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论

范蠡之子杀人，系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于所善楚庄生救之。其长子请行，不许，其后卒强以行。于是庄生因为入朝楚王而说之赦。蠡长子闻楚将赦，谓弟固可活矣，入庄生家，复取金去。庄生怒，竟说楚王论杀其弟。人以此称蠡始不欲遣其长子为知也。自君子观之，蠡固未尝知也。

《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随》之《震》曰：“孚于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观庄生非贤者也。其褊心与市井小人之为虑无以异，而蠡顾以其子之命委之，乌得知？方蠡子之进金庄生也，如果不欲受，却之可也；既思终还之，则虽为取去，奚嫌焉？盖生以为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见德，则不足以为名。又忿己以力为人，而反为人所易，故虽当其厚友之托不顾而必以术杀其子。噫！抑甚矣！郈成子过卫，右宰谷臣飨之，欲托以其帑而未言。及谷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晋叔向系狱。祁奚乘驿见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见叔向而归。夫受人之事，则死生不以变其志；急人之难，而非为名高，此固古贤人君子所为，而蠡乃以望于庄生。及其不得，反以为其长子致之，何其谬也！且蠡当日即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于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则？长子生而贫，则啬而贵财；少子长而富，则亦骄而轻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视贫士，指麾而为之用，则虽予之厚利而不甘。况以庄生之褊心多忌，挟残忍以报睚眦，设以少年轻肆之气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尝考范蠡之行：当其相越，所图皆倾险之谋。及越破吴，吴危急而求成，句践欲许，独蠡不可，而必亟毙之，其意盖亦忍矣。夫涘频之水，鳣鲔不游，离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其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而蠡之所为，残忍刻薄，其事独与庄生者相近，宜其心贤之，而欲倚以为重也，而岂知身受其祸也哉！

伍子胥论

昔者尝怪乐毅之于燕，伍子胥之于吴，皆以受任于先君之时，及至嗣子弃之，于是毅遂超然远引，而子胥乃恋恋不去，终以谏死于吴。若是之不同何也？盖古所谓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后为，非以苟托于名义以自居而遂可也。

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军旅之事耳，惠王死而兵权夺，毅虽留，固无可为矣。当伍子胥困屈楚、郑之郊，飘摇江海之间，结吴光于草野之际，一旦摄吴国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报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与吴相得如父子手足，员虽乌集起事，而其实与世胄同国休戚者等。吾意阖庐之死也，必以吴托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辞。子胥之心，方以为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尽其辅弼之任，虽播弃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终愎不悛，遂泯绝其身而莫之复省也。设令子胥于骤谏不用之时，即引身去国，人亦谁得而议之？而乐毅之书至谓“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其行固不免为天下之所讥，而子胥终不肯以彼易此者，盖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无憾者，夫岂以行事求白于众多之口也哉！

或曰：“子胥之谏夫差，其时季札与同立于朝，季子亲于吴而反不以谏死，何耶？”盖自诸樊戴吴，欲以位传季子，而季子又以贤得民。彼夫差者，忌而远之甚矣。微子启，帝乙之长子也，疑于纣而纣疏之，故抱器适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谏，知不可谏而以身存宗也；伍员之谏，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从而非之，以为非吴亲属，谏死为过。夫彼谓为亲属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岂非亲属者哉！

翰林论

为天子侍从之臣，拾遗补阙，其常任也。天子虽明圣，不谓无失；人臣虽非大贤，不谓当职。而不陈君之失，与其有失播诸天下而改之，不若传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传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见闻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

翰林居天子左右为近臣，则谏其失也，宜先于众人。见君之失，而智不及辨与，则不明；智及辨之而讳言与，则不忠。侍从者，择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设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职也。其后乃益亲益尊，益亲益尊故责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亲与尊，而辞其责之重，将不蒙世讥乎？

官之失职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讥者，而上下皆谓其当然，是以晏然而无可为，安居而食其禄。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弹劾之责而兼谏争，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谏争。弹劾、制造文章所别也，谏争所同也。其为言官也，奚以异？入而面争于左右，出而上书陈事，其为谏也，奚以异？今也独谓御史言官，而翰林不当有谏书，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细人求乎技。君子之职以道，细人之职以技。使世之君子，赋若相如、邹、枚，善叙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诗若李、杜，文若韩、柳、欧、曾、苏氏，虽至工犹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极忠谏争为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则若是可矣。

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亲近居左右，然固有亲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谓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职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连䇲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余窃有惑焉，作《翰林论》。

李斯论

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是不然。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

当秦之中叶，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诗》、《书》，明法令，设告坐之过，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国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强数世，兼并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时，一用商鞅成法而已，虽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乱。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为之而不厌。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严法久矣！其后世所习以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张吾之宠。是以尽舍其师荀卿之学，而为商鞅之学，扫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为治，焚《诗》、《书》，禁学士，灭三代法而尚督责，斯非行其学也，趋时而已。设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术将不出于此，非为仁也，亦以趋时而已。

君子之仕也，进不隐贤；小人之仕也，无论所学识非也，即有学识甚当，见其君国行事，悖谬无义，疾首颦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导誉于朝廷之上。知其不义而劝为之者，谓天下将谅我之无可奈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将丧国家而为之者，谓当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虽明知世之将乱，而终不以易目前之富贵，而以富贵之谋，贻天下之乱，固有终身安享荣乐，祸遗后人，而彼宴然无与者矣。

