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问疑 中华文库

道原尝谓司马君实曰︰“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是神器大宝必当扼喉而夺之，则乱臣贼子释然得行其志矣。若《春秋》无二王，则吴、楚固周诸侯也。史书非若《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能强拔一国，谓之正统，馀皆为僭伪哉？况微弱自立者，不必书为僭；背君自立者，不必书为逆。其臣子所称，亦从而称之，乃深著其僭逆也。”

君实曰︰“道原言诸国名号，各从臣子所称，固为通论。然修至十六国，有修不行者。至如乞伏国仁初称单于，苻登封为苑川王。干归称河南王，前秦封为金城王，又封陇西王，进封梁王；前秦灭，乃称秦王，后降于后秦。已而逃归，复称秦王，又降于秦，为河南王。炽盘亦称河南王，又复称秦王。吕光初称酒泉公，改称三河王，后乃称梁王。秃髪乌孤初称西平王，改称武威王。利鹿孤称河西王。傉檀称凉王，后去年号，降于秦，既而复称凉王。段业称凉王，沮渠蒙逊杀业，自称张掖公，改称河西王，魏封为凉王。若此之类，当称何国？若谓之河南、陇西，乃是郡名；若谓之秦、凉，则其所称，又国号屡改。若不著名，知复为谁？又匹夫妄自尊大，即因其位号称之，则王莽、公孙述亦不当称姓名也。今欲将吴、蜀、十六国及五代偏据者，皆依《三十国春秋》书为某主，但去其僭伪字，犹《汉书》称赵王歇、韩王信也。至其死，则书曰卒，谥曰某皇帝，庙号某祖某宗；独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其崩、薨之类，从旧史之文，不为彼此升降。如此，以理论之，虽未为通，然非出己意，免刺人眼耳。不然，则依宋公明《纪年通谱》，以五德相承，晋亡之后，元魏继之，黜宋、齐、梁、陈、北齐、朱梁皆如诸国，称名称卒，或以朱梁比秦，居木火之间；及比王莽，补无王之际，亦可也。五德之因，出于汉儒，由是并依天道以断人事之不可断者耳。

道原曰︰“晋元东渡，南北分疆。魏、周据中国，宋、齐受符玺，互相夷虏，自谓正统，则宋、齐与魏、周，势当两存之。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

君实曰︰“光因道原言，以吴、蜀比南北朝，又思得一法。魏、吴、蜀、宋、齐、梁、陈、后魏、秦、夏、凉、燕、北齐、后周、五代诸国，名号均敌，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国之法，没皆称殂，王公称卒。周、秦、汉、晋、隋、唐尝混一天下，传祚后世，其子孙微弱播迁，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欲全用天子法，以统临诸国，没则称崩，王公称薨。东晋元帝已前称崩、薨而名列国。刘备虽承汉后，不能纪其世次，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李昪称吴王恪后，是非不可知，不得与汉光武、晋元帝为例。”

道原曰︰“尝混一海内者，并其子孙用天子法；未尝相君臣者，从列国法，此至当之论也。然以晋元比光武，兹事恐未当。晋失其政，五胡纷扰，天命不常，唯归有德。若东晋德政胜，则僭伪之主必复为臣仆。而东晋与诸国异名号、并正朔，是德政不相胜也。吴尝称臣于魏，魏不能混一四海，不得用天子法；而东晋僻在江南，非魏之比。又诸国苻健、姚苌、慕容垂等，与东晋非君臣，东晋乃得用天子之法乎？若秦、夏、凉、燕及五代诸国，虽僭窃名号，皆继踵仆灭，其兴亡异于吴、蜀、南北朝，此黜之不当疑也。”

