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正、改朔、改年

或疑商人以丑为正，既书元祀，则必书其岁首之月。万充宗以为《商书•伊训》之“十有二月朔”，实子月也。崩年改元，商制本不同于周制，先儒谓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者，非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是改正也；夏朔以平旦，商朔以鸡鸣，周朔以夜平，是改朔也；秦建亥而仍曰“冬十月”，是改年也。

齐秦之历、鲁之历

《管子》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齐历也。《吕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历也。《涿冢周书•时训解》，魏历也。周之分至未尝系之以时，独《大司乐》有 “冬日至”、“夏日至”之名，故万充宗深以《周官》为伪。汉高八年，楚元王之三年也，《律历志》中不书汉年，反书楚年，全谢山以为此必刘歆之文。盖周历之后有鲁历，以鲁纪年，刘为楚元后，故仿其例以楚纪年。

古不重望日

《玉藻》“天子朔食太牢，诸侯朔食少牢”，不言望日之食。《丧礼》“朔有殷奠，月半不殷奠”，是直指望日之不重也。《周官•冢宰》“司徒悬法于象魏”，亦只用朔日。《论语》“吉月必朝服而朝”，注：“吉月，月朔也。”“六经”明文无重望日者，惟康成注“月半不殷奠”乃云“大夫以上仍有月半之奠，士降则无。”其殆非古经之旨乎？夫月者，日之配也，古人扶阳而抑阴，故《祭义》曰“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于月贵其明之始生，而不贵其魄之已兆。又《易》象言“月几望”者三，望而曰几，殆有无取其满而戒其满之义。冬至受贺而夏至不受贺，盖亦贵阳而贱阴之义欤？

以月纪日

古史以月之盈亏纪日者，惟《尚书•武成》有“旁死魄”、“哉生明”之词，《召诰》有“二月既望”“三月，惟丙午朏”，《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六月庚午朏”。

夏正或用或不用

《豳风•七月》以后稷先公皆夏时臣，故从夏正而避十一月、十二月之名，则曰“一之日”、“二之日”。然先儒以为商、周改朔不过朝觐聘问耳，其他总以夏正为主。《左氏》伐虢童谣、绛县老人语可验。《诗》曰“四月惟夏，六月徂暑”，皆周用夏正之证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春秋》“二月无冰”，“正月日南至”，“申须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皆周不用夏正之证也。元吴草庐云：“春王正月”者，明其为周王之正月耳，其时他国必别有所谓正月也。明周洪谟云：周以十一月为岁首，非以为正月也。商之建丑也，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称元祀仍称十二月，不称正月。秦之建亥也，亦曰“元年冬十月”，不称正月。一为史官纪年，一为历官纪年。余按《论语》“子张问十世”注：“神农以十一月为正，女娲以十二月为正。”何晏此说，不知何所考。而汉武帝后，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唐武后建子，肃宗上元二年建子，盖亦不专从夏正矣。

二十四气

历中二十四气，万充宗以为始于汉之太初历。盖二十四气在夏正则安，在周正则戾。《隋书》后齐神武霸府由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侯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封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灰管相应，若符契焉。《周书序》周公辨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唐《太衍历议》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后魏始载于历。

上已之说互异

《癸辛杂记》“上已当作上己”，谓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无巳日。吴才老谓“辰巳”之“巳”亦读“以”，古人卜日用干，数日用支，故三正建月，爰定子丑，四时分日，乃用甲乙。《礼》上丁习舞，仲丁习乐，《传》上辛大雩，季辛又雩，皆其证也。《宋书》曰“自宋以后，祓禊但用三日，不用巳日”，以常常上旬朔在午未，则此一旬已无辰巳故也。谢氏《五杂俎》则云：“《西京杂记》‘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巳’，刘熙《释名》训作‘止’，谓 ‘阳气之止于巳也’，故巳即己也，但不可以支为干耳。”《日知录》亦云：“辰为建，巳为除。故三月上巳，祓除不祥。三代以上重干，如《易》称‘先庚先甲’、《诗》称‘吉日惟戊’是也；三代以下重支，如《汉书》之‘吉日刚卯’、《兰亭》之‘三月上巳’是也。”《潜丘札记》亦云“《兰亭》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丁巳。”《康熙字典》亦主重支之说。钱辛楣曰：“‘辰学，巳’之‘巳’与‘巳矣’之‘巳’是一字两读也，‘戊己’之‘己’与‘上巳’之‘巳’判然不同。毛西河不通小故有一字三读之妄说。”《齐书•礼志》：“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按此条亦作辰巳，而别为一解。《字典》引《宋书•礼志》云“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此言“自宋以后”，当更考之。

