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汉纪序

凡《汉纪》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二十九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国家无事，百姓安集，太宗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称治。元、成、哀、平，历世陵迟，莽遂篡国也。凡祥瑞：黄龙见，凤凰集，麒麟臻，神马出，神鸟翔，神雀集，白虎神兽获，宝鼎升，宝磬神光见，山称万岁，甘露降，芝艸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连理。凡灾异大者：日蚀五十六，地震十六，天开地裂、五星集于东井各一，太白再经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陨石十一，星陨如雨二，星昼见三，火灾二十四，河、汉水大汎溢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无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鱼，死人复生，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

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许昌，以镇万国，外命元辅征讨不庭，内齐七政允亮圣业，综练典籍，兼览传记。其三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抄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麄举；其纪传所遗阙者差少，而表志势有所不能尽繁重之语，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删略其文。凡为三十卷，数十馀万言，作为《帝纪》，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其旨云尔。会悦迁为侍中，其五年书成，乃奏记云，四百有一十六载，谓书奏之岁，岁在庚辰。

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汉书纪》其义同矣。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棠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

又

昔在上圣，唯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翼翼，以监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世济其轨，不殒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维。臣悦职监秘书，摄官承乏，秪奉明诏，窃惟其宜。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后序

凡《汉纪》，其称年本纪、表、志、传者，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其大事，以叅得失，以广视听也。惟汉四百一十有六载，皇帝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于万嗣，阐综大猷，命立国典，以及群籍，于是乃作考旧，通连体要，以述《汉纪》。《易》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诗》云“古训是式”。中兴已前，一时之事，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亦足以监矣。撰《汉书》百篇，以综往事，庶几来者，亦有监乎此。其辞曰：

茫茫上古，结绳而治。书契爰作，典谟云备。明德惟馨，光于万祀。其在中叶，实有陶唐。丕显伊则，配天惟明。荡荡厥猷，有焕其章。至于有周，对日重光。于赫大汉，统辟元功。穆穆惟秪，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绪。遭国闵凶，困于荼蓼。实天生德，应运建主。矫矫俊臣，惟国作辅。绥我思成，有德思祐。拨乱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替斯文。礼惟前轨，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旧勋。综往昭来，永监后昆！侍中悦上。

论、赞

郦食其谋立六国论

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

初，张耳、陈馀说陈涉以复六国，自为树党；郦生亦说汉王。所以说者同而得失异者，陈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汉之分未有所定，时天下未必欲亡项也。且项羽率从六国攻灭强秦之时，势则不能矣。故立六国于陈涉，所谓多己之党而益秦之敌也。且陈涉未能专天下之地也，所谓取非其有以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立六国于汉王，所谓割己之有以资敌，设虚名而受实祸也。此同事而异形也。

及宋义待秦、赵之毙，与昔卞庄刺虎同说者也。施之战国之时，邻国相攻，无临时之急，则可也。战国之立，其日久矣，一战胜败，未必以存亡也。其势非能急于亡敌国也，进乘利，𨓆自保，故累力待时，乘敌之毙，其势然也。今楚、赵所起，其与秦势不并立，安危之机，呼吸成变，进则成功，退则受祸。此同事而异势者也。伐赵之役，韩信军于泜水之上，而赵不能败。彭城之难，汉王战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胜。何则？赵兵出国迎战，见可而进，知难而𨓆，怀内顾之心，无必死之计；韩信军孤在水上，士卒必死，无有二心，此信之所以胜也。汉王深入敌国，饮酒高会，士卒逸豫，战心不固；楚以强大之威而丧其国都，项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愤激之气，救败赴亡之急，以决一旦之命，此汉之所以败也。且韩信选精兵以守，而赵以内顾之士攻之；项羽选精兵以攻，而汉以怠惰之卒应之。此同事而异情者也。

故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

家令说太公论

《孝经》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无父犹设三老之礼，况其存者乎！孝莫大于严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于是过矣。

贯高、张敖论

贯高首为乱谋，杀主之贼；虽能证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赎公罪。《春秋》之义，大居正，罪无赦。赵王掩高之逆心，失“将而必诛”之义，使高得行其谋，不亦殆乎！无藩国之义，减死可也，侯之，过欤！