君实曰：“道原黜秦、夏、凉、燕及五代诸国，愚虑所不到者。然欲使东晋与五胡并为敌国，则与光所见异。晋元乃高祖曾孙，琅琊嫡嗣。其镇建业，加镇东，皆西朝诏除也。懐愍既死贼庭，天下推戴元帝，时宗室领藩镇最亲强盛者，元帝而已。晋尝奄有四海，兼制夷夏，苻、姚、慕容垂等虽身不臣晋，其父祖皆晋臣，而东晋之视苻、姚，犹，东周之视吴、楚也。魏、吴俱为列国，岂能相臣？吴称臣于魏，犹勾践之事夫差、石勒之事王浚，非素定君臣之分者也。然不知晋武帝、隋文帝之初，吴主、陈主当称吴主皓、陈主叔宝，萧琮附庸，为当名否？晋未平吴之前，欲如魏世与吴抗敌为列国之制；平吴后，乃用天子之制。宋受禅以后，至隋平陈以前，复用列国之制，亦以本非君臣故也。”

道原曰：“晋未平吴，与吴抗敌，宜如魏世用列国法。晋传于宋，宋传于齐，齐传于梁，梁传于陈，当用宋、齐、梁、陈年号，以纪诸国事迹。陈亡之后，用隋年号。隋未平陈以前，称隋主而不名。萧琮为后周附庸，与梁、陈非君臣，梁、陈不当名萧琮也。”

君实曰：“汉有国邑者，则曰封某王、某侯；无国邑者，则曰赐爵关内侯。魏、晋王侯，率皆虚名，若云无国邑，则亦有就国者。沈庆之以始兴优近，求改封南海，是食国租税也。若云有国邑，则有封境外郡县者。如宋有始平王，魏有广陵王也。不知当书封某王侯，当书赐爵某王侯？”

道原曰︰“南北朝诸王虽不就国，皆有国邑、国官。宋孝武大明中，分实土郡县为侨县境。《宋志》，雍州有始平郡，青州有太原郡，荆州有河东郡，皆侨郡也。《齐志》，秦州有始平郡，故宋有始平王；《魏志》，豫州有广陵郡，故魏有广陵王。恐不可云赐爵，当云封某王侯也。”

君实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统诸侯皆用称薨。而《晋书》帝纪，惟亲王、三公及二王后称薨，馀虽令、仆、方伯、开府如羊祜、杜预之徒，亦止称卒。《隋书》帝纪内史令、纳言及封国公、郡公者亦称卒，惟亲王、三公及开府仪同三司称薨。《新》《旧唐书》尚书令仆、中书令、侍中、平章事、参知机务政事皆称薨。若依古礼五等称薨，则晋惠帝时令、长、卒、伍皆有爵邑，不可尽称薨也。西晋荀勖等为尚书令、中书监令，虽用事，不谓之宰相；东晋庾亮、何充等始谓之宰相。欲自晋以后，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薨，馀皆称卒；南北朝王公亦称卒。至隋则令、仆、内史令、纳言为宰相，至唐则平章事为宰相，三师、三公皆为散官，欲皆以为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汉、魏诸侯称薨，至晋已后，唯王爵及三公、宰相称薨。或薨或卒，于例未匀，不如用陆淳例，皆称卒。”

君实曰：“诸臣称卒，诚为确论。但恨已进者《周》、《秦》、《汉纪》不可请本追改。其《晋》、《隋》、《唐纪》除诸王、三公、三师称薨，馀虽宰相，亦称卒；尚书令、仆及门下、中书权任所在，谓之宰相，终非正三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称薨，宰相不应称卒。”

君实曰：“《长历》，景平二年正月丁巳朔，二月丁亥朔。《后魏书》纪、志，是岁不日食。道原于《长编》何故书‘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道原曰︰“《宋‧高祖纪》，永初三年正月甲辰朔，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朔，皆与刘仲更《历》合。旧本八月乙未朔，九月当乙丑朔，误作辛丑；十月甲午朔，误作庚午；十一月甲子朔，误作庚子；十二月癸巳朔不误。十二月癸巳，则二年正月当癸亥朔，二月癸巳朔，三月壬戌朔，旧本乃误作正月丁巳、二月丁亥、三月丙戌，至四月辛卯不误。《建康实录》︰‘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乙未，义恭为冠军。丁未，大风。’皆与《宋书》纪同。惟《宋书》误以二月为正月，《南史》误以二月朔为己卯。”