无羊之月

算命之书以寅、午、戌三月为无羊之月，以宋制官员于此三月例减禄料，故曰无羊。

都试之日

汉以九月为都试日，太守、都尉共课最之日也。集生徒讲授则曰大都试。

十时十位

叔孙穆子生，卜楚丘之爻词曰：“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杜注：“日中当王，食时当公，平旦为卿，鸡鸣为士，夜半为皂，人定为舆，黄昏为隶，日入为僚，晡时为仆，日失为台。”

日月晦朔解

吴廷耀云：日月之圆缺，前贤议论不同。有云“阳有馀而阴不足，故望后渐亏，迨至晦日即全损矣。”窃以日月为阴阳之精，调和而成岁月，丝毫不可偏损。譬于人身一小天地，阴阳稍有偏枯，即为疾病，若如晦月之全亏，人岂复能生活耶？又说“月借光于日，而月之缺处，乃日轮入地，月为地所掩，故有亏缺。” 夫天虽如卵，地包于内，然常视日月星辰，皆自东南北斜过于西南北，似非竟由西穿地而东也。倘如前说，月缺因日为地隔，所以损光，是每夜日必入地矣，何以十五日后至二十七八日虽有满缺，而光朗彻夜？日既入地，为地所隔，月之光何以不损乎？况星与月同藉光于日，而星常明，岂日入地之后但隔月之光，独不隔星之光乎？予窃揣摩，恒不释念。偶以瓷盂照日，恍然大悟。夫日，阳也，其体凸如滚球，光照四方；月，阴也，其形凹如覆盂，有质无光。月借光于日，日居高而月居低，对照则光全满，稍偏即亏，即月之本体所遮，由渐偏而至渐晦，乃月背日而行，故无光矣。度行左右，故有左右弦缺之分，其既亏之后，尚隐隐然有半轮黑丸可见，则是月未受日光之本体也。至于日月之食，或云是日月同度相掩，似属不然，倘望日月食，则日当空便同白昼，如何反有晦暗之理？据《天文别论》，乃罗计星同度所掩，其说近理。

三伏

《史记》秦德公二年初伏，注：“三伏始于秦，周无伏也。”刘熙《释名》云：“金气伏藏也。”故三伏皆庚。王大可云：“三伏者，庚金伏于夏火之下也。金畏火，故曰伏。”

测天三家以外诸说

测天者宣夜、浑天、昕天三家，人皆知之。今用西洋法，则亦浑天遗意也。然三家外，散见各家论天地有极奇者。《唐书》太宗收骨利干，其地夜短，煮羊脾未熟天即明。《元史》沙弼国日入时其声凶涌，国人必击金鼓以乱之，否则小儿怖死。土哈国日入不满一时，随即出地。宋戴五原云：“尝登崆峒之巅，见日光非从海出入也。太阳之气朝则聚，聚极而圆明；暮则散，散尽而昏黑。日聚日散，人离日远，故误以其散聚为穿地而过耳。”《癸辛杂志》云：“赵都统见海神，黄衣赤眼，以头顶日而上，日渐高，人渐小。”本朝怀氏《坤舆外记》云：“莫斯歌国其地夜长昼短，冬至之时，太阳出止二时而夜矣。”季氏《台湾杂记》云：台湾东有红夷国，中国商人某舟泊其地，竟无昼夜，花木明秀，商大喜，以为仙境，乃留三百人裹粮居之。隔年复至，则山中黑如长夜，人迹已绝。取火照之，见碑上留字云：“此国至秋而暮，至春而旦，以一年为昼夜也。”王方平云：月至梁时，已周围减寸矣，自开辟至唐虞已减一寸。郭守敬云：古日舒长，今日促，每百年则短一分。孙太初云：今日不如古日之热。邱长春云：日不入地，犹之星辰亦不入地，三光轻清故也。七八月间河汉尤显，日月东西出没，而河汉常在天。《周髀经》算天至二百四十八万里而日月不照矣。《侯鲭录》言海中三日并出者，大鱼之目也。