高祖赞

高祖起于布衣之中，奋劔而取天下，不繇唐、虞之禅，不阶汤、武之王，龙行虎变，率从风云，征乱伐暴，廓清帝宇，八载之间，海内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极，上古已来，书籍所载，未尝有也。非雄俊之才，宽明之略，历数所授，神祗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或以文昭，或以武兴，或以圣立，或以人崇，焚鱼斩蛇，异功同符，岂非精灵之感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乎！故观秦、项之所亡，察大汉之所兴，得失之验，可见于兹矣。太史公曰：“夏政忠，政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周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汉承秦弊，得天统矣。

立张氏为恵帝后论

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诗》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称：“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为后，昏于礼而黩于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则也。群臣莫敢谏，过哉！

列侯论

诸侯之制，所繇来尚矣。《易》曰：“先王建万国，亲诸侯。”孔子作《春秋》为后世法，讥世卿不改世侯。昔者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为，所以为民也，不得专其权利，与天下同之，唯义而已，无所私焉。封建诸侯，各世其位，欲使亲民如子，爱国如家，于是为置贤卿大夫，考绩黜陟，使有分土而无分民，而王者总其一统，以御其政。故有暴礼于其国者，则民叛于下，王诛加于上。是以计利虑害，劝赏畏威，各兢其力，而无乱心。及至天子失道，诸侯正之；王室微弱，则大国辅之；虽无道，不得虐于天下。贤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夹辅，凡此所以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两利，上下俱便，是则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国，或小或大，十前之弊，变而通之。夏、殷之时，葢不过百里，故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纣脯刑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于羑里。周承其弊，故大国方五百里，所以崇宠诸侯而自抑损也。至其末流，诸侯强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祸乱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废诸侯，改为郡县，以一威权，以专天下。其意主以自为，非以为民，深浅之虑，德量之殊，岂不远哉！故秦得擅其海内之势，无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灭亡。故人主失道，则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乱，则鱼烂土萌，莫之匡救。贤人君子复无息肩，众庶无所迁徙，此民主俱害，上下两危。汉兴，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国之难作者，诚失之于强大，非诸侯治国之咎。其后遂皆郡县治民，而绝诸侯之权矣，当时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

禄制论

先王之制禄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禄之家，不与下民争利，所以厉其公义，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则绳以政法。是以君子劝慕，小人无怨。若位苟禄薄，外而不克，忧匮是恤，所求不赡，则私利之制萌矣；放而听之，则贪利之心滥矣；以法绳之，则下情怨矣。故位必称德，禄必称爵，故一物而不称，则乱之本也。今汉之赋禄薄而吏非员者众，在位者贪于财产，规夺官民之利，则殖货无厌，夺民之利，不以为耻。是以清节毁伤，公义损缺，富者比公室，贫者匮朝夕，非所为济俗也。然古今异制，爵赋不同，禄亦如之，虽不及古，度时有可嘉也。

灾异论

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声。是以明王见之而悟，敕身正己，省其咎，谢其过，则祸除而福生，自然之应也。《诗》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详难得而闻矣，岂不然乎！灾祥之报，或应或否。故称《洪范》咎征，则有尧、汤水旱之灾；称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寍莫我听”，称《易》“积善有庆”，则有颜、冉夭疾之凶。善恶之效，事物之类，变化万端，不可齐一，是以视听者惑焉。若乃禀自然之数，揆性命之理，稽之经典，挍之古今，乘其三势以通其精，撮其两端以御其中，参五以变，错综其纪，则可以仿佛其名矣。

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以瘳者，有治之则瘳者，有不治则不瘳者，有虽治而终身不可愈者，岂非类乎？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鹊曰：“我非能治死为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鹊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虽医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节”，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节，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势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则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无教化则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终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可上下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灾祥之应，无所谬矣。故尧、汤水旱者，天数也；《洪范》咎征，人事也。鲁僖澍雨，乃可救之应也；周宣旱应，难变之势也；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犹天回日转，大运推移，虽日遇祸福，亦在其中矣。

