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01 中华文库

元祐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崩。

十月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于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于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于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于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

十一月，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禁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于外，以致有司封驳，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专益滋章，于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臣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议，深以为忧，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闻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遂请对垂拱殿，札子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畏灾异，不恤众言，悉变更祖宗旧政，故多引小人，以误先帝。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狷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来，时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粗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礼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畏寻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绍圣元年二月丁未，资政殿学士、通奉大夫、守户部尚书李清臣，特授正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端明殿学士、右正议大夫、守兵部尚书邓温伯，特授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丞。清臣首倡绍述，温伯和之。

三月癸酉，上批新知陈州、龙图阁侍制蔡卞为中书舍人。乙亥，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酉，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详见绍述〉

四月甲辰，国子监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左朝请郎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前自开封府推官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又徙淮南，逾五年不复召，于是始擢谏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遗馀力。商英尝奏疏论风俗曰：“我神考发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风俗，大志未集，神灵在天。宣仁圣烈太后保祐陛下，托心腹于辅弼，寓视听于台谏，而势利之下，是非蜂起，阿谀附会。一旦乌合，或上叛君亲之恩，或下背师友之训；或小合传缄，白昼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门；或苞苴结私第之欢，或伏地修门生之敬，于是浮言竞作，鄙谚交兴，川洛异党，秦汾分明。拨而后动，谓之‘天平’；子大而无见，谓之‘盲大虫’；交通相纽，谓之‘八关’；阴私构架，谓之‘五鬼’；谁何门户，谓之‘约闹’；抱持其足，谓之‘小鬼’；舍所亲而去，谓之‘过房’；失所合而还，谓之‘归宗’；伺察报探，谓之‘灭门’。臣愚欲望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诏戒励，揭之朝堂，风示四方，庶几薄恶之风寖息，醇酿之化日孚。《易》曰：‘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其在兹时乎！”壬子，知定州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知英州〈 详见二苏贬逐〉。癸丑，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为龙图阁学士，知陕州。先是祖禹屡乞补外，上曰：“不须入文字，俟执政有阙。”明日，苏辙责汝州，祖禹再上章请郡，不许，盖上欲以祖禹代辙也，既而沮之者甚众，祖禹固求出，乃有是命。甲寅，资政殿学士、中奉大夫、吏部尚书胡宗愈，为通议大夫、知定州。壬戌，资政殿学士、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章惇，为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为右正议大夫，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上既亲政，言者争论垂帘。纯仁乞依明道二年故事，下诏禁约，并录诏以进，不从，纯仁数称疾求罢，晨后出居慈孝寺，再录诏以进，且言：“近闻狂人传播拟策，目云当经圣览，又台官章疏，或以取用其说，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劳公正保祐圣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诏，以信万方。方今妄为诋讦者既多，陛下容之则妨圣孝，惩之则恐不忍，不若以诏禁约，事得两便。”讫不从，纯仁固求罢而有是命。癸亥，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为侍御史。

闰四月辛未，监察御史郭知章为殿中侍御史。甲申，礼部侍郎孔武仲，为宝文阁待制、知宣州。乙酉，监察御史刘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纯前为御史中丞，阿附苏轼为其用。御史中丞王庆基言轼诋诬先帝、董敦逸言辙以国家名器私与所厚，之纯遂以庆基等诬罔忠良，乞行窜逐，故庆基等再被降谪。之纯朋邪茍容，望赐黜责。”诏之纯落宝文阁直学士，降授宝文阁待制，差知单州。拯又言：“前端明殿学士、知定州苏轼，落职知英州。按轼敢以私忿形于制诰中，厚诬丑诋，轼于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愤其诬罔之甚，上书言之，旋被谴斥以死。秦观浮薄小人，影附于轼，请正轼之罪，褫观职任，以示天下后世。” 诏苏轼合叙复日，未得与叙复；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丁酉，左正言上官均言：“臣窃见前宰相吕大防，天资强狠，怀邪迷国，尝与御史中丞苏辙阴相党附，同恶相济，伏愿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断，特加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恶，判别忠邪，以正纲纪，然后朝廷尊而天下安，此国家先务，惟陛下留神采择。”

