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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论

圣人之道,苟可以安于天下,不求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后世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也。此以好异期圣人也。夫圣人之于天下,不从其所安而为之,而求异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浅邪?

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又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之人,何独疑夫禹载?今夫人之爱其子,是天下之通义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孙,人情之所皆然也。圣人以是为不可易,故从而听之,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以至于尧,尧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举天下而授之人,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后世之所不能,而圣人独为之,岂以为异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为异而震之,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尧舜之传贤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尧之丹朱,舜之商均,仅可以守天下,而尧肯传之舜,舜肯传之禹,以为异而疑天下哉?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受也。使天下复有禹,予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以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而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

昔者尝闻之:鲁人之法,赎人者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赏,夫子叹曰:“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夫赎人而不以为功,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赎。是故圣人不喜为异,以其有时而穷也。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

由此观之禹这事,传者之过也。《记》有之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舜禹皆有所从受天下者,其所从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尧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义也。至禹,不独废尧而且忘舜,鲧虽得罪,以父故,得祭于郊。从舜之义,则禹为忘其君;从禹之义,则舜为忘其亲。二者皆圣人之所不为也。予闻之,礼之所行,义之所许也。故礼虽先王未有也。故尧虽非父,而其德载于后世,不可以不宗;瞽虽其亲,而无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义也。至夏后氏郊鲧而宗禹,此禹之子孙之礼也,孰谓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称有虞氏郊尧而宗舜,先儒以为此虞氏子孙之礼也。以虞推禹,则禹其有不宗舜乎?虽然,夏之子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鲧也,鲧虽得罪于舜,而从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犹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孙顾可以他人废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义之所予也。

商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其故何也?

盖周公之治天下,务以文章繁缛之礼,和柔驯扰刚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尝试求之《诗》、《书》。《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盖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无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矣。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寖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之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周论

《传》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夏商。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不宁于中。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塯,啜土铏,土阶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而其精布于万物,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谓文于前世,而后之人乃更以为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见,以为之神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祊,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后稻粱,先大羹而后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

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厘纤悉,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祭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

六国论

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葢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夫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也,而在之郊;诸侯之所与争天下者,不在也,而在之野。之有,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也。

昔者范雎用于而收,商鞅用于而收,昭王未得之心,而出兵以攻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之所忌者,可以见矣。之用兵于之危事也。越而攻人之国都,拒之于前,而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之攻,未尝有之忧,则之附故也。夫诸侯之障,而使人得出入于其闲,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以当强虎狼之,彼安得不折而入于哉?折而入于,然后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

不能独当,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以摈人不敢逾以窥之国,而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闲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使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兵。以二国委,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秦论一

秦人居诸侯之地,而有万乘之志,侵辱六国,斩伐天下,不数十年之间,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刘季起于匹夫,斩艾豪杰,蹶秦诛楚,以有天下。而其子孙,数十世而不绝。盖秦、汉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

然刘、项奋臂于闾阎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无一成之聚,一夫之众,驱罢弊适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匹夫而图天下,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今秦拥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业,虽闭关而守之,畜威养兵,拊循士卒,而诸侯谁敢谋秦?观天下之衅,而后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谁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万乘之资,而用匹夫,所以图天下之势,疾战而不顾其后,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刘、项之势,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乱而争之,故虽驱天下之人,以争一旦之命,而民犹有待于戡定,以息肩于此。故以疾战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无背叛之志。若夫六国之际,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爱先王之遗黎,第为子孙之谋,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六国虽灭,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势,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

昔者尝闻之:周人之兴数百年,而后至于文、武。文、武之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纣之众,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贤,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溃。诚以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勤劳不懈,而后能至于此,故其发之不可轻,而用之有时也。嗟夫!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

秦论二

三代圣人以道御天下,动容貌,出辞气,逡巡庙堂之上。而诸侯承德,四夷向风,何其盛哉。至其后世稍衰,桓、文迭兴而维持之,要之以盟会,齐之以征伐。既以毕矣,然春秋之后,吴越放恣,继之以田常、三晋之乱,天下遂为战国。君臣之间,非诈不言,非力不用,相与为资跖之行犹恐不胜。虽桓文、文之事且不试矣,而况于文、武、成、康之旧欤?