君实曰︰“《晋‧帝纪》、《晋春秋》、《纪年通谱》︰‘隆安五年九月，吕隆降秦。十月，姚兴侵魏。’道原何故于元兴元年书‘五月，姚兴侵魏。八月，吕隆降秦’？”

道原曰：“《姚兴载记》：‘兴遣姚平伐魏，姚硕德伐吕隆。硕德败隆于姑臧。姚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据柴壁。魏军攻平，截汾水守之。硕德攻隆，为持久计，隆惧，遂降。姚平赴汾水死。’《魏书》︰‘天兴五年五月，姚兴遣其弟义阳王来侵平阳，攻陷干壁。八月，车驾西讨。至干壁，平固守，进军围之。姚兴悉举其众来救，帝度蒙坑逆击兴军，大破之。十月，平赴水死。’天兴五年五月，晋之元兴元年五月也。八月，魏围姚平于干壁，然后吕隆降于硕德，则是八月也。《晋纪》‘隆安五年九月，吕隆降秦。十月，姚兴侵魏’者，误也。晋去中国远，事得于传闻，故或前一年，或后一年。载记往往按诸国书，而本纪凭晋时起居注，故差误特甚。”

君实曰︰“《晋纪》︰‘义熙十二年二月，姚兴死，子泓嗣。五月，司马休之、鲁宗之奔姚泓。’道原何故于义熙十二年五月书‘司马休之、鲁宗之奔姚兴’？”

道原曰︰“《姚兴载记》︰‘晋义熙十一年正月，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与刘裕相攻，遣使来求援。五月，休之等为裕所败，奔于兴。’《晋书‧休之传》亦云‘奔姚兴’。是十一年五月姚兴犹未死。而《姚兴载记》、《后魏》本纪、《十六国春秋》、《北史‧僭伪附庸传》、《南史‧宋武帝纪》，姚兴以义熙十二年二月死。是《晋纪》误以十二年二月为十一年二月，故休之等奔秦亦误云‘奔姚泓’也。”

君实曰︰“《武陵王纪本传》︰‘大宝二年四月，纪僭位于蜀，年号天正，与萧栋暗合。识者尤之曰：“于文天为二人，正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道原何故于承圣元年书‘武陵王纪即位于蜀’？”

道原曰︰“《南史‧简文纪》︰‘大宝二年八月，侯景即位。明年四月，武陵王纪僭号于蜀。’按萧栋以大宝二年八月即位，改元天正。若纪以大宝二年四月改元，事乃在先，非是暗合。又纪、本传，纪次西陵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元帝忧之。陆纳以承圣元年十月反，则大宝二年不应言‘陆纳未平’也。故从帝纪承圣元年武陵王纪僭号为是。”君实曰︰“然。”

君实又曰︰“晋都督领刺史，有止督本州者，刺史专统本州，何为更改‘督’字？《南史》略去所督州名，但云加都督。都督岂虚名乎？”

道原曰：“《齐‧百官志》︰‘晋太康中，刺史治民，都督知军事，至惠帝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是刺史不加‘督’字者，不得总其统内军事也。檀道济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江州刺史。《晋》、《宋志》，江州领郡九，豫州领郡十，而道济止得都督四郡。南北朝时，军任甚重，都督岂虚名哉？《南史》但云‘江州刺史’，务欲省文，不知害义也。”

君实曰：“《后魏‧礼志》︰‘太和十五年，诏尊烈祖为太祖，显祖为二祧。’帝纪：‘太宗永兴二年，谥道武为宣武皇帝，庙号太祖。’不言号烈祖。又太武功业最盛，庙号世祖，何为不预二祧？”