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因曰人共事而同业。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则成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学，其弊也荡。”末俗见其纷乱，事变乖错，则异心横出，而失其所守，于是放荡反道之论生，而诬神非圣之义作。夫上智下愚虽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数之极虽不变，然人事之变者亦众矣。且夫疾病有治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复；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行而未成，成而有败。故气类有动而未应，应而未终，终而有变，迟速深浅，变化错于其中矣。是故参差难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势之数，深不可识，故君子尽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此之谓乎！

髙后赞

《本纪》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争之苦，君臣俱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宴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及福祚诸吕大过，渐至纵横，杀戮鸩毒，生于豪强。赖朱虚、周、陈，惟社稷之重，顾山河之誓，歼讨篡逆，匡救汉祚，岂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洁心过于丹青矣！

时务论

论曰：圣王之制，务在纲纪，明其道义而已矣。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义，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则不由之。

立制度论

先王立政，以制为本。三正五行，服色历数。承天之制，经国序民。列官布职，疆理品类。辩方定物，人伦之度。自上已下，降杀有序。上有常制则政不颇，下有常制则民不二；官无淫度则事不悖，民无淫制则业不废。贵不专宠，富不独奢，民虽积财无所用之。故世俗易足而情不滥，奸宄不兴，祸乱不作。此先王所以纲纪天下，统成大业，立德兴功，为政之德也。故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矣。《本传》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关击拆者，其爵禄奉养，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于是裂土地之宜，教之种殖，畜养以时，而用之有节。艸木未落，斤斧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罗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罾弋不施于蹊隧。既顺时而取物，然而山不槎孽，泽不伐夭，豚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备。然后从四民，因其土宜，任其智力；安其居，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及至周室道衰，礼法隳坏，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其流至于士庶，莫不离制度，稼穑之人少，商贾之人多，谷不足而货有馀。陵迟至于桓、文之后，礼义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奢靡不制，僭差无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无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倍实而要名，奸夫犯难而求利，篡杀取国者为王公，劫夺成家者为侯伯。礼义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绣，犬马喂菽粟；贫者裋褐不完，食疏饮水。俱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窘，虽为仆虏，犹无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随理，不免乎饥寒之患。其化自上兴，繇法度之无限也。故《易》曰：“君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象成器，以为天下利。”立制度之谓也。

除田租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繇己，是自专地也。孝武时，董仲舒尝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时，乃限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虽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顷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于民众之时，地广民稀勿为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规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繇是观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兴之后，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民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宜乎！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

冯唐论

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贤，而贾谊见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用，冯唐白首屈于郎署，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夫知贤之难，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难也。虽在明世，且犹若兹，而况乱君暗主者乎！然则屈原赴湘水，子胥鸱夷于江，安足浪哉！周勃质朴忠诚，高祖以为安刘氏者，必勃也。既定汉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岂有异哉！狼狈失据，块然囚执，俛首抚襟，屈于狱吏，岂不愍哉！夫忠臣之于其主，犹孝子之于其亲，尽心焉，尽力焉。进而喜，非贪位；退而忧，非怀宠。结志于心，慕恋不已，进得及时，乐行其道。故仲尼去鲁曰“迟迟而行”，孟轲去齐，三宿而后出境，彼诚仁圣之心。夫贾谊过湘水，吊屈原，恻怆恸怀，岂徒忿怨而已哉！与夫苟患失之者异类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从死，岂可谓不忠乎！然人主不察，岂不哀哉！及释之屈而思归，冯唐困而后达，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贤俊所以伤心也。

文帝遗诏短丧论

论曰：《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繇来者尚矣，今而废之，以亏大化，非礼也。虽然以国家之重，慎其权柄，虽不谅暗，存其大体可也。

文帝赞

赞曰：《本纪》称“孝文皇帝，宫室苑囿，车马御服，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身衣弋绨，慎夫人虽幸，衣不曳地，帏帐无文绣，以示敦朴。爱费百金，不为露台。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王尉佗自立为帝，以德怀之。匈奴背约，令守边备，不发兵深入，无动劳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之。张武等受赂金钱，重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登显洪业，为汉太宗，甚盛矣哉！杨雄有言：“文帝亲屈帝尊以申亚夫之军令，曷为不能用颇、牧？彼将有所感激云尔。”