五月辛亥，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端明殿学士，充真定府路^[1]安抚使兼知成德军。奉世再乞罢政，故有是命。甲寅，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言：“先皇帝辟地进壤，扼西戎之咽喉，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据高临下，宅险遏冲。元祐初，用事之臣，委四塞而弃之，外示以弱，实生戎心。乞检阅议臣所进章疏，列其名氏，显行黜责。”惇等因开列初议弃地者，自司马光、文彦博而下凡十一人。惇曰：“弃地之议，司马光、文彦博主之于内，赵禼、范纯粹成之于外，故众论莫能夺。若孙觉、王存辈，皆暗不晓事妄议边计者。至于赵禼、范纯粹，明知其便，而首尾异同，以傅会大臣，可谓挟奸罔上。夫妄议者犹可恕，挟奸者不可不深治。”上以为然。右正言张商英言：“先皇帝以历代典礼讹谬，置详定礼官，考合异同，请废兴坠，谓天地合祭非古也，据经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意，刬荡前美，既画权且合祭指挥于前，苏轼又发六议于后，太常博士陈祥道又以《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诗，为牢不可破之论，乃降手诏云云，请再下礼部详议，如南北异郊，不违经训，天地合祭，非出圣断，则前此立议之臣，诬天造命，罪在不赦！”