道原曰：“道武追尊神元庙号始祖，平文庙号太祖，昭成庙号高祖，皆为不迁之庙，则太宗上宣武帝号，不应又号道武庙为太祖。史官但举后来庙号耳。孝文去平文、太祖之庙号，亦必去昭成、高祖之庙号。故孝文庙号高祖。魏收《序纪》惟称始祖神元皇帝，而平文、昭成皆不冠庙号也。《礼志》诏书云︰‘烈祖有创业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其以道武为太祖，比后稷；世祖、显祖为二祧，比文、武。’是‘显祖’字上脱‘世祖’二字也。”

君实曰︰“《梁‧高祖纪》︰‘中兴元年十二月，宣德皇后授高祖大司马，依晋武陵王承制故事。二年正月，又加高祖大司马，解承制。’何也？”

道原曰︰“旧本《梁‧高祖纪》，中兴二年正月，大司马解承制。《齐‧和帝纪》亦云‘大司马梁王解承制’。后人误于‘大司马’上加‘高祖’二字也。”

君实曰︰“《魏纪》太和九年均田诏云：‘还受以生死为断。’志云‘十五以上受田’，又云‘及课则受田，老免则还田’，又云‘有举户老小癃者，年逾七十不还’，是不以生死为断也。又‘所授之田率倍之’，是受四十亩者，再受八十亩闲田欤？‘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是民于田中种桑者，可得为永业欤？又云‘非桑之土，夫给一亩’，或给二十亩、或十六亩，何其不均也？又曰‘应还之田，不种桑枣’，是露田又不种欤？又曰‘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何哉？又云‘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是二者必须相邻，地形安得如此？井田废久矣，天下皆民田也。魏计人口及奴婢皆以田给之，其亦有说乎？”

道原曰︰“《后魏‧食货志》云︰‘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给授受。’观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然有分限。丁口计亩给田，老死还纳，别授壮者，非若今世作全户税佃，不计其岁月，但不得典卖耳。诏书言其略，故云‘还受以生死为断’，本志言其详，故有还不还之别也。不栽树者，谓之露田，男夫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谓男夫之有妇者，共受六十亩也。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谓户内更有一丁未娶者，及有牛一头，又受三十亩也，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者，谓每一丁一牛则倍三十亩。丁牛虽多，给田止于一百二十亩，故曰限四牛也。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前后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谓初受田者，虽娶妇同一户，不复给田，非桑之土，惟种枣榆共八株，故止给一亩。下文云‘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并枣榆地亦十六亩也。桑田用力最多，欲劝人种桑，故赐为永业田。露田有还受，故不得种桑麻也。‘恒从见口，有盈者无还无受，不盈者受种如法’，谓种桑不还田，计见在男夫及丁口，其合给田亩外，桑田有馀，亦许为主，但不受亦不还耳。若受少桑田者，复受于官，种桑果，故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也。‘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犹下文云‘进丁受田，恒从所近’，谓取逐户傍近，不必地相邻也。唐制，丁男给一顷，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则身死承户者受之，口分则没官更给人。后讳‘世’字，故云‘永业’。魏、齐、周、隋享国日浅，兵革不息，农民常少而旷土常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受，故田制为空文。《新唐书‧食货志》言‘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其意似指以为井田之比，失之远矣。”君实曰︰“然。”

君实访问道原疑事，每卷不下数条，论议甚多，不能尽载，载其质正旧史差谬者。然道原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而羲仲不及见。君实不备知凡例，其是非予夺所以然之故。范纯夫亦尝预修《通鉴》，乃书所疑问焉。其书曰：

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可不谓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历代《儒林》、《文苑》、《隐逸传》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此羲仲所疑一事也。

《二京》、《三都》等赋，《解嘲》、《宾戏》等文，《通鉴》皆不书。而孟子与梁惠王、荀卿与临武君难疑答问，《通鉴》不漏略一句，荀孟事迹则隐没不书。太史公之于管晏，犹次其传而不论其书；司马公之于孟荀，乃论其书而不次其传，此羲仲所疑二事也。