景帝赐江都王非天子旌旗论

江都王赐天子旌旗，过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勋，乃受异物，则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赏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故王者慎之。

髙帝封王侯约论

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者，当天下共击之。”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书》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为典，未可通也。

封匈奴徐卢等论

论曰：《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繇之，则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赏有等差，可无列土矣。

三游论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国有四民，各修其业。不由四民之业者，谓之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薄厚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游说之本，生于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为诈绐徒众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汎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乐行其道，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轨矣。其相去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奉业劝功，以用本务，不求无益之物，不畜难得之货，绝靡丽之饰，遏利欲之巧，则淫流之民定矣，而贪秽之俗清矣。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则妖伪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后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亲其亲，尊其尊，修其身，守其业。于是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

丞相封侯论

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闻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誉，必有所试矣。”誉必待试，况于赏乎！《易》曰：“鼎折足，覆，公𫗧。其形渥，凶。”若不胜任，覆乱鼎实，刑将加之，况于封乎！

神怪论

《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也。过则有故，气变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起，此形神之异也。男子化为女，死人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音声，此精神之异也。夫岂形神之怪异哉？各以类感，因应而然。善则为瑞，恶则为异；瑞则生吉，恶则生祸。精气之际，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血失其节，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非求请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灾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况其能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讟起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者。”当武帝之世，赋役烦众，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术，迂诞妖怪之人；四方并集，皆虚而无实，故无形而言者至矣。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讟所生，时妖之类也。故通于道，正身以应万物，则精神形气，各返其本矣。

斩任安论

论曰：任安之斩也，是开后人遂恶，而无变计也。《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昌邑王论

昌邑之废，岂不哀哉！《书》曰：“殷王纣自绝于天”，《易》曰“斯其所取灾”，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体正性仁，心明智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纵情：是谓治主。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哀主。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遂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制；遂非文过，知而不改；忠信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故王主能兴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国；哀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有难则殆；危主遇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为人而后己利焉，治主从义而后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后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业，蹈哀主之迹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为善之至易，莫易于人主；立业之至难，莫难于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于人主；至祸之所加，莫深于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难，便计也；兴至福而隆至祸，厚实也。其要不远，在乎所存而已矣。虽在下才，可以庶几！然迹观前后，中人左右多不免于乱亡。何则？沈于宴安，诱于谄导，放于情欲，不思之咎也。仁远乎哉？存之则至。是以昔者明王，战战兢兢，如履虎尾，劳谦日昃，夙夜不怠，诚达于此理也。

故有六王，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是谓王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顺理处和，以辅上德：是谓良臣。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犯罪：是谓直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是谓具臣。便辟苟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倾险谗害，诬下惑上，专权擅宠，唯利是务：是谓佞臣。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轻重，六臣之有简易，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深览乎？

王吉请改正尚主之礼论

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伦也。昔尧降釐二女于妫汭，嫔于虞。《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春秋》称王姬归于齐，古之达礼也。男替女凌，则淫暴之变生矣。礼自上降，则昏乱于下者众矣。三纲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务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单于朝位论

《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书》曰“西戎即序”，言皆顺从其序也。道理辽远，人迹介绝，人事所不至，血气所不沾，不告谕以文辞。故正朔不及，礼义不加，非导之也，其势然也。王者必则天地，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故盛德之主，则亦如之，九州之外谓之蕃国，蛮夷之君列于五服。《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故远不间亲，夷不乱华，轻重有序，赏罚有章，此先王之大礼。故舞四夷之乐于四门之外，不备其礼，故不见于先祖，献其志意音声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若以权时之宜，则异论矣。（时萧望之议，故云。）

石显论

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察观其言行，未必合于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伪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是以君子不尚也。礼，与其奢也，寍俭；事，与其烦也，寍略；言，与其华也，寍质；行，与其彩也，寍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一物不称，则荣辱赏罚，从而绳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赦论