六月甲戌，御史中丞黄履言：“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吕大防；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刘挚；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当垂帘日，俱为柄臣，焘先鼓倡邪言，吴居厚继陈诗注，刘安世等遂共攻之，执政既主于中，仍投蔡确岭外，累遇恩沛，不令生还，家有慈亲，终不得见，死非其辜，中外愤叹。自陛下躬临机务，洞照奸诬，寖复确官，贲于泉壤，切谓遭横逆者，既伸忠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宜加显斥，以允公议。”左司谏翟思言：“近论元祐以来，内外奸人附会大臣，诋先朝以希进擢，乞出章疏，条例是非，明谕中外，雪先朝之诬谤。”又论：“吕大防等擅作威福，相与诎窜吕惠卿、蔡确，乞各正罪犯，未闻施行，望出睿断，以慰公议。”左正言上官均言：“吕大防、苏辙擅操国政，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击者，皆受吕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旨，以济其欲。窃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政柄，大防、辙党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杨畏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考察大防、苏辙擅权欺君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复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右正言张商英言：“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援引朋党，肆行讥议，至如罢免役法，则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诏求直言，则专赏讪谤之人；置诉理所雪罪犯，则画自熙宁元年以后；弃渠阳州县，则甘言猥语，无所不至。凡详定局之所建明、中书省之所勘会、户部之所行谴、言官之所论列、词臣之所告命，指摘快剔，鄙薄嗤笑。当垂帘之际，制内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于内；执政之用事者，击逐陛下股肱于外，天下之势，殆哉岌岌乎！”监察御史周秩言：“吕大防前为尚书左仆射，居官日久，恣为奸恶，与台谏官阴相党附，同列大臣一不合意，则讽谕击逐，凶焰日炽，人莫敢当，于是专己自任，不循法守，大奸不法，人神共怒，天下不容，未正典刑，戾伤和气。”诏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永兴军吕大防，落观文殿大学士，降授右正议大夫、知随州。侍御史来之邵言：“先皇帝熙宁初属任宰相王安石，建立法度，将以惠泽天下后世。而当是时，司马光以为非是，贻书王安石，诋斥论难，安石为之援经引文，开谕曲直，而光胶于流俗，决意不回，乃以提举崇福宫退居于洛。刘挚于此方任言事御史，亦累上章，历诋朝廷政令，坐是责监衡州酒税，至元丰中稍加擢用，未几复以罪去。此二人者，一则以暗谬强愎，自置闲地；一则以数干吏议，相继退黜。元丰末，光入持政柄，擢挚为侍御史，既而首引凶徒王岩叟、朱光庭，俱在言路，结成党与，宰相自确而下，挚等相与诬毁缔构，尽力排逐，由是先帝顾命大臣，去之略尽，而陛下孤立于上矣。”观文殿学士、太中大夫、知青州刘挚，落观文殿学士，降授左朝奉大夫、知黄州。太中大夫、知汝州苏辙，降授左朝奉大夫、知袁州。左承议郎、新知英州苏轼，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乙酉，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钦臣可授宝文殿待制、知庐州词头。按钦臣资性险邪，本缘傅会宰相吕大防以至进用。大防朋党甚众，钦臣为之首，前后言者，屡攻其公私过恶，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奸方斥，馀党正当窜逐，肃清仕路，钦臣岂可以加侍从职名，付之方面守寄？所有制词，未敢撰进。”诏王钦臣除集贤殿修撰、知汝州。监察御史刘拯言：“右朝奉大夫，充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学术无闻，出于奏补，岂能为陛下发明道德之蕴，伏望为官择人，别与差遣。”中书舍人林希言：“吏部房送到崇政殿说书吕希哲可秘阁校理、知怀州。按希哲，故相公著之子，公著父子世袭奸邪，厚貌深情，莫能窥测，结固朋党，鼓倡虚名，上惑圣听，罪恶甚大，未经谴黜，岂可更冒职名，出守便郡？”诏吕希哲守本官，差知怀州。左司谏翟思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以谤讪先朝，变乱法度，擅作威福，褫职夺官，谪守方州，安置岭表，中外闻命，举皆忻快。然司马光、吕公著首发事端，虽已终牖下，赠官美谥，自可追夺。王岩叟与挚同恶相济，若假以年，当窜远域，则赠官与子孙恩泽亦当追夺。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彦博、范纯仁；其背公死党，有若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韩川、孙升等，乞各正典刑。”资政殿学士、知郓州梁焘，落资政殿学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左承议郎、充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刘安世，落宝文阁待制，降授左承议郎、南安军；左朝奉大夫、直集贤院、管勾西山崇福宫吴安诗，落直集贤院，降授朝请郎，监光州盐酒税；左朝散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虢州韩川，落龙图阁待制，依前左朝请郎，知坊州；左朝请郎、充集贤学士、权知应天府孙升，落集贤院学士，依前左朝散郎，知房州。丁亥，诏翰林侍读学士、提举兖州景龙宫赵彦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范祖禹，提举明道宫；左朝奉郎、充集贤院校理、新知鄂州黄庭坚，管勾明道宫，各于开封府界居住，就近报应，国史院取会文字。戊子，诏周秩言事失当，罢监察御史，差权知广德军。