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诛恶人，亦有时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视且履者，幸也，而卒于凶者，盖其自取邪？且夫人有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闻为恶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颂言儒效，虽间有得失，而大体得治世之要，而苏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远乎！行其学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学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谏逐客，其始之不同术也，而卒出于同者，岂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学，建熙宁新法。其后章惇、曾布、张商英、蔡京之伦，曷尝学介甫之学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与李斯事颇相类。

夫世言法术之学，足亡人国，固也。吾谓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贾生明申商论

太史公曰：“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用儒术显。”世多疑之。果若是，则公孙弘贤于贾生邪？宋儒者以为生上书谓“髋髀之所，非斤则斧”，以此待诸侯，为申、韩之意，吾谓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约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刭之，所以为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岂刑戮谓哉？此不足为生病。然遂谓太史公为诬贾生，则亦非也。

夫战国以来，百家并兴，虽或纯或驳，或陋且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于圣人之一端，未尝不可相为用也，顾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绤者，时也。齐甘苦酸辛咸而御之者，和也。诸葛武侯当先主之时，宽法孝直，救李邈、张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韩之书教后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贾生、诸葛，皆所谓天下之才，识时务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审名实，使吏奉法令而度数可循守；虽圣人作，岂能废其说哉？然使述此于景、武之时，则与处烈风而进翣者何以异？良医不能使锺乳、乌头之无毒，而使其毒不为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贾生劝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则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长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贾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长耳。景帝之天资固薄矣，提杀吴太子于嬉戏，疏张释之而诛周亚夫，其资如此，而晁错又以申、商进之，何怪有吴、楚之难。贤者视其君之资而矫正之，不肖者则顺其欲。顺其欲，则言虽正而实与邪妄者等尔。

贾生当文帝而明申、商，汲长孺为武帝言黄、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岂如公孙弘、匡衡之流，虽号为儒者，诵说之辞，洋洋盈耳，而适以文其奸说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诘尔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张皇六师。”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岂不更重于申、商哉？惟于成、康之时，则无以复易矣。

吾尝谓观人之真伪与书之真伪，其道一而已。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为使人诵其书，莫可指摘者，必以为圣贤之言如是其当于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当于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论

大夫相灭而相并者，是篡杀其君之渐也。齐、晋之末载是已！齐崔氏也亡，而邑入乎庆；庆氏也亡，而邑入乎二惠诸族。其时大夫分邑，子雅辞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诸公；陈氏不取邑而取百车之木。是三子者，以为贤于吞噬之甚者则可矣，以其私家相取为非人臣之道，则一而已。晏子将明言其不义乎？得罪一国而不可为也，将从而受分乎？违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无道，危行言孙。”其处丧，则托曰：“惟卿为大夫。”其辞邶殿，则托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

夫晏子之贤，无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贤。是皆不然。晏子盖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陈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尝得君如管仲专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为”，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当孔子至齐，以景公之庸懦，岂遽能以“季、孟之间”期以待邻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荐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国之将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俭著，春秋之后，墨子之徒，假其说以难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载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为崇丧遂哀，破产厚葬，此墨者之陋说，非“粗缞斩”以丧父尽礼者之言也。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晋、田齐以后之事，非孔子时国不过赐田邑之制也。子长不能辨而载之《世家》，虽大儒如朱子，亦误信焉。是以晏子为世诟，而不知其固非实也。

鲁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为丧礼，又从平阴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后五十七年乃会夹谷，计晏子必已丧矣。晏子丧而后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长言会夹谷时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谬也。

议兵

兵民分，虽有圣人不能使之复合者，势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则挟掞操管而学书，出则量庾薮、权轻重、度长短、持算而营什一之利，其子弟必无一能矣。今君国子民者，佹而使耕稼之农，听号令、习击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锋镝，而轻死亡之难，其病于众庶而伤于国也，亦明矣。目不两视，耳不两听，手左右画则乖，足跂立则先疲。兵农两为，战则速败，而田野为芜莱，国何赖此哉？

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于农，何也？古之时，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战而用其众也，至于万人，则为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战陈必以礼节焉。择素教之人，而使进退止伐于疆场之交，不啻为揖让俯仰于庭户之内也，夫何为不可？后世不然，动以百万之师，决胜于呼吸之顷，屠灭之惨，川谷流膏血。军旅数动，则士长齿槁馘于营幕之中。当此之时，士卒知战斗而已，居则暴桀，而与人若不同类，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习于兵者，亦不可使之复为兵矣。昔者汤之伐桀也，民则曰：“舍我穑事。”汤至仁也，以民为兵，不免于怨。若后世之兵，善抚循之，或踊跃以从戎事。岂将能贤于汤、武哉？兵与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齐，欲以兵服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为一之制，不可以决战，故参其国，伍其鄙。国中士之乡十五，五乡为一军，参其国，故三军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属，五属皆农夫而已。国则为军，鄙则为农，虽不尽若唐、宋以后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齐之伯天下者，兵习战而农不劳。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谓兵不可扰农，亦不可尽一国而为兵，定以三万人，教以军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习战，农必习耕，兵不习战，农不习耕，虽多不如其寡已。

呜呼！后之为兵者，何异于管子也？兵额多而不尽可战，又不欲养兵而逸之，使之不习战而习于百役。自明以来，运粮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与怯夫为斗。然以代民转输之苦，尚有说也。今之营伍，有战兵，有守兵，不习知战守之事，顾使之杂为，捕伺盗贼，诘私贩、娼妓、赌博之任无不与，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为有司？况兵藉是名而恐猲取财，扰地方为害者，有之矣。夫兵农惟不欲兼也，故使之专于为兵。今之纷然而呼于市，而谁何于道路者，夫岂非兼任也？则又不若使为农之为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