’；《史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皆此道也。郑康成注《论语》曰：‘天道，七政变通之占’，与《易》、《春秋》义正同。孟子云‘圣人之于天道也’，亦谓吉凶阴阳之道，圣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则，性与天道又何别焉！一说：性与天道，犹言性与天合也。《后汉书·冯异传》：‘臣伏自思惟，以诏敕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管辂列传》：‘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心胸，’《晋书·纪瞻传》：‘陛下性与天道，犹复役机神于史籍。’此亦汉儒相承之说，而何平叔俱不取。”

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为记者之误曰：“汉儒赵邠卿注孟子，于此文未尝致疑，宋以后儒乃疑之。予谓孟子长于《诗书》，岂不知读《禹贡》！且生于邹峄，淮泗之下流近在数百里之间，何至有误！盖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江即次之，故老子以江海为百谷王。南条之水皆先入江，后入海，世徒知毗陵为江入海之口，不知朐山以南馀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汉水入江二千馀里，而尚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仅五百里，其为江之下流何疑！《禹贡》云‘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此即淮泗注江之证，注江者会江以注海，与导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说文》云：‘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浙江者，渐江也。渐江与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异而委同也。《国语》‘吴之与越，三江环之’，韦昭以为吴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也。钱塘江即浙江，吴松浦阳亦注江而后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汉儒去古未远，其言江之下流，不专指毗陵一处，如知会稽山阴亦为江水所至，则无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此先生说经之大略也，至于辨文字之诂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十驾斋养新录》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又谓史之芜陋，未有甚于《元史》者。顾宁人谓《食货》《选举》二志皆案牍之文。朱锡鬯谓列传既有速不台矣，而又有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有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有石抹阿辛；阿塔赤、忽剌出两人既附书于杭忽思、直脱儿之传矣，而又别为立传：皆乖谬之甚者。金华、乌伤二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所未习，所以动笔即讹。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如太祖功臣，首推四杰，而赤老温之传独缺。世尚公主者，鲁、昌、赵、郓最著，而郓国之传亦缺。塔察儿、和礼霍孙，至元之良臣，旭迈杰、倒剌沙，泰定之元辅，而史皆失其传。礼、乐、兵、刑诸志皆缺顺帝一朝之事，《地理志》载顺帝事仅二条，馀亦缺漏。列传之重复者，如昂吉儿已附于《也蒲甘卜传》，而又别有《昂吉儿传》；重喜已附于《塔不已儿传》，而又别有《重喜传》；阿术鲁已附于《怀都传》，而又别有《阿术鲁传》；谭澄已附其父《资荣传》，而又别有《谭澄传》：此又朱氏所未及纠者也。其它事迹舛误，如仁宗庄懿皇后卒于仁宗朝，未尝尊为皇太后；吾也而围益都，从木华黎之弟带孙，非从木华黎；张子良来归元帅察罕，非因阿术；段直为深州长官，在太祖朝，非世祖朝：此皆谬戾之显然。因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

生平著述传于世者，《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廿卷、《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贞集》六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养新馀录》三卷、《日记钞》四卷、《补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诗纪事》、《补元史艺文志》六卷。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古人云“经目而讽于口，过耳而谙于心”，先生有焉。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汉儒拟之，在高密之下，即贾逵服虔亦瞠乎后矣，况不及贾、服者哉！

先生之弟大昭，从子塘、坫、东垣、绎、侗，子东壁、东塾，一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可谓东南之望矣。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庐。淹贯经史，著书满家，刊行者，惟《后汉书补表》八卷而已。嘉庆元年，应孝廉方正科，赐六品顶戴，东垣举人，绎、侗、东壁、东塾皆诸生。

塘字学渊，一字禹美，为诸生时，与诸殿沦、汪糸羽青、王鹤谿、王耿仲相倡和，为古今体诗，为王光禄西庄、王侍郎兰泉先生所激赏。塘慊然不足，不欲以诗名。及选拔入成均，试归，肆力于经史之学。乾隆四十四年，举江南乡试。明年汪如洋榜成进士，需次当得知县，自以不习吏事，就教职，选授江宁府学教授。公务多暇，专志撰述，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之学尤有神解，著《律吕考文》六卷。又著《史记三书释疑》，于律历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书疏通证明之。《律书》“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征九”数语，注家皆不能晓，小司马疑其数错，塘据《淮南子》、《太玄经》证之，始信其确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训》一篇多《周官》冯相保章遗法，高氏注阙略，罕所证明，作《补注》三卷以阐其旨。晚年读《春秋左氏经传》，精心有得，作《古义》若干卷以补杜氏之阙，且纠其谬。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编》，四卷。皆行于世，卒年五十有六。

坫字献之，少而颖敏，有过人之资。精于小学，游京师，朱笥河先生延为上客。乾隆甲午，中副榜，遂至关中，在毕巡抚沅幕中，与歙方子云、阳湖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后就职州判，监修陕西城，授乾州州判，得末疾归，卒于苏州。著有《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论语后录》五卷、《十经文字通正书》十四卷、《新斠注地理志》十六卷。献之工于小篆，不在李阳冰、徐铉之下。晚年，右体偏枯，左手作篆，尤精，世人藏弆其书如拱璧云。尝注《史记》，详于音训及郡县沿革，山川所在。兵部侍郎松筠为陕甘总督时，重其学品，亲至卧榻问疾，索未刊著述。献之以《史记注》付公，泣曰：“坫疾不起矣。三十年精力尽于此书，惟明公怜之，勿使蜡以覆车焉！”是时侍郎有伊犁将军之命，曰：“塞外不能事剞劂，当录一副本，原稿必寄子也。”后江都韦佩金书城为广西凌云县知县，获谴谪塞外，戍满南还，公知书城与献之同举于乡，以原稿嘱书城付献之。献之捧书泣曰：“我不能复见公矣！”至公为两江总督时，献之先四年死，而书城亦化为异物，公皆赒恤其家。嗟乎！当今士大夫能谦益下士，故旧不遗如公者，有几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