七月丙辰，谏官张商英言吕希纯于元祐中当缴驳词头不当及附会吕大防、苏辙事，上曰：“去冬以宫人阙人使令，因召旧臣十数辈，此何系外庭利害，而范祖禹、丰稷、文及甫并有章疏，陈古今祸福以动朕听，希纯等犹缴奏争之，何乃尔也！”安焘对曰：“闻文及甫辈上书，亦为人所使。”上曰：“必苏辙也。”会中书舍人林希言吕希纯尝草宣仁圣烈皇后族人《迁居诰》，有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极”，其言失当，及变乱奉祀礼文、荐牙盘食等数事，乃夺希纯宝文阁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纯仁、韩维朋附司马光，长纵群凶，毁讪先帝，变乱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内范纯仁仍首建弃地之议，滋养边患，诏纯仁特降一官为通议大夫，差遣如故，韩维已致仕，特置不问。初章惇请责纯仁，上曰：“纯仁持议公平，非党也，但不肯为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党也！”上勉从惇请。御史中丞黄履言：“前宰相司马光，昨自先帝识拔，进位枢庭，光以不用其言，请归修史，先帝盛德优容，曲从其欲，书成，仍以资政殿学士荣之，其恩可谓厚矣。迨垂帘初，朝庭起光执政，当时士论翕然称之，以为光真能弼成圣德，上报先帝；不谓光深藏祸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为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缘时宜，岂有一代宪章，俱无可取？归非于昔，敛誉于身，此而可容，孰为咎者？”监察御史周秩言：“司马光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失宗庙之计。朝廷之政，必正君臣之义，以定父子之亲，岂有废君臣父子之道，而专以母子为言。”又曰：“遗诏明白，必以嗣君为主，则光岂不知当循皇家父子之正统？”又曰：“光之谥曰‘文正’。夫谥法之美，极于‘文正’，死而加以极美之谥，所以劝后也。今其所为乖戾如此，当正其谥号之美恶，庶以惩后世。”又曰：“吕公著亲为先帝辅弼之臣，受国厚恩，又非司马光之比。当司马光释憾于先帝，公著不能救正，又辅导之，为右仆射岁馀，遂除司空、平章军国事。切蒙朝廷先以太师文彦博为光所引，既召而来，谏官言其奸邪，不可辅政，朝廷乃以平章军国重事处之，止于重事，稍夺其权，公著之所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于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自国朝以来，虽有大功，如赵普、王旦，命以此职，未有敢当之者，况垂帘之时，大臣宜谦畏，而公著但为子孙计，急于富贵，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公著所引，为国大奸，陛下若不照其奸罪，以明示天下，则公著所处，皆为国朝故事，以兆后世大臣僣窃之祸。”又言：“吕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皆落职为知州，缘臣奏论大防等所为皆大奸恶。今朝廷但薄责而已，臣愚以为陛下必欲薄责之，则不当以臣所论事为罪名；若论其营私不法，则其罪不可胜数。且挚与辙讥斥，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所赐神道碑额，仍下陕州、郑州，各差官计会本县，于逐官坟所，拆去官修碑楼，磨毁奉敕所撰碑文讫奏，王岩叟所赠官亦行追夺；知随州、降授右正议大夫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知黄州、降授左朝议大夫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知袁州、降授左朝议大夫苏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焘提举灵仙观，鄂州居住；刘安世管勾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议，光及公著皆当发冢斲棺，三省同进呈，许将独不言，惇等去，上留将问曰：“卿不言何也？”将曰：“发冢斲棺，恐非盛德事。”上曰：“朕亦以为无益公家。”遂寝其奏，第令拆去碑文。【此据邵伯温《辨诬》及曾纡《南游记旧》删修，不知许将果能不言否？当考。又蔡卞此时未执政，不应与三省同对，惇但用其议耳，邵氏误也。曾纡亦不记许将，止云曾布纳说耳】周秩又言：“秦观落馆阁校勘、左宣德郎，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罪罚重轻，人言未允。”右正言张商英言：“按内臣陈衍，先管勾储祥宫，大防之子数往谒，因本宫道士武宗道而与衍结识，既而大防又遣三省行首张充公往御药院，与衍关通，寻援引衍入国史院承受，而检讨官张耒、秦观，又因衍而与苏辙兄弟道达言语，其奸状明白，中外共知，而大防尚典郡、衍尚玷禄仕，甚非所以驭奸邪、立威令也。欲乞再正大防罪恶，投之散地；削夺衍官，配流海岛。庶朝廷宫省内外，人人畏肃，不敢怀邪饰非，以事吾君，天下之望也。”诏陈衍追毁出身已来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编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转押前去。【《新录》辨诬曰：“元祐二三大臣事实，已系日书之，今删去琐碎文致之词，而存其大概，然其曲意诬罔，亦不待辨而可知。”焘以为既云不待辨而可知其诬，则琐碎文致之词，虽具存之亦无伤，今并依《旧录》】戊午，诏曰：“送往事居，是必责全于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于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祐朕躬，自以帘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倚任耆艾，所冀恢明圣躬。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逞朋党之奸邪，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训词；或封驳东台，或劝讲经筵，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于时赏罚威恩，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侥幸；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淫蠲茍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浚，器械资用而辍缮完。凡属经纶，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流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快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非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虏计得行，边方受害。昔先王受命，召公惟辟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干明宪，尔今复逭于诛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数外，其馀一切不问，议者亦复勿言，惟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时司马光等既贬，上谓刑惟厥中，故有是诏。右正言张商英言：“文彦博背负国恩，伏请检详本末，推考是非。”诏：“台谏之职，义当论列，然彦博年及耄期，四朝旧相，先帝待遇，恩礼至厚，宜加阔略，以优老臣，可特置不问。”庚申，章惇等对曰：“前日再谪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并司马光、吕公著谥告赠典及仆神道碑，既榜朝廷，众论以为宽，馀人连逮尚众，陛下许其自新，一切不问，莫不欣悦，仰服圣德仁厚，惟其亲党之论则不可知。”上曰：“据其罪状甚可诛，然不欲究其事，乃用轻典，聊示惩责尔。”