大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若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邪非一；及武帝末，赋役繁兴，群贼并起，加太子之事，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无赦矣。君臣失礼，政教陵迟，犯法者众，亡命流窜而不擒获，前后相积，布满山野，势穷刑蹙，将为群盗；或刑政失中，猛暴横作，怨枉繁多，天下忧惨，群狱奸昏，难得而治：承此之后，宜为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轻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于应变济时也。

矫制立功论

成其功，义足封，追录前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汉治迹论

自汉兴以来至于兹，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观也。高祖开建大业，统辟元功，度量规矩，不可尚也。时天下初定，庶事艸创，故《韶》、《夏》之音未有闻焉。孝文皇帝克己复礼，躬行玄默，遂致升平，而刑罚几措，时称古典。未能悉备制度，玄雅礼乐之风阙焉，故太平之功不兴。孝武皇帝规恢万世之业，安固后嗣之基，内修文学，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济济盈朝，兴事创制，无所不施，先王之风，灿然复存矣。然犹好其文不尽其实，发其始不要其终，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疲弊。当此之时，天下骚动，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审刑，综核名实，听断精明，事业修理，下无隐情，是以功光前世，号为中宗，然不甚用儒术。孝元皇帝从谏如流，下善齐肃，宾礼旧老，优容宽直，其仁心文德足以为贤主矣。而佞臣石显用事，隳其大业，明不照奸，决不断恶，岂不惜哉！昔齐桓公任管仲以霸，任竖刁以乱，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万事之情，常立于得失之原，治乱荣辱之机，可不惜哉！杨朱哭多岐，墨翟悲素丝，伤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远佞人”，《诗》云“取彼谗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显，可以痛心泣血矣，岂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谏之，劝以用儒术。宣帝不听，乃叹曰：“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论政治者，或称教化，或称刑法；或言先教而后刑，或言先刑而后教；或言教化宜详，或曰教化宜简；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重：（此处有衍文，已删去。）皆引为政之一方，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大乱无教，大治无刑。乱之无教，势不行也；治之无刑，时不用也。教初必简，刑始必略，则其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虐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虐教伤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繇也。设必违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于恶也，故谓之伤化；设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于罪也，故谓之害民。莫不兴行，则毫毛之善可得而劝也，然后教备；莫不避罪，则纤芥之恶可得而禁也，然后刑密。故孔子曰：“不严以莅之，则民不敬也。严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是言礼刑之并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胜残去杀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礼》曰：“治新国，用轻典。”略其初也。《春秋》之义，贬纤芥之恶，备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馀力，则可以学文。”简于始也。“绘事后素”，成有终也。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

经籍论

经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之节在于四时五行，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则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于是微言绝，群议缪焉。故仲尼畏而忧之，咏叹斯文，是圣人笃文之至也。

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夫潜地窟者而不睹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识夏荣，非通照之术也。然博览之家不知其秽，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与苗并兴，则良农之所悼也；质朴之士不择其美，兼而弃之，是昆山之玉与石俱捐，则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

夫孝武皇帝时，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绌百家。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自非至圣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后贤异心，各有损益。中兴之后，大司农郑众、侍中贾逵，各为《春秋左氏传》作解注。孝桓帝时，故南郡太守马融著《易解》，颇生异说。及臣悦叔父故司徒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繇是兖、豫之言《易》者，咸传荀氏学，而马氏亦颇行于世。爽又著《诗传》，皆附正义，无他说。又去圣久远，道义难明，而古之《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于学官也。

王商论

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见智也，非以伤凤也，将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凤以为慨恨；冯婕妤之当熊，非欲见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恻怛于心将以救上，而傅昭仪以为隙。皆至于死，真可痛乎！夫独智不容于世，独行不畜于时，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虽退犹不得自免，是以离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举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诗》云：“谓天葢高，不敢不跼；谓地葢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本不敢立于人间，况敢立于朝乎！自守犹不免患，况敢守于时乎！无过犹见诬枉，而况敢有罪乎！闭口而获诽谤，况敢直言乎！虽隐身深藏犹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舆为狂，困之至也。人无狂愚之虑者，则不得自安于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鲍焦愤而矫死，悲之甚也。虽死犹惧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远，故徐衍负石入海，申屠狄蹈瓮之河，痛之极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无所容焉，岂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计安身，挠直为曲，斵方为圆，秽素丝之洁，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职受盗于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怀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难乎哉！