《通鉴》吴、蜀曰主、曰殂，南北朝曰主、曰帝、曰殂，司马公言“地丑德齐，不能相一用列国之法，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世宗封李昪为唐国主，仁宗封元昊为夏国主，主与帝非列国也。司马公论正统与欧阳公略同，而欧阳公天下有统，以有统书之；天下无统，以无统书之。《通鉴》若言有统，则不当书南北朝为帝；若言无统，则不当书南北朝为主，此羲仲所疑三事也。

宋高祖射蛇于新州，明日，见青衣童子杵药，曰：“我王为刘寄奴所伤。然寄奴王者，不可杀。”高祖叱之，皆散。《通鉴》凡此类符谶，事皆不书，而秦二世元年书汉高祖射蛇事。高祖斩蛇，非符谶乎？《通鉴》何以书此？羲仲所疑四事也。

陆云本无玄学，夜行迷路，见一少年，与谈《老子》。后寻宿处，乃王弼冢。自此谈玄殊进。《通鉴》凡此类神怪，事皆不书，而梁中大通二年书寇祖仁藏金事。祖仁藏金，非神怪乎？《通鉴》何以书此？羲仲所疑五事也。

北齐神武出征，遇天寒雪，使人举毡。陈元康于毡下作军书，飒飒运笔，俄顷数纸。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通鉴》凡此类过褒，事皆不书，而汉延光元年书荀淑比叔度为颜回。不知叔度于颜回，何异元康于孔子？此羲仲所疑六事也。

孙彦高在定州，默啜围州城。彦高倒鏁宅门，告其奴曰：“善守宅门，勿与鏁钥。”凡此类过贬，事皆不书，而晋隆安三年书王凝之借鬼兵于大道。不知凝之借鬼兵，何异彦高守鏁钥？此羲仲所疑七事也。

《通历》及《大业记》称炀帝弑文帝，《通鉴》书曰︰“上崩，中外颇有异论。”《唐历》及《新唐书》称武后杀太子弘，《通鉴》书曰︰“太子弘薨，时人以为武后杀之。”《通鉴》疑以示疑，而宋元徽四年书冯太后鸩显祖事，唯《天象志》云：“献文暴崩，实遇鸩毒。”元行冲《国典》云︰“冯太后伏壮士，太上入谒，遂崩。”司马公安知鸩显祖安得不彰？然则司马公安知鸩显祖者是冯太后与否也？此羲仲所疑八事也。

纯夫曰：“足下可谓善问，祖禹安敢不答？然其间所问节目，曩日尝陪论议，因足下之问，可以解诸儒之疑。此《通鉴》起予之助也。”云云。

羲仲得纯夫书，悔难《通鉴》之为书。君实寓局秘阁，道原实预讨论。君实与道原皆以史自负，同心协力，共成此书，曰：“光之得道原，犹瞽师之得相者也。”范纯夫、刘贡甫、司马公休亦推道原功力最多。君实尝有言︰“光修《通鉴》，唯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编，已欠伸思睡矣。扬子云云︰‘后世复有子云，《玄》必不废矣。’方今《春秋》尚废，况此书乎？聊用自娱馀生而已。”呜呼！君实所以用意远矣！非为寡闻浅见道也。然君实始成《通鉴》，以道原遗言求《通鉴》一定本，乃录本以付其家，而告羲仲曰：“先君子临终时，遗言恨不见书成。而此书之成，先君子力居多，他日须有从足下求之者，若欲传录，但传予之，非独区区之恳，亦先君子之志也。”然则君实期羲仲亦厚矣！羲仲既痛恨先人不及见奏成书，又惧后世有以小言、破言以小道、害道不幸而似羲仲者，故纂集其往复问难，使后世有考焉。