八月辛未，诏丁忧人左朝请郎、宝文阁待制范纯粹，降一官，为直龙图阁、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论其在元祐间尝献议弃安疆、葭芦、吴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丁丑，秘书少监、充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直秘阁，权发遣陕西转运使。

十月己巳，左司谏翟思为侍御史；右正言张商英为左司谏；监察御史刘拯为右正言。

十二月甲午^[2]，诏范祖禹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赵彦若责授安远军节度副使、澧州安置；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详见实录〉

二年八月甲申，诏：“应吕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数及赦恩叙复，其见釐务者，任满日，视见今路分远近，移一般差遣；不曾落职降官者，展一期取旨。”先是曾布独对，既论路昌衡等，又言：“更有一事，大礼恩宥在近，去岁贬谪人，不知何以处之？”上应声曰：“莫不可牵复，岁月未久，亦不可迁徙。”布曰：“诚如圣谕。蔡确五年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处，吴居厚等十年不与知州军，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兼蔡京曾为臣言钱勰已曾来京处探问谪降人牵复消息，京但答以不知，其党类日望其牵复。”上曰：“却不知也。”布又曰：“如梁惟简近押送峡州，九月中未知到否，岂可便移？”上曰：“岂有此理？”又问惟简此行，众颇善否，布曰：“此举固足以警两端之人，然亦有喜有不喜者。元祐之党，未免以为过当也。”【布《录》在丙子，今附此】

九月壬寅，范纯仁在陈州闻章惇建议以将近郊礼，吕大防等不当用恩赦期叙复，忧愤累日，斋戒上奏曰：“窃见吕大防等窜谪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齿衰残，或素萦疾病，不谙水土，气血向衰，骨肉分离，举目无告，将恐溘先朝露，客死异乡，不惟上轸圣怀，亦恐有伤和气。仰维陛下圣心仁厚，天纵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极而在宥，每颁赦令，不问罪辜。至于斩绞重囚、髡黔徒隶，咸蒙恕宥，亦许放移，岂有股肱大臣，簪履旧物，肯忘轸恻，常悲离别？但虑一二执政之臣，责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谓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启迪之际，不为详陈。殊不思吕大防等得罪之由，只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以异己之人为冤仇，以疑似之言为讪谤，违老氏好还之戒，忽孟轲反尔之言，误国害公，覆车可鉴，岂可尚遵前辙，靡恤效尤？”癸卯，上批：“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文字，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纯仁草奏，亲密多劝止曰：“今决不可回，必得重罪，公年老，何堪远责？”纯仁曰：“我尝为大臣，今日国家事如此，无一人告上者，我若不言，有负天地。万一主上以我言为然，于国家所系不细，苟不以为然而得罪，虽死无憾也。”上始亦有意从纯仁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纯仁知随州在九月丙辰，今附此】壬戌，诏监察御史常安民送吏部，与监当差遣。〈详见常安民罢监察御史〉

