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杜相公书

以书为质，其说宰相之体亦自典刑。

庆历七年九月日，南丰曾巩再拜上书致政相公阁下：巩闻夫宰相者，以己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有馀。古之称良宰相者无异焉，知此而已矣。

舜尝为宰相矣，称其功则曰“举八元八凯”，称其德则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卒之为宰相者，无与舜为比也。则宰相之体，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圣人也。或曰：舜远矣，不可尚也。请言近之。近可言者，莫若汉与唐。汉之相曰陈平。对文帝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对周勃曰：且陛下问长安盗贼数，又可强对邪？问平之所以为宰相者，则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观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汉之治莫盛于平为相时，则其所守者可谓当矣。

降而至于唐，唐之相曰房、杜。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圭，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𪟝、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馀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夫谏诤其君，与正纲维、持宪法、用兵征伐、长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务也，而尽付之人，又与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则房、杜者何为者邪？考于其传，不过曰：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不隔卑贱而已。卒之称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则著于近者，宰相之体，其亦可知也已。

唐以降，天下未尝无宰相也。称良相者，不过有一二大节可道语而已。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其谁哉？

数岁之前，阁下为宰相。当是时，人主方急于致天下治，而当世之士，豪杰魁垒者，相继而进，杂遝于朝。虽然，邪者恶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独阁下奋然自信，乐海内之善人用于世，争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杰者皆若素繇门下以出。于是与之佐人主，立州县学，为累日之格以励学者；课农桑，以损益之数为吏升黜之法；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变苟且，以起百官众职之坠。革任子之滥，明赏罚之信，一切欲整齐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几三代之事。虽然，纷而疑且排其议者亦众矣。阁下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呜呼！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非阁下其谁哉！使充其所树立，功德可胜道哉！虽不充其志，岂愧于二帝、三代、汉唐之为宰相者哉！

若巩者，诚鄙且贱，然常从事于书，而得闻古圣贤之道，每观今贤杰之士，角立并出，与三代、汉唐相侔，则未尝不叹其盛也。观阁下与之反复议而更张庶事之意，知后有圣人作，救万事之弊，不易此矣，则未尝不爱其明也。观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则未尝不恨其道之难行也。以叹其盛、爱其明、恨其道之难行之心，岂须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后也千载，尚慕而欲见之，况同其时，过其门墙之下也欤！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见焉，则其愿得矣。

噫！贤阁下之心，非系于见否也，而复汲汲如是者，盖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巩再拜。

与杜相公书

此子固所不可及处，在不失巳上。

巩启：巩多难而贫且贱，学与众违，而言行少合于世，公卿大臣之门，无可藉以进，而亦不敢辄有意于求闻。阁下致位于天子而归，始独得望舄履于门下。阁下以旧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损，加礼于草茅之中，孤茕之际。然去门下以来，九岁于此，初不敢为书以进，比至近岁，岁不过得以一书之问荐于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辄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烦贶施，而自以得不韪之诛，顾未尝一日而忘拜赐也。

伏以阁下朴厚清明谠直之行，乐善好义远大之心，施于朝廷而博见于天下，锐于强力而不懈于耄期。当今内自京师，外至岩野，宿师硕士，杰立相望，必将惫精疲思，写之册书，磊磊明明，宣布万世，固非浅陋小生所能道说而有益毫发也。巩年齿益长，血气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于载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绪言馀旨，以自乐于环堵之内，而不乱于贫贱之中，虽不足希盛德之万一，亦庶几不负其意。非自以谓能也，怀区区之心于数千里，因尺书之好，而惟所以报大君子之谊，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趋，故辄及之也。

春暄不审尊用如何，伏惟以时善保尊重，不胜鄙劣之望。不宣。巩再拜。

与孙司封书

悯孔宗旦。先侬智高之反，言而猥与不为御贼者同戮而无闻，其为书反复千馀言，句句字字呜咽涕洟，可与传记相表里。

运使司封阁下：

窃闻侬智高未反时，已夺邕邑地而有之，为吏者不能御，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气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户孔宗旦以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书告其将陈拱。拱不听，宗旦言不已。拱怒，诋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仓库而大赈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从。凡宗旦之于拱，以书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数。度拱终不可得意，即载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亲毋为与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应之。宗旦犹力守南门，为书召邻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贼！汝今立死，吾岂可污邪！”骂不绝口。智高度终不可下，乃杀之。

当其初，使宗旦言不废，则邕之祸必不发。发而吾有以待之，则必无事。使独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节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见朝廷所宠赠南兵以来伏节死难之臣，宗旦乃独不与，此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