地有四游

《尚书考•灵耀》曰：地体虽静而终日旋转，如人坐舟中，舟自行动，人不觉耳。春星西游，夏星北游，秋星东游，冬星南游，一年之中，地有四游。

十三月、十四月、十九月

《陈宠传》“十三月阳气已至”，《牛宏传》“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旺”，注：“十三月，正月也。”《金石录》古公缄鼎有“十四月”，戌命尊有“十九月”，欧公问贡父而不知，王凤洲以为闰月也。《是斋日记》以为嗣王即位，虽逾年不忍改元也。汪师退作《史记十表》，言秦汉之际陈涉起陈凡六月，武臣起赵凡四月，皆系以月而不年，而其中有四十八月、三十八月，何以不年？其时统无所属，不得以正元起数故也，故《管子》亦有二十四月之文。此说出而十四月、十九月之说可以明矣。

端午不必五月、修禊不必上巳、登高不必重阳、除夕不必岁除

唐宋广平贺表曰“时则仲秋，日惟端午”，是端午不必在五月也。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其时盖七月十四日。《汉书》“八月，帝与群下祓于灞上”，是修禊不必三月也。《隋书》“文帝七月与群臣登高”，是登高不必重阳也。唐人亦有《人日登高》诗。《太平广记•卢顼传》“是日冬至除夜，卢家备粢盛之具”，是冬至夜亦名除夕也。《老学庵笔记》“冬至前一日名为冬住”，亦奇。

寒食不必清明

《汝南先贤传》介子推以三月三日自燔，后有禁火之俗。按《后汉书•周举传》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士民辄一月寒食。举既到州，乃作书置推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依此则寒食乃在冬矣。《琴操》言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命人五月五日不得举火。依此则寒食又在夏矣。

开辟不必十二万年

元人伊世瑜《郎嬛记》曰：天地日月之寿，亦如世上人，各有长短不齐。康节所云“一开一辟，必须十二万年”，非也。

地理之难

地理之学极难，阎百诗云：“代有四迁，宁人知其二；江西有三，宁人知其二。”宁人以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而百诗又引《周礼•职方氏》所载驳之，如昭馀祈在今介休县，肃慎氏在宁古塔之类。牧斋注杜，以潼关为唐始立，而竟忘曹操之殆死潼关，则真乃目不见睫耶！方密之《通雅》载石头城非石城；龙门、栈道均非一处。有汉之河东，唐之河东；周之河内：汉之河内：皆不同处。

五服

《禹贡》五服，《周•职方》九服，盖就赋役之繁简、王畿之远近，因时制宜，略有损益，其实山川薮泽为不可移易之物，非周商异于虞夏也。郑康成以为服五百里是尧之旧制，禹弼之，更增五百里，面五千里，相距为方万里。其说甚诞。按《王制》云“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原有明文，而孔疏引《地理志》言汉之土境东西九千三百三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以与九服、五服之面五千里俱不合者，盖《尚书》所言，乃据其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汉书》所言，乃是著地人迹屈曲而量，所以其数不同。此说尤诞。夫虚空鸟路，非鸟不知；三代之人非著翅解飞者，何能凭空丈量而臆断为五千里哉？其实幅员之广，三代实不如秦汉也。再考唐虞之时，雍州之地犹为导河、导弱所经，冀州之北，并无治水之迹。此二方者，有何侯卫之可设、贡赋之可稽乎？且依其说，则王者之都必长在天下之中，如嵩、洛、汝、颍地方，然后均齐方正，而五服、九服可以环而向之；若虞夏之都偏于北，周人之都偏于西，其北则沙漠苦寒，西则戎狄流沙，又安得有五千里之侯卫耶？至于东南二面，又岂止于五千里耶？戴未堂曰：周之兖州，南侵青、徐，大于《禹贡》之兖州；周之青州，兼徐侵豫，倍于《禹贡》之青州；周之冀州，分其北为并州，分其西为雍州，合三州乃当《禹贡》之一冀州。