十月甲子，尚书右丞郑雍为资政殿学士、知陈州〈 附见钱勰罢内翰 〉。己巳，诏翰林学士钱勰落职守本官、知池州，仍放辞谢〈 见钱勰罢内翰 〉。

十二月乙酉，曾布言：“文彦博、刘挚、王存、王岩叟等，皆诋訾先朝，去年施行元祐之人多漏网者。”惇曰：“三省已得旨编类元祐以来臣寮章疏及申请文字，密院亦合编类。”上以为然，许将再奏曰：“密院已得指挥编修文字，乞便施行。”上从之。

三年正月庚子，大中大夫、知枢密院事韩忠彦，除观文殿学士、知真定府。先是枢密院奏事毕，忠彦留身请外，又面请曾布以欲得镇阳，又乞章惇陶铸一善地，遂迁出，时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对，上遽问：“忠彦已迁出？”又曰：“忠彦别无事，亦不至奸险。”布曰：“然。”已而章惇言忠彦处置边事多可笑，上甚骇之，忠彦请不已，乃有是命。右正言孙谔言：“杨畏在元丰之间为御史，其议论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等用事，则尽变其趋向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摠揽，则又欲变其趋向，偷合苟容，交结执政，倾乱朝廷，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圣世含忍，久稽典刑。今畏罢帅真定府，仍以宝文阁待制知河中，非所以慰公议也。伏望陛下揭其奸险，特行显黜。”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知河中府，其后以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命词行下，移知虢州。礼部员外郎徐君平，详定枢密院承旨，自元丰八年至元祐九年四月终臣寮章疏及陈请事，逐名编类，申纳枢密院中。戊申，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绍圣元年七月十九日，责降吕大防等敕牒榜，节次云：‘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责降外人，其馀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行’，当是之时，朝命初下，万口一词，欢呼鼓舞；近者切见汪浃、李仲等送吏部，与合入差遣，录黄行下，以元祐所献文字得罢，则前件敕榜有‘其馀一切不问’语，殆成虚文，将何以取信天下？况夫揭榜朝堂，遍牒中外，明示臣庶，俾怀悛革自新之心，行之未几，今乃录浃、仲等得罪之由又如此，臣恐亏朝廷号令之信，有伤国体。伏望睿旨检会前件敕榜，宣谕大臣，自今以始，同共遵守。若人材委不可用，所见背理，以今日之罪罪之，既往之咎，置而不问，庶无反侧之心，亦所以彰朝廷忠厚之德。”又言：“臣近奏乞宣谕大臣，遵守敕榜‘其馀一切不问’之语，未见施行。今闻差官编排元祐间臣僚章疏，仍厚赏以购藏匿，采之舆论，实有未安。恭惟陛下执政之初，诏令天下言事，亲政以来，揭榜许其自新，是亦光武安反侧之意，今又考人一言之失，寘于有过之地，是前之诏令，适所以误天下也，后之敕榜，又所以诳天下也，命令如此，何以示信于人乎？所有编排章疏指挥，乞行寝罢。”壬子，枢密院言：“宝文阁待制、知熙州范纯粹，元祐初尝献议弃地，及称兰会犹为中国之蠹，虽已削官职，今朝廷方经略西羌，而仍使纯粹帅边，非便。”诏纯粹差知邓州。癸丑，右司谏刘拯言：“伏睹近降朝旨，委给舍、左右司郎官编录元祐章疏，而所委官在元祐中尝为言官者相半，伏望别契勘无妨嫌者使领。”诏内有元祐中曾任台谏官，令更不干预，拯言盖指徐君平也。