立定陶王昕为太子论

圣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争，一统序也。《春秋》之义，立嫡以长，立子以贵。是以言嫡无二也，贵有常也。以弟及兄，则贵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为典。虽立其长，犹非正也。且兄弟近而亲，所以继父也；兄弟子疏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统。舍亲取疏，废父立子，非顺也；以弟继父，近于义矣。《春秋传》曰：“太子亡则立母弟，无则立长。”立均以顺义，均则卜之道也。

成帝赞

赞曰：《本纪》称“孝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博览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称职，威仪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于酒色，赵氏内乱，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已后，王氏始执国命，迄于哀、平，莽遂篡位，葢其威福所繇来渐矣！”刘向、朱云之忠信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张禹不吐直言，佞于垂死，亦可痛哉！

罢司空官论

论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数变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国命卿，故置左右丞相，无三公之官。《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谓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参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参事统职。立官定制，三公葢其宜也。

州牧论

州牧数变易，非典也。古者诸侯之国，百里而已。故《易》曰：“震惊百里。”以象诸侯之国也。夫国小人众，易统也。古诸侯皆久其位，视民如子，爱国如家。于是建诸侯之贤者以为牧，故以考绩黜陟，不统其政，不御其民，惠无所积，权无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为不然，大国不过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汉废诸侯之制，以郡县治民者，本以强干弱枝，一统于上，使权柄不分于下也。今之州牧，号为万里，总郡国，威尊势重，与古之牧伯同号异势。当周之末，天下战国十有馀，而周室寥矣。今牧伯之制，是近今战国之迹，而无治民之实。刺史令为监御史，出督州郡而还奏事，可矣。

阿保乳母论

夫内宠嬖近阿保御竖之为乱，自古所患，故寻及之。（李寻上言也。）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性不安于道，智不周于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从，唯利是务；饰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为忠，以苟容为智，以技巧为材，以佞谀为美。而亲近于左右，玩习于朝夕，先意承旨，因间随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赡其私欲，虑不远图，不恤大事。人情不能无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从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为小事而听之，或心迷而笃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于纤微，终于显著，反乱宏大，其为害深矣，其伤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唯正直是用，内宠便辟请求之事，无所听焉。事有损之而益，益之而损；物有善而不居，恶而不可避。甘醴有鸩毒，药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焉，不纵体焉，惟义而后已。

原涉论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于士庶人，为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故上下相顺，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国命。陵迟以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繇此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齐有孟尝，皆籍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拔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符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于是背亲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道废矣。及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陈稀，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竞逐于京师，希交游于天下；剧孟、郭解之徒皆驰骛于闾阎，权行州郡，力折公卿。众庶觊其名迹，荣而慕之。虽陷刑辟，自为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恶，齐之以礼法，民何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国之罪人也。况郭解之伦，以臣夫之细，窃生杀之权，罪已不容于诛矣。然观其温良汎爱，赒急谦退不伐，亦有绝异之资。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齿，至于卫、霍改节。然郡国豪杰处处皆有，京师亲戚冠盖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宾客为盛，而楼护为师。诸公之间陈遵为雄桀，闾里之侠独涉为魁首。

郑崇论

郑崇论

哀帝赞

赞曰：《本纪》称“孝哀自为藩王及太子，文辞博敏，幼有令闻。雅性不好声色，时览卞射武戏。睹孝成之世禄去公室，权柄外移，是故临朝务揽主威，以则武、宣”。然董贤用事，大臣诛伤，有覆𫗧栋挠之凶。自初即位，有痿痹之疾，末年浸剧，享国不永，乱臣乘间，岂不哀哉！世主览此，足以见成败之基，收后族之权，清俭爱民，可垂统也。

著述

申鉴大略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繇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贾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宇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巧，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脩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

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虐，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

尚主之制非古。釐辟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

又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宏法教。

附录

本传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唯从弟彧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预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帝览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