四至不同

四至之说不同，《尔雅》云东至泰远，西至邠国，南至濮铅，北至祝栗。《吕览》则云东至搏水之地，西至三危之山，南至续黹之国，北至夏海之穷。《大戴礼》则云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东至蟠木。

三扬州

汉以广陵郡属徐州，今之江都也。其扬州刺史或治历阳，即今之和州也；或治寿春，即今之寿州也。杜诗之“何逊在扬州”。《禹贡》扬州之域所统甚广，《晋书》、《隋书》均以交广为《禹贡》扬州，杜佑非之，以三代时尚无南越；而不知《尧典》之“宅南交”，即交趾也，故史迁《舜本纪》有“北发息壤”、“南抚交趾”之语。至于北朝所侨置之扬州，则更纷揽矣。

五赤壁

今江汉间称赤壁者有五：汉阳也，汉川也，黄州也，嘉鱼也，江夏也。东坡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按刘备居樊口，迎操军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又当在江南矣。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发》“观于广陵之曲江”，今浙江也。广东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马相如《吊二世赋》“临曲江之𬮿州”，今长安也。曾巩《鉴湖图》有所谓广陵斗门者，在今山阴县西六十里。江都更名广陵在元狩三年，其时枚乘已卒，不应见之于文。至元年间试《罗刹江赋》，独钱惟善以钱塘江为曲江，遂冠三千人之上，见《升庵外集》。

徐、扬可称闽中

今闽中为福建，然傅亮从武帝平闽中诗曰：“鞠旅扬城，大蒐徐方。”是徐、扬亦可言闽中。梁元帝去丹阳尹荆州诗曰：“分符莅闽越，终然惭厉精。”是荆州亦称闽越。《华阳国志》称“哀牢归义，其地东西三千里，有穿胸儋耳闽越”云云，是今之云南亦古之闽越也。钱辛楣曰：“宋武并未入闽，傅亮从武帝平闽中，恐是关中之讹。”

江河发源

《禹贡》有“岷山导江”之文，而后之论水者遂以岷山为江源，《桑经》、《郦注》皆主其说。自前明徐霞客好游，直至昆仑，见河与江皆出自昆仑，不过河源在北，江源在南耳。岷山者，乃其入中国之始，而非其发源也。有以北金沙江为江源者，其源在西番境内，莫得其详。李穆堂以《康熙方舆图》考之，岷山与金沙江会合于四川之叙州，自叙州逆而数之，直发源于西番之阿克达、母必拉等处，盖六千九百里而后至岷山，几与黄河同源。徐楚金作《说文系传》言河出昆仑，昆仑神灵之宅，帝之下都，非造次可睹。盖在元以前未穷河源，到星宿海处故也。岂大禹之力不如一元人哉？天地之钥，必至此而始开也。沈括《笔谈》云：“温州雁宕山，前人未见，故谢灵运为太守，未曾一游。至宋真宗修昭应宫，采木入山，此境始露于外。”可知天下境界无穷，学问之道亦然，安见前人言之而后人不可再置一说耶？储六雅曰：“庚桑子洞显于周，仇池显于晋，雁宕显于晚唐，黄山显于明末。”

二百里蔡

“二百里蔡”，《孔传》以为杀减其税；“二百里流”，为流移而随其俗。《蔡传》俱以为罪名，愚意孔说为是。唐虞以流宥五刑，似流为最轻之罪，安得流诸荒服之外？故曰“流共工于幽州”，幽州非荒服也。

地名通用

棘闱，楚地也，见《左氏》昭公十三年，而今以为贡院试士之所。九京，晋地也，在京陵县，见《水经注》，今以为死者九泉之通称。太原、平阳，地之通称也，见《孔传》，而今以为山西之太原府、平阳府。杏坛，泽中高处之通称也，见司马彪《庄子注》，今指定为孔子讲礼之所。蚕室，鲁地也，见《左氏》哀公八年：“吴伐鲁，舍于蚕室。”后人以为受宫刑之所。