二月，先是曾布言：“三省编排，自前岁累曾奏陈，以谓施行元祐之人，殊无伦理，今亦尽矣，兼降敕榜，更不施行。今方编排章疏，中外人情不安，恐难施行，在朝廷知之足矣。”上曰：“若有罪，如何只为有敕榜更不可行？”布曰：“此事亦更在圣断，但恐诏令失信耳。兼如刘挚等已皆施行，恐难再行。”上曰：“只是本轻。”布曰：“如文彦博辈未经施行，将来致仕遗表之类，若一以宰执例推恩，则似太过。”上深以为然。

六月己卯，常立罢诸王府侍讲。〈见常立以诬诋贬责〉

七月己亥，诏：“知渭州、宝文阁待制吕大忠，在元祐中坚持边议，不为利回，兼领帅日久，宜进职名，以劝守正之人，协心边计，特除宝文阁直学士、知秦州。”大忠因言：“臣久抱血诚，未尝披露，忽蒙奖擢，方敢具陈。窃念臣弟大防，自罹谪籍，流落累年，南北乖睽，山川修阻，睿恩至大，虽获保全，手足凋零，犹以辽远为念，况皆在得谢之年，既衰且病，来日几何？一旦不虞，倏先朝露，死生隔绝，衔恨无穷。方遇朝廷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草木虫鱼，咸被恩泽，特轸圣虑，少赐哀怜，将臣已除职名，乞行追寝，只量移臣弟大防陕西州郡居住，所贵声问稍近，少慰终鲜急难之情。臣今日得从私便，推而以及臣弟，举族怀戴，宜如何为报哉！”不听。始大忠自泾原入对，上诘大忠曰：“久欲见卿，曾得大防信否？”对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初议令过海，朕独处之安州，知否？”对曰：“举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书再三说与，且将息忍耐。大防诚朴，为人所卖，候二三年可复相见。”大忠拜谢，退而喜甚，以告章惇，具请大防量移，盖恃前日上语也，不知惇既闻上语，即萌异意，元祐党人由是再行贬黜。

八月丙子，诏：“王岩叟遗表并吕大防等缘宰相、执政官罢政所得恩例及举官并罢，更不施行。梁焘、刘安世并分司，各于本处居住，今依元丰六年十月指挥，其依元祐令减半指挥，更不施行。降左中散大夫、提举舒州灵仙观、鄂州居住梁焘，宜守本官、少府监，分司南京，依旧鄂州居住；降授承议郎、主管洪州玉隆观、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宜守本官、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依旧南安军居住。”【刘安世非执政，与梁焘俱责必有故，当考。绍圣邸报载当日行遣，或自此再欲痛贬元祐人。二十二日刘安世再贬。此又不知谁作】庚辰，诏：“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范祖禹；责授承议郎、试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南安军居住刘安世，在元祐中，构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二月同上疏论禁中觅乳母事也。〈乳母事见刘安世弹劾〉

九月庚子，起居郎兼权给事中蹇序辰言：“中书省送到姚勔磨勘转承议郎录黄一道。按勔素以无行取羞乡里，赌博私酒，尝亲为之，外虽宽夷，中实险贼，本缘身犯清议，势不可进，事已暴露，遂即弃官。至元祐中，吕大防等当路，乃以勔不仕前日为高，拔于闲散，躐处显要；而勔愈不知耻，一意附会，专以诋讪先帝政事人物为功，至乃称引苏轼讪谤之语，执以为据。及陛下亲政，尚敢阴与其党合谋并力，表里相应，公肆指议，务欲遏绝绍述之意，以成其私，则勔之盗名欺世，怀诈迷国，其罪盖有不胜可责者！昨朝廷屏斥奸臣，自大防以下二十馀人皆被显斥，独勔以从官善郡，挂名其间，物论不平，至今叹息。谓宜依梁焘、刘安世等例，追正其事，岂容使之复与有劳无过之人，以岁月序进。望诏有司详议勔罪，明正典刑，以厌天下之公议。”诏姚勔永不磨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