使宗旦初无一言，但贼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无赏。盖先事以为备，全城而保民者，宜责之陈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与陈拱同戮，既遗其言，又负其节。为天下者，赏善而罚恶；为君子者，乐道人之善，乐成人之美。岂当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馀州，覆军杀将，丧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财者，非其变发于隐伏，而起于仓卒也。内外上下有职事者，初莫不知，或隐而不言，或忽而不备，苟且偷托，以至于不可御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为世所侵蔽，令与罪人同罚，则天下之事，其谁复言耶！

闻宗旦非独以书告陈拱，当时为使者于广东西者，宗旦皆历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惧重为己累，必不肯复言宗旦尝告我也。为天下者，使万事已理，天下已安，犹须力开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忧者甚众，而当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与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则宗旦之事，岂可不汲汲载之天下视听，显扬褒大其人，以惊动当世耶！

宗旦喜学《易》，所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书，而人或质问以《易》，则贯穿驰骋，至数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尽心，贫几不能自存，好议论，喜功名。巩尝与之接，故颇知之。则其所立，亦非一时偶然发也。世多非其在京东时不能自重，至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赎矣。

巩初闻其死之事，未敢决然信也。前后得言者甚众，又得其弟自言，而闻祖袁州在广东亦为之言，然后知其事，使虽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诬也。况陈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独先以其亲遁，则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则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

以阁下好古力学，志乐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赏罚善恶为职，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须臾之听，尺纸之议，博问而极陈之。使其事白，固有补于天下，不独一时为宗旦发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愿赐还答。不宣。巩顿首。

与抚州知州书

子固有一假自别于众人处之意，而又有所难言，故其文迂蹇不甚精爽，非其佳者。

士有与一时之士相参错而居，其衣服、食饮、语默、止作之节无异也。及其心有所独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馀，敛之秋毫之端而不遗；望之不见其前，蹑之不见其后；岿乎其高，浩乎其深，煜乎其光明；非四时而信，非风雨雷电霜雪而吹嘘泽润；声鸣严威，列之乎公卿彻官而不为泰，无匹夫之势而不为不足；天下吾赖，万世吾师，而不为大；天下吾违，万世吾异，而不为贬也。其然也，岂剪剪然而为洁，幸々然而为谅哉？岂沾沾者所能动其意哉？其与一时之士相参错而居，岂惟衣服、饮食、语默、止作之节无异也，凡与人相追接、相恩爱之道，一而已矣。

若夫食于人之境，而出入于其里，进焉而见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则立异矣。剪剪然而已矣，幸々然而已矣，岂其所汲汲为哉？巩方慎此以自得也，于执事之至，而始也自疑于其进焉，既而释然。故具道其本末，而为进见之资，伏惟少赐省察。不宣。巩再拜。

与王介甫第二书

介甫本刚慢自用之人，此书特为忠告甚笃，葢亦人所难及者，但其砭剂多而讽谏少，恐亦不相入。

巩顿首介父足下：

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盖先之以教化，则人不知其所以然，而至于迁善而远罪，虽有不肖，不能违也。待之以久，则人之功罪善恶之实自见，虽有幽隐，不能掩也。故有渐磨陶冶之易，而无按致操切之难；有恺悌忠笃之纯，而无偏听摘抉之苛。己之用力也简，而人之从化也博。虽有不从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悦而恐不得归之。其政已熄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见之，而岂至于谤且怒哉！

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以吾之无所于归，而不得不有负冒于此，则姑汲汲乎于其厚者，徐徐乎于其薄者，其亦庶几乎其可也。

顾反不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责善于人；不待之以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恶之必见。故按致操切之法用，而怨忿违倍之情生；偏听摘抉之势行，而谮诉告讦之害集。己之用力也愈烦，而人之违己也愈甚。况今之士非有素厉之行，而为吏者又非素择之材也。一日卒然除去，遂欲齐之以法，岂非左右者之误而不为无害也哉？则谤怒之来，诚有以召之。故曰足下无怪其如此也。

虽然，致此者岂有他哉，思之不审而已矣。顾吾之职而急于奉法，则志在于去恶，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以谓为治者当如此。故事至于已察，曾不思夫志于去恶者，俟之之道已尽矣，则为恶者不得不去也。务于达人言而广视听者，己之治乱得失，则吾将于此而观之，人之短长之私，则吾无所任意于此也。故曰思之不审而已矣。

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巩比懒作书，既离南康，相见尚远，故因书及此，足下以为如何？不宣。巩顿首。

寄欧阳舍人书

此书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较之苏长公所谢张公为其父墓铭书特胜。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葢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葢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茍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葢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葢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于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幸甚，不宣。