秦起于西垂,与西戎杂居,本以强兵富国为上。其先襄公最贤,诗人称之。然其所以为国者,亦犹是耳。诗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苍苍。其强劲而不适于用;至于白露戾为霜,然后坚成可施于人。今夫襄公以耕战自力,而不知以礼义终成之,岂不苍然盛哉。然而君子以为未成,故其后世狃于为利而不知义。至于商君,厉之以法,风俗日恶,鄙诈猛暴甚于六国,卒以此胜天下。秦之君臣以为非是无足以服人矣。当时时诸侯大者,连地数千里,带甲数十万,虽使齐威、晋文假仁义挟天子以令之,其势将不能行。惟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君,庶几可以服之。孟子游于齐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为诈谋奇计之所不能下,长戟劲弩之所不能克,区区之仁义,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当时之弱国也,君王后,齐之一妇人也,魏文侯行仁义,礼不贤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齐四十馀年,事秦谨,与诸侯信,而齐亦未尝受兵,而况于力行仁义,中心惨怛,终身不懈而有不能胜者哉。

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简出,可以却猛兽;虚心寡欲,可以怀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为众。”诚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将襁负其子而至,而谁与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胜敌,敌胜之后,二世而亡,其数有以取之矣。

始皇论

诸侯之兴,自生民始矣。至始皇灭六国,而五帝三代之诸侯扫地无复遗者,非秦能灭诸侯,而势之隆污极于此矣。昔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传商及周文武之间,止千七百馀国。夫人之必争,强弱之必相吞灭,此势之必至者也。彼非诸侯独能自存,圣贤之君时出而齐之,是以强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

盖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而得汤,自汤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当是时虽有强暴,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来,三十有三世,独一宣王能纪纲诸夏。幽平以后,诸侯放恣。春秋之际,存者百七十馀国而已。虽齐威晋文迭兴,以会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灭,盖已多矣。陵迟于六国,独有宋、卫、中山、泗上诸侯在耳。地大兵强皆务以诈力相倾。虽使威、文复生,号令将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怀之矣。是以至于荡灭无馀而后止。秦虽欲复立诸侯岂可得哉!而议者乃追咎李斯不师古,始使秦孤立无援,二世而亡,盖未之思欤?

夫商周之初,虽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诸侯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维,势如犬牙,数世之后,皆为故国,不可复动。今秦已削平诸侯,荡然无复立锥之国,虽使并建子弟而君民不亲。譬如措舟沧海之上,大风一作,漂卷而去,与秦之郡县何异?且独不见汉高、晋武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诸子,大者连城数十。举无根之人,寄之万民之上,十数年之间,随即散灭,不获其用,岂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势也哉?

古之圣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观其势,势之所去,不可以强反。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然秦得其势,而不免于灭亡,盖治天下在德不在势。诚能因势以立法,务德以扶势,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与民休息,宽徭赋,省刑罚,黜奢淫,崇俭约,选任忠良,放远法吏,而以郡县治之,虽与三代比隆可也!

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

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 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 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捽,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

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吒,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惫矣。

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钝,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晋论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动之以劳,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处而能忧,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厉精而日坚,勤劳苦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无足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无以求胜其上。何者?天下之乱,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

夫其上之所难者,岂非死伤战斗之患,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而我不能应,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见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见,是故事有所不辞,而劳苦有所不惮。

昔者晋室之败,非天下之无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饥馑之劳苦,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清淡而当其冲,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饮酒,不习寒暑之劳,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而无益于世;虽有尽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难。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劳,贵而不能治。

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为君子。至于后世,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而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而为晋之败。夫甚劳者,固非所以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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