地名所由

虎牢者，《穆天子传》七萃之士擒虎而献之天子，天子命为押畜之东虞，是名虎牢。馀干者，梁武时童谣“王气在三馀”，乃置馀干县。金山者，唐有僧获金江中，因而建寺，犹之始皇埋金建业，故名金陵也。俱见《九域志》。任昉《述异记》云：吴人买瓜于江畔，故曰瓜步。水际曰步，湘中有灵妃步是也。句容山形曲而有容，故曰句容，见《真诰》。望都者，谓登尧山望见都也，见《地理志》。邯郸，郸，尽也，言邯山至此而尽也，见《寰宇记》。杨关者，汉将杨兴败逃，出此关，故曰杨关，见《清波杂志》。《孙权记》注云：阊门者，夫差以吴门上通天阊，故号城门曰阊门，见《括地志》。汉封真人匡续为越庐君，以其所庐处故也，后遂名其山为庐山，与焦山之名因焦先所居同义。匡字君孝，见《杜阳杂编》。章怀太子注“钱塘”二字始于汉人华信筑塘，以钱易土，故名钱塘；《世说》注以为沈信所筑，二姓殊不相符。按《史记》“始皇至钱塘，临浙江”，早有钱塘之名，在汉之前矣。良常者，秦始皇曰：“巡狩之乐，莫如山海，自今以往，良为常也。”馀杭者，禹杭之讹。杭，舟也，言大禹至此舍车而登杭也，见《地理音释》。奔牛者，梁武帝掘锺山，得一僧于龛中，僵坐不动，宝志公曰：“此人定僧也，可以磬醒之。”遂起而走，逐之，至丹阳四十里，化为牛奔云，见《白醉琐言》。丹徒者，秦始皇命赭衣人三千凿山以断王气，遂名丹徒；会稽者，禹王于此朝诸侯，会计天下之财币，故曰会稽，见《咸淳临安志》。孔庙东南有双石阙，故名阙里，见《水经注》。彭祖二子，长曰武，次曰夷，所居山遂名武夷，见《武夷山志》。太湖得咸池五车之气，故名五湖，见《陆鲁望集》。

三吴三解

《通典》汉分会稽、吴兴、丹阳为三吴，《水经》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指掌图》以苏州、常州、湖州为三吴。

五湖五解

虞翻以太湖通五道，又上通咸池五车之气，故号五湖，其实一湖也；犹之昭馀祈虽名九泽，其实一泽也。然《水经》五湖有长塘湖、射湖、贵湖、上湖、滆湖五湖之分。《吴越春秋》又有贡湖、游湖、青湖、梅梁湖、金鼎湖之分。韦昭以胥、蠡、洮、滆四湖及具区为五湖。合之前陆鲁望所言，是五解矣。

马嵬本人名

《学圃萱苏》云：“马嵬，晋人名也。昔人在此地筑城避兵，后因以名其地，而以杨妃一死，遂大著于天下。”

台城

六朝朝廷以禁省为台，故称官军为台军，禁城为台城，法令为台格，使者为台使。犹之昔并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便称太城、少城云尔。

雁塔

佛家三净食：雁也，犊也，鹿也。永徽三年，玄奘僧造塔于宫城南，见雁飞过，戏曰：“众僧缺供。”一雁应声而坠。众曰：“此雁舍身，宜旌彼德。”遂不食三净而瘗此塔，名曰雁塔。题名者，僧道士庶皆有之，不止进士也，见《震泽长语》。

两水精宫

阖庐造水精宫见《述异记》，即今之苏州也。后杨濮守湖州诗有“清光合作水精宫”之句，从此湖州亦称水精宫。

蜀无眉山

邛州牧杨宏度云：人称三苏为眉山苏氏，考之蜀中志书，无所谓眉山者。一日登城望远，见万山横秀，皆如列眉，方悟眉山与眉州之称。今误以州署后不土冈当之者，非也。

吴兴非湖州

《江淹传》“淹为吴兴令”，今之浦城也。《三国志》“吴以浦城为吴兴”，唐改为浦城。故文通诗曰：“长望竟何极？关云连城边。”其为今之闽省所属无疑。颜鲁公作《妙喜寺碑》，竟以吴兴为湖州，误矣。《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正指浦城而言，非今之江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