答范资政书

颂而不謟，伉而不骄。

巩启：王寺丞至，蒙赐手书及绢等。伏以阁下贤德之盛，而所施为在于天下。巩虽不熟于门，然于阁下之事，或可以知。

若巩之鄙，窃伏草茅，阁下于羁旅之中，一见而已。令巩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阁下之知。况巩学不足以明先圣之意，识古今之变，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无愧悔于心。而流落寄寓，无田畴屋庐匹夫之业，有奉养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责思虑之精，诏道德之进也。是皆无以致阁下之知者。而拜别期年之间，相去数千里之远，不意阁下犹记其人，而不为年辈爵德之间，有以存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材，异于世俗之常见。而如巩者，亦不欲弃之，故以及此，幸甚幸甚！

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势而下贫贱之士者，盖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穷达毫发之殊，然相弃者有之。则士之愚且贱，无积素之义，而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礼，是岂不于衰薄之中，为有激于天下哉！则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门下，不任区区之至！

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此书所议甚舛，姑录而质之有识者。

蒙疏示巩，谓扬雄处王莽之际，合于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谓纣为继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与雄不同。又谓《美新》之文，恐箕子不为也。又谓雄非有求于莽，特于义命有所未尽。巩思之恐皆不然。

方纣之乱，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盖皆谏而不从，则相与谋，以谓去之可也，任其难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生，不必同也。此见于《书》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难，乃人臣不易之大义，非同姓独然者也。于是微子去之，比干谏而死，箕子谏不从，至辱于囚奴。夫任其难者，箕子之志也，其谏而不从，至辱于囚奴，葢尽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谓各以其所守自献于先王，不必同也。当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谓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见于《书》、《易》、《论语》，其说不同，而其终始可考者如此也。

雄遭王莽之际，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谓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书，行着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怀禄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谓与箕子合。吾之所谓与箕子合者如此，非谓合其事纣之初也。

至于《美新》之文，则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则乡里自好者不为也，况若雄者乎？且较其轻重，辱于仕莽为重矣。雄不得已而已，则于其轻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则于《美新》，安知其不为？而为之亦岂有累哉？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顾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见也；于阳虎，非所欲敬也。见所不见，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谓诎身所以伸道者也。

然则非雄所以自见者欤？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见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则雄于义命，岂有不尽哉？

又云：介甫以谓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夷甫以谓无不可者，圣人微妙之处，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圣人，强学力行，而于义命有所未尽，故于仕莽之际，不能无差。又谓以《美新》考之，则投阁之事，不可谓之无也。夫孔子所谓无不可者，则孟子所谓圣之时也。而孟子历叙伯夷以降，终曰乃所愿则学孔子。雄亦为《太玄赋》，称夷齐之徒，而亦曰：“我异于是，执《太玄》兮。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以二子之志，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则无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学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则宜有可有不可，以学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后为善学孔子。此言有以寤学者，然不得施于雄也。前世之传者，以谓伊尹以割烹要汤，孔子主痈疽、瘠环，孟子皆断以为非伊尹、孔子之事。盖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观雄之所自立，故介甫以谓世传其投阁者妄，岂不亦犹孟子之意哉！

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介甫亦以为然。则雄之言，不几于测之而愈深、穷之而愈远者乎？故于雄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况若雄处莽之际，考之于经而不缪，质之于圣人而无疑，固不待议论而后明者也。

为告夷甫，或以为未尽，愿更疏示。

以仕莽拟箕子之囚奴抑巳过矣，况美新乎！以子固而犹为附和其说，甚矣！君子之权衡天下，出处必至圣人而后折衷也，愚独谓扬雄，当不逮楚两龚。

答孙都官书

书旨多苍然之色、幽然之思。

提刑都官阁下：

伏承赐书，及示盛制六编，凡三千首，盛矣哉！文之多，工之深，且专以久也。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国、风俗、万物、治乱、善恶、通塞、离合、忧欢、怨怼，无不毕载，而其语则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要不离于道。视昔以文名于天下者，夫岂易至于是邪！

巩之愚且懒，且为事物疾病所侵，以不专而且未久于学也，使之观若于海，不见其涯涘，于深山长谷，不见其形势之所极，而敢议其大小高下邪？而阁下不以其所深且专以久者励巩，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本于道者教巩，乃告之曰：“其详择而去其非是者焉。”巩诚怪阁下自处之过，而为以赐巩者，乃所以怠且蔽之也。

凡巩之学，盖将以学乎为身，以至于可以为人也，方愚且懒，且不专以久之病也，惟阁下之仁，岂欲怠且蔽之也？其欲使知阁下之贵而长，其业之富而成，而犹不止如是，能下于后辈如是，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不屑其教诲，是亦教诲之而已矣。敢不拜赐也？盛编尚且借观，而先以此谢，惶恐惶恐。不宣。巩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